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是否有相似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彻底的批判精神，否定和摧毁中国的封建文化，提倡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启蒙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同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相似之处。五四提出的科学、民主两大口号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它提倡民主精神，反对封建专制；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等级；提倡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和愚昧。这些无疑同西方启蒙运动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两者又有重要区别：第一，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反对教会、神学为主要目标，提倡科学和理性精神，充分相信人的理性，一切都要接受理性的审察，在文化价值观上，则重视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和人权，强调个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并且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全面的文化建设。在中国则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神学，只有儒学的伦理宗教。因此，五四运动便以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以唤起人们的最后觉醒为目标。正因为如此，它着重于人的内在价值、情感意向，缺乏理性的批判精神。在西方是“上帝死了”，但这是人让它死的，所以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具有“天赋人权”。在中国则是从家族伦理走出来，去寻找人的价值，结果走向扩大了的社会群体。当时的知识分子富有很强的历史危机和社会责任感，却缺乏明确的个体意识和法治、人权观念。第二，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以西方社会的工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二者相辅相成、同步发展，文化启蒙与科学技术互相结合，造就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中国则缺乏这样的社会机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了，社会经济结构仍然是农业自然经济为主导。同西方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迟到的，又是不成熟的。说它是迟到的，因为它比西方晚了几百年，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说它是不成熟的，因为它缺乏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持，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第三，最重要的是，五四面临着文化运动和民族救亡双重任务，而后者显得更为迫切、更为紧急。五四想毕其功于一役，但实际上不可能。结果，救亡变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文化运动则不得不让位于救亡，五四提出的科学、民主两大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科学精神未能发扬，民主建设被高度集权所代替，以致于七十年后的今天，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
五四怎样看待儒家？
五四对儒家采取了全面批判的态度，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批儒都来得广泛而又彻底。正因为如此，“打倒孔家店”就成为它的一面旗帜。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受过儒家教育，但在他们看来，儒家不仅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要代表，束缚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且同封建专制主义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特别是晚清以来，儒家成为封建专制的代名词。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理所当然地把儒家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辛亥革命之后，尊孔读经的空气甚嚣尘上，甚至演出尊孔复辟的丑剧，这也许是五四批判儒家的直接原因，但同时也就决定了这一批判的复杂性。因为它把文化批判同当时的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合而为一了。实际上，这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一方面，他们批判儒家以家族伦理为本位的道德主义，提倡个性解放，从而成为这场文化运动的主题。另方面，又把批判儒家看作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认为儒家就是造成国家民族危亡的根源，不批判儒家、打倒偶像，就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民族任务。因此，这种批判具有很强的功利目的，而且同现实斗争交织在一起。其实，孔子和儒家并不能为这一切负责。就连五四时期的某些知识分子也承认，孔子只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之所以成为偶像，是由权势者造成的。但是他们认为，打倒了孔子的偶像，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一般地说，五四并没有把孔子、儒家和新儒家（理学）加以区别，也没有进行客观的历史分析。就文化运动而言，批判儒家以理杀人、名教吃人，并不是五四首先提出的，但五四的批判达到了最高潮，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这种批判一开始就抱着现实的功利目的，失去了文化批判的本来意义，因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从没有离开对政治的依附性，五四运动虽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但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尊儒也罢，批儒也罢，都没有走出政治一元化的怪圈。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了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批判的对象可以以新的面目出现，五四批判了儒家的道德伦理，但以自我改造、自我修养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并未改变，而且始终困扰着人们的头脑【并出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批儒”为名行政治斗争之实的怪现象】。但是，如果有了良好的社会机制，有了文化的独立发展，情况就会不同。我认为，儒家的道德主义不可取，但道德理性思想仍有其价值，但必须实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的根本转变。
* 原载台湾《国文天地》第48期专题“海峡两岸论五四”，1989年5月版，第22‒23页。此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