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20世纪50年代曾主管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工作。在此期间，他看文艺演出的机会比较多，对京剧以及豫剧、粤剧等地方剧种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戏剧界的艺术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习仲勋交往的众多戏剧界人士中，有一个地方剧种的艺术家和他非常熟悉，她就是被誉为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的常香玉。
常香玉率团义演捐赠飞机，得到习仲勋的大力支持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次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号召，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的高潮。已于1950年8月把香玉剧社迁回西安的常香玉知道后，就同丈夫陈宪章商量要为国家捐赠一架飞机。于是，她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写了一份报告，表达了自己捐献飞机的愿望。
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知道此事后，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义举。他指示说：“就用香玉剧社的名义进行义演，好！”西北局有关部门还在习仲勋的主持下，组织由宣传部、文化部及西北文联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的座谈会研究了这件事情。西北局文联主席马健翎介绍了常香玉的情况。
习仲勋听完后总结说：看来，常香玉是来自人民并深知人民之苦的。人民有恩于她，她用义演来给灾民募集衣食，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她在解放前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到解放后又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这在逻辑上来讲更是必然的。因此，我们要重视她的爱国行为。她要用义演来捐献一架战斗机，我们要支持她。事情如果成功，这在西北、在全国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习仲勋又说：这件事情，我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争取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在这次会议之后，为了帮助常香玉搞好义演，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西北局宣传部还通知常香玉，要她把剧团整顿好，并做好动员工作，准备募捐演出。这架战斗机按当时的币值是15亿元人民币。常香玉下定决心，并做好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当时，香玉剧社还是个民营剧团。剧团有一部大卡车，是他们流动演出时拉衣箱的。为了义演，常香玉把它卖了，把首饰也全部卖光，以用作演出基金。为了不影响演出，她把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带领59名演员踏上了义演募捐的征程，并公开宣布：剧社的演职员不拿报酬，所有义演收入全部用于为志愿军购买飞机。
捐献义演自1951年8月5日开始，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的演员们从西安出发，半年时间里，先后在河南省的省会开封、平原省的省会新乡、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广东省的省会广州、湖南省的省会长沙等地演出。常香玉带领剧社终于实现了捐献一架飞机的愿望，捐款全部寄到北京的抗美援朝总会。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高兴地给飞机命名为“常香玉”号。
常香玉在回忆这段义演经历时说：《花木兰》在西安一炮打响，场场爆满，这可不光是俺常香玉演得好，是党和政府支持俺的结果。打开报纸看，宣传香玉剧社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拧开话匣子听，每时每晌都有赞扬俺《花木兰》的声音。要不然老百姓有几个人知道常香玉演出《花木兰》呀。打从捐献义演开始就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受到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热情支持。
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后，常香玉于1952年2月回到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专门为她举行了庆功大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到西安访问的将领，也参加了这次庆功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在致辞时，一再赞扬常香玉的爱国行为。
为了回顾捐献义演这段不寻常的历程，陈宪章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总结，作为工作汇报。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把这份总结转呈给习仲勋。习仲勋审阅了这份材料，在上面作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
习仲勋还在办公室亲切地会见了常香玉和陈宪章夫妇。习仲勋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常香玉说：“义演捐献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是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习书记的鼓励。”习仲勋还说，他看过常香玉演出的《花木兰》《拷红》，说常香玉唱腔好听，吐字清晰，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明白，夸奖常香玉练出了真功夫。接着，他又问了常香玉的生活情况，问了剧社的现状，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找西北局宣传部和文化部帮助解决。
1952年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尤其是贫穷落后的大西北，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作为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可谓日理万机，可他还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关心常香玉，关心一个民间剧团，这种深入实际、礼贤下士的作风，让常香玉十分感动。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常香玉成为豫剧领军人物
1951年秋，毛泽东提议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毛泽东在同胡乔木、林默涵谈话时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得知自己即将担任中宣部部长后，习仲勋曾向毛泽东反映，自己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的重任。毛泽东讲：“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1952年9月，习仲勋正式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习仲勋调任中宣部部长后，主持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团结了大批的艺术家。
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演的有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晋剧、秦腔、眉户戏、越剧、淮剧、沪剧、闽剧、粤剧、江西采茶、湖南花鼓、湘剧、汉剧、楚剧、川剧、滇剧、曲剧、桂剧、蒲剧、昆剧等23个剧种的37个剧团、1600多名演职员，共演出82个剧目，包括传统戏63个，新编历史剧11个，现代戏8个。这是戏曲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流活动。大会成立了由52人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对参演的剧目、演员及有关艺术创作人员进行了评奖，以推动戏曲艺术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毛泽东为这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这次演出，无论演出剧种，还是演员总数，正如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像这样大规模地把民族戏曲集中展览，在中国戏曲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场全国戏剧界的盛事中，刚刚担任主管党和国家文艺工作领导人的习仲勋呕心沥血，多方协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观摩演出之前，先由各大区举行会演选出剧目，再由大区文化主管部门选出剧目向北京推荐。香玉剧社在北京会演的剧目是《花木兰》。该剧是从西北被推荐进京的，担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观看过《花木兰》并予以高度评价，对常香玉率团进京演出也给予支持。会演结束后，七人获得全国荣誉奖，这荣誉是很高的。在七位入选者中，京剧五人为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和王瑶卿，地方戏二人为常香玉和袁雪芬。当年，梅兰芳58岁，程砚秋48岁，周信芳57岁，盖叫天64岁，王瑶卿更是71岁高龄，而袁雪芬只有30岁，常香玉才29岁。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荣获演出奖二等奖。29岁的常香玉和京剧大师们一起获得全国戏剧的荣誉奖，这是和习仲勋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自此以后，常香玉成为了豫剧界的领军人物。
习仲勋拍板决定陈宪章陪同常香玉入朝演出
在“常香玉”号战斗机飞赴朝鲜战场的时候，一位名叫常宝昆的艺术家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时不幸牺牲。这件事对常香玉触动很大，她和陈宪章商量后，决定向上级提出赴朝鲜前线慰问的请求。
陈宪章解放前曾在国民党三青团工作过，尽管没有任何反革命事实，但还是引起一些人的警觉，具体到赴朝慰问演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时，陈宪章能否随团赴朝就成为有关方面领导颇感为难的一件事。陈宪章开始被允许后又被拒绝赴朝，常香玉想不通，于是在1953年3月16日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常香玉说：
我的爱人陈宪章曾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反动派三青团做过三年工作，我们结婚后他就脱离了。我爱新中国，我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当然他应该向政府把历史彻底交代清楚，为此他不去，我当然毫无意见。不过领导上在事前并不是这样谈的，说是为了修建香玉剧院，说是建筑很重要不叫他去，而我总认为朝鲜的工作是重要的，我不同意。原因是自香玉剧社成立以来，全部的工作都是他领导。我是社长，他是副社长，但我是只演戏不做其他工作的。赴朝慰问我认为是我最具体的爱国表现，更是一件大事，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宪章又确实是我一个最得力的助手：我的工作靠他安排，我的生活由他护理，我的学习由他帮助，我的讲话稿和所发表的文字又都是靠他写的，所以从剧社工作上他是执行副社长，从我个人的工作上他是我的助手。为了要把这次的工作尽力做好，所以当时我曾提出来，叫宪章不搞剧场参加赴朝工作。
后来，文化局才提出不叫宪章去，是他历史没作结论的原因。但张局长和陈若飞科长的谈话，互不一致，使我思想上很不明白：因为第一次在西北决定赴朝时，剧社只有五个人，是包括宪章在内，宪章并曾主动提出了他的历史问题，领导上仍是决定他去。第二次在北京会演时，决定去四十三个人赴朝，又决定他去的，没有什么问题。在政务院给毛主席和许多次演出时，宪章也曾主动提出来他的历史问题，经西北的干部和政务院保卫机构联系，仍决定叫宪章领着去演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问他们，他们说曾提出过保证。但这一次不叫宪章去，我当时无法想明白这个问题。
周扬收到常香玉的信后，就让文化部和公安部协商。在征得文化部批准和公安部同意后，1953年3月22日，周扬将常香玉的信转给习仲勋，并写上了自己的意见：“仲勋同志：常香玉来信，请阅。关于她爱人去朝鲜的问题，已商得中央公安部同意，允许他去，并已电话告西北。特告。”最后，身兼中宣部部长和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拍板批准香玉剧社编入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即西北大区慰问团），常香玉任副团长，陈宪章担任豫剧队队长，一同赴朝慰问演出。
习仲勋和常香玉互相关心“文革”时的遭遇，并对即将到来的黎明充满了希望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被打倒。在“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又遭到迫害。
“文革”开始后，许多艺术家受到迫害，常香玉也未能幸免。1966年6月6日，常香玉被批斗。此后，她长期被批斗、关押，就连父亲去世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造反派给常香玉捏造了“三反分子”“反革命”“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戏霸”“中统特务”等罪名。常香玉曾经从早上6点开始被批斗，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多，站那儿不吃不喝，最后昏死过去，医生打针才抢救过来。但常香玉心中有一个信条，那就是戏比天大，自己只要活着就不能没有戏。
粉碎“四人帮”后，各地纷纷安排布置各种演出庆祝粉碎“四人帮”，常香玉也得到了任务。恰巧当时郭沫若发表了那首传诵一时的词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在陈宪章的提议下，常香玉把这首词谱成豫剧曲调，四处传唱。1977年元旦，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迎新春庆胜利”演唱会上，常香玉再次演唱了这首词，获得极大的反响。郭沫若看到这场演出之后，感到十分满意，写信称赞：真没想到，用豫剧的曲调唱这首词效果会这么好，这是其他任何曲谱都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1977年12月27日，常香玉调任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而此时的习仲勋也迎来了黎明的曙光。1978年2月中旬，在叶剑英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人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洛阳，到达郑州。当晚，他住在中州宾馆。同样尚未完全“解放”的常香玉（1979年3月14日，中共河南省委正式为常香玉平反，因她遭受迫害而受到株连的亲属、干部及文艺工作者也一律平反）特地去看望他。
常香玉对习仲勋说：你在洛阳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委屈，一定很累吧，身体还好吧？习仲勋说：累算啥，下去锻炼锻炼有好处。身体很好，每天早上跑15里，还能工作。他还问起常香玉在“文革”中的遭遇。常香玉说：挨的批斗，受的折磨就不用说了，后期在西华农场住了三年，学到不少本领，知道怎样给苹果树剪枝，知道怎样才能让它挂果，用架子车拉土运粪，用巧劲儿才能一下子倒净。通过劳动锻炼，才真正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常香玉表示自己还能演戏，每天都在坚持练功。习仲勋说：这很好，练功要坚持，艺术要提高，总的来说，要不断前进，要向前看。
后来，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习仲勋得到彻底平反。
习仲勋要常香玉写一部回忆录，拍一部电视剧
1981年3月，习仲勋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习仲勋仍关注着常香玉的艺术事业。而此时的常香玉已重新焕发出了艺术的青春。
1982年1月13日至3月14日，常香玉和郑州市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陈宪章编写的现代戏《柳河湾》。为了培养青年演员，花木兰这个角色是由常香玉和她的学生虎美玲、王希玲三人共同承担完成的。一天，习仲勋到剧场看戏，前面的演员他不认识，常香玉在后面的戏不长，再加上他多年没有看常香玉演戏，当时没有认出来，剧终后他即退场。但当随行人员告诉他最后扮演花木兰的是常香玉时，习仲勋立即转身返回，特地来到后台向常香玉和学生们表示祝贺。后来，习仲勋又约见常香玉，提出要她写一部回忆录，拍一部电视剧。这才有了《戏比天大》一书和电视连续剧《常香玉》。
常香玉每次去北京开会，都会去看望习仲勋和他的夫人齐心。习仲勋也都会留常香玉一起吃饭。齐心知道常香玉爱吃青菜，每次都给她做大米稀饭和菠菜汤。
1990年，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建台40周年大庆，邀请首都几位著名艺术家到郑州参加庆祝演出，其中就有习仲勋的儿媳彭丽媛。彭丽媛离京之前，习仲勋专门交代她到郑州后去看望常香玉。彭丽媛此次郑州之行，排练、演出、参加社会活动，日程安排得很满，即便如此，她还是挤出时间，带着礼物来到常香玉的家中看望。
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约常香玉写一篇纪念习仲勋的文章，常香玉回想起在习仲勋关怀下成长的历程，感慨道：
四十多年前，我有幸认识了习仲勋。此后数十年间，我们经常有所交往，他对演员的爱护、对艺术的重视，他那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斗转星移，韶华易逝，转眼之间，习仲勋已进入八十多岁高龄，已在革命道路上驰骋了七十多个春秋。数十年间，我得到了他给予的许多教诲，获得了他多次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这里不能一一尽述。这些都使我铭记在心，难以忘记。我体会到，习仲勋对我的鼓励和关怀，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对戏剧事业的重视。
2002年，习仲勋逝世。两年后，常香玉也与世长辞。但习仲勋和常香玉的友谊，作为中共领导人同艺术家友谊的典范将长留于世！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