燕东园29号楼的院子很大，树很多。靠近28号翦伯赞先生家的东面那片草地上，长着好几棵高高的树冠很大的树，叫不上名字，但没有一棵树是重样的。南面的草地上有一棵龙爪槐，一棵梨树，西南角上有一棵白皮松。院子里角角落落种满了花花草草。
这栋小楼的楼下，住着一对老人，他们深居简出，难得一见其踪影。男主人周炳琳先生1963年离世，女主人魏璧几年后因抑郁症自杀，园子里住户对他们的记忆停留在1970年之前。
我只在邻居赵廼抟先生的小孙女赵谊平的笔下，找到这样一段回忆：
“我们称呼他周公公。他和爷爷的关系非常好。有时候我在院子里浇水玩，采指甲草的花，吹蒲公英的绒球，会看到周公公，他坐在楼前草坪的一把藤椅上，远远地看着我，当我跑近了，和他目光对视时，他会笑一笑。等我跑远了，他又继续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前方。”
在这次写作中，我才发现这对夫妇不凡的经历，他们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深度参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周炳琳先生走了一条书生参政之路。
周炳琳先生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法科经济门，正逢那个觉醒年代。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北大教授，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青年周炳琳满腔热血投身其中。1919年1月，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发起的《国民》杂志创刊，他们轮流担任主编，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很快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同年3月，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5月4日，周炳琳是那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带头冲进赵家楼，“当日火起之后，警察开始抓人，冲入曹宅的学生们纷纷越墙跑走。周炳琳身穿灰色长袍，越墙所沾灰土未被发现，加以态度沉着，得以安全返校”。周炳琳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健将”。
同年7月，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周炳琳积极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表现活跃，协助李大钊编辑会刊《少年中国》，负责《少年世界》月刊的编辑工作。1920年，周炳琳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
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召开第一次年会，李大钊、邓中夏等参加。颇有戏剧性的一幕，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欢送周炳琳、康白情等会员出国留学。那时，周炳琳已从北京大学毕业，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得到穆藕初奖学金的资助，他与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获得赴美留学机会。当时有人把这五人出国深造与清末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相比拟，称为学界的“五大臣出洋”。
周炳琳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1925年周炳琳学成归国，经过一番欧风美雨，他最终并未成为一名社会革命者，而是怀抱宪政民主的理想，走上另外一条书生救国之路。
1925年回国不久，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周炳琳加入了国民党。他开始尝试 “由参加政府而寻求新中国底希望”，[他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加入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参与了收回汉口租界的斗争。1928年春，又应邀为《中央日报》撰写社论，出任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作为浙江省六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当他看到国民政府内部屡起党争，毅然放弃了继续从政的想法，返回学校任教。
周炳琳先生1932年6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以后在西南联大时期，在1946年迁回北平以后，他一直主持着北大法学院的院务，直至1949年秋主动请辞。
民主人士马叙伦先生曾这样评价他：
“在昆明，每年的五四，周先生都要讲演、写文章，”“他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也是赵家楼的前哨尖兵，他抱着满腔的热忱与理想，参加了这个洪流，他希望苍老的中国经过它的洗礼，能够由黑暗过渡到黎明” “五四以后的中国，政治上更趋专制和独裁，人民生活更是加深了痛苦……但是，周先生始终没有悲观，他更没有消极，他始终是站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周先生是国民党员，他参加过八年的国民参政会，也曾经当过宪政促进会的委员，他希望能由这些努力中找寻出中国新生的途径。“
1938年，周炳琳先生作为“各界信望人士”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1939年他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同年2月，他与钱端升、黄炎培等人联名提出了“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他还参与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及“五五宪章修正案”等立法工作。马叙伦先生说：“他的表现十足站在民主方面”。
在国民参政会上，周炳琳先生多次批评蒋介石的内外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混乱”，国民党的统治必然失败。他慷慨陈辞，针砭时弊，言词犀利，八面出锋。他主张：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抗战，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国。民主政治须全盘的，彻底的。
1945年10月，周炳琳和张奚若共同起草，与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对国是的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愈演愈烈，周炳琳先生无比失望，开始减少乃至断绝与南京政府的一切往来。194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不顾舆论反对，召开“伪国民大会”，周炳琳先生被推举为“新任国大代表”，但他公开表示，不会出席此会。
在周炳琳先生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越走越近。北大经济系张友仁教授是周炳琳先生的外甥，他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关系：原来他的舅妈，也就是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与许德珩夫人劳君展女士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的同学，两人还都是湖南新民学会的初始会员，和毛泽东相熟。1920年12月魏、劳二人毕业后，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曾于上海半淞园为她们饯行，随后又长期保持通信联系。
据张友仁教授的研究披露：1935年底，劳君展、魏璧在北平得悉毛主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到达陕北，就在考虑给毛主席送些什么陕北需要的东西……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四人在一起商量好，共同出资，各出大洋一百（未用完），购买物资，送往陕北，对刚到陕北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与慰问……他们选购了三十多双布鞋、十二只怀表和十余只火腿……以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四人的名义，委托徐冰和张晓梅，装在一辆开往陕北运送物资的卡车上，顺便运往陕北送给毛主席，对毛主席他们胜利到达陕北表示亲切的慰问”。
毛泽东收到礼物后，于1936年11月2日写信表示感谢。原信如下：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后来，许德珩夫妇在重庆收到蔡畅从延安带来的一块手工制作的呢子作为答谢。周炳琳夫妇在重庆收到徐冰和刘昂（蔡畅的外甥女）带来的来自延安的问候，还有一块在大生产运动中生产的织有梅花鹿图案的地毯。蔡畅与魏璧、劳君展也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的同学，并一起赴法勤工俭学。
1949年1月15日，北平市律师公会、农会、工会、商会、电车工会和妇女界等团体筹组成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何思源、周炳琳、康同璧、陆志韦、何基鸿、贺麟、张申府、张东荪、郑天挺、赵凤喈等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应邀参加。1月16日，“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推举何思源、周炳琳、张东荪等11名代表前往香山，访晤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寻求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1949年3月，北京饭店。毛泽东宴请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他站在门厅与客人们一一握手，与周炳琳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 呀！”
一个新世界就在眼前。周炳琳先生始料未及，历史竟是这样向他拉开帷幕：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向参加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在报告中，他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着重阐明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随后，京津20所高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实际，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
名曰学习，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洗澡、洗脑”的思想改造运动。周炳琳先生被内定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据亲历者张友仁教授回忆，周先生因几次检讨难以通过，向校长马寅初表示拒绝再作检讨，并“愿承担一切后果”。但马寅初亲自找他谈话，并动员周的妻子、女儿和朋友，对之进行“帮教”。
周炳琳先生第四次检讨最终还是过了关。事后方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将他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特别批示，大意为：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
北京大学继续给周炳琳先生安排了教学任务。据北大档案馆藏档案，1954年“北大经济系新开课程”中有他新开的“外国经济史”课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课，总计136学时，他的职称仍是教授。同年经济系“教材建设计划”中，也由他来主要负责“外国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订工作。
1955年系里为周炳琳先生分配了一个助手：刚毕业留校的厉以宁。
厉以宁学业优秀，因受政治运动的某些问题牵连，虽然留校，但没有当上教员，只当了一名资料员，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史教研室。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协助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
其实厉以宁早就认识周炳琳先生，学生年代就曾到燕东园29号请教。他第一次进周家时，周先生和师母魏璧先生都在。周先生问厉以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厉回答：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先生很高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这次他以助手的身份正式登门报到。周先生很高兴，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翻译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第二，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周先生说：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学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
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按照周炳琳的指导，厉以宁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师生，于是他先把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看，周炳琳觉得可以翻译此书，并将其列入了教研室的工作计划。
厉以宁回忆：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不深。
在这本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周炳琳审阅后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厉以宁时，他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全书40万字。厉以宁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译稿。1958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稿费归学校，厉以宁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此后他结婚、安家和把家里老人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厉以宁和妻子两地分居，已有了一个女儿厉放，租住的平房三间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还有弟弟在北京101中学读书，他的生活相当艰难。幸亏他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1977年，厉以宁结束了22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北大讲台，很快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500人的大教室，连过道、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旁听的学生需提前领号，凭号入场。厉以宁的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他86岁。
厉以宁也始终没有忘记恩师周炳琳：
1993年，周炳琳先生逝世30周年时，厉以宁写了一首七绝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和崇敬：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2010年，周炳琳先生逝世47年时，厉以宁提笔写下《回忆周炳琳老师》一文。这时的厉以宁已经80高龄，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连续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以及对“双重转型”进行的理论探讨，都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在这篇忆恩师的文章中，一段段质朴、平实、深情的文字，怀旧中饱含着感恩与敬意。
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与周炳琳先生最后的交谈：
1962年，周炳琳先生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厉以宁闻知匆匆赶到医院。那时周先生还能下床走动，师生二人在病房走廊的靠椅上交谈了很久。
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
周炳琳把话题转到厉以宁的工作上来，得知他还在研究外国经济史，还在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先生笑了，
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
1963年周炳琳病逝。厉以宁在追悼会上痛哭失声。师母魏璧握住他的手，一边流泪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厉以宁以这样一段感人的文字作为文章的结尾：
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我们的外国经济史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已经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希腊古代 经济史》上下两卷正在整理过程中。此外，我的外国经济史论文集《西方经济史的探讨》也出版在即。
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