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对日后区议会的产生办法和职能作出重大改革。过去几年，选举委员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都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革。此次区议会的产生办法，总体上依循前三者改革的基本原则。虽然区议会不是政权机构，但在香港的管治架构中仍然担当重要角色，而且在未来还会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区议会产生办法和职能改革后，香港的管治架构的重塑应该说大体上已经完成，意味着香港的治理制度和治理水平在将来可望有明显的提升，这无疑对“一国两制”今后的全面和准确实践和香港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从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来说，作为区域组织的区议会在本质上是一个辅助行政机关施政的咨询组织、是广义的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是体现“行政主导”的手段、也可以说是行政机关的延伸。区议会的职能应该是协助和配合特区政府搞好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提升地区居民的生活素质的重要伙伴。可是，自从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区议会的运作一直都背离了基本法的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区议会愈来愈变成了与特区政府对抗的政治机构、党派斗争的政治平台、“港独”分子的活跃场地和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的渠道。2019年产生的区议会几乎为各类“反中乱港”势力所全面把持，导致区议会成为了他们妄图瘫痪特区政府施政、挑动政治不安和夺取特区政权的手段。
这次区议会产生办法的深刻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要“拨乱反正”，让区议会的运作重归基本法的初心，也让香港整个管治架构得以对香港实施有效和优质的治理，特别是在地区治理方面。具体而言，此次改革有望贯彻几个重要原则和达到一些重要目标。
首先，此次改革让“爱国者”得以在基本上全面主导区议会的工作。由特区政府委任的百分之四十的区议员肯定是合格的“爱国者”。另外的百分之四十的由地区委员会界别的爱国团体选举产生的区议员同样应该是“爱国者”。因为采用“双议席、单票制”的缘故，剩下来的百分之二十的由地区选举产生的区议员当中部分估计是所谓“泛民主派”人士，但相信这些人会愿意符合“爱国者”的最低要求和接受区议会的重归基本法本心的“新定位”，不然便难以取得候选人资格，因此也可以基本上划归“爱国者” 之列。
第二，此次改革为“爱国力量”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只有“爱国者”才有资格和机会参与区议会的工作，估计更多的爱国人士会积极参加区议会选举，并把区议会当作发展自己的政治事业、锤炼政治与行政本领、熟悉政府运作和联系群众的起步点。另外，由于爱国地区团体可以通过间接选举选拔自己的代表进入区议会，它们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亦随之而“水涨船高”，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和发展壮大这些团体。
第三，爱国地区团体的不断发展、和那些有能力与地区群众沟通的、经由地区直选进入区议会的爱国区议员的涌现，将会进一步强化“爱国力量”与地区居民的联系、扩大“爱国力量”的群众基础和加大“爱国力量”的政治团结和动员能力，对提升“爱国者治港”的认受性、提高“爱国力量”的政治能量和加强公众对“爱国力量”的信任有帮助。
第四，由于区议会将会“还原”为辅助行政机关的咨询机构的本质和作用，区议会将会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与特区政府一起搞好地区行政工作和加大对地区居民服务的能力。日后的区议会由各区的民政事务专员兼任、区议会的财政调拨权重归政府和设立区议员履职检查制度都是“行政主导”原则的一种体现。特区政府与区议会的关系将是“臂之使指”的关系，而“行政主导”原则亦将更为彰显。在双方的互信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不排除日后特区政府会愿意和放心让区议会承担更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让各区的区议会更加能够按照地区居民的需要“量身订造”地区提供设施和服务。
第五，当区议会不再是政治斗争平台和“反中乱港”分子的巢穴后，区议会作为联系特区政府和地区居民的桥梁的角色也会强化，从而更好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通”的效用。这会有助于让特区政府更准确和深切地了解和感受民情和民意，促使它制定更有利于为民众谋福祉的政策和措施。这对提升特区政府在地区的治理水平有帮助。
第六，当区议会愈来愈能够成为特区政府在管治上的伙伴后，特区政府便有诱因和需要加强行政机关在地区行政管理上的部署，更好地强化政府在地区的治理工作。设立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和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的地区治理专组便与此有关。估计日后政府会让更多的涉及地区的工作“下放”到地区的行政部门上，让地区行政人员能够更实在地解决地区的问题，并重新布置“中央”部门和地区部门之间的分工，这将进一步改善香港的治理制度的效率和效能，特别是地区和基层的治理制度。
最后，区议会产生办法改革后，香港将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其实，“维护国家安全”应该是此次区议会产生办法改革所遵循的最高原则，并体现在其中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候选人资格审查的机制的设置和候选人提名机制的引入。将来，内外敌对势力将会被彻底排除在区议会之外，区议会不再是它们策动斗争和动乱的平台和渠道，反而是与它们开展斗争的对手。
总之，区议会产生办法的改革和其功能的重置对提升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治理制度和水平至关重要。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