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世佑先生的新作《历史的误读》摆在面前。今年过年春节期间，郭世佑先生返湘，餐叙时我俩相约，他的新著《历史的误读》出版时，赠书给我，我写点儿文字回报。读了书才知道这个交易不公平，这个读后很难写。
《历史的误读》的价值在于给人新的历史知识的同时，还给人以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新的治史态度，与新的思考方法。这本书从史实到史论，从真相到真理，从历史到现实，从学问到才情，积淀厚重，功力深厚，蕴涵深刻。
最有思想快意的是作者观念的新颖和论点的突破。他在《求真与当真》一文中说，“我曾冒昧地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所谓理论的突破，意即对某些未经确证却已先入为主的历史观、理论框架与相关定论，以及支撑有关定论的思维定势与方法的突破。”这本全书记录了他二十年来在近代史领域辛勤耕耘的艰难历程和重重突破的丰硕成果。诚如邓文初先生最近先生所概括：郭世佑先生他与他的前行者提出的观点，一些在当时曾被当作异端，现已被史学界接受，成为我们时代所共享的“常识”，一些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此后史学界仍在讨论，今天读起来，却还能感觉它那振聋发聩的力量。(参见邓文初：《读〈历史的误读〉》，《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
《洋务运动：反动还是进步》是作者1985年的文章，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大多数人还在人云亦云。那个时候28岁的他，在史学界较早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了新论。他在追忆李时岳先生老师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自己的质疑精神李时岳这样的老师的感召有关。实际上依我看，他治学思想求真，更重要的是他的品质中有一种求真的本性。“天命谓之性”，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个性，这样的命，湖湘文化使他成个真湖南人。这也是他笔下的宋教仁等等。
他学历史之初就走上了一条追求真理的崎岖道路。他说：“我有一个职业理念：让学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义;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才会安全。惟有真相才有可能使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事实描述、因果分析、价值评判乃至现行决策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将夸夸其谈限制在最低程度。”
《历史的误读》对理论和历史观的突破意义重大。郭世佑说，“对于历史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来说，近代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关于思维方法，远比历史知识的积累重要得多”。我很赞同郭先生的观点，不仅仅对学生，对成年人和整个社会也是一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历史热与历史观》，我策划搞电视剧《走向共和》也是这个意思。我强调，历史观就是价值观，我们如何看古人，就如何看今人。对历史的误读导致对现实的误解。
历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从而也是中华民族的宗教。这个宗教的现代化、世俗化是中国转型迈不过去的大坎儿。“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上早就否定了，在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研究中还十分盛行。阶级斗争史观使近代史研究举步维艰，而近代史是与当今联系最紧密的历史，我们今天价值观混乱、思想纷争不断，与近代史观点的混乱实在是异曲同工。
近代史理论的突破从哪里出发?这一点郭先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从史料开始，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走实证之路。郭世佑的史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事件与人物本身的史料，二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史料。一般学者都会注意到第一点。郭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注重历史条件，注重全面的联系的辩证的把握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亚里士多德说，“历史不能只记载一个行动，而必须记载一个时期和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涉及一个人或更多人的一切事件——不论有些事件之间的联系有多不连贯。”(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才是郭世佑的功力和长处所在。
他扎扎实实地寻找史料、分析史料和运用史料。完稿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时的那一篇，史料引得让人烦，但是那是我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了解最托底的一篇文章。他就是这样，从史料走向史论，论从史出，从累积的事实真中分析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读他的书的时候，就能看到，除了大量有引文出处的史料，还有大量概括性的史料，信手拈来。他在《严耕望与“治史三书”》一文中，引用严先生的观点，强调治史要“博通”和“旁通”。他也有这方面的功力，一两句话，有的概括人物的几十年，有的涉及一个领域，有的甚至于是一个时代，这样大量的占有和把握史料，没有极为 认真的治史态度和极为辛勤扎实的劳动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们这些被时代耽误了读书“童子功”的人来说，这样做有多么难，我深有体会。我们看到他在史学上取得的成就，首先是舍得下笨功夫。有挖掘史料的笨功夫，才有突破历史观的真功夫。读到“史事归真”，和“人物显真”中那些在高起点上突破的文章时，敬意和感叹油然而生。
二
读《历史的误读》，自然联想到当下的历史热。这种历史热不仅仅是学术界关注，而且政治界、新闻界和文艺界都来凑热闹，甚至连老百姓都来关心历史;不仅仅是党史，而且革命史、现代史、晚清史，甚至古代史都热。几十年来，或者说上百年来，历史没有这么热。现代社会的人，对历史真正从学术上上感兴趣的很少。人们对历史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对社会对国家与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焦虑。
中国人对历史的审视，都是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春秋时期也好，明清之际也好，五四时期也好，现在也好，这种审视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性，它是为探求中国从哪里走来，今后到哪里去?中国人总是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们追寻的是历史，拷问的是实现实。还有，历代统治者都要求老百姓当顺民，不能说不同的意见，所以中国人只能拿历史说事儿，养成习惯了。在历史疑问的背后，是对历史意义探索和当代价值的追求。中国人如何相向而行，让历史认识成为共识，成为人民团结进步的共同起点?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真相走向真理，而不是一种先验的理论或者思维定势。这也许是郭世佑苦心孤诣追求的“突破”。
而我们前进路上，思想共识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谎言，首先是历史的谎言。中国的历史向来会说假话。帝王史观、革命史观、极左史观，都是功利主义挂帅。历史的谎言教会了当代的谎言。1949年改天换地，五十年代初，荡涤历史污泥浊水的时候，人们满以为“黄河清，圣人出”，中国人可以说真话了。后来历史的惯性把我们又拖回了过去。改革开放初期，“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想让人们讲真话，告别“两个凡是”，没有讲真话的氛围，就没有改革开放。真话解放了思想，给了中国以前行的力量。问题是这一轮讲真话也是昙花一现，近些年官场和媒体的假大空回潮，利益固化、观念僵化，还加上一个腐败深重、“四风”流行，公器失去庄严，官场沦为笑柄。
中国人讲假话与专制的历史传统有关。说假话，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为了利益，利益包装起来就成了观念。利益不同者或者利益冲突者之间，就会讲假话。专制者与人民之间存在很大的利益冲突，两方面都需要说假话，皇帝不说假话无法实行专制，老百姓不说假话也是没法活命。由于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受命于天的意识形态，恐怖的文字狱，人们不能说真话，崔杼杀了说真话的史官，阻吓了无数要活命的史官，这是假话的历史文化根源。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敌对的人之间当然不能说真话。毛主席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不管真假。为了打到敌人，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随心随心所欲的编造历史。成了思维定势之后，说真话讲真相显得很幼稚，“书生气十足”。
问题是我国现在早已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已经成了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如果还让“历史”在说假话，“现实”就会跟着说假话。如果执政者说假话，老百姓也会跟着说假话。当今中国社会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跟官场的文过饰非和假大空习气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既然大家的根本利益一致，这个社会的成员要不要互相说真话?要不要把真相，包括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告诉社会?要不要向人民说清楚以前讲了哪些假话，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说假话?要不要承诺以后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之外，都应该对社会成员说真话，吹牛撒谎要罢官去职，遭众人唾弃呢。
中国面临着伟大的使命，复杂的局面，艰巨的征程，如何“凝聚人心，攻坚克难”(十八的主题词)?真实的历史、真诚的对话是形成共识的基础，形成中国精神的基础，是形成中国软实力的基础，这个时代何曾见到过一个说假话受国际尊重的国家。现在到处都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把“诚信”作为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要求规定下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仅仅社会成员诚信是不够的，国家和社会必须诚信。中国古代哲学把“诚”作为客观的“天道”来看。《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世界的客观规律，为中国文化之大道。诚之道，民鲜久矣!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误读》就是想让中国从真实的历史走向真诚的现实，让真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品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让中国进入真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