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类将面临生存环境的严重挑战，这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例外。人类在庆祝科学技术胜利的同时，不能不面对这一严重的挑战。这是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文化问题。
东方人和西方人，都需要反思各自的文化传统。造成当前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短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出了问题？人们都知道，现代化的实质是理性化，但这所谓“理性”，是工具性的，不是目的性的，其特点是将自然界作为无生命、无价值的对象，无限制地进行开发与索取，只有人类才是宇宙的中心。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人类中心论”已经反过来惩罚了人类自身。这种惩罚具有根本性，因为它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严重挑战，我们完全有理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对人类所具有的真实价值。去年在德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位美国学者对我说，在世界环境大会上，有人提出，中国有那么好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不能实行呢？这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国内，有人讥笑中国文化是过了时的农业文化，甚至是原始型文化，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试问，如果现代文明不接收人类社会包括农业社会所创造的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这样的现代文明将是什么样子？现在不是有一种学说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吗？这其中难道没有永久性价值吗？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便有这样的价值。
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一致，但其最深刻的含义则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命之源（荀子说天是“生之本”），而且是价值之源（儒家的“天德”、“天命”、“天爵”说就是如此），自然界是人类的真正家园，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正因为如此，人类不但要利用自然，而且更要热爱和尊敬自然。无论道家关于“自然”的学说，还是儒家关于“生”的学说，都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哲学。自然界的“生生不息”绝不是单纯的生物学或自然哲学问题，而是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它是人的生命和德性的内在根源。儒家提出以“生”为“仁”，是有深刻含义的。它除了主张要爱人类生命，由此产生一系列伦理原则之外；还主张热爱宇宙自然，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也是一种崇高的伦理。这与“人类中心论”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主张打破物我、主客、内外的界限，以“仁民而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的胸怀，对待自然（无论是有生命或无生命之物），克服“自私而用智”的自我中心主义，实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是一种真正的普遍关怀。“用智”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如果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就是一种最大的障蔽和“限隔”，从而会丧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人的“天职”不是别的，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实现“万物一体之仁”，绝不是与万物对立起来，去作万物的主宰。
因此，人类要反思，要恢复某些伟大的传统，从中吸取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这并不是完全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重建价值理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人主张，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科学技术本身去解决。这是一种幻想。否定文化价值的作用，正是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原因之一。中国文化缺乏现代科学因子，我们很需要发展科学，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时解决好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关系问题呢？中华文化在发展现代科学的同时，完全有可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要再跟在别人后面跑了。何况，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绝不是哪个国家或民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以保护、爱护和尊重自然作为人类文化的共同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人类，才能使人类进入一个有美好家园的21世纪。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应当作出自己的贡献。
*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