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先生的全集出版了，这无疑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汤用彤先生学贯中西，著述精深，为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晚年虽因行政事务等原因而不能操笔，但他为我们留下的有关汉唐佛学与魏晋玄学、印度哲学等方面的宏著，至今成为我们研究者必读而难以超越的奠基之作，读之而受益无穷。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中有关汉晋隋唐部分的内容，就是以汤先生的著作为主要参考教材，虽然读起来很吃力，但是却有缘进入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知道怎样去读书。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有关魏晋玄学的，于是，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便成了我的最重要的必读文献，我反复阅读过多次，每次都有收获，但每次都觉得意犹未尽。
其实，他在中西哲学与文化方面的论著、讲稿，都是我们从事哲学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可不认真阅读和学习的重要文献，从中能够读出真正的文化关怀。
毫无疑问，学术总是不断发展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越过一代学术大师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谈论所谓“发展”，否则便是轻狂，便是妄言!近年来，中西哲学与文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和汤先生的时代虽有不同，但是整个文化背景并没有根本改变，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对话、交流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主题。汤用彤先生和许多前辈学者一样，自觉地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性质和特点，并在这一自觉意识之下不断探索中国学术发展的道路。他的论著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晶，至今读来甚感亲切，其中讨论文化问题的若干论文更是切中时弊。
作为学术大师，汤先生自有他的文化观，但他不轻易发议论、下结论，他的学术文化观是建立在扎实而又深邃的学术研究之上的。“文化之探求乃真理之讨论”[1]，这是汤先生研究哲学文化的根本立场和一贯态度，为我们后辈树立了一个典范。正因为如此，汤先生的论著言必有据，义理深刻，字字锤炼，言简意赅，史论交融，耐人寻味，从中能够得到多方面的教益与启迪。
收进《全集》的每一篇文字，都代表了汤先生的为人为学，体现了汤先生的深厚学养、理论造诣和学术风格。今日读《汤用彤全集》，固然要获得知识、汲取方法，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要认真体会汤先生的为人为学，追求真理的精神。早在五四前夕，汤先生在清华上学时，就对中国文化之命运十分关心，并针对青年中存在的“虚浮之习”、“轻浮之弊”发表文章，阐明什么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他在《理学谵言》中，对包括朱熹、王阳明在内的理学，有非常深刻透辟的分析，令我十分敬佩。比如他提出“朱子论心性之处，陈言甚高，比之阳明之良知说甚同”[2] 这一看法，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同传统的“扬此抑彼”之论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在今天，我们这些专门研究理学的人也未必能达到如此深刻的理解程度。汤先生写这类文章，当然不是专门讨论理学问题和朱、王异同，而是以理学为代表说明中国哲学之精神，这就是重视“人心”、重视“民德”，这也是立国之“本”。但这决不是泥古、保守，而是通过中西哲学文化不同特质之比较以树立国人之精神信念。要之，“不必朱子，不必阳明”，而“以正确之目光、坚强之心胸为准的”[3]，不致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张皇失措、轻浮躁动。这种胸怀，表现了一位中国青年学者的自信与求真精神。后来，他又发表论著，反对“中外学说互为比附”之风，认为无论持中西学术“相同”者或“相异”者，往往都以“简单比附”为方法，结论似绝不相同，其错误则是共同的，因为文化作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各有其真理，各有其特点，不应“仅取一偏，失其大体”[4]。这是何等深刻的见解!面对今日学术研究中常常出现的比附之风，不能不令人深思。
汤先生决不是反对西学，正好相反，对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他是积极接受的，且主张“挹其精华而使其为我所有”。但他既反对“仰承外人鼻息”，更反对“数典忘祖”的学术风气，这种风气并不是代表先进，而是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表现。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这也许正是今人不同于古人之处，同时也是今人能够树立正确观念的基础。学术文化界之所以出现“虚浮”、“轻躁”而不能“深造”，就在于“尚意气”而“无科学上之一定之观察是也”。只有具备科学的求真精神，才能深入中西文化的内部，探求其各自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重“科学观察”以“明事理”，“除偷怠之风”而“求鞭辟入里之学”[5]，这就是汤先生一生为学的根本态度与方法。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论稿》等巨著就是在这种精神支持之下写出来的。这些著作以具体而微、鞭辟入里的研究成果回答了中外文化学术接触碰撞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体现了“求真”的精神，展示了大师的风范与胸怀。对我们而言，“鞭辟入里”谈何容易，这是需要毕生精力以至生命去换取的。
汤先生正是通过对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发生的变化，即中国佛教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鞭辟入里”的研究，从而提出一个深刻的洞见：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必须经过冲突到调和这样两个过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调和则是双方的，也是长期的、复杂的。这就是体现在《汤用彤全集》中的中外文化观。这同“拿来主义”是不同的。这一种文化观是建立在大量事实观察与理论分析之上的，因而是有说服力的，它同表面化、浮泛化的议论是有根本区别的。也许任何人都能说出这样的“见解”，但是，这样的“见解”却没有汤先生这句话[6]所包含的全部真理性。因为任何真理性见解的提出，都是在艰苦卓绝的研究之后，而不是在先。这对于当前的中西文化的争论具有直接的意义。正因为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当前的学术文化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提出有意义的真知灼见。这样的真知灼见当然不能建立在“简单比附”之上，而应建立在“广搜精求”而“深造”的研究基础之上。这里没有任何的捷径，容不得半点轻浮。这才是我们应当从事的工作，也是从《汤用彤全集》中得到的教益。
*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2期，第9‒10页。此文作于2000年12月27日。
[1]《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74页。
[2]《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页。
[3]《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32页。
[4]《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76页。
[5]《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9页。
[6]《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