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四川、广西北部都处于中原进入云南的通道的连接地带，是中原王朝时代西南治理的重要战略依托。从进入云南的官道状况，可看出这一特点。郑天挺在抗战时期写的《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梳理了入滇的主要通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派将军庄蹻入云南，循沅水至且兰（今贵州平越）上岸，走的路线是由湘西经贵州入滇，这是古代入滇的东道；从西江—洵江—郁江—盘江，盘江的源头都在云南境内，或者由郁江到右江，右江上源西洋江由广西百色上达云南剥隘，是古代入滇的南道；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到云南，诸葛亮渡泸，都是从四川到云南，这是古代入滇的西道，唐代通云南多经过四川。明清时期通云南的驿道主要是从湘西至贵州，再由贵州入云南，“虽然迂回于万山之中，可以入滇正道惟此一线”（郑天挺：《清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4年）。
1949年解放军仅用两个月即解放大西南，打破蒋介石企图依托西南险要地形固守的迷梦，其进军路线呈现了决策者对西南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地理形势的深刻把握。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主要突破方向放在湘西和广西。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电文中勾画了解放大西南的战略，一是由四野主力沿白崇禧的桂军的退路向两广前进，占领两广，然后派一部经白色入云南；二是二野准备（由湘西进入）经贵州北上入川，占领贵阳、重庆和长江上游一带，打通长江水路；三是一野一部准备从陕南入川北，与二野合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一野和二野部分部队在陕南等地佯动，做出由陕入川的假象。二野和四野一部先发起广东广西战役，然后西出云南，截断国民党在四川和贵州部队的退路。同时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出敌不意地由湘西进军贵州，再迂回北上，解放重庆，“拊其侧背，断其逃路”。重庆解放之后，蒋介石下令放弃秦岭防线，一野从秦岭南下，与二野合围成都，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取得解放大西南的胜利（刘统：《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由此可见，在四川之外，广西和湘西是中央政权经营西南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近年来的西南研究，越来越重视对整个大西南治理的研究，关于湘西等大西南治理的战略依托区域的研究也有较大推进。谢晓辉的新作《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三联书店，2020年）即是新近的重要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湘西的地缘位置变迁问题，对于思考西南治理经验与西南腹地的构建问题很有启发。她认为，湘西的政治地缘位置在元代经历了重要转变。在元朝历史性地加强西南治理力度和调整治理方略之前，湘西曾是中原王朝与西南“诸国”的边疆与边缘，宋元时期对湘西的描述，强调其地处内与外、蛮与非蛮之间。蒙古征服中原，采用先征服西南地区再包抄江南地区的战略，消灭了西南地区独立或半独立的王权，也就不再需要一个中间地带。湘西不仅不再是不同王权之间的边疆与边缘，而且变成了治理云贵的重要拱卫区域。溯沅水经黔东入滇的驿道，是明王朝沟通云南最为重要和便捷的交通要道，它的畅通是王朝经营云贵的基础。明代关注湘西的焦点是云贵大道的畅通，考虑的是西南战略格局，这是有明一朝在湘西花重金修建堡哨、边墙的关键原因。到明代中叶，时人的描述强调的已是此地在整个西南格局中捍蔽云贵的角色。温春来的《从“异域”到“旧疆”》（三联书店，2008年）对宋代至清代贵州西北部的研究，认为在明代存在从“异域”到“旧疆”的转变，勾勒了同一时期黔西北治理的转变。湘西治理的变化与此既有关联，也有区别（湘西在宋代并非“异域”）。两人都是被称为“华南学派”的学术共同体的学者，这些研究也是一种内部的呼应。
湘西在西南治理中担负重要角色，并不是从元代才开始。宋神宗和哲宗开边荆湖路辰、沅、靖三州的南北江地区，已可视为中原王朝西南治理的前沿基地建设。谢晓辉指出，宋代开南北江地区，开拓梅山道，打通了从湘西诚州（今靖州）到广西北部融州的通道，连接资江、沅水流域与融江流域。在这条通道上，宋代设置了非常多的寨、铺、堡和团。这一开发进程，可能与宋朝买广马、从廉州分运广盐北上行销有关，也与应对交趾的挑战有关。元代以降的主要变化在于，中央王朝开始高度重视云贵的开发，湘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明代在湘西设置了辰州卫、沅州卫、羊峰卫、崇山卫等卫所，同时实行土司制，中央王朝利用湖广土司的设立与承袭，驾驭与分化湘西的土著力量。湖广土司则善用政策空间，打造了悍勇善战的土兵队伍。这一多元治理制度在湘西的运作有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明代的卫所是治理湘西苗疆、协调中央与当地土司关系的重要机构，同时，这些卫所在此前已有中央治理基础的湘西的运作，有其领先之处，对于云贵地区的卫所应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这些卫所首先要处理的是湘西本地的治理，尤其要应对悍勇的苗民的变乱。谢晓辉强调湘西“边缘性”制造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湘西土司既是应对苗乱的主力，同时又挟苗自重，有的甚至游走于顺、叛边缘，“只愿贼在，岂肯灭贼”，故意纵容苗乱以凸显自身的重要性。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策略，在东北、西北、东南等其他区域一些有匪乱的地方也常见。土官重要性上升的背景是卫所的弛败，卫所官员不能有效驾驭土官，实权掌握在土官手中。
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格局其实有利于外来军事移民与原住民士兵的交流与融汇。谢晓辉概括了湘西卫所士兵来源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苗疆原住民是堡哨官兵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她在比勘史料后发现，驻扎其中的多为土兵或曾示好于官府的熟苗、顺苗。按温春来的研究，贵州卫所的情况有所不同，其建立依靠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移民，至少在明初与贵州原住民的关系不大，“一线之外，四面皆夷”。明代黔西北卫所士兵主要是外来军事移民，以南直隶为多。根据连瑞枝对明代云南大理地区治理的研究，万历元年邹应龙征讨铁索箐山区夷民之乱，令大理卫指挥陈化鹏设铁索营，七百余“汉土兵”中包括土兵，到明末只剩下三百三十三人，清初核算明朝卫所军屯土地，记载铁索营“屯种土军人丁一百三十七丁”，土兵占比不到一半（连瑞枝：《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随着卫所凋敝，外来军士逃亡，云贵地区的卫所不得不增加流民和原住民的招募，原住民的占比会有所上升，但这一进程要晚于湘西卫所。土兵在湘西卫所更早占据主流的原因是，湘西开发较早，虽然也有苗乱，但湘西卫所与土司和熟苗之间的信任程度更高。
其二，湘西土司在中央与苗乱之间“讨价还价，左右逢源”，带出了作战力颇强、天下知名的土兵队伍，不仅成为平定本地苗乱的主力，而且经常被征调去其他地方尤其是其他西南地区平定民乱，派遣土兵所得军饷，随之成为土司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保靖、永顺两个宣慰司的土兵尤为著名，《明史》的评价是，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伐，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嘉、隆以还，征符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备臂指矣”。谢晓辉统计，从正德元年到明末，湖广土司平均每隔三四年就被征调一次，而嘉靖以来的征调常常长达两三年。明廷平定贵州播州杨应龙之乱、水西安邦彦之乱，四川奢崇明、蓝延瑞之乱，广西田州土官岑猛之乱、大藤峡瑶乱，湘西土兵都在西南治理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按《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王阳明平定广西民乱，永顺、保靖兵也是主力，“仍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湖广土司的调遣也不止于西南地区，永保土兵曾是抗倭主力之一；戚继光的“鸳鸯阵”战法善用轻便的藤牌和长枪，吸纳了永保土兵的特长。明代为征倭寇而编定的《筹海图编》说，“湖广土兵，永顺为上，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强焉”，这是来自实战的评估。广西的狼兵、贵州和云南土司统领的兵丁也多次作为平乱主力，《明史·兵志》的概括是，“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 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 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诸司, 宣力最多。”谢晓辉指出，湖广土兵所发饷银往往会高于其他地方的狼兵或土兵。
谢晓辉认为，从西南土兵在明代的作用，可以进一步思考广西、云贵等地土司在西南边疆开发中扮演何种角色，进而重新认识明代西南边疆开发与国家建构。这是一个重要提议。她提出的问题是，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中国实现了在广袤地域上的政治一统与文明延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而相对于社会整合程度相对较高的汉人社会，西南地区何以能够成为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整合最为成功的典范？湘西地区何以直至近代依旧可以存有大量“边疆”、华夏边缘，同时又保持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她的主要理论解释是，西南中国整合进程中有制造和经营“边缘性”的“西南传统”。在第一章，她比较了东南与西南，认为相对于福建、广东相对较高的文化一统性，西南地区留下非常丰富的多元性和复杂认同。
从语言状况来看，谢晓辉对于东南与西南的比较、对大西南治理状况的判断，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语言状况是区域文化整合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如彼得·伯克所指出，在任何时候，语言都是一个敏感的指示器，体现了文化的变迁，而且不是简单地反映（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国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是，历史上较后开发的广袤西南山区及其延展地带，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广西北部、四川、湖南西北与西南、湖北西部等山陵地区，相互之间交通不便，却在保留各地小范围方言的同时，发展出了共通的西南官话；而在开发较早、交通便捷的东南地区，却并未形成广泛共通的方言。西南官话在西南山区通用格局的形成，意味着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的西南治理，形成了较高程度的文化整合。仅从语言层面看，虽然西南山区是后开发地区，但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这里的文化整合程度其实有超过东南地区的一面。
西南官话在西南区域的形成与传播，是古代中国（尤其是元、明、清三朝）西南治理的重要沉淀。卫所的设置、卫所军事移民与西南本地士兵的交流、西南土兵的流动，在西南官话形成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其一，卫所内及周边发生的外来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日常性语言接触，要远比商贸流动过程中的语言接触来得深入和密切。那些有较多本地土兵的卫所，堪称西南官话形成和传播的“熔炉”。讲江淮官话或北方官话的、以军事移民为先导的外来移民，在与原住民的语言接触过程中，推动了带有地方差异的西南官话的形成。胡萍的《语言接触与湘西南苗瑶平话调查研究》（岳麓书社，2018年）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案例，湖南省邵阳市的城步苗族自治县有六种方言，其中五种属于湘语娄邵片，只有分布在城步西南端的长安营镇的长安话属于西南官话。这里之所以讲西南官话，原因是乾隆五年（1740），清军在此设长安营，屯兵驻守。而出了城步县，长安营镇往北的湖南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以及周边的广西龙胜、资源和贵州黎平等县（处于前面提到的从湘西北通往桂北的通道周边），通行方言都是西南官话。边缘地带留下的历史痕迹更为清晰，长安营镇的案例更能显示卫所在西南官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其二，湘西和广西等西南地区的土兵的跨区域调动和战斗，对语言沟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南土兵与天南地北的士兵和民众接触，会优先选择当时的官话作为交流的基础语言，发音表达去繁就简，这种生死之际的语言接触效率，要超过西南地区卫所之内的语言融汇。有外出平乱历练的西南地区土兵返回故里之后，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较高地位，在语言上对乡邻产生影响，成为形成中的西南官话传播的重要中介。
语言状况的东南与西南之别，反映了这两个区域的移民与本地民众的文化关系的差异。西南山区相对落后，反而在文化上更服膺成熟的中原文化，外来移民的官话（包括江淮官话和北方官话）由此形成了较大的文化优势，这是整个西南山区能够形成通行口语的文化基础。东南地区开发较早，历史上曾有多次从北方地区向东南地区的移民浪潮，南宋以后，北方移民与原住民、老移民与新移民的文化关系，总体上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各擅胜场，各讲各话。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北方官话影响力上升，但东南地区民众未必认为北方官话更有文化，北方官话在东南地区没有形成在西南地区的那种优势。因此直到明清时期，从江浙到福建、广东，一直没有形成广泛共通的口语，清朝政府在东南部分地区普及官话的努力也遭遇了抵制。明清时期东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语言文化形成了有所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东南地区文化的多元一体是在汉语书面语言已有统治性优势的基础上，各地在口语上各宝其言；西南地区文化的多元一体则是在传播中原语言文字及文化的同时，也确立了官话在口语传播上的优势。
对西南区域语言状况的了解，有助于丰富对于西南历史状况的了解；反过来，基于中原王朝西南治理的多区域多面支撑、卫所网点布局的特点，也可以刷新对西南官话形成和早期传播的格局的认识。语言演变与传播的进程，需要在政治史、军事史、移民史与文化史等多领域综合视野中探索和勾勒。
关于西南官话的形成与传播，以往研究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首先在四川形成，然后再辐射西南地区。另一种看法认为，唐代中叶之后，从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一代的大量北方移民的北方方言取代了此地原有的方言，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也有研究者强调广西北部的重要性。例如，王福堂认为，就目前所知，官话进入广西北部是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傅友德、沐英平定云贵以后（王福堂：《汉语方言论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
在以往西南官话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西南治理从广西、湘西和四川多面推进的特点，可以进一步提出新的假说：西南官话的形成和传播不只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的，或者说，是多面支撑、网点扩散的格局，四川、湘西北鄂西南、广西北部都是重要的支撑区域。由于西南山区内部交通非常不便，仅仅依靠从一个中心点出发的流动和传播（包括商业贸易流动），很难形成西南官话覆盖如此广阔区域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还需要有众多网点同时布局的非常规地方治理举措作为基础。中央王朝在西南治理进程中的官道开拓、卫所设置、军事移民与屯垦，是影响西南官话形成和传播的最重要的治理举措。其中，湘西北、广西北部、四川等区域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这些地方是中央王朝治理广阔西南山区的重要基地，更早开发，更早展开江淮官话、北方官话与当地语言的接触，更早形成西南官话的雏形，通过输送军事骨干力量、推动商贸流动等途径，成为西南官话形成与传播进程中的先导地区和中心地区。
从这个角度看，就谢晓辉提出的元代以降湘西在西南治理中的位置转变这一重要问题而言，被频繁征调的永保土兵是更为重要、更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湘西在西南治理中的新位置形成的重要表征，是中央王朝的地方治理变迁与“西南传统”形成的重要要素。元代以降湘西的政治地缘位置转变，也是中央王朝西南治理的多面支撑格局的建构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