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我的恩师任继愈先生与世长辞，心中感到悲痛万分、哀伤无限。任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甚至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回想自己步入宗教学研究30多年的历程，任先生的引领提携、耳提面命以及那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凝成了永恒的记忆。
1972年，我因有人退学而得以补空进入“大学”，成了一名比同班同学们晚入校好几个月的、名不副实的“工农兵大学生”。由于获得了“迟来的幸运”，我努力地赶、拼命地补，结果成了学校“白专”嫌疑。在各种警告和暗示下，我不敢再专攻当时自己学习的英语专科，但挡不住的求知饥渴和欲望使我转而广泛涉猎马恩列斯著作及文史哲知识。这样，我首次接触到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并知道了任先生领导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样一个具有“神秘意义”的单位。
我“大学”毕业后的留校成为了“留乡”，在农村经历了三年半无法读书的时光后于1977年底回到学校，并被送到省会高校进修。进修期间目睹了人们“文革”后第一次参加高考那激动人心的场景，失去“高考”资格的我也再次充满学习“深造”的渴望。1978年，研究生招生考试消息的传来让我无比兴奋，在同学的鼓励下我克服重重困难报考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并于1978年夏第一次走出家乡、走出湖南来到了北京参加复试，非常高兴地见到了任先生。当成为刚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后，我亦成为被称为“黄埔一期”的这届研究生在世界宗教研究系中最年轻的一名学生。在读研究生期间，我虽然不属于任先生直接指导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和道教研究专业，却仍有机会听先生教授的古汉语课、中国哲学史课以及宗教研究的方法论等课程。这样，我认真阅读了任先生所著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以及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知道了任先生在1963年就得到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赞誉，并在毛主席亲自批示下于1964年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故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诞生，由此使中国宗教学由个人、零散的研究进入到集体、系统或建制性研究及发展的时代。而且，在任先生著作后记中引用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的三句话，也成为我们认识的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宗教研究的“三把钥匙”。此外，我们还系统学习了任先生主持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世界宗教的信心。
我受到了任先生等研究所导师们的特别关心和培养，毕业后不仅被留所工作，不久还被派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研究领域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大陆留学生。任先生在领导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中提出了“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针。为此任先生不仅派年轻学者出国深造，而且在全国各地发现人才、吸纳学术骨干力量，并从国外引入了像徐梵澄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来所工作。在学术资料建设上，任先生主编了当代中国第一部《宗教词典》、《道藏提要》和影响广远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典籍，对中国宗教学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宗教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为此任先生强调比较研究方法和知识面的广博，鼓励我们有更多的拓展、更扎实的根基。在这方面，任先生身体力行，不仅主持了《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推出了多卷本成果，而且还创办《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资料》等学术期刊，主编宗教学大型工具书《宗教大辞典》。在学术资料整理及研究的更大视域中，任先生进而主持了《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二十四史”重新校订等重大学术文化工程。任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研究，当之无愧为当代百科全书般的学术大师。
为了中国宗教学科的系统发展，任先生于1979年在昆明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今年是中国宗教学会成立30周年，其成长壮大离不开任先生的特别关心和大力推动。
在学术研究上，任先生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独到的思想见解。他提出的“儒教是教”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引起了当代中国学界的巨大反响，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宗教性”的研究。任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奠定了中国宗教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整整影响了中国当今的一代学人。而任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更是为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提供了基本研究视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之后，任先生仍继续关注、支持宗教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不仅作为我所名誉所长一如既往地关心研究所学科建设和全国宗教学的发展，而且还继续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并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任先生谦虚谨慎、生活简朴，为人极为低调，对年轻学者则全力帮助和提携。任先生饮水的一个玻璃水杯一用就是数十年，我们前不久去医院探访时发现任先生还在使用这一水杯。2006年是任先生90周年诞辰，但他坚决反对搞任何祝寿或纪念活动，在这一年我所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一起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也间接地表达了对任先生的敬意。而在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上，任先生则不遗余力、积极推荐、大胆任用。在编辑《宗教大辞典》时，任先生鼓励我和另一位年轻学者一起参加撰写“绪论”，并在先生名字旁署上了我们的名字。在这十多年里，任先生一直鼓励我努力做好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工作，并推荐我接替先生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召集人。每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任先生都会给予我支持、建议和帮助。
2008年春节，我去拜访任先生时发现先生仍在节日里从事研究写作，先生对我说还想笔耕五年，完成其宏大的学术工程。今年春节我再探望任先生时，已在病中的先生仍念念不忘自己手头的研究计划和工作。任先生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和人生境界，让我们这些学界晚辈感到震撼、受到激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将任先生开创的中国宗教学体系建设这一伟业继续往前推进，我们坚信这位学术巨人会引领出当今中国宗教学界的群英，完成春华秋实之连接或继承，从而迎来中国宗教学独立发展、体制创新、硕果累累的时代。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