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湘学的认识论，主要体现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他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他在批判理学、心学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知行相资”的新知行观。船山的知行观，强调实践，主张力行，呼吁变革。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近代湘学中有一条注重实践、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从船山的知行观衍生出来的。湖湘文化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泉之一。
关键词：王船山;湘学认识论;知行观;经世致用;《实践论》
引言
我们在这里说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行观，但并没有认识论这一说。但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加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把认识论和知行观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在这里论述的湘学认识论，主要指湖湘历史上的知行观，特别是王船山的知行观。王船山的知行观，是其认识论思想最为重要的部分，萧萐父等人指出：“‘知行’范畴是王夫之的认识论的重心。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他扬弃了陆王及其门人与朱熹及其后学激烈论争的思想成果，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1]201
王船山的知行观，一方面与时俱进，另一方面返本开新。他的知行观强调行动，主张变革，对近代的湖南知识分子有重要影响。从王船山之后，近代湘学注重经世致用，在认识论上有强调实践、注重实行的一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船山的知行观，还是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头之一。
一、船山知行观的重要性及返本开新
学界常常把王船山的思想，划分为政治、伦理、历史、哲学等方面，他的学术最突出的贡献是哲学，我们首先称之为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体系里，他的思想突破首先体现在认识论的贡献方面。两个世纪以来，王船山的认识论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经久不息的思想火炬，赋予了湖湘文化灵魂和力量。近代湖南人在历史变革中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涌现出无数中华英才，引领时代思想，追根溯源，与王船山的哲学认识论有着密切联系。
王兴国先生在《王船山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总结，船山哲学伦理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道器观、体用观、动静观、知行观、理势观、心性观、理欲观1,在这些诸多观点中，船山的知行观最为重要，贯穿了其他所有观点，理由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王船山的知行观，带动而且贯穿了他所有的其他观点。因为认识论是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船山最痛切的是大明灭亡，所以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从哪开起?这就要总结明王朝的经验，就要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这样一个现实，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他“开生面”的逻辑起点。
第二，王船山的知行观，和他后来的价值观有密切关系。他的价值观有两点最突出，一个是人民的观点，一个是民族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后来清末的思想家谭嗣同等人说他的学说“纯是兴民权之微旨”[2]464,侯外庐等人说他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的人民的观点。民族的观点，包括民族气节、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黄书》中。王船山的价值观就有民本主义、民族主义这两个大的支撑点，而贯穿这两大支撑点的是他的知行观。
第三，王船山以他的知行观为理学纠错、纠偏。嵇文甫对船山思想的性质有一个基本判断是“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陈来先生则加上了一句“渊源濂溪”。[3]9-10这十六个字我基本认同。实际上王船山对阳明是纠错，对程朱是纠偏，他是在纠错和纠偏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纠错和纠偏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认识论来的。特别是在知行观里面，他对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有很多具体的、生动的批判，他对朱熹的先知后行、格物穷理，也有很多的批判。
他认为朱熹的知行思想，实际上是把知和行的关系割裂开，分成两截了。贺麟曾经指出：“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来，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并没有看出知识的感性的和实践的基础。他孤立地机械地分知行为二截，方法不辩证，没有看出知行的内在联系，知行之反复推移和矛盾发展的关系。这是很明白的。”[4]49朱熹将知和行分成两截以后，他把这两截之两个端点的距离拉得很长。所以朱熹主张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十年寒窗苦读，读破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还是没有把握能领悟到这个“天理”。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5]6-7实际上他把知看得太重了，把行看得很轻。
王阳明把知和行的距离给缩短了，他说知和行不是分开的，而是“知行合一”。他在《传习录》里举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6]4所以王阳明仍然认为知和行是两样东西，但这两样东西同时发生，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王船山对阳明心学的批评很严厉。他说明代理学“沉溺于训诂”,所以有陈白沙、王阳明等人的心学兴起，但阳明心学的实质是“阳儒阴释”, “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7]10。他认为阳明学本身就有问题，而王学的末流，在传承过程中越来越走样，流弊甚多，最后造成了明朝的覆亡。明朝的思想，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这两个思想都使明朝的学界和官场，出现了一种“虚”和“空”的倾向。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虚”和“空”的倾向在官场和学界弥漫开来之后，对明朝政局形成的最大影响，就是办事的人脱离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明朝的政治、军事日渐溃败，宦官横行。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派系对立，东林、复社的党人之争，使明末的政局极为混乱。
以上这些所反映的一个事实就是，宋明理学，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失去了统合人心的力量。所以王船山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用来对程朱和陆王纠偏、纠错的。因此我们说，王船山的思想是返本开新、别开生面的。他的“开生面”的逻辑起点，就是他的认识论。
王船山的知行观，有一个思想脉络，概括起来就是“返本开新”。“返本”就是他吸取了先秦认识论中的精华部分，“开新”就是他在批判程朱陆王的基础上开出了自己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认识论。
第一， 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知行观里面的合理成分。孔子之前，中国基本没有系统的知行观。商代信天命，信神，那是个神治的时代。周代开始信礼。礼本身是一个形式，这个时期的“知”就是“知礼”,而“行”就是“行礼”。所以《论语》中就有人问过孔子，“管仲知礼乎?” 这依然是周代的风气。所以这个时候谈不到一个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讲知和行的关系，开始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孔子。孔子很重视知。《论语》里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达德”,最大的道德涵养是智、仁、勇，这个智就相当于知。他本身是个教育家，所以他将知和学联系在一起。这给了中国人很大影响，中国人善于学习，历史上的所有进步都从学习而来，这个思想根源就在孔子那里。
儒家思想在其诞生之初，就包含着知的思想。知仁、知礼，这是孔子讲的最重要的知。但是孔子的这个知，还处在道德范围之内。孔子那个时代也有行的思想观念。因为孔门所教，除了“六经”之外，还有“六艺”。“六艺”是实践性的知识，礼、乐、射、御、书、数，包括射箭、驾车之类的实践操作。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成为君子，除了必须要读书之外，还要会操作很多具体的事情，同时还要能够在礼和音乐的熏陶下，达到“乐”的人生境界。《论语》中孔子讲了很多“乐”,他的弟子颜回居住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之乐，这对宋明理学有很深刻的影响。周敦颐教导二程，让他们“寻孔颜乐处”;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子重视知，也重视行，还提倡“乐”,这就涉及儒家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儒家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从生产中来的。所以《论语》中说，“吾(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对生活、生产有丰富的知识，对脱离现实生活的“天道”存而不论。所以儒家的生活、生产的理论就是一个行的理论。
先秦时期还有两个人，对行特别重视。其中一个是荀子，他在《劝学篇》里面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其实就是说行动胜过空想。另一个人是墨子，墨家学派是重视行动的，有很多技术发明，后期的《墨经》还出现了中国本土的自然科学思想。
先秦时的这些思想，知和行是平衡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重视行。宋代以后，理学的知行观慢慢出现了偏差，重知轻行，知行分裂。王船山以孔子为例证，说“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圣言决矣。”[8]312所谓“圣言”,就是《论语》中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说行比知更重要。王船山的返本开新，就是要回到孔子那里，他要重新吸收先秦时期最初的、最原本的知行观。先秦时期的知行观是健康活泼而充满生命力的，对此进行吸收，能够真正正本清源。
第二，王船山的知行观，扬弃了程、朱、陆、王理学知行观中的历史局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这些理学家，用古人的话来说，是破千年之暗。汉唐以来的一千年历史中，战乱不止，唐朝稍微稳定一点，但也仅有安史之乱前的百年左右，宋朝没有大的内乱，但是外族不断地入侵。其次，在这一千年中，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之中，东晋时北方的“五胡”,南北朝时的鲜卑政权，一直到唐代，西北、东北一直还有游牧民族源源不断进入。唐朝的皇室血统，就有少数民族的成分。这个时期，民族在融合，文化也在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滋长蔓延，儒家的思想反而往后退，退到了边缘化的地位。所以晚唐的时候，韩愈这些人发动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思潮。晚唐古文运动是北宋理学兴起的背景，理学继承了儒家的基本的思想，慢慢又以“四书”取代“五经”,打破了汉唐经学的限制，这样就强化了儒家的精神内涵，巩固了儒家的地位。
理学与湖湘文化有极为深厚的关系，郭嵩焘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中说：“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9]538这个阶段，是中国思想深化的时候，理学有积极的历史贡献。
但是到王船山这个时候，程朱的思想出了问题。程朱思想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北宋时期和南宋之初，理学还是民间学术，二程和朱熹都在民间讲学，南宋“庆元党禁”时，朱熹的理学还被朝廷以“伪学”的名义取缔过。理学在民间很有活力，社会影响力也很大。从南宋末年开始，理学成了官方学术，进入了高层的意识形态。理学一旦进入高层的意识形态，生命力就受到限制，不再生动活泼，还有就是容易高高在上，脱离实际。
阳明心学在明朝很流行，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理”,是针对朱熹的“格物穷理”,他是有心为朱熹理学纠偏的。他在贵州龙场悟道，最后就悟出了“心外无理”,宇宙万物都在心里，所以学问的要点在于“正心”,而不是向外“格物”。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朱熹和王阳明的哲学，包括他们的认识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有很重大的问题。王船山对他们都进行了批判。这就是嵇文甫说的“修正程朱，批判陆王”。相对而言，他对陆王的态度更严厉一些。王船山在批判这两派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的认识论。
二、船山知行观所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
王船山的知行观，涉及本体论问题、道器论问题、动静问题、能所关系问题。王船山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体现了他的思想中注重“实有”、强调“变化”的基本哲学倾向，这为他的知行观奠定了哲学基础。
(一)本体论问题
王船山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概括地讲，就是气一元论的问题，或者说，气本论的问题。王船山认为气和理是一体的，而且气无边无涯，涵盖万有。他讲“气”和“诚”,都有共同点，用两个字来说，就是“实有”。所谓“实有”,就是实实在在的有，就是说世界的存在不是无，而是有。“实有”这两个字，给气本论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从张载而来的，张载在《正蒙》中说：“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矣”[7]29,又说“《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7]272。王船山注释张载这段话说：“而实有太极，亦以明夫无所谓无，而人见为无者皆有也。”[7]272-273就是承认世界的实在性，反对佛老之学用“无”来作为世界的根源。
“实有”这两个字，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理解、阐述的话，即承认世界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哲学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第二个问题，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
这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始终在说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讲唯物和唯心的倾向。朱熹和王阳明有唯心的倾向，但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的唯心主义。他们要“格物致知”,那个“物”就是实有的万物。儒家实际上是承认这个客观世界的存在的，否则《易传》为什么还要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王船山的本体论，继承了儒家的根本精神，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既然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生活、生产就是真实的，人的生命就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要有生的思想，“生生之谓易”,我们要认识到生命的价值，生命有客观的价值，这是物质客观性的一个衍生的理论。没有这个理论，像朱熹那样说“理先气后”,“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0]2把精神性的理看成世界的本源和本体，这就不对了。或者像王阳明那样说“心外无物”,也有问题。有人指着岩中花树问他：“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6]123阳明的这段话很有诗意，但是有些问题，花树怎么不在心外呢?所以说，承认物质的客观性，是王船山本体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他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二)道器论问题
船山的道器论也很重要。船山的本体论，讲理气关系问题，其实这个“气”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说到“器”的时候，就是现实世界中具体存在的事物了。船山说：“盈天地之间皆器矣”[11]1026,“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11]1027。他的道器论是指道是体现在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中的，不能悬空设想一个虚无缥缈的先验之“道”。
船山的道器论涉及物质和精神的对立面，道是精神的，器是物质的，精神性的道就体现在物质性的器之中。他的道器论还有一面，道是一，器是万。王船山的这个思想，其实是用来说明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萧萐父、许苏民在《王夫之评传》中说：“从‘天下惟器’、肯认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到揭示‘道者器之道’而‘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更揭示了一般或共相都只是个别或特殊之一部分或一方面的本质、任何个别或特殊都不能完全纳入一般之中、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并通过个别而存在、没有个别或特殊就没有一般或共相的道理。”[1]120道是普遍性，器是特殊性。我们说世界是物质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器”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特殊的，但是最后它们都一一归为普遍性的道。
船山的道器论思想很了不起，他实际上把理学的传统思维颠覆过来了。颠覆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器才是第一性的，有了器才有道。谭嗣同受王船山的这个思想影响很深，他说“道无所寓之器，而道非道矣”[2]200。因为道寓于器之中，随着器的转变而转变，所以就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而革新、变法，不能空想着有一种脱离具体事物的亘古不变之道，“至于法之与时为变也，所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2]200。谭嗣同非常崇拜王船山，他接受了船山的道器论思想，作为他的创新观念的依据。过去的理学家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器亦不变，大家只要遵守“祖宗之法”就行了，不需要有任何创新、变革。这怎么行呢?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停滞保守的思想根源，船山的道器观是对这种停滞保守思想的一次冲击。
(三)能所关系问题
船山哲学中，还提出了一个能和所的观念。能所这个观念很重要，他是借用了佛家的思想。王船山说：“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8]376“能”就是主观的“用”,“所”就是客观的“境”。王船山认为佛教的这个说法“亦非诬也”,是有道理的。
“能”是主观的，“所”是客观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没有把主观、客观这两个概念说出来，但是佛家说了，所以王船山说“立一界以为‘所’,前未之闻，自释氏昉也”[8]376。王船山借用了佛教的能所观念，用来说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
王船山提出了能所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这是传统儒家没有说过的，这个思想对毛泽东影响非常大。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汇合成了新的主观与客观的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里面，说的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毛泽东讲了一段话，他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12]296毛泽东曾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他说人类都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在前进2,那么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其实就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一致，这个是认识论的最高点。
我们的社会出现问题，往往出在主观和客观不一致上。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局限，所以才会犯错误，只有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一致，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减少错误。王船山通过能所关系提出了他的主客观相互联系的思想，对近代的湖湘文化有很大影响，并通过湖湘文化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理论贡献。
(四)动静问题
王船山的动静观也很有特色，概括起来说，就是反对停滞，积极倡导变动的观念。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13]402他还发挥张载的“太虚本动”的思想，认为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如同门之开合，开可以说是动，合可以说是静，其实开合都是动的表现，说明静止只是运动过程的一种特殊状态，绝对的静止是没有的，广大的自然界充满了运动。
他提出天地万物都是在变化更新的。他说天地万物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都是阴阳组成的，阴阳在变，所以事物本身也在变。所以新旧不断更替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重复，而是不断地清除自身当中旧的死亡的东西，这些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变化日新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王船山的动静观来自《周易》,他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独到地研究。《周易》的八经卦中，震卦为雷，六十四重卦中包含震卦的有屯、豫、大壮、无妄、复、震等卦，这类含有“雷象”的卦都有震动、变动之义。谭嗣同在读王船山的书时，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船山对于这类“有雷之卦”的解说特别精彩详明，他说：“王船山邃于《易》,于有雷之卦，说必加精，明而益微。”[2]320而这类卦所揭示的哲理就是变动。“天行健，自动也。天鼓万物，鼓其动也。辅相裁成，奉天动也。君子之学，恒其动也。吉凶悔吝，贞夫动也。”[2]320谭嗣同体会到了船山思想的精髓，王船山通过《周易》的卦象来揭示运动、变动是必然的，这是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演进、更新的最为根本的理由，这对谭嗣同的变法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以上这几点是和知行关系有关的几个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阐发，王船山有效地揭示了客观世界之“实有”性，运动变化之必然性，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联系性。由此出发，王船山对知行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王船山对知行关系的论述，比较重要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知行有别，先行后知。
首先要肯定，知和行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然后提出要先行后知，行在先而知在后。他引用《论语》中的话说：“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圣言决矣。”[8]312既然孔子都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一定是“先行后知”了，这就首先肯定了行的重要性，反击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
第二，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
行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识，但是单纯的“知”不可能包括“行”在内。宋朝以来，有很多人是单纯守着书本知识而不实践的，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弊病。船山的知行观是重视行，重视实践的，所以他说“行可以兼知”,知识首先是从实践活动的“行”中获得的，“将为格物穷理之学，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详，是知必以行为功也”[8]314。
第三，王船山指出，所有这些知行观出问题的人，都是“离行以为知”。
“离行以为知，其卑者，则训诂之末流，无异于词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木据梧，消心而绝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于恍惚之中。” [8]314离开了行动，离开了实践，而自以为是“知”,那就要么是守着书本，训诂字义，无法领会儒学的真精神；要么干脆就走向了佛老一类的“出世之学”,与真实的世界背道而驰。这一切错误观念的根源，王船山认为都是由于“离行以为知”。
第四，王船山提出“知行相资”。
他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14]1256他首先肯定知和行是不同的，但正因为两者不同，所以才能相互促进，发挥作用，从行动中获得知，再进一步以知来促进行，这样循环往复，王船山称之为“并进而有功”[15]598。在这里，王船山提出了知行关系辩证统一的思想。
王船山的知行观，既反对程朱派的“知先行后”,又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而是主张力行第一。在知和行这一对范畴中，他认为行比知更为重要。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人们所有的知识从哪里来呢?是从行中来的，用王船山的话来说，“行而后知有道”[13]402。毛泽东后来讲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与王船山的这个思想有关系。
重知轻行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有市场的。程朱派如此，陆王派也是如此。中国几千年，靠道德治国，道德哲学治国，形成很多固有观念，宋明以后，形而上的东西日益强大，思想僵化日益严重，虚空作风误国，最终酿成了明朝亡国的悲剧。王船山从这个悲剧当中得到了清醒的教训。他要从哲学的知行观上把这个倾向扭转过来，提出“先行后知”“知行相资”,主要是为了警醒当时的知识界，从明朝末年的空虚学风中解脱出来，脚踏实地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重知轻行就会导致先验论。王船山反对先验论，反对不经过实践就形成的主观性意见，所以他说：“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岂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自用者哉!”[15]987毛泽东的《实践论》,也是反对先验论哲学的。《实践论》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1978年全社会热烈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是反对先验论哲学的。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到，反对先验论，主张实践第一，注重实事求是，往往就能开创良好局面，否则就会停滞不前。王船山的知行观，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三、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湖湘文化
王船山的知行观，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他真正做到了《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地更新。他反对不从实际出发，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先验之“理”,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16]637。他指出：“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日新而不困。”[7]276“趋时应变”是从船山知行观中直接衍生的重要思想，船山知行观注重实践，而“趋时应变”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应对变化、解决问题。王船山“趋时应变”的思想，与他的知行观是结合在一起的。
明王朝为什么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停滞不前。虽然这个时候有一大批人，如徐光启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学影响，西方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但是整个朝廷沉闷，不往前走，到最后天崩地裂。
时代的巨变刺激了王船山的思想，他的认识论生出一种“应变”的思想，就是怎么对待变化?他说：“夫天下之万变，时而已矣；君子之贞一，时而已矣。变以万，与变俱万而要之以时，故曰：‘随时之义大矣哉!’”[17]405因为时势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拘泥于成法，“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国强秦以后之朝野，而豫建万年之制哉?” [18]125他这个“应变”思想，对湖湘文化有重大影响。曾国藩、谭嗣同，乃至毛泽东都有所继承。他的“应变”思想来自《周易》和《春秋》。王船山对《周易》和《春秋》都有研究，《周易》专门讲“变化”,《春秋》则是专门讲“变革”的。
湖湘文化从胡安国开始，一直到王船山，都有关于《春秋》的专门研究著作，可见湖湘文化对《春秋》是情有独钟的。王船山之后，魏源也研究《春秋》,魏源的《春秋》学著作《董子春秋发微》,受到了常州学派刘逢禄等人的影响，但实际上魏源也受到了王船山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著作《诗古微》中，就采入了船山《诗广传》的部分内容，题名为《诗外传演》。他和邓显鹤有很深的交谊，而邓显鹤是清末首先校刊、刻印《船山遗书》的人，他显然通过邓显鹤的渠道读到过王船山的书。不但如此，魏源关于“变革”的思想，也与王船山有联系，所以有人说：“魏源是近代中国最早正面提出变法的改革思想家，他的改革思想上承王船山，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19]21除了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以外，魏源的思想还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也是晚清今文经学中以《公羊春秋》为思想基础的。
所以这是湖湘文化里讲“变”的一条线索。湖湘文化这种“应变”的特色，跟认识论有关。王船山最后讲到“知行互资”,互资就是互相支持和互相进行修正和辩证。湖湘文化的这个思想对毛泽东有一定影响。
毛泽东后来讲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想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也就是讲知和行的互动。知和行互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途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这个过程称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12]296。这说明，湖湘认识论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变化和革命。
近代历史上，受湖湘文化熏陶的这批人，都有很强的变革思想，体现在贺长龄、魏源等人的《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中，他们都呼吁要主动革新这个社会。此后的湖湘近代人物，如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毛泽东更是如此。对此，武汉大学的李维武教授有一个很好的说明：“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行观开展的不同路向，毛泽东作出了明确的选择，这就是承继和接续王夫之、魏源、陈天华、孙中山的知行观开展脉络，沿着认识论路向阐发‘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当然与他少年和青年时代深受湖湘学风影响相联系。王夫之、魏源、陈天华这些湖南哲学家都曾给毛泽东很大影响，使他重视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知行观。”[20]17
所以，王船山的认识论，为湖南人应对近代历史的变革提供了思想武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船山的思想除了认识论，还有一个统贯古今上下的哲学系统，具有统合能力，能够使人开窍、明理，近代湖南人，就是从这个哲学系统中找到了新的思路，用来应对时代的巨变。
四、船山知行观与毛泽东《实践论》
王船山通过批判程朱、陆王，在总结、批判前人知行观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新知行观。他的新知行观，最终就落实在“实践”这两个字上。他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7]199他的知行观的这些内容，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里面都有所借鉴和论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王船山的知行观是有联系的。毛泽东讲的实践第一，继承了王船山力行第一的思想。但是，毛泽东的“实践”观念和王船山的行，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王船山虽然有很多超越时代的思想，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理学家，所以他讲的行，主要还是道德践行，当然也包括一些“利用厚生”的社会生产实践，但不是主要方面。毛泽东讲的实践，是社会实践，不只是一个人的道德践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人不单单是个体，而且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各种作用力综合起来形成的。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实践就不仅是个体的道德践行，而且应该包含各种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实践。毛泽东说的实践，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实践，而不仅仅是王船山说的道德践行。毛泽东的实践观念，比较王船山的行来说，范围更为广阔一些。
《实践论》展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典范性的作品。“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首次发表《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由《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21]27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在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都有高度的肯定。3尤金后来做了苏联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他的《简明哲学辞典》,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界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尤金等人的介绍，《实践论》对苏联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实践论》里讲了三大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生产斗争就体现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湖湘文化中的代表人物，比如清代的陶澍，在当两江总督的时候，进行了两项改革，一个是盐业改革，一个是漕运改革。左宗棠年轻时在家读书，研究地理、农业、水利这些实用性的学问，所以林则徐非常欣赏他4。这些学问是什么呢?就是实学。当时湖湘文化中有一股实学思潮，出了很多人才。这个实学来源于哪儿呢?就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认识。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把湖湘文化中的这些思想凝练、升华了。
王船山的知行观，以及由知行观而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清代以来湖湘文化的一个标杆性的思想，开启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潮。王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了很多人：第一，影响了嘉庆、道光年间的一批知识分子；第二，影响了曾、左、彭、胡；第三，影响了谭嗣同、唐才常，戊戌维新这批人；第四，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影响尤其深刻。毛泽东的《实践论》,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知行观，其中有很多思想，是从王船山那里来的。
王船山继承张载的思想，讲了“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区别，见闻之知就是感性认识，德性之知就是理性认识。毛泽东也讲过这个问题。他在《实践论》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2]296-297。可以发现，《实践论》所讲的，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指导实践。毛泽东说“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这里，毛泽东将哲学中的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挂起钩来。毛泽东说的“知行统一”,其实就是王船山说的“知行相资”。有学者指出：“《实践论》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中国哲学，但实际上吸纳了其中的精华部分，而又克服了这些成果的局限性，这从另一个角度使《实践论》具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22]9《实践论》的鲜明中国特色，与王船山等人的湘学认识论有密切关系。
这样一看的话，脉络就非常清楚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其实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二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三是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尤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以王船山知行观为代表的湘学认识论，对毛泽东的《实践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这就是王船山的历史地位之所在。
结语
从王船山到毛泽东，曲折探索的思想史中有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是认识论。湖湘文化也好，湘学也好，跟认识论有很大关系。湘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重要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张栻都对认识论有重要论述，王船山更是全面总结了古代认识论，开辟了近代认识论的新天地。历史大转折时期，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都有认识论新实践、新思想、新贡献，发扬了“湖湘经世学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使中国认识论达到了新的高峰。湖湘文化和湘学在认识论上有特色有优势，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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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传习录//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7]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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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思问录//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4] 礼记章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5] 读四书大全说//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6]搔首问//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7] 诗广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8] 读通鉴论//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9]丁平一.王船山对湖湘文化中主变精神的承接及对近代湖南的影响.船山学刊，1997(1).
[20]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的开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
[21]刘书林.毛泽东《实践论》的新时代解读.党建，2020(10).
[22]陶德麟.《实践论》浅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注释：
1、参见王兴国《王船山与近代中国》,长沙:岳麓书社,2019年。
2、参见《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1版,文中说:“毛主席常常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3、参见郭小磊《国外学者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研究概述》,《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参见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左宗棠)迨年十八九,于书肆购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又参以顾炎武《郡国利病书》及齐召南《水道提纲》,汇编手抄。又读贺长龄所纂《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少而力耕,喜读农书而躬验有得,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三试礼部不第,伏处田里,半耕半读,而隐然具公辅之望。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林则徐、贺长龄,交相推重。”参见钱基博著、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8—89页。
5、本文根据作者于2021年1月10日在衡阳举行的“王船山与湖湘文化”主题读书会上的讲稿整理修订而成。
原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21年第3期第72至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