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已为人们所熟悉；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情操，也一直激励着人们。其实，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这一点人们似乎讨论得并不多。他的哲学思想虽不系统，却很有特色，特别是他的易学思想，提出并回答了天人关系等根本问题，开了有宋一代新学风，为理学的新形而上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范仲淹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他的易学思想散见于《易义》《易兼三才赋》《乾为金赋》《穷神知化赋》《四德赋》等文章和诗赋中。众所周知，北宋以来兴起了易学的研究之风，这是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化。为了回答佛教的挑战而重新复兴儒学，成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或新儒学思潮是从易学研究开始的。而范仲淹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也是这一思潮的首倡者和开创者。《宋元学案》的作者说，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为什么长于易学，却是值得研究的。
范仲淹易学思想的明确特点，改变了汉唐以来的象数学与注释学，着重于阐发义理，也就是“以义理解易”。他把传统易学引向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发展道路，一方面为宇宙和人生重新建立一套理论模式，另方面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改革寻求理论解释。这就使当时的儒学复兴运动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目的。
从理论上说，他继承了王弼的易学传统，也为胡瑗、程颐的易学搭建了桥梁。但他的思想同王弼有很大区别。王弼以道家思想解易，以“无”为世界和人的本体，“无”是绝对超越的存在，不可以言称，故又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学说，以直觉体悟为进入本体境界的主要方法。这些思想又被后来的道教所接受，并加以发展，有所谓“易，太极也，道也，无极也”[1]等说法，把超言绝象的“无极”说成是宇宙本体，主张绝对超越。范仲淹则提出肯定性命题，以乾坤即阴阳二气及其统一为宇宙本体，把人的本体存在归结为性命之理，即道德本体。在方法上，他主张意象统一，言事并举，把直觉体悟、理性思维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点正是儒家易学的突出特点。
范仲淹认为，易学的根本精神是“天人会同”[2]或“天人同道”，在本体论上则主张本体与现象合一。他以阴阳为基本要素，从象数关系说明“兼三才而两之”的整体观念，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同时又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因为易道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的。他并不否定象数的作用，但又不拘泥于象数。在他看来，“易”本来“无体”，其形而上之道便是无体之体，这无体之体却又在现实事物中表现出来，不离现象而存在。他既反对象数学的烦琐推演（这一点有似于柳宗元），又反对佛、道哲学的虚无和性空（这一点同当时的胡瑗等人一致）。他认为，易道“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3]，易道超时空而又在时空之中，从空间上说，上下四维无所不有；从时间上说，往古来今无所不到，凡时空之内的一切想象，都可包举无遗。它是说明人和自然的动态模型，其中包括人和自然既对应又统一的双向关系。
他的“天人会同”说，一方面主张人性来源于天道的道德形上论，以元、亨、利、贞——所谓的“四德”为人的自在自为的本体存在，以此提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另方面又提出“必大成于心而后可”[4]的命题，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心是标示主体性的重要范畴，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把心仅仅看作是认识主体，而是看作意识存在与知觉作用的统一，这一点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得到了发展。在这里，他接受了孟子和《中庸》的思想，把“诚”和“明”说成是心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存在范畴，指人性；后者是功能范畴，指认知作用。他提出：“道者何？率性之谓也。”何以“率性”？则需要“诚而明之，中而和之”[5]。就是说，天道需要人去完成，需要人去实现。“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也就是心的本然状态，“明”是心的认识功能。这种认识不是单纯的对象认识，而是自我超越的本体认知或存在认知。毋宁就是一种自我实现。他说：“性以诚著，德由明发。其诚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6] 诚性是真实的本体存在，是“本”；“明”德是其显现，是现象。“自诚而明”，是由至诚之性发而为明德，“自明而诚”则是经过自我认识，返回到至诚之性。
《易传》和《中庸》是儒家哲学的两部重要著作，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为理学家天人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这一学说的理论意义在于，它通过宇宙本体论的预设，提高了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提高了人的地位，他提倡人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超越，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而不是如同佛教那样，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所谓“真常之性”，在主体意识之外，恢复所谓“清净之心”。他曾经指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主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这种学说脱离现实人生，追求绝对超越，不仅“非今理天下之道”，而且危害极大，必须破除而廓清之。要破除佛学，必须从复兴儒学开始，要复兴儒学，则必须从《周易》开始。这就是范仲淹提倡易学的时代背景和原因。重要的是，他的易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上，虽然还没有完成像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那样的体系，却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轮廓。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晁公武《读书志》曾说，范仲淹为学“明经术”，有“康济之志”，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他的易学文章和作品，就是传道之作。
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改革主张提供理论方法的，这一点更显出它的时代特点。
《易传》是讲变化之道的书，“天人会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其道”以“变而通之”，即适应时、位的变化，实行改革。他特别提倡周易的刚健精神，把乾阳之气看作是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真宰”和“造物”者，赋予宇宙和人生以运动变化的永恒属性。乾阳的刚健之象，可以表现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和富有日新，乾阳的纯粹之象，可以表现人类的自强不息和进取精神，这被认为是易道的精神之所在。乾阳既是“真宰”和“造物”者，故“运乎太始之极”，“包乎上下而无遗”，既没有时间上的开端和终结，也没有空间上的限制。运动是它的本性，创造是它的功能，整个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它又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的，因而必须考量时空的因素。应该说，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学说。
为此，他主张穷究宇宙的变化之道，以明社会发展之理。他在《穷神知化赋》中说：“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神明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莫不广生之谓化，妙用之谓神。视其体则归于无物，得其理则谓之圣人。”[7] 神化是说明自然界自己运动、自己变化的两个重要概念，也是说明天人关系的两个概念。万物生生不朽，故谓之化；其变化微妙而不测，故谓之神。但这种变化和作用虽然微妙无穷，却又不是不可推测、不可预知，因为它有变中之常、事中之理。这理便是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它“自然而然”发生作用，不是由人安排的；它不是现象本身，而是隐藏在事物内部，只有“通幽洞微”、“钩深致远”的“穷神知化”功夫，才能把握。一旦把握了变化之道，就能“审万象而无失”，“测四时而无愆”，自觉地认识和预测时空间的一切变化，而不犯错误，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他能审时度势而进行改革。
他很重视“感通”这一思想，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上下之间、阴阳之间，都是互相感应的，感应是深化作用的表现，没有感应，就会陷入孤立和封闭状态，不可能有发展和变化。比如咸卦，就是说明阴阳相互交感的，阴在下，阳在上，这是本来的位置，但阴阳上下之间如果没有感应，就失去了咸卦的意义。“阴进而阳降，上下交感之时也。”[8] 这里时间观念是重要的，事物发展离不开时间，到一定时间就要发生交感，有了交感，便能相通，“感通”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形式。事物相感而至于通，就进入顺利发展的阶段，畅通而无阻，不至于阻隔而不通。
与此相联系，他又提出“相反相济”的观点，认为性质相反的事物，又是相资相用的，这叫“和而不同”。凡相反之物，都有相成的一面，正因为相反，才能相济，这叫“质本相违，义常相济”[9]。睽卦就是说明这种情形的。阴阳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则昼夜睽，礼义不接则男女睽，君臣不接则上下睽，情类不接则万物睽，但睽之“时义”不可持久，到了一定时候，就要“合睽以成其化”[10]，因为睽之中有相合相济之理，故合睽则能引起正面的变化。他由此提出“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11]的命题，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主义学说，要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利益，重视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生活富裕，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总之，范仲淹认为，“变通”是易传的根本思想，也是易学的精神所在。他很重视体会和运用这一精神，并以此治理社会。比如困、否与泰诸卦，都是说明这一思想的。“极然后反，其困必亨”[12]，困到极点，就要转向亨通，但这要人来实现。这也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意思。可惜很多人不认识这个道理，固而不变，困而不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人民生活的困苦。“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援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13] 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分析了各种矛盾，得出必须实行改革的结论。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他的哲学思想的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变革”的思想，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实行彻底变革，才能推进社会的发展。《周易·彖传》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表现了《易传》的变革思想，范仲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一思想，公开提出：“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14]，把“革故鼎新”看成是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他所理解的“革”，就是变革现存的旧体制，他所理解的“鼎”，就是建立新体制。当现存体制阻碍社会前进时，就要进行彻底变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他的易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把这看作是一种“权”，“权”固然不能取代“常”，但应该而且必须“反常”，否则社会人心将无法“通”。范仲淹从历史中看到，任何重大的改革或变革，都不是社会的常态，也不可能经常发生。但是，当社会发展遇到严重阻碍时，必须反其常而实行重大变革，才能顺乎天理、应乎人情。范仲淹实行的改革并没有成功，但他的这些思想却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
从以上简单分析不难看出，范仲淹的易学思想主要是讲天人关系问题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特别是理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他从宇宙论进到人性论，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实现人与自然合一的理想境界，体现了儒家哲学的思维特征。这种思维方式，也正是理学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说为理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他所提出的问题，具有理学的一般性质。至于他所阐发的改革和变革思想，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创造精神，具有时代的现实意义。朱熹曾说过，宋朝“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15]，说明范仲淹的学说，在理学形成时期具有开创性质，对于这一点，研究理学者决不可忽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易学思想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却被后来的《横渠易说》与《程氏易传》所吸收，而有些思想则是后者所没有的。
* 原载台湾《国文天地》第86期，1992年7月版，第26?31页。
[1]《玄经原旨发挥》，见《道藏》第二十一册，第16782页。
[2]《易兼三才赋》，见《范文正公别集》卷三。
[3]《易义》，见《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4]《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范文正公文集》卷六。
[5]《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范文正公文集》卷六。
[6]《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
[7]《范文正公别集》卷三。
[8]《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9]《水火不入而相资赋》，《范文正公别集》卷三。
[10]《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11]《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12]《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13]《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八。
[14]《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15]《朱子语类》卷一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