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并先后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他协同彭德怀、贺龙等指挥战斗，夙兴夜寐、忘我工作，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他带领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展生产、减租查租、整军练兵，全面加强边区建设，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1945年12月，习仲勋在西北局联席会议上提出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五大任务：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加紧整军练兵；开展文教工作；发展民主建设；切实整顿党务转变作风。会后，西北局于12月28日发布《关于一九四六年边区工作的任务》的指示，指出“保卫边区，进一步巩固与建设边区，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仍为目前的总方针”，“努力发展生产增加边区财富的方针，应该继续坚持”。指示中要求继续加紧备战工作，“各部队应充分利用冬季及生产间隙，集中力量，整军练兵，切实改进政治工作”，提高部队作战技术。（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陕西回眸》（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
为发展边区生产，习仲勋1946年5月13日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六项措施：（一）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二）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要增产粮食；（三）坚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四）边区的畜牧业也要发展；（五）合作社问题，以小型为主，以群众需要自己办起来的为主；（六）发展工业，建设工业。（参见《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6页。）经过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加上1946年夏秋雨水较足，当年全边区的粮食、棉花生产都获得了好收成。生产运动的开展，使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物质基础。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陕甘宁边区处在战争的严重威胁之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习仲勋积极组织边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的各项准备。6月30日，西北局发出《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动员与组织边区军民开展战备活动，一切服从于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地消灭来犯之敌。7月8日，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发表讲话，集中回答了边区要不要备战、有没有时间备战、什么是当前的备战中心、边区的前途等问题，提出了边区备战的三项中心工作：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后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加强整训民兵。（参见《习仲勋文集》上卷，第59页。）8月28日，习仲勋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高警惕保卫边区》，要求“边区军民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一刻不放松地增强自己的自卫力量”（《解放日报》1946年8月28日。），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为保卫边区、保卫秋收、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奋斗。
10月12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研究陕甘宁边区备战工作，决定将边区工作重点立即转移到自卫战争的轨道上来，建议边区政府确定战时政府工作方针和任务。10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三届二次会议，认为动员一切力量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是目前边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会议号召全边区开展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在习仲勋和西北局领导下，边区全面进行战备动员，随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后，习仲勋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组织陕甘宁边区力量，全力接应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当时三五九旅历经血战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与巩德芳领导的陕南游击队会师，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三五九旅的围攻，习仲勋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南线出击，以新四旅为左翼兵团，从长武、彬县间出击；以警三旅七团及五团一部为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出击；以警一旅组成若干游击队，分散活动于旬邑地区，钳制迷惑敌人。8月29日，三五九旅左纵队与警三旅会师于镇远县之屯字镇。9月8日，三五九旅右纵队七一七团抵达庆阳与该旅主力会合。9月20日，尾追三五九旅的国民党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向驻守刘家大山峁和枣林的警三旅部发起攻击。警三旅奋起反击，将敌击退。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胜利完成接应任务。此次南线出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迅速突然的动作，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不仅胜利地接应了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之麟游山区开展了工作，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为边区战备工作赢得了时间。
在接应三五九旅返回边区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于7月26日至9月2日连续9次给习仲勋写信，要求他做好接应王震部返回边区的一切工作。这既反映了毛泽东对三五九旅的关注，也显示了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赏识与信任。习仲勋回忆说：“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习仲勋文集》上卷，第433页。）
1946年10月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北线的横山起义，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习仲勋发动组织的一次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习仲勋说：横山起义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部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景铎将军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李凤权：《横山起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945年10月，党中央指示西北局设立国军工作部，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习仲勋立即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确定把陕甘宁边区北线作为统战工作重点，由西北局统战部和绥德地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对北线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抽调关中分区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加强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按照习仲勋的部署，西北局围绕促成和策应胡景铎起义，1946年夏从绥德到横山县波罗堡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经习仲勋介绍，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局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三、魏茂臣等人入党。与此同时，由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的40多名军政干部，秘密派进胡景铎部，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开展的这几项工作，为横山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指示习仲勋：在胡宗南大举进攻之前，集中力量解决北线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对北线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官兵站到我们一边；另一方面要抓紧准备北线战役，用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林）横（山）地区，为我方在反击胡宗南的自卫战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参见李凤权：《横山起义》，第2页。）习仲勋于7月1日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策应胡景铎起义和组织北线战役的问题，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负责北线战役的准备工作，以策应横山起义。8月下旬，习仲勋向毛泽东呈递了关于北线战役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回信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10月13日凌晨，北线战役打响，胡景铎率部在波罗堡等地起义。至21日，攻克响水堡，北线战役胜利结束。5000余国民党军官兵在胡景铎率领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了无定河以南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榆横新区民主政权，为陕甘宁边区军民以后作战取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起义部队经过整训，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这支部队在后来进军大西北的时候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为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之一。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高度评价了横山起义的重要意义。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胡景铎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已经“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12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胡景铎和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时说：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二、协同彭德怀指挥陕甘宁边区保卫战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习仲勋和彭德怀一起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在4个多月时间里，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等战役的胜利，歼敌4个旅部、13个团、2个保安总队共计2.6万余人，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期间，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共有96份。电文起始称谓或文尾署名都是彭习并列，毛泽东还在电报中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为“彭习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947年2月，为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各支部队，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习仲勋和张宗逊率部出击陇东、激战西华池之后，奉命从西线转到南线布防，准备进行延安保卫战。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在南线向延安发起猛烈进攻，延安保卫战打响。习仲勋和张宗逊指挥部队经三日激战，予敌重大杀伤，并阻其于麻子街、马坊一线，胡宗南“三天之内占领延安”的企图破灭。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陕甘宁边区境内所有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0页。）。彭德怀、习仲勋受命后，迅速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战术，要求前线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备要点，适时组织反击，天黑以后发挥夜战特长袭击敌人。延安保卫战从3月13日至19日坚持了7天7夜，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消灭蒋胡军5200余人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对延安的进攻，掩护在延安的机关、学校、医院安全撤离，群众顺利疏散。
在党中央、毛泽东撤离延安后的45天里，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人，粉碎了国民党三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企图，稳定了西北战局，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0页。）5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习仲勋发表讲话，号召“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习仲勋文集》上卷，第63—64页。）
为结合战争实践加强部队建设，彭德怀、习仲勋利用战争间隙对部队进行整训，开展军事民主和政治民主，“司令部着重检讨战术技术”，“政治部着重检讨战时政治工作”，并对“如何动员党的支部”“如何领导党员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如何选举战斗英雄，建立各种互助小组”提出具体要求，强调“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即是使部队战斗一次进步一次的有效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4页。）在指挥蟠龙镇战斗间隙，彭德怀、习仲勋召开“火线诸葛亮会”，调动指战员群策群力、献计献策。这是在战斗中实行军事民主的一个创造，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视并在全军推广。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写道：“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页。）
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集团鏖战之际，青海马步芳及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集团趁机侵入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和陇东分区。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习仲勋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之后，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出师陇东，进行为期19天的陇东战役，消灭国民党军步、骑兵两个整团，歼敌4300余人，予整编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收复了环县、曲子及庆阳、合水以西广大地区，突破了国民党军80公里防线，为日后向西北发展打开了缺口。随后又发动三边战役，7月初三边分区全境收复。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共中央前委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扩大会议。为加强西北战场，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小河会议决定西北局回后方工作，会后习仲勋与贺龙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西北野战军作战。
在陕甘宁边区保卫战最艰苦的时期，习仲勋协同彭德怀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领导西北野战兵团与数倍于己、装备优良的敌军展开殊死决战。数十年后他在回忆这场“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时，很少谈到自己，而是高度评价了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和他并肩战斗的彭德怀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彭总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十倍于我之敌面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依靠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奇迹似地克敌制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习仲勋文集》上卷，第588—589页。）
三、经略后方，全力支援前线作战
小河会议后，习仲勋告别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前线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又是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和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既要负责后方党、政、军、民各方面繁重的工作，还要参与西北野战军的重要决策。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习仲勋领导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实现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习仲勋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林伯渠任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分工合作，精诚团结。他们或指挥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或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的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各种战场勤务。每当西北野战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作战之时，习仲勋就指示当地地下党组织全力配合，尽最大可能搜集情报，瓦解国民党军和基层政权，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习仲勋带领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着陕甘宁边区保卫战的胜利，在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二百一十八万二千人次，支援牲畜一百四十七万八千头次，做军鞋九十二万九千双，筹送粮食一百二十余万石、柴草一亿二千万多斤，动员了四万二千名青年参了军。”（《习仲勋文集》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9页。）广大人民群众还主动为解放军带路送信，探听敌情，而对国民党军队则实行坚壁清野，封锁消息，使敌人一进入边区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的人民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210页。）。
当时西北野战军和中央、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有8万余人，每月需要粮食1.6万多石。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在半年多时间里，发给贺龙、习仲勋要求补充前线军粮的电报就达20多份。保证前线官兵的粮食供应，成为习仲勋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的头等大事。但边区灾情严重，农业减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一起，按照党中央的决策，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西北财经办事处，实现了陕甘宁和晋绥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使两区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贸易公司和西北农民银行。为了保障军粮供应和做好生产救灾工作，西北局于1948年1月5日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成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同时还指示陕甘宁边区各地成立兵站，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工作，使西北野战军所到之处能及时得到军粮供应。
在这一阶段，习仲勋还正确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与边区实际相结合，提出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土改政策，及时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他经过详细调研全面了解情况，将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在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一个多月内，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于1月9日回电表示同意习仲勋关于土改工作的意见，并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版，第264—265页。）1月20日，毛泽东将习仲勋的第二次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70页。）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第三次电报稿，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土改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属于老解放区，土改工作组从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将黄家川村土改经验材料，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黄家川经验对全国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普遍的指导意义，3月12日，毛泽东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老区黄家川调整土地的经验》，与晋察冀区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两个典型一起，在全国推广，并亲笔批示：“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习仲勋和西北局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将“抽肥调剂”作为陕甘宁边区今后土地改革的指导方针，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到1948年4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的地区中，调剂土地90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经过边区军民浴血奋战，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此外，习仲勋密切配合彭德怀、贺龙，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利用战斗间隙，领导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掀起新的练兵高潮，“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空前提高，以新的姿态迎接战略反攻的作战任务”（《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283页。。新式整军运动刚一结束，西北野战军就转入外线作战，于1948年2月下旬进行宜川、瓦子街战役，一举歼敌5个旅近3万人，创造了“影响中原形势的西北空前大捷”。毛泽东于1948年3月7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文章《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1页。。
四、制定新解放区工作方针，积极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
1948年春夏，随着西北野战军进入国统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关于如何恢复和建立新解放区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和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习仲勋对新解放区的这些工作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积极准备。他认为：在老区我们已有了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但在新区则情况完全两样，“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习仲勋文集》上卷，第80页。）。
为了制定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习仲勋重点调研了新解放的黄龙分区的情况。1948年7月14日，习仲勋就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对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建议，请求中央指示。习仲勋认为，新区解放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然后才在较巩固的条件下，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为提高派到新区干部的理论水平，习仲勋建议开展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克服自以为是、各自为政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不创造一套适应新区环境的工作作风，要贯彻党在新区的正确政策是不可能的”。（参见《习仲勋文集》上卷，第82—86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给予高度评价。7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习仲勋：“报告内容很好。所提各项问题的意见都很重要很正确。望提交西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再加讨论。我们已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习仲勋传》上卷，第578页。）
在7月19日至8月4日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习仲勋指出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目前新区不进行分土地、分浮财，而把打击目标只限于反动武装力量和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习仲勋认为，新区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执行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认真研究，十分严肃、十分谨慎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正确实现之。“为了准备今后继续发展新区的需要，必须大批准备干部。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有计划的大批培养干部上去。”（《习仲勋文集》上卷，第99—100页。）西北局干部会议一结束，习仲勋的报告迅速传达到基层，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逐步落实到陕甘宁边区和新解放区。
随着一些城市的陆续解放，“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习仲勋负责接管西北地区新解放城市，对城市接管工作进行周密部署。1949年1月11日至23日，他在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对西北人民解放军今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指明了政策方向。习仲勋认为：“我们已经解放的和将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北地区工作经验，习仲勋提出了今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一，对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对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对于一般旧的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第二，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加以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第三，至于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第四，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继续生产，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第五，对旧的企业组织必须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合理地去改造。他说：“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习仲勋文集》上卷，第111—112页。）
根据这一基本方针，习仲勋提出接管城市的三大任务，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接收的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要区别两种情况，即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则不要去没收，而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参见《习仲勋文集》上卷，第112—114页。）
2月8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强调，“今后政府工作的中心应放在广大的新区上”，为“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广大新区”准备政策和干部；过去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要系统地确定并切实贯彻下去；今后更应有计划地抽调干部，集中训练，准备派到新区去，使他们成为建设新区和城市的干部。（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3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9页。）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标志着西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开始实行战略转变，逐步由老区转向新区、由乡村转向城市。
西安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解放西安对整个西北影响重大，习仲勋为解放和接管西安投入了很大精力。早在1948年12月，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共西安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西安地区党组织的活动迎接西安解放。1949年2月28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做好接收西安的各项工作。5月10日，习仲勋出席西北局在延安举行的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要求到西安去的各个部门、单位及全体干部，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服从军管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胜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设西安市的任务；全体干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习，对于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必须从做小学生起。（参见《群众日报》1949年5月12日。）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底，习仲勋带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延安迁驻西安，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进入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在习仲勋领导下，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广大城乡接管工作顺利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恢复建设初步展开。各城市遵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办法，按旧系统统一组织接收，原封接收后再行分配。这些城市接管的做法和经验，为接管西北地区其他城市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这一阶段里，习仲勋还领导了西北军区同驻守榆林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的和平谈判。榆林于1949年6月1日和平解放。习仲勋领导的榆林和平解放，“以八项二十四款为谈判基础，解决方式介乎北平、绥远之间”（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解放》上卷，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习仲勋指出：“今后西北解决敌人，不仅是军事方式，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有若干地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如现在就有一个榆林方式（这与北平、绥远方式不尽相同），将来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方式。”（《习仲勋文集》上卷，第123页。）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解放战场上用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成功范例，也为毛泽东决策“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提供了经验，对于西北地区其他国民党军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宁夏、新疆两省和酒泉、武都等地国民党守军后来也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加速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总之，习仲勋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工作业绩，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后来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老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习仲勋文集》上卷，第588页。）
〔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陕西西安710121；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陕西西安71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