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统论是在宋代建构和完成的，以至于许多学者将佛学中的“法统”看作是宋儒道统论的来源。其实，宋儒道统论的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孔子为了传承三代先王之道，通过整理、传记六经，建构了从伏羲、尧、舜到周公的传道脉络。孔子及早期儒家建构的儒家之道，主要是通过为六经作传、记、序来表达的。溯源先秦儒家的传记之学，其道统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立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整理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关键词：儒家；道统；六经；先王之道；
宋儒创建的道统论并不是凭空而起的，虽然道统论在宋代大盛与佛教法统的刺激有关，但是其思想基础却源于先秦儒学。宋儒通过对先秦儒家思想的挖掘、激活，才逐渐建立、发展为一种道统论的系统思想。《汉书·艺文志》认为:孔子创立儒家的思想宗旨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这一段话包括宋儒道统论的三个基本要素:确立道统的核心思想(仁义)、追溯道统的人物谱系(尧舜文武)、整理道统的文献典籍(六经)。
朱熹建构道统论借助于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作序，以表达他建构道统论的经典依据源于先秦儒家。孔子及先秦儒家也是通过为六经作传、记、序，来表达、建构其道统思想的。在具有传记之学特点的儒家诸子学和《易传》《礼记》《尚书序》等文献中，均可以找到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
本文希望对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做一历史探源，包括早期儒家确立的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整理记载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一、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并起，各家各派均提出自己救世的道术，而且，他们大多数均将自己提出的道术归之于三代甚至是远古时期的“先王”。但是，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派是最崇敬三代先王的，因为史家早就肯定，诸子百家中唯儒家学派是通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进而创造性地发展和建构出一套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来。在独立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儒家子学著作中，或者是解释上古文献的传记之学中，儒家从来不会忘记将自己的学说归之于“先王之道”。所以，我们在先秦、两汉儒家的子学、传记著作中，可以读到他们大量有关先王之道的论述，并且将自己的著书立说看作是对三代先王之道的传承。这样，所有早期儒家的诸子、传记之学的著作，均具有广义的“道统”意义。
早期儒家孜孜不倦地追溯、阐发、倡导“先王之道”，这些“道”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应该说，三代先王在治理天下时，积累了包括礼乐制度、德治观念、中道方法在内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文化，但是，早期儒家将其中的核心价值、思想精华概括为“先王之道”。在早期儒家诸子、传记典籍中，能够成为“先王之道”的内容，其实正是儒家许多重要的思想理念如仁义、民本、中庸的原始形态。
孔子和学生的讲学中经常讲到尧舜、文武、周公之道，他所说的这些先王之道的内容主要就是礼治、中道、仁道、孝悌等。先秦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先王之道就是中道，如《论语·尧曰》记载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里非常明确指出，尧舜之道就是“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论语》记载的这一段话，应该有十分久远的来源。现存的《尚书·大禹谟》中有接近的记载。在清华简《保训》中也有周文王临终授以“中”的记载。可见，在儒家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中，就存在以“中”为核心价值的时代。其次，孔子也认为儒家倡导的“仁”是“先王之道”。《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就是说，“王者”的文化依据就是“仁”。事实上，孔子已经对上古的“霸”“王”之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王道”就是“仁道”。正如《孟子·离娄上》记载孔子的话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其三，孔子认可的先王之道也是礼教，《论语》中记载了许多孔子对文武、周公之道推崇。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八佾》)，“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心目中的“周”，也是一种礼教、德治的典范，而礼教、德治就是他的文化理想和政治理想。另外，在早期儒家的大量文献中，往往将先王、王道看作是以民为本的典范。可见，孔子及其儒家的“先王之道”，其实就是尧舜、文武、周公等先王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推行的中道、仁道、礼教、民本、德治等等。
孔子以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先王之道，已经成为儒家后学的普遍思想特点。孟子就是一位推崇先王之道，将儒家的诸多核心价值归之于尧舜、文武的思想家。所以，《孟子·滕文公上》明确阐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无论是为政还是为学，均必须继承“先王之道”，正如他所说:“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孟子·离娄上》。孟子所讲的“先王之道”，无非是儒家倡导的中道、仁道、礼教、民本、德治等核心价值。如孟子特别倡导仁义，同时认为仁义是先王留下来的王者之道。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孟子将仁义思想看作是关系到“国之所以废兴存亡”的重要价值。在孟子看来，与仁义相关的仁政、民本的价值理念，也是涉及有关“国之所以废兴存亡”的核心价值，均是三代先王曾经身体力行、努力倡导的。他赞扬周文王行仁政，关心人民的疾苦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他还特别赞赏文王善养老者:“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所以“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孟子·尽心上》)。可见，仁政、民本的价值理念也是来源于三代先王。甚至作为家庭道德的孝悌也被归之于先王之道，譬如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将儒家孝悌之道也提升为先王之道。
战国后期的荀子，也是一位推崇先王之道的儒家学者。他要求学者在学问上应该“法先王”，他说:“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他更是要求君主在政治上应该“法先王”，“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非相》)。他曾对秦昭王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荀子·儒效》)虽然基于一种务实主义的政治态度，荀子对“王道”和“霸道”、“法先王”与“法后王”同样推崇，但是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儒家学者，总是将儒家有关礼治、中道、仁义、民本的核心价值归之于“先王之道”。作为早期儒家学者，荀子当然将“仁义之统”看作是先王之道，他说:“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荀子·荣辱》。荀子不仅肯定内在的“仁义之统”是先王之道，还特别强调外在的礼义秩序是先王之道。其实，在荀子那里，儒家道统更加是礼义之统。他在论述“先王之道”时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这是荀子对“先王之道”重要看法，全面包含着儒家的核心价值仁道、礼义、中行等等。可见，荀子虽然同样推崇“法后王”，也曾经批评“俗儒”的一种粗略的“法先王”，但是对先王之道的推崇仍然是他的思想基础，他说:“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荀子·儒效》)其实，荀子对先王之道的推崇，就是他倡导的礼治、仁义。荀子对先王之道的具体内容有诸多论述，他说:“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荀子·君子》)总之，荀子的“先王之道”，无非是尚贤使能的政治、贵贱亲疏的礼制、仁义节忠的道德等内容，这正是儒家反复倡导的核心价值和基本思想。
除了这里所说的孔子、孟子、荀子之外，孔门其他诸多弟子、再传弟子其实均是在遵循孔子通过倡导尧舜、文武、周公之道，以表达自己对有关中道、仁道、礼教、民本、德治等核心价值的推崇。儒家学派还特别通过对三代文献典籍的传记，包括在《易传》《书传》《礼记》等儒家重要的经典传记中，阐发“先王之道”，表达儒家之学的“道统”价值。
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及并加说明:中庸、仁义、礼教、民本、德治的“先王之道”，究竟是儒家学派创建的，还是三代先王提出的?这就涉及儒家核心思想与三代礼乐文明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儒家“道统”的建构是否有历史依据的问题。这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在中华轴心文明产生之前，有一个漫长而又早熟的“前轴心文明”，并且产生了能够代表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作为中国“轴心文明”“哲学突破”代表人物的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派，恰恰是一批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士，他们总是通过整理三代文献，从上古先哲那里去寻找智慧。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先王之道”，与上古时期华夏民族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与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以德配天的政治文明，有着非常明显的继承关系。从这一种思想文化连续性来看，“道统”观念有其历史依据和思想合理性。
另一方面，儒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们开始打破“学在官府”的禁锢，是一批具有独立思想创造的学者，他们的思想均是所谓“轴心文明”“哲学突破”的表现。他们提出了中庸、仁道、民本、德治的思想，其实是将三代时期的一些具有人文价值、实践经验的思想萌芽作了极大的思想提升。譬如，三代时期留下的六经虽然出现了“执中”“以德配天”“天听自我民听”等的重要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还是一种政治经验，特别是还依附于天命鬼神的宗教信仰之中。而儒家诸子及其传记之学中，中庸、仁道、民本、德治已经提升为一种由独立思考的士人提出的思想体系。儒家诸子及其传记之学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创造力，大大提升了三代文化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对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均产生深刻的历史影响。
二、先王之道的传承谱系
“道统”思想不仅仅是确立有关“道”的思想内容，关键是传承道统的人物谱系。早期儒学推崇仁义、礼治、民本、中庸、德教、孝悌、修身等核心价值，并且将其看作是“先王之道”。并不是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通过逻辑学、辩证法推演出一系列美德来，儒家倡导的这一些价值理念被称之为“先王之道”，它们呈现在历史长河中，是先王们以自己鲜活的历史过程和思想言行，来证明这些核心价值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样，究竟谁才是先王之道的代表人物和传递者，历来是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拜“先王”“往圣”并不是儒家独有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普遍学术现象。中华早期国家形态是与宗法氏族组织联系、渗透在一起的，所以，在前轴心文明的中华早期宗教形态中，祖宗神崇拜一直居于诸多宗教崇拜的核心，具有祖宗神意义的“先王”“往圣”一直在现实世界、思想世界中居于崇高地位。当中华文化进入到“轴心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创造了具有“哲学突破”意义的思想、理念。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诸子百家均将自己创造、倡导的思想理念归之于“先王”“往圣”。《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其实，之所以“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祖宗崇拜的宗法文化有密切关系。
所以，华夏民族崇拜的诸多“往圣”“先王”，包括伏羲、神农、黄帝、炎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等，均成为诸子百家倡导的不同思想理念的体现者和承担者。除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外，其他诸如墨家、道家、农家等，均有承担各种不同价值理念的“往圣”“先王”。譬如墨家同样以三代圣王作为自己政治理想的代表，说:“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墨子·尚贤中》)墨家还特别崇拜大禹，因为传说中的大禹恰恰是吃苦耐劳、俭朴为民的墨家之道的体现者。道家崇拜的“往圣”“先王”比儒家、墨家要早，因为道家崇尚的“自然之道”是先于儒家、墨家的道德人文之道。在《庄子·大宗师》中记载:“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狶韦氏得之，以契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黄帝得之，以登云天。”这里的“狶韦氏”“伏戏氏”“黄帝”就是道家之道的承担者，他们是道家十分崇拜的“先王”“往圣”。而且，道家还将自己的学问直接归之于黄帝。《道德经》不仅仅具有关于“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还有一套“君人南面之术”的政治哲学。战国时期道家内部产生“黄老之学”，就是以“黄帝”作为道家之道的体现者。在代表“黄老之学”的《黄帝四书》中，黄帝既是顺应自然之道的往圣，又是具有君人南面之术的先王。现在人们见到的《黄帝四书》虽然是西汉初年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但是经考证学界大多认为其成书应该是战国中期。也就是说，在道家学派大盛的战国时期，推崇华夏民族的祖宗神“黄帝”已经是道家的突出特点。另外，农家学派崇拜“神农”，他们以“神农”作为自己思想学说的代表和体现者。
但是，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派的“往圣”“先王”观念最强，因为他们崇拜的“往圣”“先王”最多，包括伏羲、神农、黄帝、炎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等，尽可能将诸子百家崇拜的对象纳入到自己的道统脉络之中，并将这些人物作为儒家价值理想的体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固然是从孔子始，但作为一个思想文化传统，则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始，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代表的三代先王文化的全面继承。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儒家崇拜的“往圣”“先王”和传道谱系，有一个逐步演变拓展的过程。
人们早就发现，在先秦儒家典籍中记载的三代先王、往圣的人物、谱系是不同的。在《论语》《子思子》《孟子》中记载的早期儒者思想中，他们所列举三代时期的圣君、先王，主要是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将这些先王看作是这儒家核心价值的代表者、传递者，由此强调儒家之道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源。这样，儒者所承继的乃是古代圣王的事业，传递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成为儒者的共同信念与理想。“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承担的“先王之道”是与文、武、周公等先王联系在一起的。
与《论语》《子思子》《孟子》记载的早期儒家道统谱系相一致，是他们整理的前轴心文明的经典《尚书》。《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2，这和早期儒家道统谱系均以上古圣王相一致。《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王室文献，涉及的先王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秦儒家经常谈到的上古圣王。可见，《尚书》编撰原则与道统理念是直接相关的。上古原有那么多重要的王室文献档案，但是早期儒家仅仅选出数十篇文献，编成汉代流行的《尚书》，是希望当世君王能够效法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见，早期儒家道统谱系建构与他们的《尚书》整理工作是一个整体文化工程。
但是，儒家的道统授受谱系还在拓展，从尧、舜、禹又进一步追溯到伏羲、神农、黄帝。在传为孔子所作的《周易·系辞下传》中就有关于《易经》来源的论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在这一篇《系辞传》中，儒家极大拓展了自己的道统谱系，从时间上已经将道统追溯到“结绳而为网罟”的远古渔猎时代；从人物上已经涉及文明诞生初期的氏族部落首领包犧氏、神农氏和轩辕氏。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儒家建立的道统谱系本来是与中道、仁道、礼教、民本、德治等核心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儒家之所以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上古圣王，是因为这些先王的历史活动、思想言论总是与中道、仁道、礼教、民本、德治等核心价值相关。那么，儒家这么拓展其道统谱系，其原因和意义在哪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儒家道统思想的目的。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均将自己的道术归之于上古时期的“先王”，是为了将自己和本学派倡导的思想观念、治理方法确立历史“合法性”与文化“理据性”的思想基础。儒家将中庸、仁义、礼教、民本等核心价值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上古圣王统一起来，就是为了确立这一种历史“合法性”与文化“有根性”的儒家道统论。但是，这只是儒家道统思想的目的之一。事实上，儒家道统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承担传承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祖述尧舜”，进而拓展到认同伏羲、神农、黄帝的过程。其实，认同炎黄，总是与相关的伏羲、神农、黄帝的历史贡献、文明意义相关的。这一些上古人物是与“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等生产劳动、商业活动等物质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当儒家学者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创造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伏羲、神农、黄帝创造的物质文明结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了完整的中华文明。所以，儒家将其道统谱系从尧、舜、禹、汤、文、武拓展到伏羲、神农、黄帝的时候，其实是拓展了儒家的文明意义。儒家传承的不仅仅是仁道、礼教等道德观念、治理方法，而是上古以来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体系。这样，我们来理解儒家道统思想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时，不应该局限于德治、民本的政治意义，而是要拓展为精神、制度和物质之全体文明体系的意义。
三、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先秦诸子百家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特点:他们总是将自己和本学派倡导的思想观念、治理方法追溯到很远，归之于上古伏羲、神农、黄帝、炎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往圣”“先王”，让这些先王就成为本学派的思想理念的发明者和先行者。但是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学派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一个系统的道统论。他们残缺的不仅仅的授受谱系，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通过整理上古历史文献而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并没有一个记载他们核心思想和授受谱系的历史文献，故而无法像儒家那样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中华经典体系的基础之上。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只有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是通过收集、整理三代时期的档案材料、历史文献来建立自己的经典体系和学术思想的。儒家将自己推崇的核心价值、授受谱系与整理三代文献结合起来，经孔子及其弟子整理后逐步成型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原典，就是承载儒家核心价值及其授受谱系的文献典籍。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仁义、礼乐、民本等核心价值均渊源于这些文献典籍。孔子及其门人通过对上古先王们留下的文献典籍学习，获得了先王的政治、道德方面的王道思想和政治智慧，虞、夏、商、周先王的“以德配天”“民为邦本”等道德思想、政治理念，为儒家学派提供了一整套关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儒家治学、讲学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六经原典的作者，又是和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往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出先王之道的一代代积累和传承的历史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授受谱系。
所以，我们会发现儒家与其他诸子的一个明显区别，道、墨、法各家学派的弟子们均是将本学派创始人的重要原创典籍称之为“经”，故而出现了由诸子撰写的《道德经》《墨经》《法经》等等。但是儒家学派却有更加明确的文献整理与思想传承的自觉意识，主动从三代文献中寻求历史智慧、价值理念、文化传统，并将这些重要历史文献尊崇为经。他们坚持以三代历史文献作为华夏文明的经典，将自己的讲学、著作作为那些经典的传记。所以，只有三代先王遗留的“典”与“则”，才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建构“经”的文献基础，他们将这些“典”“则”整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强调这些典籍是先王的治世大法、恒常之道，故而称之为“经”。
事实上，文献典籍对道统论的确立非常重要，六经的确立，使得儒家的道统授受谱系不会是一种凭空臆想，而是具有这些上古历史文献典籍的坚实基础。六经包含的丰富档案和历史典籍，使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成为有文献依据的思想体系，对确立和强化孔子及其儒家建构起来的道统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为了进一步说明六经原典是承载儒家之道的核心价值、体现儒家之道的授受谱系的文献典籍，我们例举其中的《尚书》，看它是如何体现儒家之道的核心价值和授受谱系的。
《尚书》是上古时期王室档案文献的汇编。上古时期记载君王言行的史官文化很发达，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3史官包括记事与记言的不同，这一类“记言”的就成为“书”一类文献，并且具有很高的地位，所以有“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墨子·贵义》)之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和儒家学派从记载帝王言行的“书”一类的文献中选取、整理出一部分，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尚书》。孔子收集、整理的《书》只是历朝历代众多“书”中的极少一部分，主要选取唐、虞、夏、商、周的那一些体现三代先王体现王道的文献。一方面，这些文献中许多均可以与儒家经常讲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相对应，就是说，这些文献就是记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言，如其中最早的篇目就是《尧典》《舜典》《大禹谟》等。另一方面，儒家之道的核心价值具可以从这些文献中找到其中的思想来源，包括以德配天、重民思想、中道观念等等。这样，《尚书》就成为承载儒家之道的核心价值和授受谱系的典籍。
当然，孔子及早期儒家不仅通过编六经，以间接表达承载儒家之道、体现授受谱系的意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通过为六经作传记，以论述其建立道统的目的。孔子及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主要是通过为六经所作的《传》《记》《序》，做出更加明确、完整的论述。在《易传》《礼记》《尚书序》以及具有传记之学特点的儒家子学著作中，均可以找到早期儒家道统思想的论述。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对孔子创“传记之学”作了充分肯定。他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4司马迁指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育弟子，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故而有《书传》《礼记》等传记之学的出现，并且对儒家道统思想有进一步发挥。
《诗》《书》《礼》《乐》主要源于西周，记载了文王、周公的制礼作乐的重要文献。所以，有关《诗》《书》《礼》《乐》的传记就明确表明这些文献与儒家道统的联系。但是，儒家特别强调其道统的来源十分悠久，故而将儒家经典与上古先王系统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譬如，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其内容包括卦象、卦爻辞等丰富内容，其来源十分悠久。但是，这些卦象、卦爻辞究竟来源于何处，它们与先王、往圣是什么关系?《周易》的经文本身没有解答这些问题，而先秦儒家可以通过《周易·系辞传》，对《易经》卦象、卦爻辞的来源作了探讨，他们将《周易》卦象、卦爻辞追溯到“结绳而为网罟”的远古渔猎时代，并且肯定《周易》的作者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文王、周公等先王、往圣。这样，儒家能够将中华文明的缘起与道统思想结合起来，丰富了儒家道统思想的价值内涵，强化了儒家道统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位。
《礼记》《易传》等传记著作对儒家道统的建构得到了儒家的普遍肯定。西汉孔安国为《尚书》作《序》，就将儒家道统谱系、思想内涵作了拓展，并且将其与上古文献结合起来。他的《尚书序》说:“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5这里已经涉及上古时期的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及夏、商、周的诸多圣王，同时涉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世帝王遗书”。由孔安国的《尚书序》可以发现，虽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世帝王遗书”还不能够全部得到确实可靠的文献支持，但这确实体现出早期儒家的一个努力追求，就是希望将道统思想建立在上古文献的坚实基础之上。
总之，孔子整理六经、为六经作传记，其实也就是奠定了儒家道统的思想基础。事实上，六经学确立后，就不仅从经典文本，同时也在授受脉络、思想内涵等多个方面，为后来的道统论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
注释：
1班固:《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8页。
2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558页。
3班固:《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4司马迁:《史记》第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32页。
5孔安国:《尚书序》，载《十三经注疏》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