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单谈一谈我是怎样提出“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按问题进行的，就是尽量先提出问题，然后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接着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再提出新的问题。所以，我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系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我只是在讨论一些问题。（笑）当然，我提出问题与我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现在还不能说我已经理解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而只能说我在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要想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出真正的问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而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哲学，必须要理解西方哲学，而我不懂英语，所以只能看翻译著作，并且西方哲学著作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所以我只能就我自己有限的理解，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另外，研究中国哲学当然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基本文献有一个了解，而这也是我的一个缺陷。冯先生曾说，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对佛学是有缺陷的，那么我的缺陷就更多了。我也曾经花过一些时间去读佛学典籍，日本的那本“佛藏”，我只念了一点点就觉得不行了，这样念下去一辈子也念不完。所以，这个方面我是有很大的缺陷的。还有就是，研究哲学，你必须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了解。我对一些年轻学者说过，对于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你只能沿着他的足迹前进，而不能绕着走。但是我自己这方面也做得很不够。我这个人呢，自己喜欢读的书就仔细认真地读，不喜欢读的书就不读、读不下去，对于这点，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笑）这也是我的一个局限。有些书你不读不行啊，到后来你还得补读才行，因为你只能入乎其中才能出乎其外啊！这一点我体会是比较深的：研究中国哲学，你除了了解基本文献、了解西方哲学以外，当代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你也一定要读，这是绕不过去的。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懂得这个道理，可是做起来却不是那么顺畅、痛快。（笑）我的意思是说，你通过阅读中国哲学的书、西方哲学的书、当代学者的书，慢慢地从中提出问题，然后按照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我的学术经历来看，我觉得大体上有这么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环节：
第一个是从理学研究进到心性论研究。
我对理学的研究是历时的研究，研究它的演变，同时也是一个范畴系统的研究。“范畴”本身是西方的，我把它加上了“系统”，但是系统始终还是范畴系统，所以这里边就有个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我的想法是：不管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你总要研究概念吧，而这就是范畴，只要你讲哲学就不能不讲这个；但是呢，你一定要讲出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有些什么特点、特质。从理学范畴的研究中，我体会到，心性问题确实是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这毫无疑问是受了当代新儒家的影响、启发，如果没有这种启发，我想我把我的研究确立为心性论研究恐怕会经历一个很大的曲折。80年代的时候，新儒家的著作在大陆还不是很流行，恰好在那个时候，汤一介先生有一套台湾版的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可能是当时大陆唯一的一套。汤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所以把这套书借给我看，我就读了这个书。当时读这个书的时候，由于装订很差，也没包书皮，所以还给汤先生的时候都成一本很脏的书了，很不好意思，但汤先生也没有怪我。（笑）
我想，在当时的大陆，我还是比较早地读这本书的一个读者吧。我从中受到新儒家的启发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发现，牟先生在讲这个问题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实体论的观点来讲中国的心性论，把心、性说成是一个本体、实体，而且这个本体、实体是绝对超越的实体，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立足点。然而根据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我会问：这符合理学吗？符合中国哲学吗？现在大家讲哲学，无不讲本体论，而讲本体论，就落到实体论上面。这促使我思考：中国哲学到底还有什么特质、特征？实体论能不能直接拿过来用？这些问题对我来讲，在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研究里边，都是不小的问题，而我则试图去思考、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心灵问题。
我讲心灵问题，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实体论存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哲学中，心性论本身要涉及心与性的关系问题，那么接下来再进一步考虑：心若不是实体论的，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呢？中、西哲学毫无疑问都是要讲人性的，但是中国哲学讲人性不是自然主义的讲法，也不是知性主义的讲法，而是德性论的讲法。中国哲学讲德性，也就是“性”，德性与心是分不开的，这从古典哲学一直到宋明理学都是这样一个讲法。这当然与价值有关系，而且与主体有关系。在心灵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灵魂的观念，没有上帝的观念，甚至没有西方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的观念。那么，中国哲学讲“心灵”，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它面对的是什么呢？显然，它是要解决心性关系问题，它所面对的就是“天”、“道”。西方的心灵哲学是要和上帝对话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中国哲学中，“性”当然不是实体，那么，推而广之，这个“天”、“道”是不是实体呢？我认为也不是实体。天道流行，化生万物。当然，实体论也有它的一些有意思的讲法，只不过我觉得这个讲法对中国哲学来说不是太好，至少不是最好的讲法。实际上，这已经涉及天人关系了。关于天人关系，我同意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天人关系基本上是内在化的，是心灵上的一个存在。所以，心灵问题既然不能用实体论来讲，也不能用知性哲学来讲，那么它到底是一门什么形态的学说或学问呢？我认为是境界形态的，所以我讲心灵与境界的问题。
关于境界这个问题，我直接受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但是，就中国哲学而言，冯先生明明讲过中国哲学里边只有佛教、佛学是讲境界的。后来牟宗三先生也讲境界问题，他既讲实体论也讲境界论，并且认为道家也是境界形态的。牟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讲法。他的《才性与玄理》就是讲的这个问题，他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也花了大量篇幅讲这个问题。
就境界而言，冯先生有个基本思路。由于他讲概念，所以他从对概念的认识讲境界讲得比较多，境界就是对概念的一种认识。而牟先生讲境界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心态，因为它在客观上开不出来，所以要以一种境界的心态来对待世界万物，因此他讲的境界基本上是一个主观形态的境界论。当然，牟先生也承认主客架构是应该合一的，但是应该怎样合一呢，他却并没有提出一个论点来。
唐君毅先生晚年讲“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本书出版后，我也去国家图书馆借来读过，但没有读完，只读了一部分。这本书的主要精神，我看了一下，是把“生命存在”和“心灵境界”分开讲的，生命是存在的，境界是心灵的。而我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心灵有没有存在？心灵的存在是什么？以何种意义存在？这就是我讲的“心灵境界”的问题，而这就涉及什么是境界的问题。我认为境界就是心灵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离开存在，还怎么谈境界呢？从概念认识方面去讲境界显然是不行的，而光讲一个主观心态也是不行的，实体论是很难成立的。因此，应该从存在来谈心灵本身。这当然就涉及生命与心灵之间的关系问题、形神问题。我在书里还提到了“超越”问题，这个超越就是感性的自我超越，而不是超越到一个绝对实体那里去。这一步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进一步，就是讲到情感问题。
关于境界，我是不同意冯先生和牟先生把境界仅仅归结为道家和佛教的，我认为儒、佛、道与西方哲学比较起来都是境界形态的哲学。这是我的一个大胆的看法，至于是否成立，大家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在我看来，心灵境界要从存在来讲，那么心灵存在是什么呢？这就进入情感、情感与理性的问题。
情感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它也完全可以是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的，甚至超理性的。情感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刚才王中江和李存山也讲了这个问题。另外，情感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所以陈来教授讲“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这都是对的。
我认为，情感在儒学中所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立足点，就像西方哲学以知性为立足点一样。我在书中的看法是：中国哲学是情感型的，西方哲学是知识型的。但是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中国哲学不讲理性，西方哲学不讲情感，而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
在我看来，情感既是人的最源始、最本真的存在，同时也是终极性的存在，无论是就一个人的生命而言，还是就儒学关注的问题而言，都是如此，而且最终达到的终极性追求也是这个。当然，儒家也讲幸福，牟宗三先生讲“原善”，讲德福关系。但是在儒家看来，人生的终极追求、幸福，就是情感上的最大满足，就是追求人生的乐趣。所以，儒家不是靠追求知识来获得一种权利、所谓“知识就是权利”，然后用知识权利来改造世界、以获得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通过陶冶性情、提升情感、实现人的德性，最后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是分开的，人的终极追求是由基督教的上帝来解决的，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它是靠儒学来解决的。
我很欣赏牟先生的一句话：“心可以上下其说。”我认为讲得很好，我经常引用这句话。后来我想：既然如此，那么“情”难道就不能上下其说吗？有各种各样的情感，有低层次的，有高层次的。儒家所讲的“情”正是积极的、正面的情，它不仅仅停留在“好好色，恶恶臭”，尽管儒家并不反对这个，《大学》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儒家更重视的是好善而恶恶，认为这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标志。
在中国文化里，这个“情”字是讲不完的，你可以分别从美学、伦理学、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讲。所以我觉得，情感在中国儒家哲学里边是举足轻重的、非常的重要。于是，我就写了《情感与理性》这本书。
最后，我说一下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可以根本不讨论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西方哲学也讲情感，但是，如果你把情感与理性放在一起来讲，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西方17、18世纪把讲情感看作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那么，儒学能不能这样来讲呢？我认为不能用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神秘主义之类来讲中国的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情感和理性统一起来了，而西方哲学压根儿不会这样想。
我这个说法，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根据的。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凡是讲儒学的大家，无不讲到“仁”，港台新儒家也是如此。那么“仁”是什么呢？我认为，儒家的“仁”从根源上毫无疑问讲的就是一种情感；而且，它也是理性的。孔子讲“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是有原则的，为什么仁者就能好、能恶呢？这儿就有个理性原则。孟子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后来的理学家朱熹也讲“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心之德”固然是从心性、从主体上来讲的，那么“爱之理”是讲的什么呢？爱就是情感嘛，理就是理性嘛，这就是讲“情之理”，即“情理”。中国人讲“情理”，就是讲情感与理性。所以说，中国哲学讲的这个理性就是“情理”，说到底就是价值理性，而不是西方讲的那个中性的认知理性。当然，价值理性和狭义的价值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大体上就是这样。我那一本《情感与理性》，说实话，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很不成熟，希望大家能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以进一步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我就讲这些吧。我很感谢大家！
原载《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黄玉顺、任文利、杨永明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9‒36页。该书是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实录：2008年7月10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为蒙培元先生70寿辰而举办的“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