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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开辟儒学研究的新境界

——《蒙培元全集·文章(1998年-2001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22-04-25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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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看来,儒学研究到了今日,似乎无话可说了。一则因为,儒学已经过时了,要研究只能是“钻故纸堆”;再则因为,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再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其实不然。


曾经影响过19世纪西方哲学的某个哲学家早就说过,中国的孔夫子只有“格言”,没有“哲学”,但现在已没有人认真对待这句话了。20世纪又有人说,中国的儒家只有“政治伦理”,没有“宗教伦理”(当然更谈不上“宗教改革”),这句话长期以来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儒学研究,很多人认为儒学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没有什么“超越意识”,但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等人提出,儒学是“理想主义”的,是很有“超越意识”的,他的论著影响了很多青年人。近几年来,人们普遍关心“现代性”一类的问题,试图找到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定位,努力挖掘儒学的精神资源,但什么是“现代性”,首先就有不同理解,更不要说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可见,问题不断出现,研究也不断发展。


儒学研究理应跟上时代步伐,更要有“问题意识”。这同“赶潮流”、“赶时髦”是两码事。有人一听到“儒学的现代意义”就神经紧张,以为是要否定什么什么了。其实大可不必。只有根据现实提出的问题,对传统进行反思,才有可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路子,儒学研究也不例外,想同一切传统“彻底决裂”是不可能的。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真正构成事物发展的重要环节、因素或条件的那些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问题就能构成“问题意识”。从目前儒学研究的情形看,大体有两方面的“问题意识”,一是现实方面的,一是理论方面的。这两方面是有联系的,但又不是单纯因果性的。这样说主要是防止儒学理论研究要立即发生实效那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理论研究只能回到书斋,与现实不发生关系。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只要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性研究,都有时代气息、时代精神。


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上看,儒学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因为它毕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了民族精神,有丰富的智慧。


前些年,有人从东亚崛起的事实中找到一个“东亚模式”,即“儒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但是自从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便有人迅速做出反应:所谓“东亚模式”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有病”的。这多少影响到人们的看法,研究儒学还有没有意义?至于理论方面,自从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将儒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相结合,提出各自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牟宗三以其对儒学的独特理解方式提出一套理论体系之后,不少人认为,儒学的理论问题已经到了“尽头”,再也无话可说了。


当然,进行儒学研究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并不是一回事,不能将二者等同。人们常说,要进行“科学”研究,还有人说,要进行“纯学术”研究。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学术研究,如果没有时代意识,没有新的问题,没有新的观点和方法,这样的研究是不会有多大价值的。胡适提倡考据学,也是有强烈的时代意识的,那就是引进“科学方法”,并不是找到几条资料就算学术研究了。


究竟有没有“东亚模式”一类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至于说它“有病”,这倒是值得重视的。因为问题的提出和责难都是从某种模式即“韦伯模式”而来的,但“韦伯模式”是不是普遍性的“经典模式”,并不是不可怀疑的。但无论如何,儒学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居于何种地位、起着何种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与此相关的,诸如社会、家庭、教育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等,都在研究范围之内。但这类研究,最好少用“模式化”、“抽象化”的语言,多进行一些实证性的分析与综合。


理论研究则不同,不仅“问题”很多,“方法”很多,而且发挥创造的余地也很多。应当承认,这些年来儒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这是必要的、值得高兴的。但是,理论方面的研究需要更多建树,要开出新的境界。


开展儒学的理论性研究,需要在较大的知识背景下进行,视界要开阔,理论要扎实,方法要新颖,特别要了解西方哲学的进展和问题,在比较中进行反思,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不断进行创造性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研究同其他研究一样,其贡献不在于结论本身,而在于问题的提出。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儒学研究只能在开放的意识下进行。时代在变化,理论在发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在世界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中找到儒学的位置与作用,任务是艰巨的,任重而道远。有人提出从“全球意识”出发研究中国文化与儒学,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所谓“全球意识”,并不是离开中国文化与儒学去找一个抽象的“全球意识”,而是在儒学与其他哲学文化的比较中观察思考全球问题,这就需要更加突显儒学自身的特点。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理解“一体化”的问题。走“中西会通”的路,本来是很好的,但这是一个需要长期为之不懈努力的过程,一些大师级的前辈学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要真正实现中西“融合”,则谈何容易。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前辈们的时代,用西方某一个或某一派的哲学观点与方法来解释儒家哲学,而是要在对西方主流哲学与文化尽可能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儒学的独特性。只有了解自己的独特性,才能思考“融合”的可能性,就如同世界的“一体化”必须以“多元化”为前提一样。


这样看来,儒学研究中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有些问题可能被认为是“老问题”而被搁置起来了,没有看到它的现代性意义;有些问题不被看成是“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有些问题未经认真反思而被放过了,有些则被其他问题掩盖起来了。试举几个例子。


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既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现代的全球性问题。21世纪的生态、环境与发展问题将是非常严重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或国家,都不能不面对它,并重新反思它。儒学在这方面有极其重要的论述,需要我们重新解释,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资源。有人说,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对现代社会没有积极意义。事情究竟如何,正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不是几句话就能作结论的。现在随着问题的尖锐化,在西方“自然主义”又流行起来了。儒家(还有道家)也讲“自然”,但儒家所说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同西方的“自然主义”有没有区别?“自然”有没有目的性?连最新的自然科学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是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关于“自然”的概念就算解决问题了?这里有深刻的哲学问题。


再如人的问题。大家承认,儒学从根本上就是人学,但它有没有更深层的意义?随着工具理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家不约而同地重新提出人的存在问题,有人主张回到“完整的人”、“本真的人”、“完全的人”,这也是一个时代问题。人仅仅是“理性动物”、“符号动物”,还是“一堆要素”或“可能性”,即什么也不是?要讨论人的存在问题,就不能没有情感,而情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又是中西哲学长期讨论的大问题。其实,儒家在这方面有非常细致、深刻的论述,只是过去由于我们套用西方哲学以解释中国哲学,因此这些重要内容被排除在外,现在是不是需要认真研究呢?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视之为“非理性”,这是西方的传统,但儒家又是如何说的?人们喜欢谈论的儒家“道德理性主义”如果离开情感,还能剩下什么呢?


又如实体与境界的问题。在儒学研究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牟宗三先生很关注宗教问题,但牟先生的“既宗教又伦理”的学说,其理论基础则是西方的实体论,特别是康德形而上学的实体论,他有“道德实体”与“宇宙实体”之说。冯友兰先生讲境界,但又是从“实在”和概念认识的观点去讲。儒学究竟是实体论,还是境界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境界问题是儒学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其精髓之所在,但究竟应当怎样讲?境界与实体、境界与认识有何关系?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哲学问题,涉及哲学与宗教的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进行有深度的研究,我自己深感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困难。


我举这几个例子,只想说明,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要说的话题很多,而且很有理论意义,并不是说,儒学研究只有这些问题。“问题”需要我们发现,需要我们提出。只要我们站在时代的理论高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进行创造性探索,就会做出新贡献,使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


* 原载《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第8‒10页。此文作于199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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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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