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本书首先应该解题，那我就讲讲为什么要用《五四的另一面》作为书名。
五四今年恰逢一百周年。一般我们中国的史学界有一个习惯，每逢什么事件到百年的时候，甚至不到百年，但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一定要大规模纪念或者大规模讨论。我称之为“纪念史学”。“纪念史学”讨论的话题可能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我们讨论五四，肯定要讨论到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或者民主、科学怎么在中国落地生根，它的演变，有什么人去推行它，怎样去接受它，或者它对中国历史的整个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
五四已经到了一百年了，我们不能总是讨论一些旧的话题，我们应该讨论一些新的话题。这本书想从新的方面、新的路线，对五四的一些可能被遮蔽的，或者说被忽略的面相，进行一些展示。我想就此跟大家进行一下讨论。
关于五四的两种故事
如果谈到五四，可能有两条线索，或者说两种故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学、大学的教科书里，都把五四看作一场政治运动，它的缘起基本上是因为当时要签巴黎和会协议，最后引起了国内的激愤，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这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诱发了一系列涉及各个阶层的一些激烈反应，比如罢工、罢市，等等。五四在这个意义上被定位。同时，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
但这是我们的主流叙事，而另外一种对五四的说法不太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后，掀起了“胡适热”。胡适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把五四看作一场文化运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可以用另外一种叙事方式表达出来，这个故事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讲。这和从政治的角度讲完全不一样。这两个角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同时又相互有所渗透。这两个故事都被反复言说，或者被反复陈述。我想讲的故事跟它们有一定联系，但跟它们还不太一样。
五四的另一面
首先，我发现五四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还有一位“穆姑娘”，英文里的“道德”“伦理”（morality）。这方面大家注意得不够，同时也一直被民主和科学这两个非常耀眼的概念所压抑和遮蔽。这位“穆姑娘”应该有被重新发现的价值。由此，我们来看五四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面相值得我们发掘，这是我想揭示的“五四的另一面”的解题。
第二个想法，理解五四，不应该把它仅仅局限在5月4日这一天。大家都熟知学生抗议活动等，好像它就能代表五四运动的完整图景，但实际上，我认为五四的含义远远要比这个丰富得多。我们要理解五四，不能仅仅从这一天出发，甚至不能仅仅把五四前后的一两年作为我们解读五四的时间段。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是，能不能把五四拉得长一点，把它看作一个长时段的、更加复杂的一场运动，甚至可以把它延续到晚清的变革，晚清的戊戌和新政以及辛亥革命。再往后，可以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续到政治大变局。这是我想从“五四的另一面”来解读什么是五四的一个重新的考虑。
五四：后科举时代
谈到从长时段来理解五四，我们就可以开掘出很多新的面相和想法。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五四以《新青年》这份杂志为主的和相关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身份和当时的历史的状况之间又到底是什么关系？用时髦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这些身份决定了五四的走向，同时也展示了五四本身的一些独特性质。
如果要谈到五四，或者五四时期的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我们就必然要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的年代。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要看五四，必须先看晚清。要看晚清，有一个历史事件的节点非常重要，就是科举制度的崩溃。科举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套官僚选拔系统，崩溃掉之后，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要了解五四本身的历史事件广义的深层原因，我觉得应该从所谓的后科举时代来进行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觉得科举制从官僚选拔的制度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制度。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层制度，比如你要考上秀才，你就可以成为农村里最有文化的阶层——士绅阶层。但是你不能离开农村，不能离开你的家乡。你要是考上举人，相当于当中层干部，可以当县官。如果你考上进士，可以进翰林院，当大学士，等等。这样，实际上是把人才相当精准地分布在了上中下三个层次，使官员安排的合理性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同时，这个官僚选拔制度又是上下不断流动的。你秀才考到60岁，都有可能考上举人，就有当官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要是进士，退休了以后，一定会回到家乡，因为你的祖居地和你的家人、你的所有宗族、家庭都在家乡，所以往往退休要回到家乡。它是一个非常良性、不断循环流动的机制。这个机制的产生就导致了官员选拔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科举制废除的后果
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导致了学堂教育的产生。学堂教育，学生来源有三个。第一，我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男”，是受理科教育的一批人，很多人成为地方官员的幕僚，给他们提供科技知识和辅助。还有一部分人是“政法男”，师范院校出身，到日本进修一年，学到很短期速成的政法知识之后，回来就进入政府部门。但是这批人的素质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因为到了日本，可以不学日语——日本专门有翻译，来学习所谓的速成的政法知识，学了一年回来之后就能当大官。第三是军事学堂毕业的学生，这批学生往往后来成为地方割据的军阀。第四，海归。很多留学欧美或者日本的一些学生回来之后，成了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约这四部分人。
这四部分人的优点和劣势是什么？优点是接受了系统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可能在很多专业的部门里，有广阔的作为。但是有一点，他们人文基本的素质和训练逐渐缺失，因为科举制终结了之后，整个人才教育和选拔体制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张之洞当年改科举的时候，不是要废科举，而是颠倒过来，把策问、中西、中外关系的那种知识放在第一场。我们知道原来八股文是第一场，他却把八股文放在最后一场，把策问放在第一场，实际上就是鼓励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首先应该从这个渠道获取拥有这些知识的人，考试也以这个为标准。人文知识、传统知识逐渐地退居到第三场。到最后，废除科举之后，人文知识的这一块占的比例更加小。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代学堂的教育和后来大学的教育，不仅导致了专门化，而且导致了官僚选拔机能的丧失。大学的教育和学堂教育不是为选拔合适的官僚的身份，而是通过分散的职业训练，使知识和学问变成了跟政治相脱节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这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乡村士绅阶层的消失。秀才原本可以长期在地方，从事各种各样帮助地方社会社区服务的工作，比如私塾教育、书院教育、慈善事业、修桥铺路，同时，他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但是学堂教育的循环系统被打破，选官系统职能丧失之后，所有学堂的学生都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都向城市集中。这样集中的后果是乡村大量出现空洞化的局面——乡村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大量流失，导致了中国乡村的空心化。城市和乡村的距离越拉越大，导致的知识状况的不合理和不平衡性，应该追溯到所谓的后科举时代。这是第一个后果，我为什么要延伸得这么远？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五四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身份状况。
第二个后果，我们知道五四也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政治变革的组成部分。从戊戌变法到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寻求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合法性和建立新的现代国家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选择。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也遭受了很多的挫折、失败和教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清王朝灭亡之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体制，但是在皇帝倒塌的那一刹那，我们实际上是非常茫然的。比如有各种选择。当时有可能采取联邦制，也有可能采取所谓的民族自决体制。还有一种可能性，回到清朝大一统民族的多元共同体的状态。所有的这些设计都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开始的一些尝试。但明显的一个感觉是，这些尝试是不成功的。我们知道，清末民初有南北之争，有清帝逊位，有孙中山和袁世凯之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各种党派之争。但是政党之争的一个最大后果是什么？就是导致所有这些上层的，我们习惯将之称为顶层设计的制度变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建立不起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的议政制度。
在民国建立起来的十年之内，甚至不到十年，也就是到1919年之前的大致七年时间，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对民国的现状不满，政局不满。一个最大的不满是，我们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现代国家？民国初年没有提供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反民国的言论。这种反民国的言论我们原来以为都是殉大清、保大清，对大清念念不忘的遗老遗少式的、腐朽反动的言论。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一定，比如，我在书中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梁济自杀，有人说就是遗老遗少殉大清，但梁济的遗书里说得非常清楚，他对民国的失望，在于民国缺乏一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国性。这个政体缺乏一个灵魂，不是一种所谓的表面上的制度或者表面上的很多东西，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的灵魂。他觉得如果缺乏国性，民初政局的混乱造成的局面还不如大清。
“社会”成为关键词
梁济代表了一批人对民国初年的看法，这时候有一大批人对民国失望，包括陈独秀。陈独秀是五四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国家顶层设计不行了，我们能不能改造，从社会入手。
这里，我要提到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社会”的出现。“社会”这个词出现得很早，19世纪70年代由日本人把“society”这个英语按汉语翻译成了“社会”，后来梁启超、康有为、严复都纷纷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把“社会”引进到了中国，使之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
当然，我这本书不是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而是把社会看作当时的一个改革的平台和实体，把跟“国家”相对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概念提出来。这也是从五四以后，“社会”成为一个关键词的最重要的理由。也就是五四之后，社会改造运动变成了一个主流。不是从上层的政治，不是从顶层设计，不是从政党政治来讨论中国的命运，来讨论中国的改革，而是从社会基层的改造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把中国当作一个新的改革的对象，这是从五四以后慢慢形成的共识。
个人主义
第二个脉络，我特别提出的是五四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实际上跟“穆姑娘”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个人在家庭，在家族伦理的网络里，应该占据什么位置？我们是要走出家庭，鼓吹个人自由呢？还是我们应该投入到某个新的组织里，重新把自己认同于这个组织呢？当时有很大的争论。但是这个争论的出发点就在于个人是否能真正地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作为个体被加以认识和认知，这是五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们看早期鲁迅的著作，早期胡适的著作，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他们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个人不好，社会也不会好，社会不好，国家也不能好。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国家，中国现代的国家的体系就建立不起来。
但是，这个基本的认知后来遭到了相当大的质疑，最后以悲剧的命运被消解掉。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以个人优先，或者把个人作为独立价值判断的这么一个基础。只有个别的作品，如庄子《逍遥游》偶尔会提到个人自由，但是在以儒家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中，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他必须服从于整个家族、家庭的网络和更大的社会秩序。所谓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就是由个人推导到家国天下的脉络，个人只是出发点，但不可独立于任何的家国体系。谈个人几乎就是不合法的，也是没有合理性的。
第二，中国的公私之间的界限非常不分明。我们知道从《礼记》来说，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包括孙中山的基本口号也是天下为公。“公”的合理性是理所应当的，是我们判断任何事情的前提。个人如果在天下和“公”里，强调个人和它们正当的对立关系，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但是在五四最早的个人主义言论当中，如鲁迅和胡适，他们大胆提出，个人能不能和天下、“公”形成一个对立的、平行的，甚至可以不兼容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尝试最终失败了，最终失败的原因就是公私之间的界限在中国整个的体系脉络里就是无法区分的。“公”可能就是“私”的代表，但“私”实际上是变成了“公”的一个部分，融入其中，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五四以来力求冲破网罗的最大尝试，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一个是传统的因素没有，导致它缺乏传统根基。
第二个原因，公私的，或者个人的位置，往往是在和家国天下的互动中来确立的。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不断受到西方的侵略、入侵、干扰、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必须在应对外来的所有因素中保持着一个持续的奋斗姿态。所以有人说救亡往往是最重要的，我们任何人，如果要把国家的利益，把抵抗外来侵略的利益放在私人的利益之外，或者把个人放在这样一个姿态之上，就没有合法性。私人到最后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自私自利的、带有很强烈负面价值的导向性评价。而且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个人主义被压抑到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最后慢慢趋于消失。我想，这可能是五四时期我们最值得惋惜，而且也最值得把它重新挖掘出来、重新加以哀悼和致敬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社会改造运动
最后，谈到全书最后一章。在这章中，谈到了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在整个五四前后的过程中，逐渐由它们的萌生、发展，到最后逐渐消失，最后取代它们的是什么？取代它们的是社会改造运动。我们往往把社会改造运动很僵化地理解为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运动，好像就是社会主义战胜了所有的这些思潮之后，自然地变成一个必然性历史的大趋势。我觉得这个事情远为复杂。
最后一章里，涉及一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接受了五四的遗产，同时对之加以改造的过程。我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就是把五四看作中心和边缘的相互互动和相互斗争。中心，是以陈独秀为首的这批北大的精英，和胡适为首的这批海归，占据着最充分的帝都的文化资源。他们这批人可以呼风唤雨，对五四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五四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有高度的话语权。
但是有一点，还有五四的边缘群体，他们进入不了五四的核心地带，所以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调动地方的文化资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改造和社会组织的方式，这是与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核心圈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他们意识到，不仅仅要从像北京这样的核心城市地带来发动改造运动，还应该以各个京外地区为中心。社会不是孤立的、不是抽象的，应该把它落实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层面上，这个地区就是湖南。社会组织是需要由人群来构造的，这一人群就是由湖南一师为认同点的这样一套机制。我们知道，新民学会基本是由湖南一师的人发起的，其中包括了蔡和森等人。这批人通过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改造方式，对北京核心区，以大学为体制的这样一种五四的话语，构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和前者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尝试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分析。
还有一个五四边缘知识分子比较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他们充分利用了湖南本地，在近代以来的湖湘传统，我们知道，湖南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湖南当时在咸同以前是默默无闻的，甚至很难有人考上科举。但是通过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形成了所谓的“督抚半天下，都是湖南人”，而且很多督抚都是布衣出身，虽然没有很高的科举职位，但是位居人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
对于这一独特历史现象，有很多的研究，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研究认为，他们秉承了非常重要的湖湘传统——对军事、政治准确的判断和他们严密的、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组织形式。从曾国藩、左宗棠，一直到后来许许多多的督抚，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五四边缘知识分子后来在这个层次上，特别继承了湖湘传统中对政治的敏感度和对一些社会改造的基本资源的把握。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这章我没有展开，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地方。但我已经提出了基本的思路，比如湖湘的地方资源是不是构成了一些地方的变革传统，使得社会改造运动更加具体化，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的一些资源，这是最后一章里所展示的和以往不同的面相。
最后，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和以往的五四研究有所区别。以往把五四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或者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我觉得都是不够的。应该把五四放在一个长线的历史脉络里，分别展示出它不同的面相。这些不同的面相，把五四跟后科举时代——往前可以追溯到后科举时代，往后可以追溯到社会改造运动——这些不同的对中国历史和政治有非常大影响的一些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把对于五四的整个解读复杂化，使它形成一个比较具有立体感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