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技术与时间》是斯蒂格勒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后期批判数字技术与“人类世”的思想基础。《技术与时间》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具有亲缘性。用“技术”取代“存在”彰显了斯蒂格勒的哲学旨趣，即把基础存在论奠基于技术存在论。首先，斯蒂格勒接受“在世存在”的主张，并将它解释为“在自身之外存在”;其次，与海德格尔通过“向死存在”回到本真性不同，斯蒂格勒拒绝本真性概念，主张技术构成此在；再次，这意味着此在是可被构成的，因而是未完成的，“亏欠”与爱比米修斯神话共同为此提供了根据；最后，技术构成此在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代具性存在”,此在必须与技术共在，并通过技术而存在。
《技术与时间》(三卷本)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代表作，并构成了他后期批判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和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思想基础。在斯蒂格勒的职业生涯中，海德格尔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与时间》的标题本身便让人联想起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用“技术(la technique)”取代“存在(sein)”彰显了斯蒂格勒的雄心壮志：通过“技术”理解“存在”,将“基础存在论”奠基于“技术存在论”。以此为原则，斯蒂格勒批判性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首先，斯蒂格勒接受“在世存在”的主张，并将它解释为“在自身之外存在(être-hors-de-soi)”。其次，与海德格尔通过“向死存在”回到本真性不同，斯蒂格勒从原则上拒绝本真性概念，并主张技术构成此在(dasein)。这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再次，技术构成此在预设了此在是可被构成的，因而是未完成的。通过爱比米修斯神话，斯蒂格勒发展了海德格尔的“亏欠(ausstand)”概念。据此，人的本质是缺乏本质，必须通过技术创造充盈自身。这为技术构成此在提供了可能性根据。最后，技术构成此在的重要形式是“代具性存在(being prosthetically)”。技术作为“已经在此(déjà-là)”不仅构成了此在的过去，而且为缺乏本质的此在提供“替补(supplément)”。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性发展，既避免了经典现象学对技术所持的过于消极的态度，又让现象学在新兴技术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一、监狱作为现象学实验室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斯蒂格勒的传奇经历。与“书斋型学者”不同，斯蒂格勒可以说是“监狱型学者”。1978年，他因为抢银行被判入狱八年。[1]54令人诧异的是，监狱竟成为斯蒂格勒哲学生涯的起点。在此之前，他对哲学一无所知，“26岁之前，我从未做过哲学；我甚至没读完高中”[2]9。正是监禁使得他有机会踏入哲学殿堂，在牢房里亲身演练现象学悬置(epoché)和现象学还原。囚禁的本质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它强行终止日常生活，使“自然态度”不再自然。甚至，它让整个外部世界缺席，强迫犯人在孤独的牢房内回到自身。后来，斯蒂格勒不无戏谑地说，这正是监狱的积极功能：“我发现在一定条件下监狱牢房变成了现象学实验室”[1]57。这番奇遇是偶然，也是意外。通常，书斋型学者通过阅读去理解现象学还原，斯蒂格勒则在阅读之前先在监狱中演练现象学还原。他回忆说，“当我发现它[现象学还原]已经由现象学表述出来并成为理论时，我发现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状态”[2]22。以此为契机，他开始大量研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由此成了他一生的思想“路标”。
那么，这番颇具传奇色彩的狱中现象学还原实验，实验结果如何?斯蒂格勒的结论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如出一辙：彻底的现象学还原是不可能的。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梅洛-庞蒂宣称，“还原获得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彻底还原的不可能性”[3]viii。在他看来，现象学还原并未将世界还原为关于世界的意识，或将世界还原为先验主体的构造。相反，它恰恰证明了世界对于我的不可或缺性。“如果我们是绝对精神(l’esprit absolu),那么还原没有任何问题”[3]viii,但我们是在世界之中存在(être-au-monde)。“反思并非离开世界并转向作为世界基础的意识统一性，它回撤是为了观察超验之物(transcendances)的涌现，它让联结我们与世界的意向之线变得松弛以便使之一目了然。”
与梅洛-庞蒂类似，斯蒂格勒发现我与世界的关系犹如鱼水。鱼儿离不开水，但通常并不知晓水的重要性。只有当鱼离开水，水的重要性方能显现。狱中斯蒂格勒犹如离开水的飞鱼，“在那间牢房里……我或许有机会像飞鱼那样思考这个世界。”[2]15在胡塞尔看来，只有彻底悬置世界并回到先验自我，才能实现现象学的严格科学理想。斯蒂格勒则主张，我不可能彻底悬置世界，因为世界是我的构成性条件。但是，正如水的重要性只有在鱼离开水面后才一目了然，世界的必要性也恰恰通过现象学还原才显现出来。监禁意味着“我不再生活于世界之中，而生活在世界的缺席中，世界在此不仅将自身呈现为缺失(default),而且呈现为总是缺省(in default)之物，呈现为必要的缺省(necessary default),而非呈现为缺乏(lack)”[2]17。1总之，斯蒂格勒的狱中现象学实验证明了彻底的现象学还原是不可能的。我无法“去世”,我只能“在世”。
二、 “在世存在”作为“在自身之外存在”
“在世(in-der-welt-sein)”是《存在与时间》的中心主题，是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根本规定。此在不是凝视和静观世界的主体，不是站在世界外部与之面对面的纯粹意识。此在之为此在，是因为它总是已经位于世界中的“此(da)”,总是已经与其他存在者相伴相生，并置身于由这种关联构成的处境之中。海德格尔将这一特征称作“实际性(faktizit?t)”:“实际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有这样的意思：某个‘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说：它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4]80
“在世界之中存在”通常是“在自身之外存在(être-hors-de-soi)”。[5]192-196这一用语来自斯蒂格勒，尽管他并未将它与“在世存在”直接等同，但二者具有相同的取向。为什么“在世界之中存在”是“在自身之外存在”?海德格尔将在世存在的整体结构归结为操心(sorge)。在日常状态中，此在首先并且通常忙于做事做人，忙于与他人他物交往。操心有两种表现形式：操劳(besorge)与操持(fürsorge)。操劳指的是此在与世界之中其他事物打交道，操持指的是此在与世界之中其他此在打交道。在操劳中，事物首先以上手(zuhandenheit)的方式呈现，作为称手或不称手的用具(zeug)。与物不同，其他此在既不上手，也不在手(vorhandenheit),因为它们根本不是用具。“这种存在者不被操劳，而是处于操持之中。”[4]172
无论是操劳还是操持，此在首先外在于自身，消散于他物与他人。“此在在存在论上首先从那种它自身所不是但却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来照面的存在者方面及其存在方面来领会它自己本身，也就是说，领会它的在世”。[4]83海德格尔完全拒绝了近代哲学的起点，即独立自足的“我思”或主体。我并非首先作为孤独的心灵去面对一个非我的世界。相反，我作为此在总是已经在世界之中，总是已经与他人他物打交道，并通过打交道而理解这个世界。在批评二元论时，海德格尔最为明确地表达了此在的外在性：“在指向某某东西之际，在把捉之际，此在并非要从它早先被囚闭于其中的内在范围出去，相反倒是：按照它本来的存在方式，此在一向已经‘在外’(drauβen),一向滞留于属于已被揭示的世界的、前来照面的存在者。”[4]88如果先验主体的沉思生活是悬置世界、反求诸己，那么在世此在的生存则意味着离开自身、滞留于外。《存在与时间》的一条边注写道：“此在生存，而且唯此在生存；于是乎生存[即是]站出去，去进入此的公开性(offentheit):生-存(ek-sistenz)”。[4]189生存就是绽出(ekstatisch)、走出去。“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走出自身，“在自身之外存在”。
海德格尔对在世存在的刻画极富创造性，但他对日常在世是不满意的，并称之为沉沦(verfallen):“此在首先总已从它自身脱落(abgefallen)、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4]247在沉沦中，此在“不是它自身(nicht-es-selbst-sein)”,是异化的(entfremdend),“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庄子·逍遥游》)。“沉沦”、“跌落”、“异化”这些词无不表达着海德格尔对日常在世的不满，对“在自身之外存在”的忧虑。那么，此在如何回到自身?如何从非本真状态走向本真状态?答案是：“向死而在(sein zum tode)”。
在日常状态中，此在听凭“常人(das mann)”掌控，让他人代替自己做决定。然而，有一件事是绝对无法代替的，是此在必须独自承担的，那就是死。“向死而在”或“向终结存在”(sein zum ende)把此在从“常人”那里拉回来，让它独自面对自身。“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自身之前时，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4]347必须强调，死亡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之结束，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之可能性。在一切可能性中，死亡是最特殊的可能性：不再在世的可能性，生存之不可能的可能性。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则相反，“未知死，焉知生”。只有死才能让人本真地生，摆脱庸庸碌碌的非本真生活。
三、技术构成此在
“在自身之外存在”是非本真的，此在沉沦于“天下事”。通过“向死存在”返回自身的存在方式是本真的，此在挣脱“天下事”的羁绊，面对自己本身。如果把“此在”当作“谁(wer)”,把“天下事”当作“什么(was)”,那么这无疑表明本真的“谁”并不依赖“什么”,甚至只有离开“什么”才能赢得自身。2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什么”对“谁”根本不是构成性(constitutive)的，而仅是解构性的(deconstructive)。“天下事”造成了此在的沉沦和异化，陷入“人为物役”的境地。
正是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与海德格尔分道扬镳，并且成为他批判性地发展现象学的起点。《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写道：“‘存在者是谁(生存)还是什么(最广义的现成存在)。这两种存在类型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事实上问题就在这里，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展开上，我们与《存在与时间》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是关键性的”。[5]242斯蒂格勒的核心主张是：“什么”构成“谁”。进一步看，他把“谁”与“什么”的关系首先置于技术语境之中。于是，“什么”构成“谁”的首要含义是“技术构成此在”。这是斯蒂格勒的技术存在论的指导原则。长期以来，哲学贬低技术(techné),弘扬科学(episteme)。斯蒂格勒试图扭转这一局面，而且在最基础的存在论层面从事这项工作。因此，他的技术存在论或技术哲学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哲学本身，“哲学问题就是技术问题”[6]46。
必须强调，斯蒂格勒的技术概念是广义的，不限于当代精密技术或高新技术，它涵盖一切与techné有关的活动及其产物，从原始人打磨石器到美国毅力号火星探测。“技术首先并且主要指的是一切技能(skills)”[5]93。在此，斯蒂格勒是在古希腊哲学意义上使用techné的。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写道，“一切技术都与生成有关，而进行技术的思考就是去审视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些事物的开始之点在创制者中，而不在被创制物中”。[7]相应地，技术对象或技术人工物是一类特殊的存在者：“在物理科学的无机存在者与生物学的有机化存在者之间，还存在第三类‘存在者’:有机化的无机存在者(étants inorganiques organisés),即技术对象。”[5]16
技术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人们对此往往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技术是人的发明，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纯粹工具。相反，技术中心主义主张技术是自为的，以自身为目的。因此，它可能导致技术压迫和异化。据此，技术或者服务于人，或者压迫人，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人，无法从正面规定人是什么。相反，斯蒂格勒反对将人与技术对立起来，主张技术构成此在。“人的发明(l’invention de l’homme):不要对此自鸣得意，属格(de)的模棱两可提出了下列一分为二的问题：‘谁’或‘什么’做发明?‘谁’或‘什么’被发明?主语的模棱两可，甚至动词(发明)宾语的模棱两可，恰恰说明这个动词的意义本身是模棱两可的。‘谁’与‘什么’之间的联系是发明。看起来‘谁’和‘什么’分别命名人与技术。可是，属格的模棱两可至少促使人们追问：如果‘谁’指技术呢?如果‘什么’指人呢?又或者必须摆脱或者超越‘谁’与‘什么’之间的一切差异吗?”[5]134
回答上述问题构成了斯蒂格勒技术存在论的中心任务。与通过向死存在回到本真性不同，斯蒂格勒主张根本不存在本真性，不存在独立于技术的本真自我，更无所谓“回到自身”。与海德格尔一样，斯蒂格勒主张此在具有实际性，并且总是已经“在自身之外存在”。与海德格尔不同，斯蒂格勒主张，只有基于“在外”或“外化(exteriorisation)”,此在才能拥有一个内部(interior),一个自我。此在之“谁”只有参照技术之“什么”才能解答，后者对前者具有构成性。这便回到了斯蒂格勒的狱中现象学实验结果：我无法彻底悬置世界，因为世界构成了我。“离开‘什么’,‘谁’什么也不是。”[8]7
四、此在之亏欠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技术构成此在显然预设了此在是可被构成的，因而是未完成的。一个完满的存在者无法被构成，如上帝。一个已经完成的事物无需再被构成，比如制作好的桌子。所谓完成，无非是说事物的实存符合本质。此时，不再有任何进一步构成的可能性。然而，此在不是桌子，此在的本质就是缺乏本质，永远是未完成的、有待构成的。海德格尔把此在的这种特征称作亏欠(ausstand):“在此在中始终有某种东西亏欠着，这种东西作为此在本身的能在尚未成其为‘现实’的。从而，在此在的基本建构的本质中有一种持续的未封闭状态。不完整性意味着在能在那里的亏欠。”[4]329此在作为生存是去存在，去存在是向着可能性存在，而可能之为可能意味着尚未成为现实。此在之亏欠表明，此在拥有尚未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并依据可能性进行筹划。这就是“将来”的真正含义。一个没有将来的此在将丧失一切可能性，这无异于生存的终结，而生存的终结即生存的毁灭。在日常口语中，“完了”这个词完美表达了终结的两义性：完成与毁灭。总之，此在作为生存必然是亏欠的、不完整的、有欠缺的。试想，一种没有未来、没有可能性的生活为何要继续下去?
此在之亏欠在爱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斯蒂格勒常引用这个神话来论证此在之亏欠或本质之缺乏。该神话的要义是，人起源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是缺乏本质或才能(quality)的存在者，必须通过技术创造去赢得自己的本质。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记载了这则神话。[9]很久以前，世上只有永生的诸神，会死的物种(mortal races)尚不存在。后来，诸神开始用土与火创造它们，并委派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兄弟爱比米修斯为它们分配才能。爱比米修斯为一些动物分配力量，但不给速度，为另一些动物分配速度，但不给力量。一些动物获得了尖牙利爪，另一些则插上了翅膀。但爱比米修斯是“后思(after-thought)”,是略显迟钝的后知后觉者。在轮到人类时，他发现所有才能都用完了。此时，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发现其他动物都安排得当，唯有人类赤身裸体，既无皮毛亦无盔甲爪牙之利。为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技术与火，并赋予人类。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故事。
在这则神话中，人是过失的产物，是被遗忘的存在者；且人源自双重过失：爱比米修斯的遗忘与普罗米修斯的盗窃。遗忘导致人类无法像别的动物那样先天拥有生存本领，不得不赤身裸体、孤立无援来到世界。盗窃则赋予人类以制作、发明、想象和创造的能力，以弥补先天才能的缺失，这就是技术的意义。斯蒂格勒主张，人没有起源，或者说人的起源就是起源之缺失(original default)。“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缺失。也就是说，他们的存在是他们的生成。”[6]69为了弥补缺失，人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造。总之，正是此在之亏欠或人的起源之缺失为技术构成此在提供了可能性根据。
五、代具性存在
那么，技术究竟以何种方式构成此在?“在世存在”意味着此在总是已经置身于世界中的“此”。此在身处其中的周围世界先于此在，是此在必须接受和继承的条件或情境。这些存在论条件集合被斯蒂格勒称为“已经在此”。此在被抛入世界之前，特定的语言、风俗、习惯、制度、文字、器具等等已经存在。因此，在世就是置身于“已经在此”。另一方面，“已经在此”是构成物而非自然物，属于techné而非physis。这些是历史的、文化的成就，是先人前辈的创造，不是与文化无关的自然条件或自然环境。
可以将置身于“已经在此”的此在的存在方式称作“代具性存在(being prosthetically)”。“此在如何以这种方式生存(eksist) 代具性地，通过将自身置于、投射于自身之外，自身之前。”[5]234在医学领域，prosthesis(代具)一般翻译为假肢或义肢，其功能是代替残缺的器官。但是，在原初意义上“代具意味着‘置于……前面’。代具性是世界的已经在此，因此也是过去的已经在此。代具字面上可以翻译为前置(proposition)。一个代具就是被前置的东西，被放在前面(in front),被预先(in advance)放置；技术就是被放置在我们面前的东西”[5]235。prosthesis的前缀pro意味着“前面”、“领先”,兼具时间和空间双重含义：“代具的意思是(1)被放在前面或空间化(去远[é-loignement]);(2)被预先放置，已经在此(过去)和先行(anticipation)(foresight),即时间化。”[5]152简言之，代具就是先于(时间上)此在并放置在此在面前(空间上)的技术物之总和。
从时间上说，代具性的“已经在此”构成了此在的“曾在(gewesen)”。从字面上看，“已经在此”代表着时间的过去之维。这个过去是相当独特的。一方面，它不是此在的过去，且在时间上先于此在。另一方面，它又能够成为此在的过去。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曾在”不同于现成事物的“过去”:“‘只消’此在实际生存着，它就从未过去，反倒总在‘是我所曾在’的意义上曾在”[4]449。对此，斯蒂格勒解释道：“‘此在的过去’在它之前已经在此，但只有在这个此在存在时，这个过去才能是此在的过去，这个过去尚未是此在的过去，但可以成为它的过去。没有这个过去，这个此在什么也不是。”[8]4-5可见，“已经在此”在时间上先于此在，并规定了此在的曾在。
从空间上说，代具放置在此在前面并构成着此在的生存活动。作为缺乏本质和才能的存在者，此在必然并且总是已经依赖于技术物。我们借助语言交流，借助文字表达，借助房屋遮雨，借助耕作获取食物，借助讲稿发表讲演等等。海德格尔主张，此在必须摆脱外物才能回到本真自我。但是，斯蒂格勒告诉我们，没有技术物，就没有此在，此在必须与它们“共在(mitsein)”。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前面谈到的“在自身之外存在”。与“我思”相反，此在无法凭借自身存在。“在自身之内存在”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此在已经在外，已经与技术共在。这样说来，将prosthesis翻译为“代具”并非十分准确。因为代具的功能根本不是代替，而是充盈缺乏本质的此在，使之丰富起来。德里达的“替补(supplément)”概念可以更好地阐明“代具”的意义。替补概念具有双重含义：替代与补充。“替补概念……自身涵盖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的结合既怪异，又属必然。替补补充，它是剩余，是充实另一个充足性(plénitude)的充足性，在场的填充(comble de la présence)。”另一方面，“替补代替(supplée)。它补充只为取代。它介入或混入代替(à-la-place-de);如果它填充，那也如同填充虚空。如果它代表(représente)或临摹[在场],那也是通过在场的先天缺失进行的。”[10]技术作为代具看起来只是此在的手段或工具，但事实上不断充盈着干瘪的此在。总之，此在之存在是代具性存在。
六、结语
如果说17世纪是科学的时代，那么当今无疑是技术或技术科学的时代。无论是否情愿，我们的生存方式已经为急速发展的技术所塑造。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表达了对这一趋势的忧虑，《存在与时间》力图构造一种挣脱技术羁绊的存在论。反之，斯蒂格勒则主动接受这一时代状况。技术塑造人已是不争的事实，离开技术谈论人是时代错位。因此，《技术与时间》探求的存在论是技术存在论，而不是反技术的存在论。以此为原则，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做了批判性的发展，将“基础存在论”奠基于“技术存在论”,在存在论层面为技术构成此在开辟可能性空间。如果说海德格尔试图用本真性对抗技术，斯蒂格勒则赋予技术以积极的存在论价值。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技术批判的哲学职责呢?恰恰相反。如果“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不得不依赖于技术，那么“普罗米修斯的羞愧(promethean shame)”3则让人在技术面前自惭形秽。对此，斯蒂格勒后来尝试构建“器官学(organology)”和“药理学(pharmacology)”予以批判性分析。总之，通过重构技术与此在的关系，《技术与时间》批判性地发展了《存在与时间》,为反思当代技术处境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现象学存在论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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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德斯.过时的人(第一卷)[m].范捷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74.
【注释】
1在此,default有两种含义:缺失与缺省。缺失是缺席,缺省则是默认。斯蒂格勒的意思是,世界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世界的默认性。我们总是已经默认了世界的必要性,世界是缺省的。换言之,世界的缺失恰恰揭示了世界的缺省,世界的不在场恰恰证明了世界在场的必要性。
2“谁(qui)”与“什么(quoi)”是斯蒂格勒的惯用语,它源自《存在与时间》对“此在”与“物”的区分:“生存论性质与范畴乃是存在性质的两种基本可能性。与这两者相应的存在者所要求的发问方式一上来就各不相同:存在者是谁(生存)还是什么(最广义的现成状态)。”[4]64
3“普罗米修斯的羞愧”来自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意指“在自己制造的产品的质量面前感到一种自叹不如的羞愧”。人作为创造者在越来越精密完美的技术物面前感到自惭形秽,这就是“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的基本含义。(参见[11])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