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繁荣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不过他们的思想变成传统则是后来的事。经过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化，先是柏拉图后是亚里士多德成为基督教可以利用的哲学资源，尤其是文艺复兴使得古希腊罗马的文献成为经典。由此，希腊哲学成了后世西方哲学的基础，而真正构成某种传统的应该是希腊人的思维方式。看上去西方哲学与始终由古代圣贤主导的中国思想不同，被人们当作传统的希腊哲学自身就蕴含着批判精神和创新理念，任何人只要随便浏览一下哲学史就会看到，哲学家们奉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我们往往沉浸在历史传统之中，而被我们奉为经典的哲学家们却从来不把传统当作传统来接受，哲学始终在超越自身的过程之中。不过，看上去不断在创新的哲学的确也形成了某种传统，或者说，内容上似乎在不断地创新，而由希腊人奠定的思维方式却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我们可以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种“范式”，它规定着哲学问题乃至解决哲学问题的基本思路。当然，我们仅仅是“借用”范式概念来说明问题，实际上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从来没有形成过哲学家们共同认可的统一的科学理念，哲学领域始终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战”之中，以至于人们往往把哲学史看作是死人的历史。但是，既然我们把2500多年的哲学史称为哲学史，把历史上的哲学家称为哲学家，那就意味着其中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构成了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哲学的基础。
形成传统的时代一定是创新的时代，而传统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创新，或者说不再需要创新，这是传统社会的共同特征，即其社会发展是由传统决定的，古代圣贤已经把握并且说出了真理，后人所要做的不过是去理解和践行而已。哲学看起来与此不同，因为哲学始终在“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变化发展之中，但是在哲学家的思想之间却存在着某种“传统”，那种使哲学被称之为哲学的东西，或者说，是哲学的基本框架或基本思路，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形而上学”，我们由此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称为“古典哲学”。
形而上学因其与众不同的解释世界的意图、解释世界的方式和解释世界的结构而成其为形而上学。
试图认识自然，获得关于自然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构成了希腊哲学与其他古代文明之核心理念的不同之处。希腊人以求知为人的本性，不求学以致用，但求学以致知，德谟克利特的名言：“只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也比成为波斯王要好。”就是其鲜明的写照，由此而形成了哲学试图合理地解释世界的根本意图。就形而上学的历史而论，对西方哲学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且强调通过思想而实现与存在的同一性，由此为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然而，哲学的意图是合理地解释世界，当巴门尼德以存在是一、是不动不变的来解释纷繁杂乱的世界之真理时，显然其解释度有限。苏格拉底则把关于存在的思想具体化为关于任何事物的“是什么”的知识，由此而引出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我们的感官所及者是相对、偶然而有限的可感世界，这是一个变动不居、生灭不已的现象的世界，而每一类事物都具有自身的类概念，亦即个别具体事物的普遍共相或本质规定，柏拉图称之为“理念”，由此而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现象界的存在以这个本质的世界为基础和根据，由此而形成古典哲学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尽管亚里士多德不同意他的老师柏拉图关于理念存在于可感事物之外的观点，但是他延续的仍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解释世界的方式，形而上学由此而基本定型。
形而上学以存在为对象，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存在问题是通过“是什么”的问题来回答的，而“是什么”的问题则是通过对事物的抽象而形成的普遍性的概念来回答的。一切科学（知识）都要探求是什么的问题，哲学与其他知识不同之处在于，它最一般地回答问题，或者说，它把“是什么”的问题本身当作对象来研究，所以形而上学基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而思存在问题，这是哲学或形而上学不同于其他知识或科学的地方。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是什么”的最一般的研究形成的乃是关于存在的意义亦即一套范畴体系，其他科学是关于具体存在物“是什么”的“什么”的研究，哲学则是关于“是什么”本身的“什么”的研究，而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之核心乃是“实体（ousia）是什么”的问题。
因此，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其主体部分是“存在论”（ontologia），它是由一套范畴体系构成的。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是如何解释世界的？自然万物千差万别多种多样，任何个别具体的存在物都被归属于类，而在类之上还有更大的类……由此构成了一个类属之网，而使之成为整体性的“网”的就是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任何类属都是对某一类事物的规定，对这一类事物的规定不适用于另一类事物，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那就意味着必须有超越于特殊的类属的最普遍一般的类，它们构成了对所有事物的说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关于这个范畴体系究竟是世界自身的逻辑结构（亚里士多德），还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逻辑结构（康德），抑或“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自身”（黑格尔），哲学家们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世界有一套范畴体系大家都是认同的，分歧在于如何解释范畴体系的性质。
在此基础之上，形而上学体现为一个目的论的基本结构。
哲学不同于宗教，它从现实出发来解释现实，超现实或者超自然的终极原因一定会陷入“无穷后退”的困境，所以形而上学必须是自己说明自己的，因此哲学在其根源处就蕴含着目的论的因素。苏格拉底质疑自然哲学家只关心支流末节，错过了最重要的问题亦即万物的“善”（agathon），也就是使万物实现自己为最佳状态的东西，当柏拉图规定其为“理念”的时候，这意味着万物的本性就在于实现自己的本质，所以亚里士多德称形式（eidos）为现实——事物获得了自己的形式（本质）也就成为现实，这样的观念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获得了最完满的体现：宇宙是一个由潜在的逻辑理念外化为自然万物然后在人类精神中达到现实的自我完成的“圆圈”，亦即一个目的论的体系。就此而论，黑格尔哲学使形而上学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近无懈可击。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解释形而上学的衰落？
形而上学基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而思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的存在被理解为存在者的本质共相，任何事物都不过是自身本质的现实化，而整个世界则是一套范畴体系的现实化。然而，一方面自然科学颠覆了哲学以一个本质世界解释现实世界的哲学世界观，另一方面尼采则颠倒了柏拉图主义，揭示了所谓存在不过是存在者的性质，因而存在是不存在的。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只有一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是不完满的。就此而论，尼采揭示了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的本质，主张把归之于存在的所有一切还给存在者。
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终结。
按照海德格尔，尼采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同时也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当尼采声称形而上学研究的“存在”实际上并不存在，从而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亦即虚无主义的时候，他的确从根本上终结了形而上学。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遗忘”了存在：形而上学以为研究的是存在而实际上不过是存在物，尼采则公开了存在并不存在的秘密，因而与形而上学异曲同工，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了存在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尼采揭去了形而上学的“皇帝的新衣”，但却从反面重新激发了存在的“急难”。
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终结，霍金尝言：哲学已死。在《大设计》中，霍金说道：“我们个人存在的时间都极为短暂，其间只能探索整个宇宙的小部分。但人类是好奇的族类。我们惊讶，我们寻求答案。生活在这一广阔的、时而亲切时而残酷的世界中，人们仰望浩渺的星空，不断地提出一长串问题：我们怎么能理解我们处于其中的世界呢？宇宙如何运行？什么是实在的本性？所有这一切从何而来？宇宙需要一个造物主吗？我们中的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不为这些问题烦恼，但是我们几乎每个人有时会为这些问题所困扰。”“按照传统，这是些哲学要回答的问题，但哲学已死。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现代发展的步伐。在我们探索知识的旅程中，科学家已成为高擎火炬者。”⑤
如前所述，传统哲学的目的是合理地解释宇宙，现在这个理想由自然科学完美地实现了，因而哲学终结于科学—技术。因此，形而上学的终结与上帝之死一样，是轴心时代没落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形而上学与神学原本就是一体的，所以海德格尔称形而上学为“存在—神—逻辑学”。
那么，哲学已死或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不是意味着自然科学可以完全取代哲学的工作了呢？换言之，存在的急难是不是不再构成急难了呢？非也。实际上，哲学之死并不意味着急难不再急难，并不意味着无急难了，相反，它恰恰清除了急难的无急难性，让我们重新面对存在的急难，这就是迫使海德格尔去开辟哲学的“另一开端”的根本动力。如前所述，或许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的终结看作是轴心时代之没落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论，形而上学的终结就是哲学的危机，而哲学之危机的根源归根结底乃是——虚无主义的威胁。
注释：
⑤史蒂芬·霍金、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3页。
摘自《轴心时代、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危机 ——海德格尔与未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第201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