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延绵不断,在人类文明史上蔚为奇观,然而,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分合聚散,则又构成诡异奇伟的历史画卷,也是世界史中仅见的。如果说中国的悠久历史让人神往,那么中国的沧桑巨变却更令人痴迷,尤其身为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沉浮兴衰、大开大阖,更要有深刻的检讨。
一 历史周期率
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有一场著名的谈话，其中有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1]。更令人警醒的是,他们所提到的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兴衰更替的周期率,成为中国最醒目的历史表征,值得中国人去体认。
翻开中国浩瀚的历史典籍,历朝历代的递延嬗变、风云际会、盛衰兴替,尽皆跃然纸上,这些朝代,短则几年、十几年,长则数百年,纷纷扰扰,难以定论。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信史阙如,只是借助现代的考古成就,屡有修正;但要从中清楚地辟理出朝代更迭的因由,尚不可能。春秋战国以后,尤其是汉代以还,历代修史不断,除了官方的政府工程, 且有学者自己的撰述,使中国的历史成了世界上最有史可征的国度。尽管如此,我们要想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探寻历朝历代演变的规律性,仍有难度,一则史者多为以实记史,而每一朝代的史实又都是特殊的,未能显示其一般性;二则史者纵有议论,也是就事论事,鲜见就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概括。因此,我们要探寻朝代更迭的规律,就必须作高度的抽象,从纷杂的史实中扬弃其特殊性,寻找其同一性。
于是,为了使我们的抽象相对容易一些,为了使我们对周期率的探寻更具有一般性、代表性,我们预先设定几个原则:一、由于秦汉以前缺乏信史,我们选择的朝代均在秦汉以后;二、我们探讨的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率,所选择的朝代应该具有明显的周期现象;三、秦以后的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分裂是变态[2],因此我们选择的朝代是统一的朝代;四、我们选择中国的传统政治精华居于主流的那些朝代,鉴于中国的现实政治中传统政治精华主要是以儒家学说来体现的,所以我们选择的朝代以儒家学说为主导。
有了这几个原则,我们选择的朝代即可确定,就是秦以后的大一统的朝代-汉、唐、宋、明、清。我们这里把秦、隋、元剔除于外,原因如次:这三朝虽然都是统一的朝代,但存活的时间都太短，秦15年,隋37年,元89年(从灭南宋以后起算),其周期现象不明显。更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大一统,不只是领土和管理的统一,而着重于传统政治精华的大一统,这是三个朝代都缺乏的,秦不用说,它以吏为师,崇尚法家,殄灭儒家;隋文帝只知有吏治,不能文之儒术,隋炀帝则是自大狂,离儒学远甚;元帝国以骑射起家,唯扬武力,罕言文治。
选择汉、唐、宋、明、清五代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周期率,颇有代表性:这五个朝代的加总长度为1577年,占秦以后至清末中国历史段的74%;这五个朝代都经历了从极盛到极衰的过程,有明显的周期表现;这五个朝代都奉儒学为正宗,尽管明、清二代有较多的专制倾向。但是,即使我们把中国历史的兴衰集中于这五个朝代,还是不能在几千字的篇幅中来描模这五个朝代兴替的明晰轮廓,而只能以高度的抽象凝练的笔触,择取其最主要和最具代表性的方面,作一个总体的勾勒。
先看汉朝,它继秦为统一的大帝国,不仅在领土和政治上实现了一统,而且在思想上将儒学定于一尊,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汉初,行无为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知人善任,政治尚属清明。汉武帝即位时,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汉武帝挟其富厚,雄心勃发,开疆拓土,对外兴兵,对内亦多所创建,穷竭民力,以至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然而能受忠直之言,好贤不倦,加之晚年深有所悔,重行与民休息的国策,不失为雄略之主、有为之世。以后的昭、宣二帝,尚能依循旧制,奖励农事,信赏必罚,选贤任能,可谓守成。自此以下,西汉便没有什么新气象,吏治愈显腐败,民生转趋艰难,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上书,其中说到:“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3]我们尽可能引用当时人的描述,以证其真,这里已经谈到吏治的腐败、民生的艰难,兼并的普遍。此时的农民起义已屡现烽烟,及至王莽时期,更爆发了绿林、赤眉的大起义,撼动了汉帝国的根基。刘秀以汉室宗亲的身份重新稳定了政权,再次启用与民休息的政策,开垦荒地,减轻赋税,解放奴婢,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是,豪强大姓的力量并未摧毁,土地兼并稍抑更烈,外戚的干政,宦官的弄权,党争的加剧,直至公开地买卖官位……最终在黄巾军的农民起义中结束了汉朝的统治。
唐朝的开国皇帝名义上是李渊,而真正的名至实归者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一代雄杰,不仅纵横驰骋、荡平群雄,而且深谙文治之术,他推崇儒学,重视民本,纳谏用贤,戒盈崇俭,赏罚分明,注重民族融合。唐初,实行均田制,使耕者有其田,采用较为合理的赋税,减轻了人民负担,重农而不贱商,使海内外贸易达到历史上未有的高度。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经由唐高宗李治及其诸子而实为武则天的统治,唐初的盛世景象得以延续,到了唐玄宗时期,国家殷富,物价低廉,经济繁荣,治安良好。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这对唐玄宗而言可谓立竿见影,唐玄宗承平即久,渐生骄侈,由初起时的纳谏到尔后的拒谏,从励精求治到纵情声色,从任用贤能到听信奸佞,穷奢极侈,滥行封赏,兼之好大喜功,屡兴边事,结果不仅糜费无穷、海内疲惫,为安史之乱留下了祸根,更严重的是使藩镇坐大,地方势力膨胀,成为唐中后期衰败的重要因素。在另一方面,土地兼并自唐中期以后加剧,土地租佃剥削关系更为普遍,唐德宗时陆贽有文专论兼并:“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地兼数万亩,贫若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身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有,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4]土地兼并仅是一端,现实政治亦日趋腐朽,除了中央和地方的争斗之外,朝内的朋党之争,朝官与宦官之争,也在消耗这个帝国的力量,至于官员的贪腐、皇帝的昏庸、赋税的加重……更是雪上加霜,当时有个翰林学士刘允章如此纪实:“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得活,父子不得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5]正当其时,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大军已成燎原之势,横扫十余省,持续十来年,藩镇之兵亦乘机而起,唐王朝还能再生存下去吗?
赵匡胤在军士的拥戴下,黄袍加身,兵不血刃地获取了政权,是为宋朝。虽然以后的统一也费了一些周折,但总体而言,宋朝的建立比起其它四个大一统的帝国来说,没有那么多的血雨腥风。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宋朝的武力一直疲弱。相反,宋初偃武修文,崇信儒宗,大兴教育,鼓励农桑,招徕流民,施行仁政,轻刑慎狱,以致海内清晏,经济繁盛,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越过往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国家。然而遗憾的是,宋朝的积弱不只表现在军事上,在国家的管理上也较早地出现了衰颓的景象,历来的史家在探讨宋朝的问题时,一般都会谈及宋朝的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费。苏辙在北宋中后期有一篇著名的《上皇帝书》,专论三冗,其中写到:“事之害财者有三:冗吏、冗兵、冗费。”并分析了三冗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治的方法,而且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6]这里我们要特别谈到冗吏,冗吏不只吏多吏滥,而且贪赃枉法,腐坏吏治,起初,官吏“素无长禄,唯以求赇为生,往往致富者”。宋神宗熙宁三年,制定吏禄,嗣后常有增加,“吏禄即厚,则人知自重,……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7]王安石也写到:“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8]既有三冗耗费于上,更有贪官盘剥于下,政治的腐败、人民的苦难便可以想见了。在另一方面,土地兼并这个老问题又再次浮现:“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粱肉,其势不能以力耕地。专以其财役使贫民而已。”[9]于是,在内政日愈颓坏的过程中,政府收支日见其蹙,势必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而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加剧,更使人民困苦、流离失所、税源枯竭,此时加之金人的入侵,宋朝只能在南宋的偏安朝廷中,等待下一次外族入侵的更大打击了。
朱元璋是第一个以农民出身而跻身于皇位之人,他“乘时应运,豪杰景从, 戡乱摧强,奄奠海宇”,建立了明朝。他知民生之艰难,迅速恢复生产,计丁授田,兴修水利,抚恤孤老,推行节俭;他亦重视文教,信奉儒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通言路;在政治施为上,厉行察举、选贤任能,治腐惩贪、澄清吏治,置卫屯田、改革兵制,正后宫名义、解决了历代外戚干政的难题。到了明宣宗时,“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一片升平气象。但是,明太祖乃雄猜之主,诛戮功臣,刑法酷烈,开廷杖先例,视朝臣为贱役;废除宰相制,乾纲独断;成立锦衣卫,以特务组织驾越司法之上……这些都给后代带来严重的遗患。以废除宰相制乾纲独断而言,如果皇帝勤勉能干,尚或差强人意,如若皇帝惰怠荒淫(这在明中后期经常发生),则为宦官奸臣弄权开了方便之门。而锦衣卫的开设,为以后的东厂、西厂作了榜样,加剧了专制的恶政。其对朝臣的恶惩羞辱,不仅使为官者噤若寒蝉,而且挫抑了士人的风骨,使朝野侧目,谄媚结附之风盛行。明朝的政治已经有了制度性的腐败。另外,所有朝代都有的贪腐并没有因朱元彰的严酷惩贪而绝迹,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愈演愈烈之势[10];及其中后期,豪强兼并、赋重役繁、户口逃亡、流民载道, 形势大坏。还是让崇祯皇帝自己来总结吧:“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給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贪，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毀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橫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11]明思宗的这一封《罪已诏》,虽有推卸责任之意,但从中却可以看出现实的败坏,此时已经是遍地狼烟,义帜满布,离明王朝的覆灭只有七年了。
乘明王朝危亡之机,满洲人厉兵秣马、革新政治、招降纳叛,轻易地入主中原,国号大清。清初多沿明制,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用刑酷烈,实行君主独裁,在官制上袭用元代,分别满、汉,实权多归满臣。到了康熙时期,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认同,讲习儒家经典,推行传统道德,编修典制,加强科举取士,划一满汉官员品级,倚用汉人文士;在经济方面,停止满人圈地,招集流民,奖励开垦,减免税赋,兴修水利,鼓励生育,开海禁、利工商;在军事上北拒沙俄,南行撤藩,降伏蒙古,戢睦西藏,戡平准噶尔,使中国的版图达于历史之最。后经雍正、乾隆二代,天下承平,户口大增,国库颇丰,而有康乾盛世之誉。然而,清朝的满汉之防从来没有撤除,将满人自外于中国的大一统[12],终至养成一个寄生、自大、腐朽的满人统治集团;清朝继明朝的专制而更甚,兴文字狱,强制奴化,箝制士大夫,摧残中国自古就有的遵道行道、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这样的政权更难于抵御权力的腐蚀,清初就有以钱粮捐官的鬻爵之举,康熙曾经严厉肃贪、整饬吏治,但到他统治的后期,却以宽仁政治之名,纵容贪腐,自此以下,贪墨之风竟成世态;“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13]此时的清朝,已经在风雨飘摇中了,民变迭起,外患已成,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明陷于历史的最低谷。
我们非常非常简略地勾勒中国几大朝代的盛衰史,有所侧重,突出要点,意在使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周期率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中国历史的一治一乱,一盛一衰,困扰着无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黄炎培先生把它总结为中国历史的周期率,确有创见,但他以人们的惕励惰怠来解释中国历史的盛衰,恐未中肯綮。
二 农民起义的宿命
周期率是中国的一个大的历史迷局,这已被人们所公认。而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最多最烈的,然而按照现在的标准,竟无一例成功。这些农民起义,少则数月,多则十数年,鲜有建立农民政权者,唯有一例(太平天国)似乎有了自己的政权,最终也灰飞烟灭,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构成中国历史另一大迷局。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有数百次,但总是陷于失败[14]。
综观中国秦以后的历史,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与农民起义有关,或者由于农民起义的勃兴,摧毁了旧的统一王朝,催生了新的统一王朝,如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而有汉朝,西汉末绿林、赤眉的起义继而东汉,隋末的李密、窦建德等的起义使唐朝遂生,元末的张士诚、郭子兴等的起义让明朝继立;或者由于农民的起义,颠覆了腐朽的王朝,使国家进入分裂的朝代,如东汉末的黄巾起义而进入魏晋南北朝,唐末的王仙芝、黄巢起义而有五代十国;或者农民起义削弱甚至捣毁了旧有王朝,却给外来入侵带来可乘之机,如北宋宋江、方腊的起义而金人南侵,明末李自成、张自忠的起义而满人乘势,清朝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起义则引外强觊觎。如此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都成了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至多是打倒了一个坏皇帝,换了一个“好”皇帝。
如果说这种农民的起义或农民的革命是历史的动力,为什么这种动力作用的结果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如果说这些农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创造出来的总是一个个专制王朝?如果说农民的起义都陷于失败,为什么这些失败能使历史得以延续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地主或贵族攫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建立了地主或贵族的统治。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道理,考诸历史,刘秀本身就是皇族,他混迹于绿林起义军中,最终却建立了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系关陇贵族集团,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自立旗号,开创了唐朝。
但是,此说仍有疑窦,如果说农民起义的失败是地主或贵族谋夺了胜利果实,至少有两个大的朝代的建立难敷其说,先说西汉的创立者刘邦,他是一个农民,按照范文澜的说法,只算中农,他后来当了亭长(按现在的算法只是一个比乡长还小的官),父母妻儿仍在乡下务农;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乘机起事,似乎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他与秦民约法三章,颇得百姓的拥戴;他所建立的西汉,废除秦朝苛政,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好像也以民为念。然而,他继秦而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喜滋滋于皇帝的权位;他大封同姓王和异姓王,又大有封建的余绪;他封官许愿,保护地主的利益,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农民的政权。于是,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农民中的蜕化变质者,在农民起义的血泊中沐猴而冠,甚至有人说他就是一个地痞流氓无赖,依靠狡诈权谋而血食农民起义的成果。
倘若说刘邦不是贫苦农民(他是中农,可能还有富农之嫌),倘若说刘邦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他当过亭长),那末朱元璋则不能这样说,他是真正的贫雇农,他的父母兄长死后,因无地可葬,只能求助于邻里;他无以为生,终至厕身寺庙,作了一个游方和尚;他参加了正宗的农民起义队伍,成为其中普通的一员。然而他善于审时度势,谋勇兼备,很快得到起义军首领郭子兴的重用;他独当一面,招揽俊杰,谋划深远,荡平群雄。建立明朝后,他重视农桑,兴修水利,持身简朴,振恤贫民,收养孤寡,似乎并未忘本;他关切民生,宵衣旰食,任用贤良,肃清吏治,颇有济世安民之志。可是,他杀戮功臣,务除起义同道,施兔死狗烹之辣手;他篡改经典,欲行专制,比以往的君权政治更甚;他建立锦衣卫,实行特务统治,滥施刑罚,找不到一点农民政权的影子。他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他领导的起义军取得了胜利,最终建立的却是传统的君主政治,而且在统治的专横上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变质说”或“攫取说”所能解释的。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农民,他们所领导的起义军又都取得了政权,然而建立的政权却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而不是农民自己的政权。这产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疑问:为什么成功的农民起义的结局竟然是地主和贵族的国家呢?
为了加深我们对这个历史疑问的了解,我们撇开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成功的农民起义者不说,在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另外择取两个代表性的事件,一个是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朝,一个是洪秀全主持的太平天国,从中我们或许更能了解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宿命和历史走向。
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历经十多年的艰难征战,屡败屡起,最终推翻明王朝,建立大顺朝,被现代史家称为农民起义成就卓著者。李自成小时是一放牛娃,长大后曾在银川驿当驿卒,成份不见得比刘邦纯正,所吃的苦肯定比朱元璋要少。他均田免赋,提出了以往农民起义从未有过的政策主张;他约束部众,禁其扰民,兵锋所向,无不披靡;他不好酒色,粗衣粝食,与部下同甘苦,共进退。李自成的这些作为,对他的短暂成功有决定性的作用,确有不同凡响之处,但现代某些历史学家把他过于拔高了,认为他假如不败亡,会建立一个农民自己的政权,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胜利者。
其实,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是对历史的严重误读。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是必然的,以他最有创见最吸引老百姓的“均田免赋”政策来说,只可能有短期的正面效应,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国策,在这个政策中,均田会有相对较长的可行性,且有历史的先例在,如唐太宗的均田令,如明太祖的计丁授田,都是均田的不同表现,并能维持一段时间,起到缓和土地矛盾,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效应。但即使如此,在土地私有及其可以自由买卖的历史前提下,这种均田将被土地兼并所取代,就像历朝历代都发生的那样。而免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胎死腹中,因为在中国这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农业税赋是最主要的财政来源,无此不能养育庞大的军队,不能维持国家的运转。所以李自成为了解决财政来源问题,只能“追赃助饷”,不仅拷掠官吏,勒索金银,而且打土豪分田地,搜罗浮财,甚至把矛头指向商人,对富商巨贾刑催力逼,这在主观行为上固然可称为革命之举,在客观结果上则破坏了经济,使初生的政权处于无序之中。
与以上密切相连,“追赃助饷”的副产品就是军纪的败坏,如果说李自成曾经还能约束部众,防其掳掠,但进入北京城后,这一切都形同虚设,尤其在“追赃助饷”的旗号下,军士们竞相抢掠,中饱私囊,《明季南略》卷五记载到:“腰缠者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这样的军队,还能有多少战斗力?大家都在抢夺瓜分胜利果实,“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享乐。”[15]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李自成自己的行径。在进入北京前,李自成在西安已经急不可耐地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正朔,自称大顺王,飘飘然有皇帝之梦[16]。他设立的各种政府部门,只是对前朝的模仿,他还建立侯、伯、子、男等爵位,分封他的部下。他与当时并存的另一支起义军张献忠部,俨如寇仇,遑论聚集起共同的义军力量。更让人扼腕的是他在内部也滥开杀戒,猜忌部下,听信谗言,损害了新生的政权。
观李自成之所为,他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假使他能稳住政权,充其量也只是另一个刘邦或朱元璋,不可能有其他更高的评价。历史总是爱捉弄人,设若李自成成功了,中国只是会多了另一个皇帝,绝对不会有戴上起义英雄桂冠的李自成!在起义失败与起义成功、起义英雄与开国皇帝之间,我们将如何处置李自成呢?
太平天国-这场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农民运动,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有许多过去的农民起义所没有的新特点,而取得的起义成果似乎也最丰硕。1851年初从广西金田起事,1853年初就占领南京,并把南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控制了江淮、两湖这片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这样的军事进展与成就,是以往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未曾有过的。太平天国有明确的纲领,它以“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形式,提倡人人平等,“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它有统一的严明组织,把一盘散沙似的农民集结起来;它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禁止奸淫、嗜杀、贪财、赌博、吸烟、酗酒。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标榜“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这一制度并不是单纯地均分土地,实现土地私有,而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前提下实行财产公有,人们的产出除了留下自己必需的部分以外,全部上交圣库,由太平天国来统筹安排。这些制度和措施,让传统形式上的农民起义面目一新,是太平天国迅速成功且持续较久的重要因素。
但是,太平天国的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作法尽管在提高战斗力、凝聚士气上有积极的作用,但却难以持久;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在定都南京以后,就开始违背最初的均平理想,摆起了当大官、做皇帝的排场;为了争权夺利,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内讧不断,自相残杀,严重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而《天朝田亩制度》从未得到真正实行,它的理想化色彩在现实中很快就化为乌有。
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早就在锦衣玉食中销蚀了起义意志,日益沉迷于荒诞无稽的宗教信仰,把他的成功与未来寄托在对耶稣基督的迷信中;他在清除异己的斗争中重拾家天下的余唾,大封同姓王,除了兄弟,他的十个儿子也封为王;为了笼络部下,滥行封赏,仅王爵竟有二千七百多位;纪律松弛,军心涣散,原先所禁止的赌博、抽鸦片等恶习已在军中出现,并有劫掠百姓、滥杀无辜的现象。
太平天国是以伟大的农民起义载入当今的史册的,它定都南京成立政权达十二年之久,也被视作农民起义之最。这样来看待中国的农民起义恐怕是有问题的,我们再次使用假定:如果太平天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如果太平天国的政权持续了两三百年,如果洪秀全把他的天王宝座子子孙孙地传递了十几代(从种种迹象看,假定前两个如果成立,后一个如果就是必然),我们还会把太平天国称为伟大的成功的农民起义吗?根据以往的惯例,伟大是可能的,成功就不算了,而且会把洪秀全算作农民起义的篡权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通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从来没有改变过政权的形式-君主制,不论起义队伍的领导人是地主、贵族还是农民、知识分子,其建立的政权,又都只是君主制。这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宿命。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当统治者不遵循道,背离民本,以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时,农民们便揭竿而起、削木为兵,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当农民起义被统治者镇压下去,统治者的无道继续,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起义就算失败了。当农民起义推翻了原来统治者,新的统治者复归于道,关注民本,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有所提高,起义就应算成功。
如果认为农民起义的成功是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农民自己当家作主,这样成功的农民起义是不现实的,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这构成我们这一节的中心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农民起义至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个疑问我们下一节就来回答。
三 解说迷局
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和中国农民起义的成与败,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两大迷局,弄清这两大迷局,对于人们理解中国的传统政治,颇有助益,我们试作一解说。
许倬云先生最近有一本新著《大国霸业的兴衰》,书中第一章“王朝的盛衰周期”,就是分析中国历史上朝代兴衰更替的现象,首先他写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言下之意是王朝兴盛时中央政府能有效掌握各地方的资源,王朝衰败时则反是。进而他指出“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也是决定王朝盛衰的因素,新王朝建立时由于有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几代之后,统治阶层已经习于安逸享乐的日子,不思进取,而且总是挑一些听话的人进入政府,这样一来,如出现新的挑战,就不能应付,因而衰亡。再有,“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亦有其影响,如果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力量的互动顺畅,国家趋于安定;当中央政权被一个小圈子包围,“政府官员上下得不到交流时,整个的政府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团体,”便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最后他总结道:“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这个核心如果以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保障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闭门户,以这种方法自求永续,反而是自找灭亡。这种自我封闭的过程,最多能维持五六十年,超过两代、三代,痼疾己成,核心内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再有开放的意图了。于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渐脱节,政府逐渐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员找不着政府存在的理想,只是借着公权力以自肥,贪渎现象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失去民心,社会力量无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决堤之外,别无选择。在混乱之中,新的朝代出现,又有一些人结合为新的统治群体。于是,朝代周而复始,由治而乱,由乱而亡。”[17]从许倬云的表述看,他所说的人才选拔机制以及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都与公权力的核心是否开放有关,以核心公权力开放与否来说明王朝的盛衰,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于,核心公权力存在的形式是制度化的(尤其在中国),要以核心公权力开放与否来说明王朝的盛衰,首先要说明这种制度化的公权力为什么有时(王朝兴盛时)是开放的?有时(王朝衰亡时)是封闭的?关乎此,许倬云在他的论述中似乎也说及一些,但远远不够。在中国历史上,核心公权力的制度化是相当稳定的,对此赞赏的人说它有延续性或持久性,厌弃的人说它是停滞的或僵固的,不管正反,都承认其是稳定的,甚至是超稳定的。因此,姑且不论许倬云先生是否找到了盛衰周期率的要钥,他选择公权力是否开放作为突破口,恐怕事倍而功不能半。至于以中央政府能否掌握地方资源来说明盛衰,看起来更像倒因为果,中央政府对地方资源的掌控,与其说是因,毋宁说是果。
对中国历史周期率的探讨,金观涛、刘青峰伉俪二十多年前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趋稳定结构》一书,更有创见,他们把自然科学中的控制论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以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或称意识形态结构)的耦合系统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18]结构,特别指出这个结构具有超稳定性。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一体化结构,这个一体化结构得益于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郡县制或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结构、土地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结构,三者的耦合关系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这种一体化结构或超稳定结构,正是中国历朝历代盛世华章的制度保障。但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兴盛时期怎么又会转化为衰亡呢?这是因为有无组织力量的存在,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无组织力量主要有二,一是政治结构中异化而出的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官员的贪污腐化,另一是土地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必然会产生的土地兼并,这两个主要的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使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失去指导意义,“出现思想混乱,纲纪崩坏,小人麇集官场,理想主义者的儒生退避林泉,百姓怨声载道的情况”,从而,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得以增长。这样,三种无组织力量对应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或者说,这三种无组织力量是一体化结构调节能力的异化,三种“无组织力量的汇流,破坏了封建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功能,从而造成原有社会的瓦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衰亡[19]。金、刘贤伉俪能在二十多年前发出这样的宏论,令人起敬,本来无庸置喙,但因涉及这里所论的周期率主题,略辩一二。
他们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郡县制或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结构、土地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结构,来构筑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体化结构,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以这种一体化结构的调节能力说明传统中国的盛世,也还有说服力;以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的肆虐解答传统社会的衰亡,尤其让人信服。让人或有异议的是,他们用一体化结构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兴盛,强调得不够;他们同时以一体化结构来指责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与僵化,还没有走出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阴影;他们把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视为一体化结构的异化或无组织力量,值得商榷。
在我们看来,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以及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和土地自由买卖制度,是中国自秦以后长期领先世界的制度架构,无论盛衰,都超迈于同时期的所有国家,这是必须强调的。说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停滞与僵化,这是中国在近代被西方打懵了头后的呓语,比诸当时世界各国,除了已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强国,中国未见得更停滞更僵化,就算是西方,在整个中世纪都比中国停滞、僵化、落后、黑暗,只是因为机缘凑巧,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或现代文明[20],如若以西方的现代文明与中国的古代文明相较,是驴唇对马嘴,以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的半自然经济比照,则更是引喻失当[21]。
我们前面简略描述中国历史的周期率时,特别突出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在周期性衰亡中的主要作用,所以我们非常赞同金、刘二先生对衰亡或危机的分析,不同的只是我们不同意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是一体化结构的异化,而是另有所说。我们始终坚持以政治的核心-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来说明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儒家学说(在我们看来是最接近道的)为主的政治理念与大一统的政治架构,是对政治核心的较好观照,因而中国的传统政治走出了举世无俦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无论儒家学说还是大一统政体,都是因应政治核心而作出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从属的,第二位的,真正的主体是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一切的政治制度安排都必须围绕这个核心而旋转,中国的传统政治较为贴近这个核心,较好地安顿了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和人与人的对立,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较为成功。
在每一个大一统王朝(主要指中国五个主要的统一王朝)的初期,由于土地矛盾(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核心的集中表现之一)因人口的减少得到缓和,统治集团对民本的关注甚殷,官吏较为清廉,传统的政治架构尚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因而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盛世。但是,比传统政治更有力、更具本质特征的是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这两个方面(指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随时都会有恶的表现,在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条件下,统治者的贪污腐败具有必然性;`而在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前提下,土地兼并不可避免;这两种恶的表现正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普遍现象。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这个过程完成,就进入各个朝代的衰败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民变丛生,任谁都难以改变,只能等待农民起义或战乱来改朝换代了。农民起义或战乱使人口锐减,原有的土地关系被破坏,腐败的官场被荡涤,新的统治集团在历尽磨难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在传统的政治架构(因为传统的政治架构是当时最好的)上建立起新政权,从此进入新一轮的政治周期。
这种周期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从消极的方面看,它的周而复始,让中国人在坐享了一段繁荣兴盛之后,总要罹于战乱衰微之痛;从积极的方面看,每当危亡来临,在这一机制内部总有一种向上奔竞的力量,结束危亡,再建辉煌,推动历史前进,使中华文明永续人间。
这回到我们的第二个疑问: 为什么中国的农民起义至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其实,当我们设问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时,是受现代的语境限制的,现代中国人总爱追问,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成功?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成功?延伸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作如是问。中国古人从来不这样发问,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倏起倏落,来时如疾风暴雨,去时则销声匿迹,鲜有人来为农民起义作总结,更不会计较农民起义的成败利钝。即使农民起义者自己,他们啸聚山林,抗击暴政,大多是实在生存不下去了,因而铤而走险,放手一搏,但求苟且。就算其中有有心人,因缘际会,播弄风云,也不过是想推倒一个旧皇帝,自己当上新皇帝。太平天国作为最自觉的农民起义,有纲领、有目标、而且还有经济制度,但却行之难远,仍将重蹈君主政治的故辙。这是为什么呢?
这使我们想到伟大的马克思,他的唯物史观仍然具有生命力,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们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2]以此观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可能提出超越自己历史时代的任务,便不难理解;农民起义至多能建立一个新的君主制,就顺理成章。因为中国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改变。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透视中国的农民起义,当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时,农民起义只能在旧的社会胎胞中孕育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这用在中国的历史中十分贴切,如果这些农民起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农民起义就是进步的、成功的,而不是以是否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政权为界。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道来看,农民起义是对无道或失道的政权的反叛,是人性的闪耀,是民本的诉求,农民起义推翻一个腐朽的政权,重建一个尊道守道(在一定范围内)的政权,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农民起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农民起义所带来的改朝换代,不仅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道的体现。
我们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被人讥为机械唯物论,这些人会说,反观国际共运的历史,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按马、恩的预言,应该首先在最发达的国家)实现,对此,列宁以“薄弱环节论”予以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虽然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发生,似乎也不合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然而却都成功了。因此不要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而应该辩证地看。
然而,以上反唇相讥的人或许得意得太早了,从当下的现实来看,苏联在社会主义建成七十来年以后,轰然坍塌,连带东欧十来个社会主义国家重回资本主义的怀抱,这是不是印证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历史阶段不能跨越的英明预见呢?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行了三四十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也在变相补回资本主义这一课呢?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再一次显现了它的生命力。
问题可能还有另一种提法:不要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样太敏感的话题上打转转,好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原先的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现在要补回这一课;而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固守计划经济的僵化,不能适时地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然地闯入市场经济,形势豁然开朗。
我们更加倾向以上的提法,这个提法预示着,把市场经济当作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到达彼岸,要实现一个无商品交换,无自私自利,无私有制,无阶级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规划的共产主义),必须经过商品经济的炼狱,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可以理解为这条河就是市场经济之河,实事求是地潜入河中,摸着石头,学会游泳,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排浪而行,或许可以到达彼岸。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得再开阔一些,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是它的极致)所衍生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牵引着人类的文明史,形成政治的核心,它带给人类无限的物质进步,迫使人类进行多方位的制度建构,它给人类既带来希望,又带来危机,它是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定性。我们只能正视它,不能鄙视它,只能遵循它,不能违拗它,只能规范它,不能放纵它。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道。
我们重新评价中国的农民起义,探讨农民起义的宿命及其历史走向,是把它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另类表现来体认的,从传统的意义上讲,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道的另一侧面的表现,在现实的意义上看,用唯物史观来体察农民起义,不仅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还能减少一些主观随意性。
这一章中涉及的中国传统政治中两个大的历史迷局,我们作了历史的描述和理论的分析,目的是要在中国历史的周期率中找到其决定性的因素,为走出周期率的循环怪圈提供一点理论支持;在农民起义的宿命中寻求历史的真实走向;回归唯物史观或中国传统的道。
[1] 参见百度百科:“窑洞对”。
[2] 黄仁宇也作如是观,尽管他认为中国分裂的时段较长。
[3] 《资治通鉴》汉记二十六
[4] 《全唐文》卷四六五
[5] 《全唐文·刘允章直谏书》
[6] 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一》
[7] 参见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541页。
[8] 王安石:《王安石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9] 李觏:《李直讲集·富国策第二》
[10] 明朝的贪腐之烈尤胜前朝,严嵩被抄家时,其贪贿所得远超国库所藏。(参见钱穆《国史大纲》第679-680页。)
[11] 《明季北略》卷十三
[12] “在清朝建立一百十年后,这个帝国的首脑,还会那样严厉禁止自己的民族全体成员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实行文化交往,而手段又是那样落后,即不准读书,不准学习汉文汉语,不准学习骑射以外的知识,甚至不准同汉人交往应酬。”(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第45-46页。)
[13] 洪亮吉:《意言·治平疏》
[14]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8页。
[15]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16] 当清军兵临北京城之际,李自成还急匆匆地在北京行他的皇帝登基大典,次日便撤出北京。
[17] 参见许倬云:《大国霸业的盛衰》,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版,第一章。
[18] 两作者最初写《兴盛与危机》时尚延用习惯的说法,认为秦以后至清是封建社会,但在2010年的再版本中,他们修正道:“按学术规范,用‘封建’一词指涉从秦汉到民国前的中国社会,显然不很确切。”而改用“传统社会”代替“封建社会”。
[19]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三章。
[20] 对于西方为何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我曾经作过分析,参见拙著《从中国到世界》第二章,第三节。
[21] 历史往往是跳跃式地发展的,当中国从诸侯分封的春秋战国进入大一统的领先世界的中央集权制时,西方则从古罗马帝国分裂为诸侯林立的封建领主黑暗时期,并从此沉沦达千年之久,怎么没人说西方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呢?中国在近代只有短暂的落伍,怎么就变成长期停滞不前了呢?
[2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