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远博大的中国传统政治,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大不一样,它是由外部冲突触发的,但又不同于过去的蛮族入侵,而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的较量;它也因内部的腐败而式微,但却不能用惯常的改朝换代来复兴。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环伺,众敌觊觎，巍巍中华不仅有亡国灭种之虞,而且面临文明涂炭、薪火断绝的厄难。
一 西方看待中国的两付面孔[1]
当西方人以利炮坚船猛烈冲击中国的大门时,何曾思量,他们曾经受惠于这一古老文明,他们曾经是这一文明的仰慕者。周宁博士在他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全景式地扫描了西方人几个世纪来对中国的认知,他指出从13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极尽赞美,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2]在这五百年间(1250-1750),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从物质到制度到观念,从大汗的大陆、大中华的帝国，到孔夫子的中国,不断丰满深入,成为西方期待的理想国度。
13世纪蒙古人的铁蹄横扫欧亚,打通了东西方,一些西方人来到中国，将中国的见闻传递回西方,引起轰动，大汗的大陆跃然纸上。当时影响颇巨的三部游记-《马可·波罗游纪》、《曼德维尔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从不同侧面介绍了中国。中国人最熟悉的可能是马可·波罗,他写到:“这本书里我们要讲的是当朝大汗-忽必烈汗的所有伟大成就,‘汗’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王中之王’,这个称号加在他的名字后面当之无愧。迄今为止,他所拥有的臣民之多、疆域之广、财富之巨,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君主;没有人能享有像他的臣民对他那样的绝对服从。”他对当时的杭州还作了这样的描述:“雄伟壮丽的行在(即杭州)市,这个名字是‘天城’的意思。因为,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所以有‘天城’之名。”[3]《曼德维尔游记》对西方人的影响最大,按周宁的意见曼德维尔只是位“座椅上的旅行家”,他的材料来源于其他书籍或游记,他也赞叹“大汗的大陆”物产丰富、城市繁荣,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大汗奢华的宫廷生活[4]。《鄂多立克东游录》是那个时代最“实事求是”的东方游记,鄂多立克亲历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滨海内地,他认为广州“比威尼斯大三倍”,而杭州更是“天堂之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不敢谈它”,到了北京,他看到的是“全世界最美的宫殿”[5]。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时间跨越了三百年,西方的中国热持续发酵,1585年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正是中国明朝的中后期,作者向西方人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制度之门,他写到:“这个强大的王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的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它实行内阁制,由德高望重的官员集体决定政务大事;官员通过考试铨选产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进入社会上层;它在全国兴办学校,奖励教育,培养人才;它热爱和平,庞大的军队只为抵御外敌来犯,而不是侵略他人……[6]。约瑟夫·斯卡利杰在看了《大中华帝国志》后,发表感言:“这一令人赞叹不已的帝国……它谴责我们的行为。从他们的天平上来衡量,我们这些法国人仅为一弹丸小王国,我们之间不能相互谅解,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在他们那里则生活得国泰民安,其法制如此有度以至于使基督徒感到羞耻。”[7]与此同时,平托告诉他的欧洲同胞:“21年间,我历经千辛万苦,到过亚洲最辉煌的地方,在这些国家,我看到了在欧洲并不常见的美德。……上天厚爱这片土地,这儿气候宜人,政通人和,国富民强。对正义和公正的崇尚与政府的得力统治使其为全世界所仰慕。每次想到中国的种种奇观,我就惊讶于上帝如此厚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8]比《大中华帝国制》晚出30年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也许更加翔实,作者以其几十年的中国经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多含褒意,他指出:“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9]但他同时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陋习作了记载。这一时期西方介绍中国的著作还有多种[10],总之,此时的西方人已经陶醉于物华天宝、政通人和的中国向往中。
除了对中国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赞美之外,西方学者还把人们带进“孔夫子的中国”,从思想观念方面来体认这一伟大文明。1687年,柏应理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巴黎付梓,书中收录了一篇“孔子小传”和《论语》、《大学》、《中庸》的一些篇章,此书风靡一时,让西方人领略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柏应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孔夫子的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理性原则、道德秩序,成就了一种明智、宽容、深厚、淳朴的文化传统[11]。此时的西方人已经恢复了自信,身为欧洲思想界的翘楚,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写到:“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通过一种奇特的命运安排,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今天仿佛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或许是天意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在地球上又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逐渐把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引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12]开始规划两个文明的携手以推进世界的进步了。莱布尼茨继续写到:“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面积同欧洲相比大致相同,而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然而,过去有谁相信,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更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对那些中国人比较熟悉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同他们相比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还超过他们,那么,在实践哲学领域,即在生活与人类日常习俗方面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肯定是相差太远了……他们在其庞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取得的成效比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在其小范围内所取得的要大得多。”[13]这个评价,就当时而言,是中肯的,而且深入于中国的传统政治中。莱布尼茨的高足沃尔夫甚至说:“在统治艺术上,从古至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14]
辗转至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崇拜,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里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伏尔泰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15]狄德罗在他编著的《百科全书》中说:“人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优于亚洲其他民族,因为他们历史悠久,精神高尚,艺术精湛,才智出众,政治清明,还具有哲学素养。在以上各方面,根据某些人的看法,他们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相媲美。”启蒙学派的另一健将霍尔巴赫写到:“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在中国,法律充满圣智,甚至曾经征服中国的野蛮满洲人亦为所屈服。”[16]魁奈既是启蒙学者,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而对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17]托克维尔总结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启蒙哲学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著作中赞美过中国……他们将中国政治当作举世楷模的最完美的政体。”[18]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美似乎成了西方“中国形象”的最后一抹霞光[19],自此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急转直下,其转折点在周宁看来是在1750年前后,标志是启蒙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1748年的出版,以及同年出版的英国人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而1794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则可以视作这种转变的完成。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多次谈及中国,有褒有贬,但贬多褒少,且多有自相抵牾之处,然而他却敢下这样的断语:“从各方面看,中国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武断地把它归咎于亚洲的地理环境[20]决定:“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21]乔治·安森在《环球旅行记》中的描述更是充满恶意,他的舰队闯入珠江口,官方拒绝他入港,在他满含怨恨的笔下,中国人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22]。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似乎坐实了这一切,马戛尔尼就是那个不肯向乾隆下跪的英国人,他满怀使命而来,但却无功而返,他在他的访华日记中写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150年间[23]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上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24]马戛尔尼的观察算不上深刻,但还算冷静理智。他的使团的另一成员-使团总管约翰·巴罗则表现得肆无忌惮:“中国人一方面讲究严格的道德与礼节,另一方面又处处是腐败邪恶,文人的智慧美德变成了无知与丑恶,他们空谈中国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但在中国却饥荒遍野;他们吹嘘自己在艺术与科学方面曾经多么先进,但事实上没有外国人指教他们连大炮都打不响,连日食都算不出来。……他们两千年前就达到今天这种文明水平,那时候欧洲还蛮荒未开,但此后他们在各个方面停滞不前,甚至还有许多退化。如今,与欧洲相比较,他们的伟大只表现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上,而在一切伟大的事业中,他们又表现得无足轻重。”[25]这个使团的成员的日记、游记、著述,在西方迅速走红,使中华帝国声誉扫地,彻底扭转了西方的中国形象[26]。
马戛尔尼的中国亲历是很有冲击力的,他认为过去150年中国没有改善,没有前进,陷于停顿,正在堕落为野蛮人,他这样写到:“尽管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有关他们的信息中我们已经估计到他们是什么样子,但还是无法想象亲眼目睹的衰退,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野蛮人。……他们是不应该同欧洲民族一样对待的民族……”[27]孔多塞关在书斋中的写作,好像也在呼应马戛尔尼:“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在科学、艺术方面曾经领先于其他民族,然而又眼看着自己最终被别的民族一一超过;火炮的发明未能避免这个民族被蛮族征服,……在那里,甚至连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28]关于中国停滞的报告,还可以见诸多端,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29]伏尔泰尽管对中国多有好感,他也要发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30]?当然还有很不友好的,德·昆西说:“亚洲文物、制度、历史与信仰方式等的古旧给人们印象如此深刻,对我来说,种族与历史无限的悠久将淹没任何个人的青春,一个中国青年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出土文物。”[31]爱默生近于歇斯底里地说:“中国帝国享有的纯粹是木乃伊的声名,将世界上最丑陋的特征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三四千年之久。”“这个天朝帝国-吊死这天朝帝国!我恨北京。我不会去喝黄海的水。”[32]
中国非但停滞落后,而且还专制腐败,西方人在这方面也不吝笔墨。也许由孟德斯鸠首开其端[33],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把中国传统政治归为专制政体,不过他有时又认为中国的某些方面又有悖于他的专制特征。尼古拉·布朗杰来得更彻底,他要消除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模糊性,在他1763年出版的《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中,直指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专制主义的,并且预言到:“中国如今所具有的古老制度的残余必将不复存在,它们将被未来的革命洪流所吞噬。等到她不再拥有任何新生的东西时,中国就将永远处于失败者的地位。”[34]既然开了口子,对中国专制的攻击就纷至沓来,赫尔德在他1791年发表的著作中写到:“中华帝国的道德学说与其现实的历史是矛盾的。……那些贪官污吏使得千百万人饥寒交迫,可他们的劣迹一旦被父亲般的上司觉察,便要受到棍杖的毒打,像个无力反抗的孩子。……中国人的立法与道德乃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理智幼稚的尝试,不可能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它只能在中国这块土壤中沿存下去,而不会有朝一日在欧洲大陆上产生出与众不同的、对自己专制君主百依百顺的中国。”[35]约翰·克鲁弗的《印度洋诸岛史》(1820)有这样的表白:“东方国家和地区,文明越是发达,在政体上就越接近专制主义,专制政体越彻底,人的自由就越少,似乎文明的发展是以剥夺人的自由为代价的,中国在东方最文明,专制暴政也最严酷,人的自由也最少。”[36]其他的还有不少,但大多是任意的指责,缺乏深入的分析[37]。
周宁的《天朝遥远》为我们清晰地绘出了西方人对中国从欣羡到蔑视的路线图,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虽然多有夸大之词和不实之语,但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其总体轮廓和历史走向。1250-1750年五百年间, 西方人对中国的赞美可以说是无以复加,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中国都领先于西方,这从西方人口中自己说出来,或许更有说服力,考诸历史,大体也能成立。转折点选在1750年,亦属妥当,此时已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前夜,前此数百年的积累已然蓄势待发,必将汇成波澜壮阔的资本主义革命。当马戛尔尼1793年带着工业革命的诸多成果[38]来到北京时,不但有着大英帝国的强大后盾,而且挟带着现代文明的新鲜锐气。他们指责中国停滞落后、专制腐败,并非全是妄言,当时的清政府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实配得上停滞之名;而以资本主义文明的狂飚突进与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相较,不落后何待? 至于专制腐败, 我们前文中已经说过,清朝的专制成份在诸大朝代中是最严重的,它的文字狱、奴化管理、满汉之防, 集中国专制之大全;它的官场腐败,也是历代之最,卖官鬻爵,贪墨成风,鲜廉寡耻,士林颓靡[39]。对中国而言最糟糕的是,此时正值西方资本主义的勃发期,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两者相遇,反差极大,力量悬殊,中华民族最深重的危机迫在眉睫。
二 大梦初觉的中国精英
西方文明没有中华文明那样的彬彬有礼,当它们气饱力足之际,是不惮于展示它们的实力、暴露它们的狰狞的,马戛尔尼的和平使命没有完成[40],并没有妨碍它们用枪炮来实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西方列强开了好头,接二连三的丧权辱国条约摆上了清朝皇帝的龙案,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屡屡遭受践踏,让中国人用苦难来感受西方文明的伟力与暴虐。
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已有觉察,包世臣在乾隆在世的时候就发出警告:“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41]到了1827年(鸦片战争前13年),他更预言:“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42]又过两年,他再次疾呼:“十数年后,虽欲求目前之苟安而不可能!”[43]预测之精准无人能过。龚自珍亦不落人后,他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44]已经感觉火烧眉毛了。
龚自珍不止于发出预警,他进一步针砭时弊,指出官场腐败的普遍:“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己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益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45]并认识到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是取亡之道:“浮(富)不足(贫)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厉,生民噍类,靡有孑遗,……小不相齐,渐之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46]从而他还提出调节土地分配、缓和贫富不均的方案[47]。
林则徐不同于龚自珍,他是封疆大吏,手握实权,如果说龚自珍长于议论,林则徐则更勤于实干,“在其江浙、湖广、两广、陕甘、云贵任所内,常常是不避艰辛、勇于任事,举凡兴修水利、疏浚河道、救灾办赈、整顿漕务、清理积案、鼓励屯垦、兴办书院等要务,他都政绩卓著,官声显扬。”[48]人们熟知林则徐是通过鸦片战争,他虎门销烟,严备海防,申张主权,宁折不弯,人们或许认为他是一个倔强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林则徐不仅精于时务,而且努力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范文澜称他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誉之为中国近代的“前驱先路”,林则徐能在两军对垒之际、生死存亡之秋而冷静看待西方,实属不易。
在龚自珍与林则徐之间,有一个“兼揽众长”的魏源,他象龚自珍那样“通经”,又象林则徐那样“致用”。他已有进化变革的思想,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49]他也认识到变革要以民为本,因势利导:“圣人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50]他在实践中还体会到:“法不易简者,不足以宜民;非夷艰险而勇变通者,亦不能以易简。”[51]认为改革不仅要不畏艰难勇于变通,而且要力求简单易行。魏源不只是坐而论道,同时也起而行之,他在为贺长龄、陶澍、林则徐、裕谦等大臣作幕僚时,积极参与其事;他根据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增删而成的《海图图志》,风行海内,成为当时人们了解西方、研究西方的首选;他在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影响深远;他针对那些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而另出新意:“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52]企望扫除成见,开向西方学习之先河。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有一个共同点和突出点,就是“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经邦济世、致用于民,这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诉求。宋、明之季,理学、心学讲求道德修养,敌视物质追求,在士大夫中一度出现空谈心性、不务实用的社会倾向。明末清初,宋明理学心学的危害昭然,因而又有回到原典、重视实用等诸多思潮的涌现。但在清朝兴文字狱、箝制思想的总体格局下,清朝的学术进入故纸堆,专骛于考据,仍然不切实用。因此,龚自珍、林则徐诸人的经世致用,虽说是在国家危难时的急救章,同时也是中国政治中优良传统的复苏,更兼有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 “前驱先路”的作用。
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警醒更多的中国人,魏源等人的疾呼更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清政府的颟顸腐朽以其固有的惯性继续着。1861年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完成,他在书中列举了中国不如西方的诸多方面,开始触及到制度缺陷的问题;他还一反厚古薄今、夷夏大防的传统,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53]的惊世骇俗的观点;他倡导向西方学习,不只是简单的器物之制,还兼及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可惜,冯桂芬这些更深入的思想也没有得到当局者的重视,他的书也只以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才看到它的首刻本[54]。
但是,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利炮坚船和咄咄威逼,一些务实的清廷要员必须作出应对,这就是洋务运动的由来。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大臣在与西方人周旋、对抗的过程中,深悉西方近代科技的厉害,痛感落后挨打的现实,曾国藩说:“欲求外交之胜利,宜先求强之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弹,学作轮舟等具动下手功夫,使彼之所长,我尽有之。”[55]李鸿章还有亲身感受:“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洋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56]左宗棠也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57]这是西方强权逼迫之下的条件反射,所以当时的洋务派以修建工厂船坞,制造枪炮轮船为第一要务。
外部的冲击难于阻挡,内部的思索继续深化,洋务派的重臣郭嵩焘说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58]郭嵩焘的这一意见,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他已跳出“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自大心态,指出西方亦俱有本末,不能以末流视之;他也打破了本末高低判然有别的传统意识,认为本末是相辅相成的;他更摒弃了彼我之界、夷夏之别,提出一切优秀的都要学习,一切落后都要改进的实事求是的主张。也许郭嵩焘的思想过于超前了,他不仅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即使在洋务派中,亦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不过,洋务运动仍在进行,经世致用的范围有所扩大,李鸿章认识到: “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工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蔽者。”[59]这个思想是重要的,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富强是实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的勃兴,这对于中国长期以来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传统做法是一个大的突破。尔后,主张“工商立国”,强调“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呼声在洋务派中日益高涨,最终演进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发展工商业的热潮。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已经有人注意到西方的先进不止于经济,还在于政治,郑观应说:“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务。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60]这可以看作洋务运动的一个检讨：只注重器物、经济方面的改革,是舍本逐末,所以改革“事多扞格”,难见成效。这种见识,似乎在中日战争后更见卓越。
1894年的中曰战争,史称甲午海战,以中国的惨败告终,不仅经营多年、花费巨资的清朝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最让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是,日本这个向慕中国教化的“蕞尔三岛”，居然打败堂堂“天朝上国”。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使也。”[61]一时之间,众人纷言变法维新,胡燏棻在他的《条陈变法自强事宜》中说:“纵观世运,抚念时艰,痛定思痛,诚恐朝野上下,高谈理学者,狃于清议,鄙功利而不足言。……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62]谭嗣同亦言:“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弃一切,去精致思。……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先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63]康有为先总结过去的经验:“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矣,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64]强调现在亟需变法，并且以“公车上书”的行动力争变法。朝野上下的疾呼也鼓动了光绪皇帝,他下决心变法改制,实行新政。然而,“戊戌变法”的结果众所周知,变法维新只维持了百日,维新派或者暴尸街头,或者流亡海外,就算至高无上的皇帝,也被幽禁起来,变成一个傀儡。至此,清政府的自改革,以失败告终。
甲午战争所唤醒的不只是维新派，其更积极的结果是使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猛然省悟,他原先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经此一役,他完成了向民主革命者的转化。1894年11月他创立了兴中会,在《兴中会宣言》中有这样的话:“近之(指甲午战争)辱国丧失,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65]参加兴中会的人必须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66]明确提出消除帝制,建立现代政治。并在次年(即“公车上书”的同一年)9月,拟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因事前被广东官方发觉而多人蒙难,孙中山仅以身免。但他领导的民主革命方兴未艾,虽历尽艰难,仍以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历史巨变。
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所撷取,而且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但在全国的反对声中作罢;后来了个张勋,也想复辟帝制,结果也只是个闹剧。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帝制在中国已不得人心。但是,革命后的内政外交仍然不堪入目,民生未见起色,外交依然疲弱,加之军阀割据,混战连年,难怪梁启超会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尽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67]这样的局势让梁启超彷徨,是新学新政不行?还是尊孔读经有误[68]?
无独有偶,无论是袁世凯的称帝还是张勋的复辟,都打出了尊孔读经的旗号,这为“五四”的新进们提供了口实,李大钊调侃到:“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69]当时四川有个吴虞,胡适称之为“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说:“儒教徒之推崇君主,直驾父母而上之,故儒教最为君主所凭籍而利用。此余所以谓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革,则尚余这二大部专制,安能得真共和也。”[70]陈独秀说得更清楚:“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71]他甚至还说:“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艺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72]既然中国信奉了几千年的孔老夫子都不行了,那末,什么才能挽救中国呢?“五四运动”的先驱们给出了德先生(即民主)和赛先生(即科学),陈独秀写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73]于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扯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义帜,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轰轰烈烈,影响深远……不过,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长路漫漫。
西方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从最初的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到中国自己设厂制造,从翻译西方的科技文献到派留学生到海外亲莅学习,从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从推翻帝制到打倒孔家店……过程之艰辛,道路之曲折,历时之久长,牺牲之巨大,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恐不多见,而成果呢,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难言扬眉吐气,在改革开放以前不能说脱尽了一穷二白。其原因何在?
三 中国近代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
中国在秦统一之后超迈于世界,直至十七世纪,西方人仍在称羡中国,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一落千丈,不仅西方列强在中国耀武扬威、颐指气使,而且东方小日本也来趁火打劫,甚至变本加厉。是中国的兵器不行? 我们花巨资买来了。是中国的制造业落后?我们也在努力引进。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阙如? 我们正在虚心学习。是中国的制度腐朽?我们变法维新,变法维新失败,我们用革命来打碎它。这一切我们都做了,中国仍然积弱积贫,内无内政,外无外交,加之军阀混战,兵联祸结,中国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我们再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外来佬似乎也和中国生分,迟迟不肯把真本事亮出来,中国衰败依旧,只能任由日本人在中国的大门内外自由地进进出出。
回忆这段历史是痛楚的,总结这一段历史则又是必要的,找出中国近代落后的真正原因,这即是对历史的交待,或许还预示出中国未来的路向。
中国近代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迟迟没有实现市场经济,反过来说也一样,西方在近代领先于中国,是因为它们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74]。翻开世界近现代史,我们就能看到,附丽于中世纪晚期西方独有的自治城市,资本主义这株市场经济之花,得以吸英吮华,含苞待放[75]。在自治城市这块沃土上,资本主义工商业成长迅速,并进而磅薄于全世界。我们已经无数次地说过,商品交换必将产生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以及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更是使商品交换这一看似卑贱的角色成为主角,社会的经济生活日益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益侵入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商品交换所激发出的财富欲望和社会对立,更加激烈更加普遍。一方面,它促使人们努力生产,改善经营,扩大市场,革新工艺,进行科技发明,使社会财富得以永不停息的加增;另一方面,它带着资本的原始冲动和野蛮张力,探寻新大陆,开辟新市场,于是它们驱逐美洲原住民,掳掠非洲黑奴,而后把触角伸向亚洲。
当中国的老大帝国遭遇西方的新锐文明时,焉能不败下阵来!中国想靠买几件枪炮来抵御西方,肯定无济于事;自己设厂制造,形同临渴掘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只有软件没有硬件怎么能行?我们变法维新,但未悉西方富强究竟,这个法如何变,这个新如何维?那么就建立中华民国吧,却只是换汤不换药,旧疾未除,又添新病;……中国几代改革者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然而却收效甚微。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假定,中国当初就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结果将别开生面,少走弯路。
人们会说,历史没有假定。是,那我们就于近取譬吧。先看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其政教文化多取法于中国,近代也遭受西方国家的侵略欺凌,在国破家亡之际,日本决定变法改制,奋起直追,它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在我们看来),就是大力发展民营工商业,短短二、三十年,民间殷富,国力大增,1894年的甲午战争大败中国,1904年的日俄战争让俄国人俯首,骎骎然与西方列强比肩。人们也许还会说,中国当时也有发展工商业的举措,怎么没有产生日本那样的效果呢?的确,中国的洋务运动中也有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认识(参见前节李鸿章关于发展实业的话),但是李鸿章似乎更看重工商业的发展能增加税赋收入,关键的还在于,洋务派发展工商业的思路最后落脚于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这与日本的发展民营工商业是有天壤之别的[76]。
日本的例子具有普遍性,反观西方列强,哪一个国家的富强不是依靠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有些人故弄玄虚,宣称西方国家富强,是因为西方人生来自由、理性、智慧,并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独立宣言、共和革命作为其实际的例子。其实,仔细翻看历史,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以后才出现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紧紧抓住市场经济这一主要因素,富强之路都将向每一个国家开放,西方国家如此,日本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例外。
我们再来看一些后起的国家或地区,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与中国相近的,也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迅速腾飞。人们最熟知的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这四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经济都有快速的增长,数十年间,人均gdp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里还要特别申明,某些人喜欢强调,实现经济起飞先要实现政治民主,以彰显西方民主政治的优先性和优越性,这又是一谬说,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都并未实行民主政治,按西方的说法,这些国家的政权至多算威权政府,是带有贬义的,就算有些国家和地区后来实现了民主政治，也只是拜经济发展之赐,这也再一次说明,经济是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这让我们回忆起“五四运动”的先辈们请德、赛二先生来中国以图富强,初衷是好的,但却传错了情,达错了意,成了一厢情愿。
人们或许还有疑惑:真这么灵吗,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能使中国富强?我们还是让中国自己现身说法吧。解放初期的三十年,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虽然有数次政治运动的延宕,发展经济仍是主流,而且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但是,囿于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的发展只是差强人意,尤其在这一时段的后期,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邓小平审时度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在经历了近十年的争论摸索之后,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自此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飞冲天,至今仍在延续,震惊了世界。
为什么市场经济有这样的伟力,能够让每个国家在富强的道路上迅跑,而计划经济或自然经济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回到我们的老话题:商品交换衍生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是有强大的动力作用的。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条件下,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一席之地,但只局限于有限的产品和狭小的范围;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被勉强地保存下来[77],被限制在生活消费品领域,生产资料是不进入商品交换的,且对商品货币关系一直持置疑甚至敌视的态度。而市场经济则不同,它不仅使人们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商品交换,而且让商品货币关系侵入越来越多的领域,更重要的在于,它激发了最大多数人创造财富的热情,在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中使社会财富急剧膨胀,这是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无可比拟的。
我们强调市场经济在创造社会财富引领国家富强中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要否定科技、文化、政治等方面在国家富强中的作用,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才是第一位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形态最基本的、最坚实的、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换作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话语,以民为本,裕民富民,即是对道的遵循、对人性关顾的一个主要方面, 也是国家一统的物质基础。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这个历史时期时,我们面对市场经济这个商品交换的新的历史形式,只能选择遵循,不能选择背弃,否则,落后挨打是必然的。我们还要强调的是,科技、文化、政治等等方面,必须配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为其增添新助力,或者为其拾遗补缺,或者为其保驾护航……这样,国家富强更快。
但是,市场经济不是无瑕的白璧,它所激发的致富冲动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同时又让个人的贪欲不时侵渔于社会、危害着他人、物欲化了自己……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堕入拜金主义的牢笼;它所加剧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虽然在经济领域由于自由竞争的纵横摆阖使商品质量优良、价格低廉,在政治领域体现为个人意识的强化、人权观念的普及而使人与人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同时个人对立的加剧又使社会犯罪剧增,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失范,人类的亲情、友情、爱情受到重挫。即使我们把它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市场经济的恣肆,仍将使经济危机不时发生,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就业情况或有恶化。因此,市场经济之路,不只是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大爆发,这是需要倾全力应对的。
再有,我们说市场经济之路是国家走向富强之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对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而言的,将来是否还有比市场经济更快捷、更高效、更全面的国家富强之路,且不好说。还不要忘了,现在的市场经济之路,大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踩踏出来的,带着多少血腥、罪恶、奴役和苦难;当下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虽脱却了最初的粗野,却又产生着新的问题。而中国正在追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仍还在探索之中,不能说取得圆满的成功。切不可按图索骥、因陈蹈故。
最后我们回到本书的主题-传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以小农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政治自然屡现败迹,何况当时的清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朽的时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政治必须有新的形式,那是什么呢?不少人把它指向西方的民主政治。真能如此吗?我们在下一章再来仔细打量一下西方的民主。
中国从一个世界最大的文明之邦沦落为近代的东亚病夫,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铭记的;中国数代英豪为中国的再度崛起殚精竭虑、万死不辞,也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感佩;今天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起点上,能否续写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辉煌 ,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 这一节我们采用了周宁博士的研究成果,谨此致意。不过,他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认为西方人或是将中国乌托邦化，或是将中国意识形态化,恕难苟同。诚然,西方人多有对中国理想化和妖魔化的个案,但事实胜于雄辩,西方人的论述大多还是有史可据、有理可循的。
[2] 参见周宁: 《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16页。
[4] 参见同上,第17-19页。
[5] 参见同上,第19-20页。
[6]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第53-59页。
[7]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61-62页。
[8]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61页。
[9]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60页。
[10] 请参看周宁:《天朝遥远》。
[11]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第86页。
[12]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90页。
[13]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95页。
[14]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111页。
[15]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114页。
[16]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590页。
[17]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页。
[18]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197页。
[19] 此后西方仍有人对中国发出赞叹,其中还不乏杰出的思想家,但已经不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
[20] 以地理环境因素来决定人类历史,是他漏洞百出的理论框架中的主轴,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四编。
[21]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第301页。
[22] 参见同上,第302页。
[23] 这是本书作者加注:这时正是大清王朝入关150年。
[24]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311页。
[25]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308页。
[26]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第305-313页。
[27]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448页。
[28] 同上,第450页。
[29] 同上,第446页。
[30] 同上,第442页。
[31]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474-475页。
[32] 同上,第442页。
[33] 在此之前,西方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专制政体,把中国作为东方专政主义的例外。参见周宁:《天朝遥远》,第五编,第一章。
[34]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第588-589页。
[35]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593-594页。
[36] 同上,第611-612页。
[37] 一位在华传教的法国神父说:“那位《论法的精神》的著名作者也许是想把中国的法典纳入他的理论体系,抑或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只是泛泛而论,总之,凡涉及中国这个大帝国的方方面面,他几乎都是用小说的方式加以表现。与法兰西和西班牙国王相比,中国帝王并不更专制……”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第586页。
[38] 马戛尔尼带给乾隆皇帝的“礼品包括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最新的工业产品,如望远镜、钟表、布料、瓷器,各种各样的新式武器,如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利剑,还有一艘装备110门大口径火炮战舰的模型。”(周宁:《天朝遥远》,第308页。)
[39] 洪亮吉针对当时的官场说:“盖人才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清史稿》,卷三五六,《洪亮吉传》)
[40] 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阿美思德出使中国,同样无功而返。
[41] 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
[42] 包世臣:《答肖枚生书》。
[43] 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
[4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45] 同上,第32页。
[46] 同上,第78页。
[47] 参见龚自珍:《宗农答问第一》。
[48] 李双璧:《从经世到启蒙》,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双壁兄英年早逝,此处的论述,多承惠于他。
[49] 魏源:《魏源集》,第432页。
[50] 同上,第413页。
[51] 同上,第412页。
[52] 同上,第874页。
[5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
[54] 参见李双璧:《从经世到启蒙》,第四章,一。
[55]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壬戌五月。
[56]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
[57]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一。
[58] 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45-347页。
[59]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
[60]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
[6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62] 《光绪政要》,卷二十一,第16页。
[63]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168页。
[64]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七。
[65]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页。
[66] 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页。
[6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第80页。
[68] 有人会认为梁启超是个保皇派,其实他是一个真正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人,他的思想没有定见,唯真理以求,因此他的思想前后变化很大,惜乎没有形成指导性的意见。
[69]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246页。
[70] 吴虞:《吴虞集》,第110页。
[71] 陈独秀:《孔教研究》,载《每周评论》第20号。
[72] 陈独秀:《答孔昭铭》,载《新青年》2卷5号。
[73]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6卷1号。
[74] 孙中山说:“欧洲所以驾呼中国之上,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欧洲科学发达,物质文明进步,不过是近来两百多年的事。”(转引自钱穆:《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
[75] 参见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3页。西方史学家多能看到城市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但似乎都没有特别突出自治城市这一西方独有的市场环境。我特别强调西方自治城市的特殊性,参见拙著《从中国到世界》,第二章、三。
[76] 工商业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非但没有促进工商业的大发展,反而成了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参见李双璧,《从经世到启蒙》,第143-145页。)而日本的工商业开始也有官办的,后来却以较低的价格卖给私人,并对私人工商业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77] 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初的设想是要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但后遭遇巨大的经济困难,不得不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