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不仅开创了“洪武之治”，而且开启了“洪永熙宣盛世”。如清代康熙（1654-1722）帝曾评价洪武功业说：“治隆唐宋”。也有学者论明太祖功绩说：“客观的说，以历史功绩而论，明太祖与秦皇、汉武、唐宗和宋祖相比较，确实是难分轩轾的。”然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缔造出如此大的历史功绩，与其在明朝建立伊始就极力推崇孔子和儒家学说，并将其确立为明初安邦治国的政治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孔子五十五世孙袭封衍圣公孔克坚（1316-1370）和五十六世孙袭封衍圣公孔希学（1335-1381）父子非常尊崇，对孔氏宗族和衍圣公府极力优渥，且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此，本文试从曲阜现存洪武初年的《对话碑》和《钦赐属员碑》做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尊崇衍圣公，面谕传承家学
《对话碑》虽历时六百多年，至今却保存完好。该碑文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与孔克坚的对话，下一部分是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与孔希学的对话，所以称之为《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的对话碑》。因现立于曲阜孔府二门内东侧南首，又称《孔府门里对话碑》，亦简称《对话碑》。此碑与一些御制碑相比，形制虽较为逊色，但其史料价值并不比一般的御制碑低，且一直被孔氏家族和相关学者所重视。由于所记载的是明太祖与衍圣公的对话，换句话说，也就是明初的政权代表与儒家思想代表的“对话”，可谓是明初政治与文化的首次交锋和碰撞，其文献和研究价值甚至更大。可是，朱元璋与孔希学对话并不顺利，且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为统一天下，采取了北取元都而“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明太祖实录》卷二六）的战略决策。洪武元年（1368）三月，明朝北伐大军刚攻取济宁，朱元璋就立刻命令北伐军统帅徐达约见元朝袭封衍圣公孔克坚和孔希学父子，并传达让他们进京谒见的旨意。对此，孔克坚以称病谢绝，让其子孔希学进京（南京）觐见了明太祖。“先是大将军徐达至济宁，克坚称疾，遣其子希学见达于军门，达送希学赴京。希学奏言：‘臣父久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一）因而，朱元璋亲笔敕谕孔克坚，说：
朕闻尔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纲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历数十代，往往作宾王家，岂独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闻尔抱风疾，果然否？若无疾而称疾，则不可。谕至思之。（《明太祖实录》卷三一）
孔克坚看了朱元璋言辞凿凿的敕谕，于谕至次日急忙进京。朱元璋听到孔克坚赴京的消息，立刻派使者远到淮安迎接，以表对孔子五十五世孙元朝袭封衍圣公孔克坚的礼遇和尊崇。
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十四日，朱元璋在谨身殿内热情地召见了孔克坚，并面对百官进行了一场平和而唠嗑似的对话。首先，朱元璋以寒暄的方式开启对话，以“老秀才”称呼孔克坚，问“多少年纪”，称其“有福快活”。其次，以肯定而缓和的语气称赞其子孔希学“资质也温厚”。再次，称赞孔克坚的“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并认为孔克坚读好书才是“守祖宗法度”。第四，让孔克坚教育好其子孔希学，希望孔氏宗族在当朝再出一个“好人”。可见，该对话是一场平等、平和、友好的谈话。孔克坚既没有谢罪，也未因不能及时觐见而遭受指责，甚至问罪。
朱元璋十分优待孔克坚，“待以宾礼而不名，赐廪禄不烦以政，郊社必致膰肉，慰劳甚至。”（《阙里志》卷八）对话当天，朱元璋就“赐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因顾谓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坚以官者，以其先圣之后，特优礼之，故养之以禄而不从之以事也。’”（《明太祖宝训》卷二）洪武二年（1369）一月，朱元璋“遣前国子祭酒孔克坚祀先师孔子于阙里。出内府香币并白金百两，俾具祭物，仍命通赞舍人张汉英副之。”（《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三年（1370）三月，孔克坚因病重回曲阜。朱元璋“遣中使存问疾笃，诏给驿还家，赐白金百两、文绮八端。”（《明太祖实录》卷五〇）
洪武六年（1373）八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召见了孔希学并与之进行了一次对话。首先，朱元璋问“尔年几何”，再问“今去尔祖孔子历年几何？”，孔希学一一对答。其次，称其先祖孔子“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故得为圣人。”第三，强调孔希学袭封衍圣公、“爵至上公”，是凭借其祖之荫；不让其在朝廷做官，是为了不“以政事烦尔”，“正为保全尔”。第四，认为孔希学处在读书的好时候。于是，让他利用好早晚时间，抓紧学习，争取早日学有成就，以备四方之人讨教，不愧对做孔子的子孙。第五，让孔希学诗礼传家，进退以礼，做士人的榜样。第六，戒谕孔希学回家“以此教子孙”，且以此诫勉。可见，对话主旨是要孔希学勤奋读书，传承家学。
朱元璋十分厚待和尊崇孔希学。洪武元年（1368）三月，孔希学赴京觐见时，朱元璋以历代治乱情况予以询问，孔希学从容以对，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赏以杂彩六端。“洪武元年（十一月），太祖既以孔希学袭封衍圣公，因谓礼臣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待其后嗣，秩止三品，弗称褒崇，其授希学秩二品，赐以银印。’”（《明史·职官二》）“十一月，命希学袭封衍圣公。……而进衍圣公秩二品，阶赀善大夫。”（《明史·孔希学传》）“是年冬十一月，诏袭封如故，继从入觐，屡加赐予，每正旦上受四方朝贺，特命希学班亚丞相。”（《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可见，朱元璋不仅对元顺帝袭封的衍圣公孔希学予以认可，而且将孔希学擢升为资善大夫，晋升衍圣公官秩二品，赐以银印，朝贺班次丞相。
洪武六年（1373）八月，孔希学服丧三年期满，回京觐见。朱元璋“敕中书下礼部致廪饩，及从人皆有……。朕闻卿来朝，已敕中书，向劳至则领之，仍赐袭衣冠带靴袜。”（《明太祖实录》卷八四）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袭封衍圣公孔希学来朝，敕中书下礼部赐希学廪饩，洁馆舍以安之。敕希学曰：‘昔卿之祖，能明纲常，以植世教，其功甚大。故其后世。子孙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优礼。卿每岁来朝，不避祁寒，可谓笃君臣之大义，而不咈于尔祖之训者矣，已敕中书，赐卿日用之物，至可领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可见，孔希学每年朝觐，朱元璋都给予很大厚爱，不仅亲自安排食宿及日用之物，还赐予衣冠乃至靴袜。不仅如此，当得知孔希学去世后，朱元璋还下诏礼部遣官致祭。其文曰：
三纲五常之道，自上古列圣相承，率修明以育生民，亘万世而不可无者，非先师孔子孰能明之。今天下又安生民多福，惟先师此道明耳。夫世之大德者，天地不沦没，所以为帝者之师，庙食千万古不泯，子孙存焉。朕以尔孔希学先师之后，锡以名位，永彰斯教，讣音遽至，云及长往。呜呼，袭封荣贵，克保令终，可无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尔其享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
由《对话碑》看出，朱元璋对孔子倍加赞誉与推崇，就是想效仿西汉以来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做法，以孔子思想“垂教于世，扶植纲常”，即把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和巩固政权的指导思想。客观的说，这不是朱元璋的独创，而是历史的惯性使然，当然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所致。可是，对朱元璋来说，孔子已远去近两千余年，已经成了一种符号和标志，只有他创立的儒家学说还依然有着永恒的价值和日久弥新的生命力，只有孔子后裔即衍圣公才最适合做孔子的代言人。为此，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急于召见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父子，同时对元顺帝袭封的五十六代衍圣公孔希学给予承认，并再予以袭封。不仅擢升孔希学为资善大夫、晋升衍圣公官秩二品、赐以银印、朝贺班次丞相等，而且对孔克坚和孔希学父子非常尊崇，呵护有加。其目的就是利用孔氏家族这一面在中国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旗帜，恢复汉家礼仪传统，倡导程朱理学，建立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维护和巩固朱氏大明江山。因而，也折射了朱元璋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渴求，对衍圣公的政治依赖。
二、优渥孔氏家族，赐衍圣公属员
《钦赐属员碑》现立于曲阜孔府二门内西面北首，与《对话碑》隔门相望，历时六百多年的风雨，保存得仍然很好，字迹非常清晰。它记载了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对衍圣公的钦赐属员情况，以及对孔氏家族的优渥情况。
由该碑可知，首先，朱元璋赐衍圣公设“林庙洒扫一百户”。林庙户最初具有守卫和洒扫两项功能，自汉、唐、宋以后逐步明确为洒扫功能。对此，陈镐《阙里志》记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置守茔庙百户。汉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诏孔子庙置百户卒史，一人掌领礼器。汉灵帝建宁中给守庙百户。魏文帝黄初元年，诏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卒史，以守卫之。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诏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唐玄宗二十七年，诏赐百户洒扫。……宋熙宁中新法行，裁减洒扫户存三十人，看庙户三人；元佑元年，勅依旧法差，洒扫户五十人，看林户五人，并依役人法。”徐振贵、孔祥林《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亦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置守庙户以供洒扫。汉灵帝建宁二年，给孔庙百户供扫除、守卫之役。……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东封，回幸孔子宅，给百户以供洒扫；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赐百户供洒扫；……宪宗元和十三年，复置洒扫五十户。……宋哲宗元佑元年十月五日，敕依旧设差庙户五十人，以守卫洒扫及充主祀者白直，其约束并用人役法。”由上可知，从鲁哀公十七年立孔庙之始，就设置了林庙户，此后不同的王朝在不同的历史年代赐设了不同的林庙户，其中汉、唐、宋的个别年间赐予了一百户。可见，朱元璋于明朝建立之始就赐衍圣公林庙洒扫一百户，且保持了历史最高水平。
其次，赐免“孔氏子孙赋役差发”。《钦赐属员碑》载：“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本部户部崔尚书、宝侍郎同朱学士、濮指挥、周指挥、李指挥、陆镇抚等官，于谨身殿西廊下奉太祖高皇帝圣旨，孔氏子孙皆免差发，颜孟子孙惟大宗免差，余枝不免。”对此，陈镐《阙里志》也载：“唐太宗贞观元年，诏孔氏子孙并免赋役；……玄宗开元十三年驾幸阙里，诏孔氏子孙并免赋役。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诏曲阜县文宣王家历代以圣人之后，不与庸调。……金熙宗皇统二年，敕免孔氏子孙赋役；章宗明昌元年，敕免孔氏子孙赋役。元太宗九年，诏奉上丝绵颜色税石军役大小差发并行蠲免……。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户部崔尚书、宝侍郎同朱学士、濮指挥、周指挥、李指挥、陆镇抚等官，于谨身殿西廊下奉太祖高皇帝圣旨，孔氏子孙皆免差发，税粮有司依例科征。”由上可知，自汉以来一直有给予孔氏子孙免赋役差发的惯例，而朱元璋在登基不一年到的时间内，就给予了孔氏子孙皆免赋役和差发的优渥，同时也给予颜孟子孙大宗免差。
第三，赐设“衍圣公属员”。《钦赐属员碑》载：“本部议得奏准额设官属人等，宜从袭封衍圣公举保堪用人数，具呈都省，以凭铨用。袭封衍圣公官属，掌书一名、书写一名、知印一名、奏差一名、属官三员管勾典籍司乐，孔颜孟三氏子孙儒学教授司今授教授一员，学录一员、学司一名，尼山、洙泗二处书院山长今授各设一员。”对此，有史料载：“置官属，曰掌书，曰典籍，曰司乐，曰知印，曰奏差，曰书写，各一人。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明史·孔希学传》）也有史料载：“置衍圣公官属，曰掌书、曰典籍、曰司乐、曰知印、曰奏差、曰书写各一人，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官属并从衍圣公选举呈省擢用。”（《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上）首先，赐设属官。陈镐《阙里志》载：“元初衍圣公府只设掌书一人，延佑间始添设管勾、典籍、司乐各一员。……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礼部议设官员人数奏准额设官属人等，宜从衍圣公举保勘用人数，具呈都省以凭铨用。管勾一员、司乐一员、典籍一员、书写一名、奏差一名、掌书一名、知印一名。”其次，赐设孔颜孟三氏教授、学录、学司。陈镐《阙里志》亦载：“按建学始于魏黄初二年，至宋祥符二年令就庙建学，以训孔氏子孙，独未闻设官也。至干兴元年，孙宣公守兖，请以杨光辅为讲书转奉礼郎。元佑元年置教授一员，……教训本家子弟；四年……又设学录一员。金元间更置不一，至世祖中统初，诏立曲阜庙学，选师儒充教授、正录各一。至我明洪武元年，设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一员，用异姓学录一员；宣德以后，始以圣裔任，俱听衍圣公保举咨部铨除。”可见，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宗圣侯孔羡开始创建家学，但未设学官。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就庙建学，始设学宫。干兴元年（1022），孙宣公请以杨光辅为讲书，转奉礼郎。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在孔庙东南隅建学宫，并置教授一员，教训孔氏子孙或乡邻愿从学者；元佑四年（1089），又设学录一员。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依旧典立曲阜庙学，选师儒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训其子弟。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设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一员、学录一员；二年（1369），改三氏学为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并设学司一名。再次，赐设尼山、洙泗书院山长。陈镐《阙里志》载：“元至顺二年，衍圣公孔思晦请设尼山洙泗书院山长各一员。明洪武元年，部议题准仍元之旧，额设尼山洙泗二处山长各一员，听衍圣公保举族人之贤者任。”可见，该碑与其它史料记载的非常一致，且较为全面准确。
综观《钦赐属员碑》，朱元璋不仅能依汉唐宋以来的旧例，给予衍圣公在林庙、赋役、差发、属员等方面的优渥保持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为衍圣公增设了“书写、知印、奏差”三名官属和孔颜孟三氏子孙学司一名，并规定额设属官“宜从袭封衍圣公举保堪用人数，具呈都省，以凭铨用。”这样，不仅使衍圣公府具备了一套可供正常运转的管理机构和人员，而且使其具有了相对独立的选人用人的权利和相应的制度。这为日后孔庙和孔府功能的独立，衍圣公府成为私宅和官衙的合一，发展为中国封建社会传世最久、规模最大且拥有较大行政职能的封建贵族大官衙，成为后人称之的“天下第一家”，奠定了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从此，衍圣公府也走向了一个全面繁荣昌盛的重要历史时期。
三、尊孔崇儒的原因
朱元璋的尊孔崇儒，既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有社会和个人的原因，但归根结蒂是儒学及其传承者儒士适应了朱元璋建立和巩固明朝政权的政治要求。这是基于朱元璋对元朝兴衰的历史以及元末社会现实和吏治情况的清楚认识，特别在举旗发难到逐鹿群雄建立明朝政权的过程中，他深切感悟到儒士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促使他更加坚定了重用儒士以及用孔子儒学治国的信心和决心，从而才进一步促成他的这一必然的政治选择。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思想混乱，民不聊生。如朝廷和地方官员多是蒙古人或色目人，甚至严重出现了“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元史·崔斌传》）的现象。不仅导致了民族矛盾尖锐、吏治腐败，而且促使了土地高度集中、赋役非常繁重，使社会呈现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危太仆文集》卷九）的不良现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同时，又因水旱瘟疫的频繁发生，致使广大农民难以维持生活，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此，生活在社会底层且为“自保”而加入农民义军的朱元璋来说，有其深刻的感悟。如他在洪武二年（1369）二月诏修《元史》时说道：“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亦如元末文人孔齐评价元朝吏治说：“世祖能大一统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师至于遐方，大而省院台部，小到路府州县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纵使一儒者为政，焉能格其弊乎？况无真儒之为治者乎？故吾谓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至正直记》卷三）的确，元朝之所以建立，就是其初重用儒士；元纲之所以解纽，就是后期鄙视儒士。其实，从秦朝后的中国政治看，重用儒士和推崇儒学不仅是开国之君的一个共性，而且是历代开明之君的一个治国策略。历史事实证明，朱元璋深谙其道。如《明史·儒林传序》记载：“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
重视儒士可谓是朱元璋从反元战争实践中得出的一条成功经验。朱元璋自从加入义军就非常注意米乐m6平台的招贤纳士，且每到一处必先寻访地方贤才，征召儒士。如明代历史学家谈迁说：“高皇以武功创业，顾慕用省儒，见儒辄喜，以看儒无诞谲，可厚俗也。”（《国榷》卷七）早在至正十四年（1354），朱元璋就向冯氏兄弟询问平定天下之大计，说：“尔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顾定天下，计将安出？”冯国用回答道：“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倡仁义于远迩，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难定也。”（《明史纪事本末·太祖起兵》）至正十八年( l358)，朱升献计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玉堂从语·识鉴》）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朱元璋把青田刘基、浦江宋濂、龙泉章溢、丽水叶琛请到建康(南京)，与刘基等四人“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礼，基……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嘉纳之。”（《明史纪事本末·平定东南》）当朱元璋问刘基如何击败张士诚、陈友谅这两股强敌时，刘基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地据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传》）事实证明，这些儒士的意见和观点都是非常正确的，这就使朱元璋从实践层面上真正认识了儒士的重要作用。同时，朱元璋在儒士的影响下，也读了一些儒家方面的书籍，了解了一些先王之道。如至正十八年，朱元璋在宋元理学的故乡婺州召见儒士范祖干时，“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此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夫武定祸乱，文治太平，悉是道也。’”（《明史·范祖干传》）那么，孔子儒家思想很早就印记在朱元璋头脑里了。
朱元璋不仅认识到儒士的重要作用，并能“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和长期征战实践的体认，……很快就确认了以儒学作为自己反元建国的精神支柱。”如朱元璋在亲统大军克婺州（金华）时，就曾在城墙上竖立一面大旗，上写“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统天”。亦如至正二十三年（1353），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时，明确提出“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再如洪武元年（1368），在北伐中原的檄文中，则更加鲜明地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可见，朱元璋一方面用这些口号做反元的精神旗帜，凝聚人心；一方面用这些口号说明克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争取民众的支持。由于孔子儒学不仅适应了朱元璋的政治要求，而且使朱元璋获得广大民众的政治支持，所以“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明史·礼志一》）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刚登皇帝宝座，就“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谓之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明太祖宝训》卷二）可见，孔子儒学成为了洪武初年朱元璋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朱元璋治国安邦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治国策略。那么，推崇孔子，尊崇衍圣公，以及优渥孔氏家族和衍圣公府，也就成了洪武初年政治生活的必然选择和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朱元璋为收拾“胡元纲常大坏”的政治残局，建立和巩固安定有序的大明江山，不仅把孔子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治国策略而推崇备至，而且对元朝袭封的衍圣公孔克坚父子给予认可和尊崇，并对孔氏家族和衍圣公府给予了很大优渥，尤其在赐官、林庙、赋役、差发、设员等方面均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这既是朱元璋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也是其尊孔崇儒的根本原因。因此，朱元璋成就了世人称道的千秋帝王功绩。由此，也彰显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巨大内在张力及其历史价值和作用。对此，我们应科学辩证地认识孔子儒学的历史局限性和超越时空的价值意义，更好地继承这一份优秀的世界文化遗产，服务于当今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
原载：《孔子学刊》第五辑
作者：孔祥安，孔子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