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力祥(1974- )，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2； 祝梦琳(1996- )，女，江苏连云港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原发信息：《船山学刊》第20194期
内容提要：王船山哲学思想体系宏大而丰富。学术界关于船山政治思想之研究颇多，但对其政治思想之逻辑体系与逻辑建构的关注不多。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矛盾交织的整体社会环境催生了王船山的政治思想。船山“推其故而别致其新”，创造性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逻辑结构体系：“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船山政治思想因社会现实问题而起，并由理论度越到实践，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具有“一以贯之”的贯通性、四位一体的逻辑度越性。
关键词：王船山/王夫之/存人立礼/重法倡廉/天下为公/逻辑体系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王船山遵礼之道研究”(16fzx012)。
明清之际乃“天崩地解”“海徙山移”之时代。社会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纵观此时期的社会状况：在经济层面，呈现出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景象，农业的商品化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政府亦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进一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萧萐父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经济商品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已成为一种恒常持久的新趋势。”[1]10经济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和新特点。宋应星评价当时的经济：“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2]2商品经济的繁荣景况可见一斑。此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新的经济因素增长，亦为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政治层面，官僚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统治阶级专政腐朽，贪腐之风十分严重。清军进关前，逃难官员却是“十车细软，一队妖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农民起义的爆发，导致愈发尖锐的社会矛盾，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正如吕坤所描述的：“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3]215社会矛盾交织，中国大地弥漫着浓重的戾气和杀机。在思想文化层面，程朱理学成为官学的同时，失去其发展活力，逐渐演变为文化专制。人们的思想拘囿于封建专制权威思想的框架之中。此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启蒙。社会整体环境为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契机。思想的产生总是依存于它的时代。面对明朝灭亡的残酷现实，王船山痛定思痛，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哀其所败，原其所剧”[4]539。他通过不断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文化复兴之路，从而形成了独到的政治思想。
王船山的政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杰出代表，是对宋明理学的开创性总结。其不仅为当时统治阶级治国理政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与实践层面的意义，也对后世治国理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可以展开成四个逻辑层次：“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和“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其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开放性和实用性等特点。
一、“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
“君权神授”的“正统论”思想，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政权合法性依据，正统学说源自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论”，王船山将此视为方术之士的邪说，为君子所不齿。萧萐父指出：“王船山严厉地批判了作为专制政治之灵光圈的‘正统论’，认为所谓正统论不过是为篡窃、攘夺和夷狄之入主作辩护，神化专制统治权。”[1]619通过对“正统论”的批判，王船山创造性地提出了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政治思想。朱熹曰：“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5]21圣人之统继天立极，是传统儒家一贯主张的立国依据。在王船山看来，“道统”指圣人的教化。而“治统”是指天子之位，尤指具有良好道德品性的圣明统治者。王船山曰：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蟹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6]479
王船山认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十分紧密，两者对于治国而言都是相当重要而不可失的，天子之统如果被小人、盗贼与夷狄所窃，会使日月失轨，五星逆行，社会陷入失序混乱之中。天下难以保全清宁，人民难以保全性命。儒家之统被窃，矫饰虚妄、滥竽充数之风兴起，小人假饰成君子，庸人伪装成圣贤。良币被劣币驱逐，天下之亡亦近矣。
“治统”与“道统”理应相合并行，互为兴替，天下因此平治。王船山曰：“儒家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6]568“道统”是“治统”存在的根本，“治统”是“道统”得以实现的基础，“治统”与“道统”并重，共同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上的依托。
二、“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
王船山认为人是万物的主持者，也是天地之心，道的彰显需要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所以依人而建极也。”[7]850王船山高度肯定了人作为主体性的价值，并基于人性的角度创造性提出了“继善成性”与“性日生日成”的观点。人性论是国家治理与道德文化建设的形上学基础，因此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王船山继承了传统儒家所主张的性善论观点，并基于性、气、理三者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阐述。他说：“理善则气无不善；气之不善，理之未善也。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气之善；天之道惟其气之善，是以理之善。……和气为元，通气为亨，化气为利，成气为贞，在天之气无不善。天以二气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温气为仁，肃气为义，昌气为礼，晶气为智，人之气亦无不善矣。”[8]1054王船山在理气合一的基础上，将“性”与“理”置于同等位置，由人之理善、气善推出性之善。他主张人性之善是天命本然之善，性离不开对天道之善性的领受与继承。“继善成性”，性是成善的表现。与此同时，性亦具有“日生日成”的特点。“继善成性”与“性日生日成”的主张，充分肯定了人本身就具有向善的潜在能力，从而为民众性格之塑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历来备受儒家知识分子的推崇。王船山继承了自孔子以来的崇礼思想，将立礼视为治政安君的根基，强调礼是立国的大经大法。礼正是基于道德层面，通过自正而后推及正人，从而能够实现邦治国安的合宜社会。“礼所以治政；而有礼之政，政即礼也。故或言政，或言礼，其实一也。”[9]553王船山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即礼”的政治主张，认为礼与政之间的关系是体用合一的关系，治政通过礼治得以贯彻实施，国家遵循礼治便可使尊卑有序、长幼有等。天人情理得以相通，社会平治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王船山进一步阐发礼治所具价值的根本原因。他说：“仁义之施，所及各有量。惟根心以出，则立之有原，行之委曲详尽，斯所及者广而可久。”[9]1326礼治不单单是形式上的教化与行为准则，礼治生发政治价值的根本就在于立人之极，凸显了人的作用和价值。总体而言，王船山将“存人立礼”的执政主张视为治国之本，其具体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主张以礼正上，用礼来规范统治者。王船山说：“盖人主之职，守礼法，慎言动，谨天戒，犹冢宰三司百官之有岁成也。一以百官受质之礼受之，立敬自上，而下莫敢不敬也。”[9]351实施礼治的第一步便在于统治者自身的作为合乎礼之法度，不可妄动妄为，在遵循天之诫命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推行礼治，将礼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规范与准则。“修明于上而下皆则之者，唯礼而已矣。”[9]557
其次，主张道德教化。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要以礼治国、为政以德的重要性，礼治与德教密不可分。王船山沿袭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德主刑辅的基本路径，主张执政者重视教化，轻省刑罚，主要通过道德规范民众的行为。他说：“故先王忧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劳来之以德教，而不切聂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礼乐，而不督责之以刑名。”[6]476王船山认为，伦理道德关乎着国家的兴衰成败。他提出“德立而后道随，道立而后政随”的执政主张，重视道德教化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最后，注重民本主义思想。王船山认为君主应以民为基，若无民则君不立。民心的稳定关涉到国家的根基，统治者应怀有恤民之心，并主动体恤生民之苦。“上奉天道，下顺民心”[8]981，在顺应天道的基础上，将体察民情，关心民意，稳定民心放在治理国家的首位。以民为本是治国理政之内核。一方面，王船山主张统治者要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不以专制禁锢百姓思想。并以诚信安抚民众，倾听百姓的合法诉求，从而保障百姓的合法权益。他说：“道者安民以定国，至正之经也”，安民之后方可使国家稳定、社会平治，这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另一方面，他提出“宽以养民”的主张。通过总结汉魏王朝治国的经验与教训，王船山认识到江山社稷之长久在于实行以宽柔为主的养民政策，“奉天以养民”[10]282是帝王的责任。他说：“汉之延祀四百，绍三代之久长，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宽，光帝之柔，得民而合天也。”[6]407进而言之，统治者既要息兵养民，不误农时，从而为百姓的生活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也要俭以养民，通过减轻百姓的负担来赡养民众，“节养以息民，返不率以归农，则民志定矣。”[4]522在具体举措方面，王船山主张通过薄赋轻役来养民。他指出：“轻之于租，民乃知耕之为利，虽不耕而不容偷窳以免役，于是天下无闲田，而田无卤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劝于耕者鲜矣”。[6]745赋税的减轻可以使百姓劳有所余，因而能够激发百姓劳作耕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天下亦无闲田。王船山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减轻百姓的负担，并保障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
三、“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
在遵循“存人立礼”的治国理念的基础上，王船山进一步强调法律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他主张：“治道之裂，坏于无法”[6]654。王船山批判“任人废法”的主张，认为这会造成“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6]397的诸多弊端。他强调要建立法治，通过法治来约束官员的行为规范，使之不敢任意妄为。法律的作用便在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熊十力曾说：“儒家尚法治，独推王船山。”[11]27由此可见王船山对法治的重视。
明朝末年，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宰相索之诸道，诸道索之州县，州县不索之穷民而谁索哉?”[6]1036从王公贵族到地方官吏，官官相护，上下相互勾结共同贪赃枉法，犹如蠹虫，严重侵蚀国之根基。百姓因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腐败之风对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损害。王船山清楚认识到贪腐背后隐藏的政治危机，由此鲜明地提出重法倡廉的执政主张。在王船山看来，“贪暴之吏，唯其所为，而清议不及，乃民夷积怨，一激以兴，揭竿冒死，而祸延于天下。”[6]792腐败之风的盛行将会导致百姓积怨甚至是官逼民反，对国家政权有严重的危害性。王船山主张要严以治贪，肃本清源。执政者应努力践行清廉、谨慎、勤勉的工作准则。
而治理贪污腐败的关键是什么呢?王船山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即严以治吏和选贤用能。王船山指出：“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6]309严以治吏与宽以养民是两条治国的纲纪，二者不可偏废。王船山强调“严以治吏”的重要性，认为官吏队伍的建设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盛衰和安危，“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可不戒乎!”[4]527与此同时，王船山明确主张，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严以治上官，“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6]1102上官的贪污腐败，是“贼害之所自生”[6]1102的根源，官吏欺压盘剥百姓，源浊于上，流污于下，上官不正则下吏歪。严治上官，督促上官遵循法制律令，为下官的政治建设敲响警钟，可以使贪污之风止息。
此外，反腐倡廉的政策不仅表现在法制建设上，也体现在选官方面。在继承儒家传统的思想文化上，王船山进一步发展了举贤才的用人观念，并将其作为治国施政所要遵行的主要原则。他说：“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为治人也，则治法因之以建，而苟刻纵驰之患两亡矣。”[6]422廉政建设的根本在于执政者能够选贤用能与进贤远奸。善则用之，恶则去之。执政者应当积极选拔并重用忠贤之才，并为贤者提供良好的参政环境，以此来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局面的形成。王船山主张“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执政者需要具备天下为公的宽广胸襟，知人善任，进贤远奸。王船山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入阐释了宋徽宗败亡的原因，“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12]196从而进一步强调执政者知人善任，进贤远奸对于社会平治的重要性。进言之，在人才选拔的原则方面，王船山强调要格物致知、务实求真。他认为管仲“既非如霍光、寇准之不学无术，又非如释氏之不立文字，瞎着去参；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应其用者，亦可谓格矣；其周知乎是非得失，以通志而成务者，亦可谓致矣。以视小儒之专己保残以精训诂，不犹贤乎?”[8]621管仲的贤能在于能够深入体察事物，在实践中把握知识之精髓。他又说：“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则圣门诸子，虽如求、路，必不能为管仲之所为，则亦其博识深通之有未逮。”[8]623诸子在格物致知之功方面难以比拟管仲，但他们的博识多才、通达智慧的能力也值得肯定，要不拘一格降人才。王船山十分赞扬“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一方面主张统治者在臧否人才时，要尊重客观事实。另一方面，统治者不应拘囿于主观视角或教条主义，而是要着重考虑人才的能力与价值。比如是否有真才实学，能否为国家作出实际贡献等。
谭嗣同高度赞扬了王船山的治吏措施，认为如果不整饬吏治，则会造成“吏事至烦苦，纤末苛谨，晰如牛毛，徒滋弊而扰民”[13]232的状况。王船山由严以治贪的思想生发出严以治吏与选贤用能的政治主张，力求肃本清源，维护百姓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使“吏安职业，民无怨尤”[6]1102，则天下平治。他所倡导的建立回避制度与易地为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执法的公平性与准确性；此外，王船山认为法与情对立但不可偏废。他批评情理高于法制的主张，在法和情相互冲突时，不可为私利执法。王船山的法情观也为严明执法提供了保证。总体来说，王船山所提倡的“双严清源”的执政主张，有益于安抚民心、严明纲纪和实现社会太平安定。此外，其对我国现代政治建设也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双严清源”的执政主张构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
在义利关系方面，王船山认为：“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10]277义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利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基本条件，二者不可或缺，离开了生人之用的利，人难以生存；离开了立人之道的义，人会丧失道德理性与禽兽无异。他认为，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并非冲突对立，执政者要辩证地对待义利关系。在此基础上，王船山深入阐述义之理：“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令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则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则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6]535他对义进行了三种层次的区分，三种层次之间有轻重公私之差，其中，国家民族利益是古今之通义，天下之大公。对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维护与保障是治国理政的关键。王船山以“公天下”为标准，认为天下并非归属一人，而是天下人之天下。“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6]669他强调“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如果天子仅凭私欲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王船山通过反思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己之私。他说：“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之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6]68王船山强调不应以“一时之君臣”，废除“古今夷夏之通义”。他主张统治者治理国家应循天下之公，“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6]1177王船山推崇礼治和法治的根本是为最终实现“公天下”的治国目标。为此，王船山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实现“公天下”的具体举措。
其一是惠民、利民、藏富于民。天下并非是统治者一人之天下，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不可为满足一己之私，侵害广大平民百姓的权益，从而给国家带来严重性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以“公天下”的思想主张为标准，统治者应当正其心，倾尽中枢之力治理国家，从而使“族类强植，仁勇竞命”[4]527，那么即使历经百世弱丧之危机，国家亦能焕发振兴繁荣之生机。王船山说：“天地之产，聪明材勇，物力丰犀，势足资中区而给其卫。圣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王者无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谓也。”[4]508他指出财产、资源等都属于天下人，所以要用之于天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君主要以天下为公。具体而言，统治者应该体恤民心，实行“惠民”与“保民”的政策，并注重藏富于民。王船山强调，唯有民众富裕才能使民心稳固。为此，王船山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主张，如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皇室兼并农民的土地，提出了“民有其田”的主张，使农民有田可耕。另外在赋税问题上，王船山主张薄赋轻役，减轻农民生活负担，使民众留有余财。
其二是环相为治，权力制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王船山对传统的君权论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如果一味强调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君主便会“纵欲”而“忘其民”，“忘其民”便会视民如草、随意弃之。这进一步会造成上狠下怨、成乎交逆的局面。因此王船山主张要限制君权，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统治者权力进行制约。王船山崭新地提出了“君宰谏三者环相为治”的政治制度，其核心思想是分权而治。简言之，分权而治是指中央简政放权并与地方之间实行分级治理的政策。王船山反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并严格界定了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的权力。他说：
天下之治，统于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统乎天下，则天下乱。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统于国；郡县之天下，分其统于州。州牧刺史，统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统一州而一州乱，故分其统于郡。郡守，统其郡者也，郡守统一郡而一郡乱，故分其统于县。上统之则乱，分统之则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矣，其识知事力情伪至不齐矣。[6]599
通过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层级，中央和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各司其职，不能有所逾越。各级之间如果相互侵扰，“上侵而下移”，就会导致权责不明的问题。并进一步为暴君污吏的产生提供肥沃的土壤，从而造成社会统治面临崩溃，政治危机由此产生。“在分土分民之列者，莫不资以可竞之势也。天下无私竞而竞以诸侯，诸侯无私竞而竞以巨室。”[10]400政治的优劣在于制度的合理完善与否。分权而治的政治方案从制度层面维护和保障广大民众的合法诉求。
王船山说：“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而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也。”[11]122鉴于明太祖废相独揽大权所造成的严重弊端，王船山具有创见性地提出了“君宰谏三者环相为治”的政治主张，极力强调设立宰相与谏官从而形成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他说：“故唯宗社安危，贤奸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执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11]122宰相之职在于辅佐统治者并履行维护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责任，谏官的主要职守在于监督谏言并纠正统治者过失，以此匡正朝廷的纲常法纪。王船山认为“君宰谏三者环相为治”主张的施行，能够有效制约君权，使人民的权益得到合法的保障，从而有益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其相对君权论的提出对传统之纲常名教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对于后世的政治主张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五、结语
社会动荡、矛盾交织的时代呼唤经世之思想。作为一名继往开来的启蒙思想者，王船山深刻地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与思想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地总结。并结合时代发展状况，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王船山以史为鉴，明得失，知兴替，通经世之略，以期收获“述往以为来者师”之成效。可以说，王船山的政治思想代表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展的新高峰。具体而言，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可以展开为四个逻辑层次：首先，王船山主张施行“道统”和“治统”并重的政治制度伦理，二者并行不可偏废，并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其次，王船山强调要以礼治为核心，将“存人立礼”视作治国的最高标准。他提倡以礼治国与为政以德，并主张从“恤民”“安民”和“养民”的角度开显其民本思想。再次，王船山提倡“双严清源”的执政主张。在“存人立礼”的基础上，强调整饬吏治与廉政建设对于治国安民、匡扶朝纪的重要性。最后，王船山从义利观的角度阐明义之价值，在继承传统古代“大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与“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兴亡”的政治主张，因此执政者要实施惠民、利民与藏富于民的政策，从而将天下之物用之于民。另一方面，王船山创造性地提出了“君宰谏三者环相为治”权力分配制度，通过分权制衡统治者权力，从而实现“天下之公”的治国理想。王船山的这种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民主、公平与平等的理念，具有跨时代的价值。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体系博大而精深，晚清《船山遗书》的出版，使得其思想逐渐为人所知，并彰显出愈发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是其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萧萐父和许苏民认为：“王船山开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思想界之新潮。”[1]637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具有早期启蒙的性质。谭嗣同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变革者，对于王船山的政治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曾说：“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13]464处于异族专制统治之下，王船山虽不敢倡言民主，但其思想实质蕴涵着人本主义的内容。王船山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由此生发出的执政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超越性和普遍意义。近代的仁人志士曾国藩认为：“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14]69曾国藩十分推崇王船山的思想，认为其思想具有先见性、深刻性和现实性等特点，对于后世的为政者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由曾国藩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便受到王船山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总体而言，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对于维护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与国家昌荣等方面大有裨益，通过研究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并结合时代发展特色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与诠释，彰显出其政治思想四位一体的逻辑度越性。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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