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又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列强环伺”的变局，一是从帝制向共和制的革命。从帝制到共和制的共和革命层面看，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变局是国家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政治权力与国家文教权力之间呈现分离态势，国家文教权力处于未定状态，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国家政治重构进程中活跃的重要力量，在国家政治空间中的角色和位置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些问题，今天经常被纳入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范畴来讨论。本文尝试将康有为的教权论述与毛泽东的文化战线论述放在这一共同的问题脉络中加以解读，可以看到，康有为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都是以把握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的疏离分流趋势为基础的，都在回应这一趋势带来的诸种难题，也即争取教权或者文化战线的领导权面临的诸种挑战。
政治阶层-文化阶层的“分流”与文化权力的三元结构
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经历了文教大一统格局终结的变化。鸦片战争失败及随后列强的相继入侵，大大加速了明代中后期以降中国思想文化格局的变化。近代科学技术随着坚船利炮的大量传入，科技和工业领域专业分工的逐渐发展，歧异纷出的域外思想的传播与碰撞，种种潮流汇聚在一起，形成帝国末期的知识“爆炸”态势。社会知识体系快速膨胀，官僚体系囊括最优秀知识精英的原有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官僚体系与知识精英群体的“分流”趋势。
在中国传统帝制下，朝廷通过科举制等人才选拔机制，将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基本网罗于官僚体系之下。这是传统帝制“以政驭教”的社会基础。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是人才选拔与官僚体系之间高度融合的理想状况，并对政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吏士合一”“官师合一”是儒家的一种重要理想。与此相应，“入世”抑或“出世”，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关键问题。“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皇权政治体系中的理想处世方式。在以政驭教的王朝政治体系中，文教权威的最高象征是皇权，知识分子的知识权力基本上笼罩于王朝教化体系之下；知识分子如果不在王朝体制之中，较难获得参与政治或“党争”的群体影响力。
但近代以降，“仕”与“学”逐渐分流，“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一人才循环的传统闭环逐渐瓦解了。“学”在辛亥革命之前已发生巨变，随着学校和工业部门的兴起，知识精英阶层出现历史性变化；辛亥革命之后，“仕”亦发生巨变，不同政治力量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长期存在，不只是围绕既有国家机构的政治争夺，还有另起炉灶的谋求建立新中国的斗争。
在专业分工发展、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分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文教权威不可避免地发生结构性变化，分散于局部重叠而主体分流的两个系统之中：一是官僚系统，一是学校等知识教育专业系统。官僚系统虽然仍会聚着大量知识精英，但一般官僚很难像传统王朝官僚那样，一方面从事繁复的军政工作，另一方面从事日益专业化的研究工作；知识精英尤其是新学精英必然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文教专业部门。以此为基础，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此前罕有的态势，即传统王朝时代的政治思想分歧往往表现为官僚体系内部分歧和斗争的形式，而在官僚系统与文教专业系统分流的时代，社会舆论空间成为政治思想分歧和斗争的另一主要空间，知识文化界的思想争论往往更为活跃和重要。
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与“出世”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从传统二元的政-教关系架构中的人生选择，转向共和时代的政治官僚系统-文教系统-民众三元关系架构中的人生选择。其关键的变化在于，在国家政治权力与文教权力逐渐分离后，知识分子“入世”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参与官僚体系内部的政治角逐，亦可以直接参与或发起社会动员，在文教领域寻求相对独立的政治影响力。根本原因在于，文教专业场域自成体系，同时共和时代大众的崛起，为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超出既有官僚体系的新空间。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走向民间开展文化普及和社会动员，民众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在这一潮流推动下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国际国内危机状况下参与军事斗争和社会斗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大众在共和时代的崛起。
葛兰西也分析了政治权力与“市民社会”权力相对分离的趋势，认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后果是“政教分离”——不只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而且是政治权力与所谓“市民社会”权力的相对分离，特别是与掌握在“市民社会的机构”及其知识分子手中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相对分离。政权与意识形态之间那种直接而单一的肯定性关系的解除，是比“三权分立”更为根本的分权形式，正是这种分离使“意识形态统一”成为一个现代的难题。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的基本格局，一是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分流”的客观趋势，二是这两个阶层与大众形成三元结构，“学”与“仕”同时展开社会大众的动员，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
“孔子为大地教主”：康有为孔教论的失败与启发
辛亥革命和民国肇建是三千年巨变的关节点，康有为在此一时期的政治思考和实践，尤其是民国建立之前尝试建立政党，之后则将重点转向组织孔教会、推动“定孔教为国教”，提供了理解知识分子角色与位置巨变的重要案例。1912年初，康有为撰《中华救国论》，提出一套另类的“政教分离”论。他分析了尚争之“政”与养心之“教”的分离：现实政治“争势利”、讲诈伪，与信仰宗教、尊崇道德，虽然相互矛盾悖离，但可以“两不相碍而两不相失”。这是对“政教分离”的重新定义，他将这个意义上的“政教分离”视为现代世界列国竞争格局之下的合理状态，认为当时中国也适宜实行这种政教双轨的“分离”。但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欧洲各国的问题是各个民族国家之“政”相对于罗马教廷之“教”获得独立性，康有为指出的中国问题则是，“教”从“政”的辖制中分离出来，“教”取得相对于共和国家之“政”的相对独立空间。
康有为意识到，随着帝制瓦解，政权与教权相分离，不仅原有“君主”之位虚悬，“教主”之位亦处于虚悬状态。帝制的终结与民国政治的长期分裂及战争，既意味着国家政治权力的未定状态，也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未定状态。他企图在缺乏政治竞争实力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孔圣人认同及孔教认同在中国人和政治精英中占据多数这一社会基础（其实是康有为的预估），说服国会“定孔教为国教”，将孔教会发展成跨政党的宗教（或者说，发展成伪装成宗教的政党），以在议会中形成不在场的多数派，由此推动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在分流中的再合流。但这一策略毫无疑问地落空了，主要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国家“教权”归属之争，既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道路斗争和权力争夺，也是国家政治权力争夺的一部分。康有为倡扬孔教和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可谓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入世”方式。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没有教权的建制性设置，康有为推动定孔教为国教，事实上是要开创中国政治的新架构。像袁世凯这种有丰富政治历练的人物，容易明白中国这一政治传统的基本逻辑，知道在国家政权之外设立教权，容易形成政权与教权这两种力量的对峙，是一种容易导致国家分裂的政治结构。因为这一显见的原因，康有为的立孔教设想在戊戌变法时期就遭到多数革新派士大夫的反对，在民国初年也遇到了袁世凯统治集团的抵制。
其二，“教权”的争夺必须以政治竞争实力做基础。康有为企图在缺乏政治竞争实力的条件下，呼吁或诱导执政者让渡“教权”，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也仅此而已。他在民国建立之后转而忽视政党斗争，承认自己一方在政党斗争中已经落后，进而放弃这一斗争路径，其实是承认己方缺乏政治斗争的能力。这一策略的投机性在于，他放弃了争夺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努力，转而乞灵于国家权力体系听从其诱导的偶然配合。试图称帝复辟的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配合他，反而扶持其他尊孔组织以削弱孔教会影响力，共和政府配合的可能性更小，此一策略必然落空。
其三，知识分子作为争夺文化领导权斗争的主力，其作用是奠基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上的，文化领导权的形成最后需要呈现为主导性的社会政治潮流，后者是前者的实现形式与证明。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冲击下，传统上以孔教为核心的文教大一统秩序的合法性遭遇严重挑战，已无力回应世变之亟的迫切需求。康有为以大同论述为中心重释孔子，主要是要论证孔子有资格做“全球教主”，确立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方向，而非用来回应和解决现实危机。这就使得他的孔教论从根本上缺乏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对社会政治潮流的主导权，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获得文化领导权。正是在孔子之义与现实危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们发起了对康有为大同立教论述的系统挑战。
但另一方面，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启发。其一，把握政治与文教的疏离与分流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意识到文教领域可以成为社会政治革命的能动场域，成为打造新的政治架构、形成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康有为将国教建制作为改变政治版图的支点的企图虽然失败了，但打开了文化阶层介入社会政治大变局的想象空间。其二，打开了从思想文化变革入手打造组织化社会运动和政党的想象空间，提示了文化阶层与政治阶层既分流又合流、在分流中再合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康有为组织孔教会的主要思路是利用中国社会对孔子的普遍尊崇，以孔教会作为推动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再合流的组织基础。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骨干认为孔子和儒学救不了深度危机中的中国，要用能够救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打造新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探索建立新政党的组织化道路。在文化运动的组织化进入到政治运动的组织化阶段之后，后者成为更主要的力量，但文化运动仍然是积极能动的领域。其三，康有为表面强调大同却在实践中搁置大同，被动地“靠天吃饭”，其参与复辟运动的惨败呈现了大同立教理论的根本局限，“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是从洞见和系统批判康有为的局限起步的，开启了思想理论与政治军事运动不断往复互动的新进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和信仰不再只是纸面的承诺，而是内在包含于分阶段推进的革命运动之中。
“组织化君主”：革命政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新建构
康有为提出的教权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呈现为文化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教权问题是在既有国家政治架构中谋求国教的创立，即教权的实体化，而文化战线的领导权是在致力于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革命进程中寻求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不是康有为想象的那种在已有稳定结构中的建制，而是流动的政治军事运动进程中的新建构；教权的设立依赖于既有国家机器的决定，而文化战线的领导权取决于政党以我为主的政治文化能力。解读葛兰西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革命政党是如何把握和回应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的疏离分流趋势的。
葛兰西将政党视为现代政治的“新君主”，提出有机知识界的问题。《狱中札记》指出，“政党在自己的范围中执行自己的职能，比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执行自己职能，更加完全、更加有组织：成为一定社会集团政党党员的知识分子与这个集团有机的知识界溶合起来，和它更巩固地联系起来，而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却是软弱无力地参加，有时简直是微不足道地参加。”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的“软弱无力”与“微不足道”的状态，关键原因在于，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的“分流”和疏离表现为专业分化、话语分化、习惯分化等一系列分化，如果知识分子在国家官僚体系中不能转换角色和调整自我，很难顺利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政党的组织生活的逻辑，是以政治信仰、政治原则与政治运动为轴心的，有普通党员参与的相对大的空间。政党可以将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同时容纳进来，而国家机器则不可能。这是政党之所以是“现代君主”的一个关键因素。葛兰西认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这一断言看起来可笑，但非常正确，重要的是党应当实行领导和组织作用，即是教育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按照这一思路，“学”的阶层除非走向政党化，否则不可能凭借其专业性赢得政治场域的激烈斗争。有能力争夺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是组织化的政党。在这个层面，葛兰西认为，“现代政党、其实际发生、其发展、其形式的问题”是最有兴味的问题，这是“任何基本社会集团有机知识界范畴和传统知识界范畴之间的差别”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即指出，“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首先要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视野的基础是“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区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分，毛泽东指出了一个特殊原因，即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与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紧接着毛泽东指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分流现象，即抗战爆发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多地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但“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其原因是多元的，包括政治与文化的阶层分流，文化思想学术的专业化与追求相对独立的习惯诉求，不同观念态度乃至立场的分歧。这些分流现象带来的难题的具体表现，即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文的战线与武的战线及其他战线存在“分流”现象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它们汇聚在一起，既分流又合流，在分流中合流，成为革命政党在文武两个战线齐头并进、团结协作的生力军？这是毛泽东在这一讲话中提出的、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引言”部分提出的问题和“结论”部分的分析，都以党的组织发展为前提，表明已经排除了类似于传统王朝时代的以政驭教、将政教精英都吸纳于官僚体系的道路选择，不再考虑以科层化体系吸纳与整合不同战线的知识分子，只有以政党本身作为知识普及时代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再合流的组织架构。同样道理，在党的组织内部，便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以武的战线去统合文的战线，或者以文的战线去统合武的战线，问题并不在于武的战线与文的战线二者的关系。这些是讲话中没有明言的部分，却是非常关键和基础的部分。
那么，在党的组织之内如何促成政治队伍与文化队伍在分流中再合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事实上是，武的战线与文的战线同时投入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组织生活，在共同的事业和政治过程中去消化两条战线与人民群众结合程度不一样的问题。共同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党的组织生活是共同投入这一事业的基础。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政治队伍与文化队伍的再合流已经不可能在科层制架构中实现，需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事业、共同政治过程中实现。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引言”部分提出的问题是“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到结论部分，“问题的中心”却变成了“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武的战线与文的战线都有其专业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在党的组织中，专业分工不是问题的重点（分工可以得到尊重，同时也可以在跨界的工作中锻炼干部），重点在于每个人在“为群众”问题上的道路选择，在于政治-文化-群众三元结构中的方向选择。
“为人民服务”：政党政治时代政教“再合流”的政治基础
在知识文化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随着文化阶层的数量持续增长，知识的专业分工日趋繁复，大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和重要性逐渐提升，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的分流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和事实。如果没有组织化的社会政治进程的有意干预，“仕”与“学”的疏离、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的分流注定不断扩大，“仕”不及“学”、“学”不及“仕”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常态。“仕”要获取教权或文化领导权，需要跨出官僚体系之外去赢取“学”领域的支持、呼应或协同，相对于传统以政驭教的时代更为困难；“学”的阶层要获取教权或文化领导权，首先需要获得“仕”领域即国家官僚系统的认可，当然更是难上加难。
在这一分流的大趋势中，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推动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再合流”的努力。首先，“再合流”的基本框架有不同类型，有的以国家官僚体系为主要框架，有的以政党为主要框架，或者宗教等其他的社会政治组织平台。其中，政党将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作为党员吸纳于其体系之内，有强大的吸纳能力，成为推进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再合流”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其次，不同的政党（或准政党组织）推动两个阶层“再合流”的方式很不一样，而这从根本上说，是其政治-文化-人民群众的三元结构关系不一样。孔教会主要从政与教的关系考虑问题，虽然有争取民众的视野，但在这个问题上“靠天吃饭”，缺乏真正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政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成熟战略是，文的战线、武的战线和其他战线都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为群众”、为人民服务，在共同的政治进程中形成政治专业群体、军事专业群体与文化专业群体等群体的“再合流”，在此基础上形成夺取全国范围的文化领导权的有力基础。
但无论何种形式的干预政教分流趋势的政治文化议程，无论何种形式的推动“再合流”的努力，对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的分流趋势的改变其实都是有限的。从一国之内的整体情况来看，分流仍然是整体趋势，“再合流”只是大趋势中局部性的合流。这种总体上分流、局部再合流的形势，可以称为“分流中的再合流”。文化领导权正是以这种局部性的合流为基础的，其强弱决定于再合流的领导力量在社会总体中的权重与影响力；从全球范围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而言，关键也要看局部再合流的建构方式、动员程度和整合深度。
形成文化领导权的“分流中的再合流”进程，需要放在政治-文化-人民群众的三元结构中进行观察和思考。20世纪的中国政治实践曾经创造了一种在政教分流的基础上争取文化领导权、推动政教再合流的新方式，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新的人民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专业知识精英不是在进入科层系统的过程中，而是在走进社会大众和深入生活的社会文化潮流中，在实现知识文化的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各自的战线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和信仰。新的道路不在政治-文教的二元关系中，而在政治-文教-人民群众的三元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