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派；政治转向；思想差异；《每周评论》；《新青年》
以“二十年不谈政治”为职志的五四新文化派到1918年下半年，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刺激，逐渐突破思想文化的层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现实政治。这种迹象在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期上已经显露，1918年12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于在陈独秀的强力倡议下创办了时事评论类的周报——《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不仅是体例上部分地延续了《新青年》，其精神内涵也与《新青年》保持一致，但它的出版周期更短，对现实状况的反应也更直接和迅速。对于这一政治转向前后新文化派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变化，国内学界一向关注不多，惟近年来在讨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有所涉及。本文在对《每周评论》时期新文化派的思想作一基本的史实还原的同时，主要在此语境中讨论新文化派政治转向的现实原因，它与思想启蒙意识的互动关系，新文化派老师辈与学生辈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及新文化派激进成员政治转向时在共识之下思想取向上的差异。
一、政治诉求：《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思想关联
1918年持续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自然呈现出一派乐观的气氛。但很快，新文化一代新派知识分子便意识到战后于中国不利的诸多问题，而北京政府通过宣战所暂时掩饰的国内矛盾也重新凸显，不满的情绪开始在知识阶层中酝酿。1918年7 月以来，新文化派所表达的有关现实政治的意见，时常在《新青年》上出现。尽管陈独秀曾经强调，论政并非《新青年》的宗旨，但并不能改变新文化运动本质上的政治目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显然太长，国际国内的形势似乎在逼曾经参与过实际政治的新文化派成员重上梁山了。
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一开始就不回避现实政治问题。《青年杂志》（《新青年》）第一卷里的许多文章都是介于思想与政论之间的，而从第二卷第四号开始，像陈独秀的《袁世凯复活》、刘叔雅（文典）的《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军国主义》，高一涵的《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第五号）虽然目标指向是青年及其思想觉悟，但内容上却与时事相关。第三卷中的《对德外交》（陈独秀）、《罗斯福国防演说》（李权时）则是典型的时事评论。一位叫顾克刚的读者已经注意到《新青年》关心时政的趋向，他在来信中提醒杂志编辑：“述学说者，根本之图也；评时事者，逐末之举也；教诲青年，当以纯正之学说巩固其基础，不当参以时政，乱其思想也。”尽管陈独秀在回信里，将政治看作是人类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指出知识分子在“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上，“安忍默不一言？”但《新青年》第四卷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陈独秀撰）外，几乎没有政论出现。不仅是政论消失，前三卷中的“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专栏也被取消。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出版之时，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公同担任”，“不谈政治”显然是同人之间意见妥协的结果。但第四卷的六期杂志仅是《新青年》出版史上的特例。因为到第五卷，政论性的文章便接二连三地出现。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陈独秀不顾同人的反对又一次直面现实政治。他的文章标题是《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此时谈现实政治，也许只是少数人之举，随着一战结束、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新文化派大多数成员对政治的期望仿佛平地陡升。他们几乎集体出席由北大组织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几次“演说大会”，并发表政治性很强的演讲。随后，蔡元培、陶履恭（孟和）、李大钊的演讲辞，《劳工神圣》、《欧战以后的政治》和《庶民的胜利》被登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的头三条。（按：据朱乔森、黄真《关于〈庶民的胜利〉的发表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写作》[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考证，《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实际出版日期应为1919年1月，而不是杂志标明的“10月15日”。以此推算，第五卷第六号的出版，应在1919年2月左右，也不是杂志上标明的“12月15日”。）而同期杂志上，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克林德碑》和蔡元培《欧战与哲学》也明显带有政治性。到第五卷第六号，这种势头依然有增无减。
在这里，一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对新文化派思想转向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是“五四”前后《新青年》杂志关注最多的事件。当然，关注仅仅是思想转向的前提。上述新文化派所有成员集体出席公开演讲看似偶然，却透露出他们在这一前提下的思想转向的动因。一方面，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值得庆贺，另一方面，作为新派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新文化派需要对国际政治大事作出及时的发言。而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整个世界的和平气氛，也的确激发了他们对于和平的憧憬以及原本存有的世界主义意识。早在1918年1月，高一涵就根据欧洲舆论的分析，预言说“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
王星拱和胡适这二位新文化运动期间打定主意不关心现实政治的人也忍不住发表了非常政治化的演讲。他们分别在《去兵》与《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讲演中呼吁“去兵”、“解决武力”。
一战后，对世界正义、和平前景的乐观情绪，也加大了新文化派对国内政治的新的期待。
一方是国际上的和平气氛，另一方是国内的南北对立、军阀割据，二者存在的明显反差，不仅使国内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地凸显，关键是通过对比，新文化派心理上形成的反差也许比实际的反差大。况且在新文化派的世界主义意识中，中国根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理由不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于是，他们又一次直接批评起国内的政局。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的演讲中指出：“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著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个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中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近几年来他是“不谈政治的”，但面对“实为中国旧思想之结晶”的大总统徐世昌的“总统令”，是“不得轻易看过去的”。他以为“大总统令”的下达是一种“国家干涉道德问题”，它必然生出三种政治，即专制政治、贤人政治和政教混合政治。而归根结柢，这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陶履恭（孟和）在《我们政治的生命》中，对民初七年的共和体制表示失望。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不是共和，仍然是专制”。他强调说“现在要靠着我们自己救自己了，要靠着我们共同的活动造我们良美的生命了。”
较之《新青年》，《每周评论》里关于“解决武力”的讨论显然更加具体。“寄生”的《去兵后之〈内乱外患问题〉》就是王星拱文章的具体化，而陈独秀的多篇时论更是有点“事关细目”。这既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衔接中的差别，也是现实分工的表现之一。另一个表现是，自从《每周评论》创刊以来，《新青年》第六卷所出的六期中除第一号高一涵的《和平会议的根本错误》和第二号上李次九的“来稿”《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问题》以外，几乎鲜有政治色彩较浓的文章。即便是由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专号”（第五号），也主要从理论上评论和介绍，并没有真正涉及现实政治。
但《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这种有意地分工，并不能阻隔二者之间更深层的思想关联。周作人后来谈到《每周评论》创刊，说虽然《新青年》“阵容愈加完整”，“但是月刊的效力，还觉得是缓慢，何况《新青年》又并不能按时每月出版，所以大家商量再来办一个周刊之类的东西，可以更为灵活方便一点。这事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在《新青年》上有一则广告写得也很有意思，“《新青年》里面，都是长篇文章。《每周评论》多是短篇文章。《新青年》里面所说的，《每周评论》多半没有。《每周评论》所说的，《新青年》里面也大概没有。《新青年》是重在学理。《每周评论》是重在批评事实。……照上边所说，两种出版物是不相同的。但是——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宗旨却是一样，并无不同。” 可见，新文化派挥之不去的启蒙情结，即便是“谈政治”，也还是有所保留。这种潜意识里的保留，反映到实际中，就是无法彻底划分思想启蒙与政治时评的界限。代表《每周评论》总体意见的“社论”栏所发表的72 篇文章中，像张申府（赤）的《结婚与好人》、《嫁娶有理据吗？》、《“数之哲理”》，周作人（仲密）的《祖先崇拜》，李大钊（明）《废娼问题》、《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张慰慈（慰慈）的大多数文章放在《新青年》里也许更合适。而周作人的短文《思想革命》在《每周评论》首发后，随即被《新青年》转载。针对古文家林纾的攻击，《每周评论》的两次“特别附录”总标题是“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特别附录”所录的各报文章虽是就林纾攻击一事的反应，却不乏思想层面的传播意义。这是旧思想与新思潮的较量，很难与《每周评论》所应关心的现实政治完全挂上钩，言其着重“思想启蒙”，一点也不过分。
《每周评论》向现实政治明显地转向，还是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一周之后，即1919年5月11日。从5月11日开始，《每周评论》连续三期专题转载报道和评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也是《每周评论》最集中深入地评论一个现实中的政治事件。但也应该看到，报道和评论仍主要是声援，是道义上的支持。至少在1920年以前，与学生保持行动上的同步，仍不是大多数老师辈的选择。
二、思想者与行动者的角色差异：新文化派为何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运动？
关于新文化运动老师辈与学生辈关系的研究，至今仍以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专著《中国的启蒙运动》最为系统。舒衡哲利用社会学的代际理论阐释师生之间的关系。她接受社会学家所说的“时代位置”，认同“每个人都是被家庭环境、教育机会以及一系列历史事件所塑造”，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本路径。舒衡哲虽然谈到老师与学生的差异，但并没有涉及老师辈为何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运动的问题。而国内的相关研究以及回忆，则笼统地强化了新文化运动老师辈与学生辈在“五四”学生运动上的关联。
但无论以往的研究如何强化他们之间的关联，都不能掩饰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这个基本事实。在胡适的眼里，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元培“也是关心政治改善的”。但是“五四”当天以及随后的一个月内，老师辈都没有像学生那样“直接行动”。为人们所常常提及的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也是在6月11日，距“五四”发生之日已经一个多月。据周谷城回忆，“五四”那天，并无大学教授亲身参与，惟一的例外是钱玄同。但钱也只是“陪着学生走”，并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按：周谷城的回忆，可参见《五四运动与青年学生》、《五四时期的北京高师》二文[均收入《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许多关于钱的研究均采信周说，如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但此说似为孤证，暂时无法比照。而一般地看，钱并不是热心现实政治之人。）
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学生运动，即便说明他们存在着思想分歧，这个分歧也是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的，而他们之间的渊源和联系也在表面上掩饰了内在的分歧。一般地看，老师辈与五四学生的确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前后衔接，私人关系上也是谊兼师友。现存的关于“五四”的回忆中，学生辈与老师辈在此问题上的言语几乎如出一辙。罗家伦晚年关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性质虽不相同，精神却是一贯”的说法，代表了学生辈的总体意见。[14]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政治色彩颇有微词，但他也承认“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在胡看来，“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命’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周作人更是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全归功于学生运动。他说：“若是没有这回政治性的学生对政府之抗争，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无论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结果，日久，或者就将被大家淡忘了也说不定”。左翼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早期研究者伍启元也赞成胡适的说法，他确信“学生运动是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成功，是不能否认的事。”
然而，与此同时，老师辈与学生辈之间思想上和选择上的不一致也实际存在着。老师们没有直接参与“五四”示威，不过是具体的表现之一。从近代历史看，新文化派中像陈独秀，曾经是行动者，但行动屡不成功后，他转向了思想上的启蒙，而其他的成员多是学者出身，就本质上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他们虽然与学生辈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诉求，同样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但选择的方式绝对是知识分子式的，即希望通过教育、学术和舆论批评来影响社会。
从现有资料中，看不出老师们对5月4日学生外出请愿示威有何预感。而“五四”的直接起因之一，据说是5月3日蔡元培召集学生领袖，告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其实，当时国内的报刊已相当发达，信息传播渠道也较想象中为便捷，学生们也完全可以同时从其它渠道获取有关消息。1919年9月出版的察公编《学界风潮纪》述及5月3日的情形，颇有现场感，他说：“五月三日，都中人士，自得青岛交涉恶耗，人心非常激昂，各政团纷纷开紧急会议，力谋救济。京商会通电各商会，请共争山东问题。而沪上复将于六日开大会，筹议对付方法。国民外交协会举代表谒徐，请电专使，如青岛问题失败，勿签字和约，亦图挽救云。大学生对山东问题极愤，拟有所表示。箭在弦上，其机固已跃跃欲动矣。”陈端志对“五四”前夕的情况描述虽然主要源自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但他的综合总结也多少勾勒出了彼时的舆论氛围，他写道：“五月一日《大陆报》《北京通讯》登出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三日又由几家报纸和几个外国教员传出和会的消息，竟说中国的外交已完全失败，并说失败的原因，即以曹汝霖章祥陆宗舆等秘密订定的高徐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写的‘欣然承诺’四个字，以致中国代表为此四个字所箝制，美国亦以此四个字而爱莫能助云云。梁启超于四月二十四日欧洲拍回警告政府的电文，又偏载于各报，人心更为激昂。”此外，上海的《民国日报》，北京的《晨报》以及《每周评论》也是关注和报道巴黎和会外交问题的主要刊物。其中《晨报》也有学生参与，它对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的报道，也较《民国日报》和《每周评论》为多。
代表新文化派的《每周评论》于“五四”当天以及前一周的两期所评论的时事并不聚焦于巴黎和会。四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19号上引人瞩目的是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显然，在5月4日前，老师们于现实政治与思想之间，仍更关注后者。本期《国内大事评述》栏中《外交上的种种恶耗》一文，主要还是批评中国赴巴黎代表团中的权力“内耗”。其它文章也多是涉及内政的。五四当日出刊的第20号中，虽然有题为《山东问题》的述评以及陈独秀的随感录《两个国会都无用》，而后文中，特别提及“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但它与学生示威运动的发生，已没有关系。强调老师与学生运动关联的论者，另将此前陈独秀的《除三害》视作鼓吹学生行动的号角，因为陈独秀在文中直截了当地说“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20] 然而，这篇文章发表于1919年1月，尽管其中提倡的“示威运动”与学生们后来的行为相当吻合，但在当时舆论繁多的情形下，它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也很难说。现在从史料中看不到五四学生对此文的直接反应，罗章龙在回忆录中，也仅是提到陈独秀对“直接行动”的口头提倡。
自从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政策，新派教授入主北大，提倡民主、科学和个性自由，北大的民主氛围煅造了学生们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完全在老师后面亦步亦趋；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让他们生出自傲之心。罗家伦就谈及《新潮》创刊时学生的“自命不凡”。他们办《新潮》是觉得可以比老师们的《新青年》办得更好，而《新潮》前三期发行上的成功，无疑助长了他们的自得。罗家伦甚至认为，在学生中，《新潮》的影响力要大于《新青年》。（按：罗家伦的原话是：“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参见其《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1950年12月31日《中央日报》。在另一篇口述中，罗说，当时学生“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文章”，遂想到办个《新潮》，“一定能与新青年抗衡”。参见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北：《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这样自得的学生是无须向老师汇报后再行动的。
学生们的自得是一方面，他们思想上的“激进”是另一方面。从《新潮》所刊的文章中，就不难感受到他们的“激进”。傅斯年的《去兵》、《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社会——群众》以及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都是有锋芒的时事评论。而罗家伦同时在《晨报》上翻译连载的诸如《对于万国和平会的警告》、《协约国之危机》和《俄国革命史》，也不乏“激进”的意味。较之新潮社，学生中的另一团体——国民杂志社更着眼于现实政治。黄日葵1923年所说的北大学生中“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未免将二者以及胡陈的“分裂”看得过重。但国民杂志社较新潮社更为注重行动，确是事实。“五四”前一年的新华门示威后，学生感觉到团体的重要性，遂成立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的骨干也是学生救国会的成员，他们不仅是在强调和准备再次“行动”，在爱国问题上，也依然是情感成分多于理智的。谈及“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胡适和罗家伦、傅斯年等强调它的偶然性，也不无道理。但偶然性主要在“五四”的主角学生方面。老师辈方面虽也有偶然，如5月4日那天，胡适、李大钊均不在京城，京中的陈独秀也并不住在校内，但从5月7日陈独秀致胡适信中，也看不出他们有立即介入的意思。
实际上，学生与老师的思想深层也存有差异。罗家伦事后在谈到新华门事件时，涉及了他们在思想立场上与老师的分歧。这就是在保存北大这样思想启蒙的基地与爱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像他这样的学生是注重后者的。（按：参见《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此文口述于1931年8月，因文中大胆臧否人物，所以时隔50多年才正式发表。）近代以降，中国所有的社会思潮都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内核，新文化运动的老师与“五四”学生们也不例外。但老师们秉持的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即是希望通过世界主义来拯救民族本身。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也只有坚守世界主义的老师才会对过分地“情感爱国”产生明显的忧虑。陈独秀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就是在“五四”一个月后，全国上下一片“爱国”声浪中的与众不同的理性的声音，它内在的思想基础，即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学生们在接受老师们的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同时，也葆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情感成分显然多于老师辈，而且在“直接行动”中发现并发展了团体主义。
三、接受“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内激进成员共识下的思想差异
新文化派在思想启蒙的诉求上，并无不同，但正如李大钊所言，他们本身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集合体。《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虽然主要是同人刊物，但它是开放的，包容异己观点的。鉴于以往的研究已经比较多地关注到新文化派内部激进成员（如陈独秀）与自由主义成员（如胡适）的思想分歧，本节着重解析“五四”后新文化派激进成员接受“社会革命”的原因以及接受方式和思想取向上的差异。
一战所激发的新文化派的热情，主要是集中于政治方面。战前即在中国出现的“社会革命”倾向，战后被视作世界的新潮流。如果说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还有着己之所见的话，李大钊对“社会革命潮流”的热情肯定则真的带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不仅老师辈，学生辈也在肯定“社会革命”。如傅斯年就预言说：“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
而“五四”一年后，罗家伦仍很看重“社会运动”的功效。“社会革命”之所以成为新文化派激进成员的共识，就在于它对单纯民族主义的超越。“社会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这样一国的行为，它与新文化派所秉持的世界主义是相通的。而此一世界的“新潮流”又仿佛被新生的苏俄将理论变为现实。“社会革命”内涵的“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的理念，也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民主诉求相契合，他们自然不会等闲视之。李大钊就明确说，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它不像法国革命是“爱国的精神”，它的精神是“爱人”，是“倾于世界主义”的。李大钊还从进化论的角度，将法国革命定位于十九世纪，而俄国革命则是二十世纪的革命。从新文化派对民初政治革命失败的认识看，“社会革命”显然也是对单纯“政治革命”的超越。在致日本黎明会的通信中，李大钊引用日人的话说，“今日已竟不是政治时代了。政治的全盛时代，是十九世纪。我以为政治不是人文的一切。”“刚是靠政治，绝得了真正的民主主义（democracy）。非从今日社会的根柢，把妨害民主主义的东西，全数除去，到底不能得真正得民主主义。”“真正的民主主义，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上，我们第一应该把那妨害这种经济生活的东西根本除净。”
在近代中国，“社会革命”起初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和鼓吹。“五四”前，陈独秀对此并不热心，相比之下，李大钊、王光祈倒与之颇有渊源。在《战后之世界潮流》中，李大钊一方面为“社会革命”的潮流欢呼，一方面预言“社会革命”“决不止于中欧”，“久而久之，必将袭入西欧，或者渡过大西洋到美国去观观光，或者渡过印度海[洋]、中国海访问日本。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它]的颜色。”李大钊的这种政治浪漫主义还表现在他对一战后世界形势将出现“新纪元”的判断上。在早些时候发表的《新纪元》里，李大钊将一战、俄国革命以及德奥革命之后的世界称为“新纪元”，他说：“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两个月后，李大钊又在《青年与农村》中感叹，俄国革命“总算为新世纪开一新纪元”。
不难发现，李大钊的“新纪元”充溢着“世界大同”的理想。对线性进化论深信不疑的他将“人群进化的轨道”比作“一条线”，而这条线自然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李大钊在为《少年中国学会丛刊》写的跋语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民主“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的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过程”。另一位《每周评论》的重要作者王光祈也憧憬着“世界大同”，在《国际社会之改造》和《国际的革命》里，王光祈均抱有“世界大同”的决心和“国际革命”的意念。他对无政府主义倡导的“工读”情有独钟，并且已经开始为此而“直接行动”，筹建少年中国学社以及“工读互助团”。
其实，一战结束，协约国胜利，陈独秀也在欢呼，但他的激情与欢呼似乎比李、王要短暂得多。他随即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到国内政治上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所发表的《除三害》、《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以及社论《国防军问题》、《为什么要南北分立？》等，无一不是着眼于国内政治的。他所特别关注的国内的“南北分立”等现实政治问题与李大钊等人所憧憬的“世界大同”的“新纪元”正相对照。与李、王的政治浪漫主义相比，陈独秀更显出务实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风貌。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与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高一涵倒更贴近一些。后者在《每周评论》第4号、第6号上发表的《什么叫“国民制宪”》、《真真费解的“国民大会”》也是有关国内政治现状的评论。
然而，大同社会未必不是陈独秀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中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人民主权论之所以为近代知识人所接受，就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士人的大同理想在形式上相契合。如果说以前英伦的宪政民主思想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共同组成了陈独秀的政治哲学，他对宪政、代议制、国家和法律一直取认同态度的话，1918年12月到1920年7月，一切都在随着国内外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急速地变化着。
1918年12月以后，陈独秀所写的时事评论不仅是数量增加，内容上也呈日渐激进化的趋势。与李大钊的政治浪漫主义由于存有“互助”“爱人”，其思想相对而言更加理想化、理论化，从而消解了其中可能的内在紧张不同，陈独秀的政治现实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其思想存有明显的内在紧张。他在要求“除三害”、谴责“威大炮”、鼓吹“直接行动”、赞扬俄罗斯革命以及抨击法律的无用、议员的无能同时，也明确承认法律、国家的现实合理性。从1919年2月开始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直到4月20日才连载完毕。在此文中，陈独秀谈到国家与法律存在的必要性。他虽然也反对法律之下的罪恶，但仍强调“尊重法律的假面”的重要。至于代议制与政党的作用，他在此文的最近一节《宪法问题》中也明确表示肯定。他指出：“有一班人主张宪法应当由国民自己制定，不能委之国会。因为国会有政党作用，他们议定的宪法，是合于多数党的意思，不合于全国国民的意思。这话却似是而非：试问国民制议，是国民直接行动呢？还是用代表的方法呢？若是主张国民直接行动，我却十分赞成，这种办法若当真实行起来，恐怕他们要吓死。若是仍旧选举代表来组织一个制宪机关，却仍免不掉政党作用，和国会的性质和形式有什么分别？”
如果把1919年1月19日发表的《除三害》中，“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看作是陈独秀“直接行动”的愿望的话，这个愿望在“五四”发生后便转换成了号召，他进而喊出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尽管陈独秀所谓“直接行动”式的“征服”在此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都并非指“暴力革命”，而主要指的是像“五四”学生这样用和平的方式示威游行，进行“社会制裁”，以达到影响政府政策，改革政府，甚至替代政府的目的。但是，“直接行动”本身即是“社会革命”的一种表现。有意思的是，李大钊虽然更加激情化、理想化，但在和平转换到民主政治的方式上，却比陈独秀更温和，这一点从李与胡适等人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和《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就可以看出来。
由《每周评论》附录的北京《晨报》上《市民运动的研究》一文所列出的三点“市民运动”兴起的原因，正可从外在影响上解释为何陈独秀等转向直接民主。文章指出：“民众运动，本为弥缝多数政治不平而起的。发生的原因有三：（一）因为间接发表民意的代议政治不及直接行动的真实”。“（二）因为法律上承认多数政治，少数人和新上来的阶级的意见不能在政治机关内取胜”。“（三）因为政府不中用，或国家又弱又小，被强权迫压住了”。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他的关注点的变化，特别是政治参与方式的转变成了思想变化的关键。以前是思想启蒙，间接地参与政治，关注的主要是政治的根本问题或者说思想基础，现在也是间接参与，但笔触直指现实政治，批评的是军阀、政客和北洋政府的政策，议论的也是南北分立等敏感的政治问题。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感的缩小让陈独秀受现实影响的机率大大增加。而他愈贴近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反过来对他的影响也愈显著。
如果说，以前陈独秀思想中对于政党政治的怀疑一直与认同政党合法性并存的话，“五四”学生运动对他的直接启发便是逐渐强化前者的同时消解着后者。应该说“五四”学生运动为“直接行动”或直接民主的方式以及“社会革命”提供了中国式的现实图景。而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直接刺激了陈独秀对宪政以及政党的反叛。6月8日他的《立宪政治与政党》似乎最终宣布它们“马上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相比之下，李大钊对“五四”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他似乎仍将思想理论置于现实政治之上。“五四”后《每周评论》发表的李大钊的比较重要的文章中，如《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阶级竞争与互助》等都不是直接针对“五四”的。而李大钊的这些随感更多时候是在面向世界。其中充满了“光明”、“黑暗”、“解放”和“互助”之类的词汇，而与这些词汇相联系的则是“世界”。比如他说：“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可见，现实关怀在李大钊仍是充满了世界主义精神和启蒙理想的。
关注“社会革命”，必然进而关注到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以及同时发表的另一篇随感《吃饭问题》文章里，陈独秀都强调“吃饭要紧”。 同样的话语也在李大钊的文章《面包运动》里出现。 在现实的层面上看，陈、李的诉求是一致的，他们开始将眼光下移，关注到下层的“劳工”问题。李大钊在另一篇论及少年中国学会所倡导的“工读”运动的文章里将解放“劳工”，解决其吃饭问题直接与经济组织的改变相联系。 从陈独秀注意到“欧战以后，各国劳动界的问题都闹得天翻地覆”， 也可以看出，这种取向也与一战后遍及世界的关注“劳工”的思潮有关。但就理论层面言，陈独秀显然还没有像李大钊那样把“面包运动”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按：李大钊在早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里就把俄国革命当成索取“面包”的革命。原文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5-59页。）
史华慈发现，中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想像中那样对陈独秀、李大钊思想的转变产生影响。陈独秀、李大钊“五四”后的思想变化，一方面得自外来思想和国内外具体事件的共同作用，另一方面对民主实现和“社会革命”追索的迫切性也让他们不可能根据具体现实而只能根据固有的理念来构想一个新的理想中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所起的作用，并非是主动的，而很可能是由于现实中学生以及民众运动与直接民主相符而使卢梭理论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地强化。
和陈独秀一样，卢梭人民民主观与密尔宪政民主观也是李大钊民主理论主要的思想资源。他和陈独秀都没有特别在乎两种民主观的根本分歧。这与他们以“为我所用”的方式应用西方的民主资源，而未从更深的层面研究民主理念有很大的关系。但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不同点正在于，陈独秀是想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他向往的全民或广泛民主的理想，而李大钊则是想借助“社会革命”来建构一个理想中的充满人道精神和互助道德的新社会。这时候的陈独秀与李大钊虽然没有像卢梭一样强调“公意”，但实际上对“公意”表面所呈现出的“众意”表现出认可，不然也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何将学生及民众运动视作实现人民民主的希望。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寄希望于“社会革命”以满足“社会公正”“社会平等”要求时，也抽空了“个人自由”这个民主的基础。而仅有抽象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缺少个人权利的前提或者缺少具体落实到个体身上的可能，“社会公正”、“社会平等”也是无法真正得到保证的。有学者指出：新文化派“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 尽管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存有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差异，但根本上看，他们都把非常态社会的突变式的情形当作了常态社会的普遍现象和规律。这也导致他们将自己实现民主的理想或对大同社会期望彻底托付给了“社会革命”。从此，他们将理想放置在另一个理想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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