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以中央政府的决心和东北地区良好的发展条件，东北腾飞应指日可待。同时，大家都在思考，东北起飞后，下一个开发重点在哪里？第五增长极什么时候启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里着手？我们认为，下一个开发重点或者说第五增长极，应该是以中部为主体的农业主产区，重点是解决农民问题。如果说第四增长极是为了解决老工业基地和下岗职工的问题，那么第五增长极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三农”问题）。我们在此粗浅地提出第五增长极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思路，抛砖引玉，供各位参考。
一、第五增长极提出的战略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该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节衣缩食，以农补工，促进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民和农业剩余向国家集中，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工商资本的原始积累，快速实现富国强民的战略目标。在实施以农补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过程中，60年代还同步实施过西线开发战略。改革开放后，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向了极端，70年代末期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规划。多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成绩斐然，构筑了中国四大增长极，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北三省（正在构筑中）。
第一增长极：珠三角。开发珠三角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寻找增长的突破口。为了搞好珠三角这块“实验田”，国家给予珠三角一系列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珠三角不负众望，先声夺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中国第一增长极。但是珠三角的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难以“达则兼济天下”，撬动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直到现在，以珠三角为中心的第一增长极还处在极化过程中，对外的扩散效应尚不明显，暂时只能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学习和示范作用，提供对外交流的窗口。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其他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
第二增长极：长三角。打造长三角是对珠三角反思的结果。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同步开发上海是最大的失误。痛定思痛，中央政府 决定通过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构建中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起飞，弥补珠三角辐射带动力不够的缺陷。从功能上看，第二增长极是对第一增长极不足的补充和协调，从增长极的类型看，第二增长极是第一增长模式的推广和延伸。国家特殊的、优惠的发展政策和大量投资铸就了长三角的辉煌，长三角经济一日千里，很快成为了中国第二增长极。但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长三角对长江经济带的扩散效应远小于极化效应，第二增长极暂时还难以舞活长江经济带，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是“蚍蜉撼大树”。鉴于这种情况，就必须构建新的增长极，促进更多地区经济起飞。
第三增长极：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从决策角度看，开发珠三角、长三角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一种转型战略，开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则是主动出击，是一种提升战略。这一极也是对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模式的复制，其目标是通过构建北部增长极，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三增长极已初具规模，域内经济活跃，显示出勃勃生机，但是对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仍然是“小马拉大车”，力所不逮。总体而言，东部三极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中西部地区难以共享东部繁荣。要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亟需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第四增长极：东北黑吉辽三省。提出第四增长极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反思。西部地区先天不足，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国家庞大的投资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西部地区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暂时还难以成为带动经济起飞的一个独立增长极。企图通过东西联动，带动中部发展的战略预期难以实现。其次是对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反思。另外为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所迫。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问题比较多，矛盾非常尖锐，解决东北问题刻不容缓。基于上述考虑，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目前这一极正在酝酿和推动过程中。
四大经济增长极都处在中国的最东部，通过四个极点构建增长轴心，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经济整体起飞的态势已初露倪。但是东部增长轴心对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极化过程中，生产要素还在大量地向东部地区转移。指望东部地区累积因果过程自然结束后，以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远水难解近渴，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问题和矛盾将会激化，最终将影响东部的稳定持续增长，甚至影响全国经济发展。“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随着东部“四极”的进一步发展，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的矛盾将会成为主要矛盾，要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协调地区发展水平，遏制极化过程，烫平回波效应，必须在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构建新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
二、第五增长极的战略定位
所谓第五增长极，泛指人口高度密集、耕地资源稀缺、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挖掘新的动力、构建新的增长模型，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改善、群众安居乐业，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一地区主要包括中部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也包括东北三省的农业地区，西部的川西平原、渝东山地、陕南地区，甚至包括东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地区。第五增长极（第五增长极所辐射带动的地区简称第五增长区域，下同）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它是一个地理、人文与产业融合的社会概念。第五增长极既与东部增长极有交集，也与西部大开发地区有交集。
（一）第五增长极的增长动力
东部“四极”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先入为主的时序优势、制度安排的特许权、优惠的产业政策、庞大的国家投资、廉价的土地资源、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已经成熟的竞争优势。这些增长因素，第五增长极望尘莫及，不敢奢求。第五增长区域要崛起，不能模仿东部“四极”的增长模式，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增长理论，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
直从亚当•斯密以分工增长论研究国家财富的增长以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也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的劳动增长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论，熊彼德的创新增长论，哈德罗－－多马的资本积累增长论，索洛的技术增长论，罗默、卢卡斯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内生性增长论，科斯、诺斯的制度增长论，等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研究范式，对于我们寻找、挖掘第五极的增长动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必须走出经典增长范式的樊篱，另辟蹊径，根据第五增长极的实际情况，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
“为有源头活水来”。探寻和挖掘第五极的增长动力，要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不仅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的增长动力，更要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过去被经典增长范式所抛弃、忽视的因素，辩证地看待过去被视为包袱的资源和不利的条件，如比较优势低的精耕细作农业，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庞大的消费人口，中部、中南部的水情条件，中北部的干旱条件，“不东不西”的区位条件，良好且未被利用的生态环境，勤劳善良诚实的人民，等等，要通过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将这些消极因素转换成新的增长动力。
统筹协调力。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德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引进“新组合”，实现创新，而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实现“新组合”的过程，“新组合”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实质上，“新组合”就是统筹协调。不过他的“新组合”增长理论主要指微观层面的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我们可以将结构优化增长范式进一步提升到宏观层面，即宏观层次的统筹和协调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宏观层面的统筹和协调不仅包括经济、产业的统筹，还包括社会统筹，经济与社会、环境的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等等。按照经济系统理论，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各对关系之间有一个最合理的组合，处于最合理组合点上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最佳的经济增长率，也称之为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低于最佳增长率，但是通过政府或者其他行为主体的统筹和协调，实际增长率能够不断提高，无限接近最佳增长率。这一过程就是经济增长，其动力来源于政府或者行为主体的统筹协调力量。对于第五增长区域来说，目前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环境之间还存在诸多不协调因素，使得该区域的实际增长率远远小于最佳增长率，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不协调是经济增长的绊脚石，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不协调表明，该区域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可以挖掘，挖掘这些潜力就有赖于统筹协调的力量。
资源整合力。如果说统筹协调力是宏观层面的增长动力，资源整合则是微观层面的增长源泉（资源整合的外延大于熊彼德的企业家的“新组合”）。资源整合也有二个层次，一是横向整合，即各类资源的横向配置。横向整合主要是将资源配置给最会经营的主体和最应该得到的主体，让资源发挥更大的生产作用，或者通过整合形成规模经营，包括个体规模经营和整体规模经营（即许多个体通过生产相同的产品形成整体上规模生产），实现规模效应。资源的整合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不容置疑，整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二是纵向整合，即将资源整合为资产，将资产整合为资本。资源变成资产是将没有创造财富的要素，变成创造财富的手段或者实现财富的途径，将资源变成生产要素，扩大了生产规模，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资产变资本是将只能作为生产手段或者生产对象的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变成能够获取“价值的价值”，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就是“资产资本化”，资产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可见整合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五增长区域内有丰富的资源，土地、湖泊、河流、森林、丘岗山地，等等，但是大多“养在深闺人不知”，没有被整合利用。以农民的房产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形成了数以万亿元的财产，但是由于房产无法资本化，农民不能通过抵押融资，筹措生产经营资金，房产潜在的生产效应无法通过资本途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如果通过横向整合，房产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矫治力。长期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歧视，不仅无法与其他增长极公平、公正的竞争，而且还被迫为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无偿奉献。这无异于抽肥补瘦、抑弱扶强。这种歧视性的政策破坏了第五增长区域内部经济自我循环能力，抑制了域内经济增长。诺斯教授认为，制度变迁是西方大国兴起的重要源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五增长区域也要充分利用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第五增长区域的制度变迁其实是一种政策矫治力，即调整强加给第五增长区域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使第五增长区域能够与其他增长极平等竞争。从这个意义来看，调整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也是经济增长动力，这种力量比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动力更加直接，更加富有成效，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由于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还有许多政策和制度亟待调整和矫治，第五增长区域通过政策矫治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生态支撑力。经济学一直假定生态条件是既定的，没有将生态环境的影响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举足轻重。对于生态灾害比较多的国家尤其如此。我国每年仅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gdp的3%至6%。气象灾害主要源于自然条件的破坏，生态承载能力下降，环境自我调节机制失灵。第五增长区域是主要的灾害损失区，也是维护全国生态平衡的关键区域。研究第五极的增长动力，必须将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好的生态条件能减少生态损失。灾害损失与经济增长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生态条件，能够提高经济的边际增长率，生态条件恶化，能够降低经济的边际增长率，灾害损失每降低或者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就能增长或者降低一个百分点。二是生态损失、灾害补偿和治理费用的机会成本。全国每年的生态灾害损失与抗灾补损的支出，按最低数字估计，大约是4000亿元，如果再考虑生态治理费用，生态损失和治理的机会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每年的机会成本比1998年以来累计发行国债还要多。我国大部分的生态损失或者灾害补偿、生态治理发生在第五增长区域。如果将灾害损失、抗灾补损费和生态治理费用来发展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可估量。三是发展生态环保产业。生态支撑力还表现在生态环保本身就是一个新型产业，将废旧资源、残余物质变废为宝，能够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以农村沼气为例，如果每个农户安装一个沼气池，将会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加速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四是改善生态环境能够提高社会总的福利。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环保产业，除了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外，还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实现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态支撑力所产生的社会福利的增长，虽然不能量化为gdp，但是它是我们所倡导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gdp核算所漏掉的财富。
人文保障力。罗伯特j•巴罗在《民主与增长》中指出，民主、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发展经济学家在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差异时，认为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些研究对于将政治社会稳定因素纳入增长的分析框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社会稳定因素可以拓宽内涵，细化分解，比较全面的解释是良好的人为环境是增长的重要保障，部分人文指标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五增长区域最丰富的资源就是良好的人文环境，它是该区域起飞的重要动力。第五增长区域的人们受商业文化的影响并不深，相反传统的儒家文明主导着他们的价值观，该区域民风淳朴，人们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尊师重教、奉公守法，拥护政府。这些人文指标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作用，吃苦耐劳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发展；诚实守信、与人为善本身就是一笔无形资产，适当挖掘就能够变成生产力；尊师重教能够积累人力资本，培育经济增长的潜力；奉公守法，拥护政府则是罗伯特j•巴罗所推崇的增长保障。所以第五增长区域淳朴的民风、良好的人文环境不仅不是发展的障碍，反而是增长的源泉，发展的保障。
（二）第五增长极与前四个增长极的区别
增长的目的不同。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是改革型、外向型、突破型、示范型的增长极，构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解决中国在世界上地位问题。第四个增长极是解决工业问题和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我们认为，第五增长极的任务是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和解决地区协调发展的问题。前三个增长极是解决“有没有”发展的问题，后二个增长极是解决发展“好不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五增长极是一个“协调极”。
增长的质量不同。东部地区四大增长极，偏好gdp的增长，倚重工业动力，追求的是突破效应，扩大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耗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东部“四极”只能称之为增长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非稳定极，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破坏极。我们提出的第五增长极不是盲目照搬东部“四极”的gdp增长模式，将突出均衡协调发展、突出人文指标的提升、突出生态条件的改善。东部“四极”是名符其实的增长极，第五极则是“发展极”。
增长的内容不同。东部“四极”都是以工业为主导、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增长极。西部地区工业和农业比较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态改善和环境保护，如果今后西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增长极，应该是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与东、西部地区都不同，所覆盖的地区，既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也有发达的农耕文明，而且山川秀美，生态环境比较好，根据第五增长区域的资源条件和生态基础，第五极增长极应该是一个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生态文明并存的“共生极”。
增长的作用不同。东部“四极”的增长对于缓解、释放中国发展压力功不可没，但是东部“四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点轴线极化效应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加大了东、中、西部增长的“马太效应”。东部“四极”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本身就能够带来社会政治的稳定。农民占总人口的70%，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民又占全国农民总数的70%，“两个70%”就是全国总人口的50%。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能否稳定“两个70%”的农民。第五增长极的起飞能够惠及全国50%的农民。从这个角度看，第五增长极是一个“稳定极”、“基础极”，是东部“四极”乃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增长的前提不同。自古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就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中部地区作为中国能源重化工业的主要基地，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铸就了几代人的辉煌。既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部地区与东部“四极”相比都毫不逊色。事易时移，中部地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边缘化了，在市场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衰落了。中部地区地衰落、边缘化与国家推行非均衡增长战略息息相关，其衰落和边缘化有其内在逻辑性，在所难免。可见助跑第五增长极不是开发，而是文明和经济的复兴，是凤凰涅槃，重获新生。从某种程度上，第五增长极是一个“复兴极”。
（三）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第五极增长动力及与东部“四极”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它是以均衡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全面的、动态的、均衡的永续增长范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全面增长。它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更不是gdp的简单增加，而是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全方位提升，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和谐共存条件下的全面增长，它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文环境的提升，它追求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第五增长极的起始速度可能不会太快，暂时也难以见大成效，但是“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第五增长极的后续增长效应不可估量。
全新增长。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动力，不仅仅是有形产业和物质投入，它主要依靠产业与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协调力量，资源的整合力量，人文环境的促进力量，生态环保的支撑力量，制度变迁的矫治力量。在经典增长范式中，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不变的、外生的，没有被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它们在第五增长极的增长范式中是内生的，是增长的重要源泉。
动态均衡增长。传统的均衡增长理论是哈德罗建立的一个增长范式，指通过投资拉动需求增长。第五增长极所追求的动态均衡增长，不同于哈德罗的需求增长，也不同于区域经济学均衡增长理论所要求的平均增长、平衡增长，它是与非均衡增长理论相对应的增长，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具有良性循环机理的协调增长，各产业之间、各区域之间增长率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它们的增长是协调的、和谐的、相互促进的。
可持续增长。第五增长极与东部“四极”的主要增长动力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衰竭性，使之不尽，用之不竭。与经典增长范式相比（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除外），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因素都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不存在资源的约束问题和增长极限问题，也不存在增长收敛或者趋同问题，如果整合得当、保护得当，完全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第五增长极的战略作用
第五增长区域历来是中国富庶繁华之地，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俗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谚语。建国以来，以中部为主体的第五增长区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是新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果将东部“四极”视为龙头，西部地区视为龙尾，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则是龙身、龙体。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在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意义非同凡响。
第五增长极是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引擎。东部“四极”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边陲，是一种边疆发展战略。这种边疆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总是局部的、区域性的，距离极点和极轴越远，扩散效应越小，拉动作用越弱，这些增长极无法承担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重任。第五增长极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中部腹地，既承东又启西，既照南又顾北，能够“一肩挑两头”、“一脚踏南北”。。第五增长极的每一个发展步伐的外溢效应都能同时惠及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第五增长极每一个发展步伐的收益都会落在国境内，真可谓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不象东部“四极”和西部开发，只有部分收益惠及国内。助跑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最大，同一单位的投资，第五增长极对全国经济的带动和乘数作用要大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如果将解决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人文问题所带来的效应考虑进来，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要高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能够带动东南西北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第五增长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四两拔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助跑中国第五增长极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全面激活中国经济。构建第五增长极就是在中国中部腹地安装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保障。国民经济就象一台复杂的机器，所有的部件都必须良好且配套协调，否则就难以持续增长。第五增长区域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一是第五增长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劳动力功不可没。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劳动力最丰富的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东部“四极”、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正如刘易斯所说“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都要依靠第五增长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启动。二是第五增长极是国民经济的产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既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又为工业提供市场。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主要的农产品供给区，为全国提供70%以上的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战略重点以外，第五增长区域目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农民增收难，结构调整难，基层政府运转难，农业的发展难，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威胁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第五增长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食为政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国家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2003年出现的粮食价格异常上涨，就源于第五增长区域连续五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如果第五增长区域不能尽快复兴，失望失落失魄的农民还会继续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安全问题将会更加突出。试想，如果第五增长极不能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充分挖掘廉价劳动力的潜力，又如何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建国以来，每一次经济增长的大滑坡都是产业基础和粮食安全出了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小平同志也曾经精辟指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性作用、安全保障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不能忽视的。要想将中国持续了25年的增长神话延续下去，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第五增长区域，助跑第五增长极是一项统揽全局，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改革改革以来，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面临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双重“夹击”，已经深深塌陷下去了，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抑制了全国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协作，障碍了资源在各个地区的顺畅流动和合理配置。第五增长区域的塌陷已经拖累了全国经济增长，影响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另外如果只有东部“四极”的快速发展，中西部长期停滞不前，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只不过是海市唇楼，南柯一梦。相反，第五增长极的崛起能够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五大增长极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使五大增长极连成一体，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新世纪持续增长。所以，助跑第五增长极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清除发展障碍，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第五增长极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足寒伤身，民寒伤国”。“三农”问题是一个可以动摇国家根基的大问题。我国“三农”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就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林毅夫教授认为，在未来30至50年，中部和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他主张，中国经济发展要以中部地区为突破口。还有专家也曾经说过，解决了中部的农业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东部地区有四大增长极，经济也比较发达，“三农”问题不成为问题，而且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假以时日，必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尚不突出的“三农”问题。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农业和农民在全国占的比例较小，“三农”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该区域的农民占全国农民总数的70%，提供全国70%的农产品，第五增长区域是“三农”的主体部分，也是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地区。只有将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十六大党和政府提出了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农村又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破解了中部的“三农”问题，促进各个地区齐头并进的发展，才有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可见，复兴中部，构建中国第五增长极不仅是破解“三农”的关键，还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
第五增长极是拓宽战略腹地的重要途径。新世纪我国面临着复兴中华、统一祖国的重大任务。虽然我国本着共同协商、和平解决的统一原则，但是不能排除武力统一的可能，特别是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提出制宪时间表和独立时间表，加快了分裂祖国的步伐，我国面临着更加现实的战争危机。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着美国、日本对我国的遏制政策。战争危机要求我国必须有广阔的经济纵深和战略腹地，但是我国所有的经济增长极都在东部地区，战略经济异常脆弱，一旦发生战争，经济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更重要的是脆弱的经济将会束缚决策，使我国在使用武力统一祖国，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时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在中国的腹地，不管是从东部往中西部走，还是从西部向中东部走，都有层层保护屏障，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能够避免和减少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在复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中，赢得主动，就必须象六十年代西线开发一样，未雨绸缪，重视第五增长极的发展，拓宽中国经济的战略腹地，增强我国承受战争的能力。
第五增长极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地”。“中原定，天下安”，逐鹿中原从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军事家关注的重点。只要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能够稳定，全国就有稳定的基础。而今时过境迁，现在我们的“圣地”面临着严峻的稳定问题。第五增长区域长期为国家非均衡战略边缘化，许多问题和矛盾积重难返，农民负担问题集中在中部，贫困人口集中在中部，涉农案件集中在中部，乡镇政权危机也表现在中部，连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员腐败问题、侵害群众权益问题，中部在全国都占很高的比例。从地理位置上看，第五增长区域是稳定的基础，从不稳定的诱因看，第五增长区域现在潜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复兴中部、助跑第五增长极时不待我，必须尽快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助跑第五增长极，能够促进中部的复兴，增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部的复兴能够消除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构建第五增长极实乃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富国安邦的根本。
四、实施第五增长极战略的可行性
实施第五增长极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大家也许会问，是否具有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构建第五增长极，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一）按照梯度发展理论应该轮到了助跑第五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从南到北，先后培育了四大增长极，发展的框架基本完成，发展基础基本夯实。西部经过几年的大开发，随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不久的将来也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现在只有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是一块国家战略尚未重点眷顾的“处女地”。按照区域经济学的梯度推移理论，东部极点和轴线的形成，就应该着手培育中部极点和中部发展轴线，但是我们放弃了梯度开发理论，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从东部发展极直接跳跃到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使中部地区失去了宝贵的起飞时机。现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无论是按照从东向西的梯度，还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梯度，还是从北向南的梯度，都该重视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了。特别是东北增长极形成后，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便成了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中部的矛盾，特别是“三农”问题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按照解决矛盾的优先序，也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退一步讲，既使不按照梯度发展理论，而是按照“排排坐，吃果果”的分配顺序，现在也轮到发展中部，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时候了。同时对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极给予更多的关注，也是东部增长极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一种自然延伸，是东部“四极”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二）国家宏观战略的调整为助跑第五增长极创造了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不管是过去的西线开发战略，以农补工战略，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东部“四极”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利益为代价的非帕累托发展战略。第五增长区域是历次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受害者、奉献者和旁观者。2003年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统筹经济社会、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要求城乡、东中西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自然、重视区域协调就意味着放弃非均衡增长战略，意味着要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要求中部崛起，它表明国家地区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强调统筹和协调。这一战略将使第五增长区域首次获得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为中部起飞和复兴创造了宏观条件。
（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降低了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成本
第五增长极位于中国的地理核心，是东西南北的交汇点，经济沟通、辐射、互动能力强，便于东引西进，双向开拓。第五增长极处于沿海高经济梯度向西部低经济梯度之间的过渡地带，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方面处于有利位置，在利用西部资源，进入西部市场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势。第五增长极得“中”独厚，具有对东对西的双低成本优势和条件（资源成本低、采购销售成本低），在市场竞争和资源的吸纳中，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东部和西部对中部地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所依赖，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是东部地区向内陆扩张的支撑基地，是西部地区走向全球市场的必经之地。第五增长极将以独特的区位条件，从东西交流发展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部地区在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低成本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区位优势能够降低起飞的成本，加快第五增长极的成长速度。
（四）良好的发展条件是第五增长极起飞的物质基础
第五增长区域市场观念较为深入人心，多种所有制的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自然条件比较好，经济发展基础也相当不错，具有起飞要求的条件，一是资源组合状况和空间匹配条件较好。第五增长区域属于资源较丰富的综合经济体，既有矿产资源、自然资源、国土资源、旅游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异常丰富，还有大量的其他经济生产要素。二是具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第五增长区域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且有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有比较优势明显的特色农业，也有轻纺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好。三是具有良好生态条件。虽然最近几年，中部地区的生态条件急剧恶化，但是从总体上看，第五增长区域仍然是全国生态基础最好的地区。四是教育比较发达。虽然第五增长区域经济较落后，但是比较重视教育，科技势力雄厚，仅中部五省就集中全国20％的科技人员和21％的高等院校，还有一大批科研机构。五是人力资源丰富。第五增长区域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区，全国剩余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该区域，能够为中部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六是市场潜力大。第五增长区域人口众多，自身市场容量大，经济自我消化和循环能力强，又靠近东部和西部两个市场，市场优势比较明显。七是交通便利。第五增长区域已经形成了立体交通网络，铁路有京广线、京九线、洛湛线、湘黔线等；高速公路有京珠高速、沪蓉高速、上瑞高速、汉宜高速，等等；还有密集的航空网络、方便快捷的长江、黄河航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第五增长区域具备经济起飞的一切条件，缺少的是政策和整合意识、整合手段。只要顺势而为，适当引导，就能促进中部地区复兴，构建中国经济的第五增长极。
五、构建第五增长极的战略思路
第五增长极必须以均衡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注重人文特色，注重统筹协调，注重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注重解决基础性问题。它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务实的增长战略，不能盲目推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范式，不能照抄照搬东部“四极”开放带动模型，也不能沿袭西部大开发战略，要走自己的路，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增长模型。
（一）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原则。第五增长极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追求物质增长，不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以人为本。发展手段要考虑人的需要，发展目的是为了人，即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所有政策和措施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全过程必须贯穿这一原则。
统筹协调的原则。中部复兴，构建第五增长极，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均衡发展理论，再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五统筹”要求。统筹原则要成为构建第五增长极的首要工作目标和指导思想，不仅要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还要统筹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
帕累托改进原则。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发展战略一脉相存，都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牺牲农民利益的为代价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它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的增长原则，是一种非“双赢”战略。构建第五增长极，不能再沿袭这种“零和”、甚至“负和”战略，要遵循帕托改进原则，在不损害其他地区、其他群体利益的前提下稳定增长。
因地制宜的原则。第五增长区域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特点，如生态环境、人文环境较好，农业比较发达，劳动力资源丰富，等等。助跑第五增极不能完全移植东部增长模型，必须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立足于已有优势和条件，因地制宜的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寻求具有地区特色的增长路径和发展模型。
（二）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基本思路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泉。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不能矫枉过正，指望国家给资金、给项目，也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安排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要通过调整战略，创造公平发展的制度环境，要立足于盘活区域内部资源，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内生增长和良性循环。
调整发展战略，创造公平发展的条件。首先要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矫治因非均衡发展战略而强加给第五增长区域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为第五增长极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调整发展战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矫治强加给第五增长极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利于中部复兴的政策；二是中央政府要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特别是要承担起第五增长区域内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三是按照帕累托改进原则，对于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四是公平的分配国家资源，按照均衡、统筹、协调的原则，安排国家重点建设投资。
整合资产资源，推进经济结构革命。第五增长区域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结构问题。如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资源结构、生态要求脱节；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工业结构与农产品供给结构不一致；社会分工不明确，产品结构与东部地区趋同；组织结构偏小、技术结构偏低。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资源资产所提供的增长潜力，市场所提供的潜在空间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助跑第五增长极必须大力整合资产资源，挖掘结构优化的潜力，推进结构革命。一是收缩国有战线，将国有资源集中投向公共产品和基础性产业；二是根据资源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如垄断性的特色农业、技术型农业、劳动密集型农业；三是根据生态资源和生态要求发展生态产业、旅游产业、观光休闲产业；四是根据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农产品供给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业。
加强域内分工协作，提高区域竞争能力。长期以来，第五增长区域的政府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如湖南省、江西省向珠三角靠拢，安徽省向长三角靠拢，河南省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靠拢，湖北省力求自保，可以说第五增长区域的力量、资源从来没有整合和协调，从来没有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和安排与东部、西部地区的分工。分头突围，挂靠东部增长极，使第五增长区域失去区域特色，无法形成区域合力，无法建立次级增长中心和增长极。区域内部缺乏分工，反而加剧了区域内部的无序竞争，抵销各自的努力程度。要构建第五增长极，使之成为中国的次级增长中心，必须强化第五增长区域力量的整合，各个地区既需要相互竞争，也需要强化合作，既需要区域内各地创造发展条件，也需要区域内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协作与联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和放大国民经济的整体功能，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赢得区域竞争的主动权，实现第五增长区域的整体起飞。
优化经济环境，增强资源吸纳力。环境也是生产力。良好的发展环境，能够降低发展成本，吸引较多的投资者。第五增长区域经济落后，与较差的发展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助跑第五增长极，要全面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人流、物流、商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在第五增长区域有效集聚。一是完善区域内部的市场建设。为了促进第五增长极的快速成长，可以考虑将武汉市确定为第五增长极的资本交易中心、金融证券处理中心。各地区要降低物流经营的门槛，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物流公司，加速第五增长极市场体系的建设，促使物尽其流。二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制度。要清除积弊，按照wto的要求，规范行政行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行政管理制度。三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设施有所改进，但是与东部相比、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要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以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港为主的立体交通网络，加快信息网络的建设，构建信息收集处理运转平台。
推进新乡村运动，建设新农村。新农村运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为解决当时城乡差距、工农发展脱节、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提出并成功实践的一种发展战略。我们可以借鉴韩国新乡村运动的经验，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发动一场新乡村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乡村运动应主要解决农村最难的问题和最突出的矛盾为目标。一是村庄建设运动。要利用现在普通工业产品过剩的机会，采取国家资助建材，农民出工出力的原则，或者国家资助启动资金，或者采取财政贴息的方式，大力兴建农村道路、能源、饮水设施。同时实施村庄整治，迁村移民工程，促进农民集中，降低村庄建设成本。农民都进城，在我国是不现实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村庄整治，促进农民集中居住，降低乡村建设成本。乡村建设能够让不能进城的农民安心舒适的生活在农村。这也是稳定农民，提高农民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二是人文环境建设运动。乡村的人文环境建设，改革前是依靠意识形态宣传，改革后是听之任之，导致了不少农民价值观的扭曲，诚信失落、道德沦丧，封建迷信、家族活动、黑恶势力又沉渣泛起，人文环境恶化。我们在湖北洪湖地区领办的老人协会，维护老人的权利，帮助老人们安度晚年，成效相当不错。人文环境建设就是要通过组建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协会、销售协会等经济组织这些载体，开展更多有意义的活动，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
（三）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政策建议
构建第五增长极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助跑第五增长极与破解“三农”难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解决了“三农”问题，中部就起飞了，中部起飞了，第五增长极就形成了。中部复兴，构建第五增长极要从调整农业制度安排着手。
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本着“还帐”的原则，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适当优先安排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市场方式融资，加速第五增长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第五增长极起飞提供更好的硬环境。一是大力建设第五增长极的交通干线，打通第五增长区域内部交通瓶颈，建设农业生产基地的交通线路。二是大力建设能源项目。要利用中部地区水利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开发水利资源，提高水利资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三是要更多的安排大江、大河、大河的治理项目。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要与流域的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支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耕还草；搞好河道的疏浚，扩大行洪量；完善流域的绿化体系，建设绿色屏障；要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搞好小流域治理，遏制水土流失，改善第五增长区域的生态环境。
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免征农业税。我国农民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纳税人，是税费负担最重的群体。几十年来，农民特别是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民已经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奉献，于情于理都应让其休养生息了。我们认为，休养生息首先要减征农业税和免征农业特产税。2002年农业各税只有717.85亿元，只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4.07%，中央政府完全有承受能力。另外，中央政府要加大对第五增长极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出台相关政策协助第五增长极化解乡村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
改革农村教育筹集制度，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承担成本。基础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承担。可以考虑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市级以上政府为主负担（因为中西部大部分的县都是农业财政，县级政府承担也是农民承担）。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行二年制农民义务职业教育，如果不读高中，可以免费接受二年的职业教育，未读完高中的，可以免费接受一年的职业教育。
农村公共品供给由县级以上政府负责供给。考虑到第五增长极的产业基础作用和粮食安全作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以县级以上财政为主来承担。全国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国家要全额投资；区域的基础工程可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担；区域性的小型水利设施，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和农民共同负担。同时应积极引进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减轻乡村社区兴办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
建立直接补贴农民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我国现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是一种间接支持制度。这种间接支持难以真正惠及农民，也不符合wto精神的要求。我们认为，当前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首先必须按照《农业法》的规定，保证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到位。同时，要趁此机会建立规范的、农民能够直接受益的、符合wto贸易协定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土地休耕、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储备、农作物保险、贫民救济、环境保护、农产品加工、种苗工程等方面的直接补贴制度，让农民直接增收。特别是粮食这一具有安全性的战略商品，要将普惠式的支持改为区域性支持，而且要将补贴金直接交给农民，提高支持保护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强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如果不能建立起对所有农民的直接支持保护制度，可以先从第五增长区域的粮食生产者开始，然后逐步推向所有的农民。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这个决策是英明的。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回避的重要制度。首先建立起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农村特困群体的生存问题。其次要建立农村公共卫生制度，解决农民的大病医疗问题。最后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但是钱从哪里来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想办法：一是从土地流转和非农使用中筹集资金。城镇职工能够从国有产权置换中解决部分社会保障经费，农民同样有理由从国有的土地上筹集部分资金。二是可以从国有资产的减持中提取部分资金。因为现在的国有资产也有农民兄弟的一份子。三是农民自己要承担一部分。可以考虑将减免的农业税或者特产税的1/3作为社保税来交纳。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道格拉斯•c•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
3、约瑟夫•熊彼德，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5、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6、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梅多斯，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8、刘树成等主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9、魏后凯等著，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10、沈坤荣，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1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加快中部地区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03年4月20日。
（说明：本文的基本构想和总体思路由徐勇教授提出。徐勇教授和贺雪峰教授讨论确定了本文的具体思路。邓大才副研究员参与讨论，并执笔写作本文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