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习仲勋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西北各族人民，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付出了巨大努力。与此同时，作为生于陕西、长期在西北工作的领导人，习仲勋立足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实际，高度重视西北地区的生态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习仲勋对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重要贡献及其生态建设的经验，彰显了他心系人民福祉、关心民族未来的人生抱负和政治远见，也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倡导植树造林，制止滥砍乱伐，促进西北地区生态建设发展
1949 年西北地区解放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粮食和吃饭问题尤为突出。另外，长期以来，西北地区一直存在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植被覆盖率低、干旱少雨、风沙严重。如何在领导西北人民摆脱贫穷、发展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加强西北地区生态建设，减少风沙侵袭、水土流失对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危害，成为习仲勋等西北地区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1950 年1 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在农业方面，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热情，改良种子和农作法，恢复和发展水利，并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防治灾害”。
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的要求，习仲勋高度重视绿化工作，大力倡导植树造林，防风治沙，涵养水源，促进西北地区的生态建设。1950 年，西北地区完成植树造林2870 万株的任务。陕西省制定了植树造林规划，沿古长城线，东自府谷大昌汗，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在黄土高原打响“北治沙、南治土”的植树造林攻坚战。西北军政委员会林业部在榆林成立陕北防沙林业委员会及陕北防沙林场，并设立靖边、神木、镇川三个分场，成立定边、安边、响水、鱼河、高家堡、庙沟门六个分站，办起神木瑶镇、靖边杨桥畔、榆林古城滩三个苗圃，在陕北初步形成由总场、分场、分站、苗圃组成的治沙造林体系。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1951 年2 月，按照习仲勋的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展开大规模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年造林57615 亩，植树2676 万株，“把西北林业工作推进一步”。《指示》说，西北林业应以培植防护风沙、涵养水源的保安林为主，同时提倡栽植薪炭林以解决燃料问题，并注意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果木树及道路和城市树木。《指示》强调：各级政府要深入宣传动员，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进行活动，讲解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掀起春季植树运动，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和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进行植树，“彻底纠正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轻视林业的思想”。《指示》还提出群众与公家合作造林，“按照自愿两利原则，有苗出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等价算股，按股分红等条件共同造林”的新政策。这个政策与群众利益密切结合，林权划分清楚，栽树效率高且容易保护，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出现了国家与群众“合作造林”的新局面。西北军政委员会当时推行的这一新政策，和现在实行的林权制度改革相似，充分反映了习仲勋等人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
1951 年底，在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习仲勋号召1952 年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运动：“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树运动，一年3000 万株，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西北所有铁道旁、公路旁、河畔、秃山逐渐绿化起来”。1952 年2 月6 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65 次行政会议，再次强调“植树造林工作在西北特别重要”，并初步规划了东起陕北府谷、中经宁夏、西到甘肃河西走廊的3000 里防沙林蓝图。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广泛兴起，这是西北地区生态建设史上的壮举。
习仲勋在领导西北地区生态建设中，既高度重视植树造林，又注重保护好现有森林，坚决制止滥砍乱伐现象。西北解放之初，陕西秦岭、甘肃祁连山、新疆天山等林区遭到严重破坏，滥伐、盗伐林木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西安城南太乙宫一带、华山等风景区也发生过严重的毁林事件。1950 年5 月6 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护林通令》，严格规定：凡防风、防沙、护堤、护路、涵养水源等保安林及名胜古迹、风景林木与土地硗薄、山势险峻不易造林地区之现有林木，“一律严禁砍伐”；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机关、团体、人民“亦有保护义务，不得擅自滥伐”；个别地区驻扎部队，如确因自用木材无法购得必须采伐时，须经当地省级以上政府或林业主管机关核准并派员指导，“在指定地区内作修枝、择伐或疏伐”。《护林通令》还规定了择伐或疏伐的具体原则、群众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区的管理原则，要求各地区、乡人民政府指导当地群众组织护林小组，订立护林公约，经常进行护林工作，对护林有功者分别奖励，对违法毁林者予以惩处。
遵照《护林通令》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普遍进行宣传教育，严禁滥伐滥垦，逐步建立健全林区管理机构，发动群众开展护林运动。到1950 年底，西北地区建立了32 个林管站，组织了312 个群众护林小组，在一些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组织部队武装护林和民兵巡山，在一些森林残败、护林较有基础的地区开始封山育林。
1951 年4 月17 日， 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41 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共有7 章34 条，明确划定国有林、合作林、团体林、私有林之间的界限；重申对古迹名胜、少数民族寺院、卫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生于悬崖陡坡及未达采伐树龄和封山育林区内之林木，“一律严禁砍伐”；对管理保护、采伐利用和奖惩抚恤的相关条例，也有具体的规定。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和有关部门先后召开木材会议和农林生产会议，根据《暂行办法》制定了统一采伐办法，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护林责任。
由于习仲勋组织西北各级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坚决执行护林政策，秦岭北坡毁林最严重地区的破坏行为被制止，秦岭南坡和甘肃洮河、祁连山以及青海、宁夏大规模破坏森林的现象也基本得到遏制。许多群众反映说：“如今世事不一样了，公家来管树，我们也有心劲栽树了。”
精心抓好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注重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习仲勋在领导西北地区农业生产时，积极推广科学种田，重点抓了兴修水利、活跃借贷、改良种子、防虫防旱、互助合作等工作，为农业建设和生态保护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要求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积极防治病虫害，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确保粮棉增产目标的实现。他特别重视让农民群众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多次号召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农民群众中，普及优良品种和先进耕作方法。1950 年12 月，习仲勋在和西北农学院师生交谈时说：科学技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它。科学技术要实现它的伟大作用，又必须与群众结合，交给群众，经过群众的实践去实现它、证明它、充实它、发展它。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与群众结合，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学们学习时就要注意这个结合，如到农村帮助群众选种、除害。
习仲勋正确细致的领导，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西北地区粮食产量1950 年较1949 年增产12 亿斤，提高10%，战胜了西北解放后第一年出现的严重灾荒。1951 年西北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陕西比上年增产15%。1952 年西北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4.8%，棉花产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份的22.3%。
在组织领导西北地区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习仲勋高度重视草原保护和疫情防控。西北地区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依靠畜牧业为生，畜牧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1/3 左右。习仲勋在筹备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时，就提出要设立西北畜牧部，随后各省市县相继设立了畜牧业管理机构。1950年7 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有委员提出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的提案。会后，习仲勋要求有关部门对于这一提案认真办理，随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设立了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并组建了兽疫巡回防治队。
1951 年初，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上指出：西北地区好几个民族的人民都以畜牧业为生。人民政府要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点，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牛羊成群”“槽头兴旺”。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
1952 年6 月，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75 次行政会议，再次研究畜牧工作。会议形成的决议指出，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今后畜牧工作必须注意和其他生产工作密切联系，互相适应”。各省按照决议精神，组织干部和畜牧技术人员深入牧区调查研究。牧区加强对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培训，普及疾病防疫基本知识和草原管理技能，制定划区轮牧和延迟放牧规划，普遍实行储备冬草、修筑土围风障等技术措施。有的地区还成立草原管理委员会和保畜委员会，把劳动模范和种畜户、中兽医、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进一步加强饲养管理、牲畜繁育和群防群治工作。陕、甘、宁、青四省成立各级保畜委员会1399个，村保畜小组7241 个。
通过这一系列有效措施，西北地区部分草原被严重破坏的状况得到遏制，畜牧管理饲养落后的状况得以改善，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大为减少。到1952年，西北牧区经济日渐繁荣，畜产品普遍丰收，改变了广大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为绿化西北“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而努力
1952 年9 月3 日，习仲勋在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上，发表《为绿化西北而努力》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刻论述了西北地区开展植树造林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进一步提出西北地区植树造林的宏伟目标和方针政策。这篇讲话反映了习仲勋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站在国家和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战略高度，对西北地区生态建设更深刻的认识和更长远的谋划，是习仲勋这一时期生态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一，绿化西北，改造自然，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习仲勋指出，林业工作是“我们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后林业工作的具体任务就是绿化西北。西北的林业工作者不仅要认识西北的自然环境，还要用森林作武器来改造西北的自然环境，把荒沙地变成森林，使没有树的地方能长起树来。“绿化西北，就是西北林业工作者的理想、愿望和方向！”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要用它来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
第二，开展植树造林运动，实现“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的生态建设目标。习仲勋分析了林业工作在西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指出西北水旱风沙、流沙侵袭、水土流失、气候恶劣等一切灾难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破坏”。要消灭这一切灾害，“就要恢复并且逐步发展森林”，“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西北地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逐年发展的植树造林运动”。他提出要在西北地区三年来“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造林和护林并重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防风林、水源林、护堤护岸护路林。习仲勋表示现在就要订出几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正本清源”，不仅要治理黄河，泾河、渭河、洛河、无定河等几个大支流也要治理好。要在数千里的流沙线上建造起森林长城，在滚滚河流的两岸和红土山上到处种起树来，这样我们的西北地区“就会变得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水旱风沙的灾害就会被我们逐渐征服”。他说：“这一重任，首先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做林业工作的人员身上了。”
第三，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支持开展林业工作。习仲勋指出，西北林业工作仅仅依靠上千个林业干部是不行的，“必须把群众路线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依靠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开展林业工作”。要教育群众懂得植树造林的利益和林业技术，发动群众切切实实做到“一人一把种”，“一户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种树”；发动群众开展“自采、自育、自栽、自护”运动，由群众自己来打下育苗造林工作百年大计的基础；发动群众负责管理山林，严禁滥伐，防止山火，广泛建立护林组织，明确权利义务，使群众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理；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把科学知识和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结合起来，研究各种栽培方法加以总结推广。
第四，林业工作关系着千百万人民的生活，“不仅是经济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习仲勋指出，就西北来说， 由于森林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需要通过林业工作进一步密切民族团结，重视少数民族在森林上的利益。民族地区的林业工作者“必须学习民族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团结和培养少数民族中的林业干部”，这是西北林业工作不可忽视的一环。
第五，林业工作者“要在思想上端正起来，要建立为新中国的人民林业服务的观点”。习仲勋指出，我们若能把森林护好造好，绿化西北，不仅对目前有利，而且也造福我们的子子孙孙。只要你对人民事业有贡献，人民就不会忘记你，个人的前途才真正能大放光明。他还要求林业工作者“懂得我们祖先优秀的传统，在应该造林的地方都培植森林，并且让森林充分发挥它重大积极的作用”。习仲勋号召开展一个广泛的群众造林运动，“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进一步发展我们西北的林业”。
习仲勋在讲话中提出的这些观点，是他领导西北地区植树造林工作的深入思考和经验总结，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发展，为西北地区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西北地区认真贯彻国家“全面护林、重点造林、合理利用”的林业方针，植树造林运动起步较早，1950 年至1952 年共植树9000 余万株，并初步开始了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扭转了数百年来西北森林滥砍滥伐的颓势，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