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它的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也有前兆与后续。“五四”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回忆“五四”时，特别提及1918年5月21日，北京学生到新华门冯国璋总统府前的请愿示威。那次请愿基本达到了学生的目标，冯国璋出来许愿，保证不做违背国家利益之事。但惟一后悔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此提出了辞职（参见《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事实上，如果不是“形势一天紧似一天”，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很可能会发生在5月7日国耻日而成“五七”运动。因为有了前一年的“前兆”，“正文”的出现就是必然。此类连锁反应，经“五四”的鼓舞，几乎成了在校大学生的操练演习，即便事情仅关乎食堂的饭菜质量、教授教学不佳，也依然会游行一番，只不过范围可能限于校园之内。所以，曾经支持和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的胡适、蔡元培也开始反思了。
反思的还不只老师辈，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罗家伦在“五四”浪潮过后，也或写信或撰文，总结其经验，反省其行为。“五四”当天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曾经为不能阻止学生“火烧赵家楼”的过激行为而后悔，他第二天晚上即被另一激进学生的一拳打出了“五四”学生的圈子。留学英伦前，傅斯年写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所谈虽集中于新潮社及《新潮》杂志的回顾与展望，但反省的却是五四学生的普遍问题。他说：“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我们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面对彼时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傅斯年的态度倒非常像他最尊崇的老师胡适。他说：“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一团体和一个人一样，进步全靠着觉悟”，“《新潮》的将来大约也是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不是个专研究现日中国社会问题的；也是各人发挥各人的主张的，不是有一致的主义、壁垒整严的”。
留学英伦后，傅斯年对“五四”的反思仍未停止，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学术建树上的不足，就让他深以为虑。1920年在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信中，他谈到了思想文化的学术基础。他写道：“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献接著，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
另一位学生领袖罗家伦在“五四”运动期间，比傅斯年积极得多。“五四”请愿示威当天，《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出自罗之手，随后他还参与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上海去宣传鼓动，并且作为北大平民演讲团的发起人之一参与到活动中。罗家伦的优长之处，是擅长归纳总结。“五四”期间，是他较早地从精神的角度总结“五四”的。他关于“五四精神”的三个定位（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精练、准确，直接影响到了老师辈（如陈独秀）。但对比起来看，运动一年后，罗家伦的看法显然冷静了许多。
1920年5月，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罗家伦罗列的学生运动的几点成功与失败之处，颇能体现其眼光和反省能力。成功不必多说，学生运动的失败之处，按照罗的归纳，主要还是“落于形式的窠臼”。从思想上看，就是“学生万能”观念在学生中滋长，而行动上则表现为“什么事都要过问”，“而且目标不专，精力不粹，东突西突”，“恍惚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并常常站在监督和指导他们（指群众——引者）的地位”。而“我们自信万能的结果，必至于万不能”。造成“落于形式的窠臼”的原因，在罗家伦看来，最主要的是“学术的停顿”，大家感受到“知识的空虚，不够应用”。所以，罗家伦在“将来应取的方针”一节中强调得最多的是“文化运动”的意义。他指出：“在现在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我们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因为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没有思想未曾改变而行动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
在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上，罗家伦提出来了几点具体的希望，包括出版物的质的提高，增加通俗的宣传品，从速系统地翻译西方书籍以及在他看来“当今最刻不容缓之图”的专门学者的培养等。不难发现，罗家伦的希望，与陈独秀早一个月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的说法颇为相似。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人（性）主义”，此时也影响到罗家伦对“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的认知。在谈到“社会运动”时罗家伦专门列有“个人”一条，他说：“个人运动所以比群众运动高的缘故，就是个人运动没有侥幸心。”傅斯年的话语与他的同学、朋友罗家伦惊人地相似。在赴英留学的旅途中，傅斯年写道：“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炼成一个可以自己依赖过的我。”“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的独善。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久后恐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群众运动是民治国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但不要忘改造社会并不专靠群众运动。是个人运动更是要紧，我所指的个人运动：一是个人学行的砥砺，一是个人的牺牲，合起群来牺牲，……个人的牺牲多是真牺牲，真勇敢的牺牲。”（《旅欧道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重视个人与重视群体，这应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思想取向上的根本区别。可见，“五四”以后，部分学生通过反思，又回到新文化运动的轨道上来了。
要坚守个人主义，又要寻求思想文化的学术基础，带着这样的前提留学海外，傅斯年、罗家伦的人生选择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傅斯年到伦敦大学研修实验心理学，旁及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其中固然有“科学崇拜”的影子，但想从科学中找寻一个新的研究方法的诉求是明显的。按照罗家伦的解释，他们一批人当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其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至于怎样“成一家言”，罗家伦1926年5月22日在致女友的私信中透露出的与其说是他个人的“野心”，不如说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欲求。罗家伦分析说：“目前海内学界，宗仰胡梁（胡适、梁启超——引者），其实胡梁者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庵句）的人，于学术方面的solid contribution是很难讲的。若是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如傅斯年兄），再蹈胡梁故辄，则中国已有胡梁，何必再有类似的胡梁者。看到这层，便可知道我努力的方向，或者不是无意识。”对于具体志业，他说得也很明确：“我现在的志愿，是学问上一件重大点的贡献。我所愿过的是一种学者的生活。我虽志在学者，但是我不是对于社会没有同情的人，如槁木死灰。我来自于学术之外，还负一点有为社会做事能力的浮誉。我将来对于社会，于学术余暇，或者还要尽一小部分批评指导的责任（以不妨害学术贡献为度）。但是对于实际加入社会政治一层，我认为‘泥中斗兽’，决不愿以我更有效的精力，用在这种常得负号结果的事情上面。”
然而，罗家伦要践履自己的诺言，矢志于学术研究，却是相当困难的，不仅是社会条件的影响或“五四”的余勇未消，从个人的取向看，他对社会的关注程度也远大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如所周知，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巴黎和会遗留的问题还有许多，战胜国决定于1921年底在华盛顿召开九国会议，即华盛顿会议。中国也是受邀出席的国家之一。于是，“五四”的“后续”故事又开始了。
听到华盛顿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时在美国大学学习的罗家伦立即撰文。此稿1921年8月7写就，随即发往国内，《东方杂志》于三天后作为特稿在头条刊登。在这篇题为《华盛顿会议与中国之命运》的文章里，罗家伦向国人传达的首先是一分焦急的、刻不容缓的心情和立即行为的愿望。他强调说华盛顿会议“比巴黎和会还重要万分”，因为后者主要是针对德奥，而前者是针对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他接着提出了“全国急宜奋斗的”三个原则和措施，即“破除日本在东方之特权势力”、“防止中国受国际统治”以及“中国急切应取之办法”。他要求政府赶紧选派与会的代表，同时要防止上日本的圈套。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要发动“国民运动”。他解释说，“外交必以国民为后盾，乃确切不移之事实，当中国无统一政府之时，尤为必要。……现在实中国最用得着国民运动的时候。此次运动，尤当为全国的，有组织的。”他要求组织“全国国民大会”，“从速抵制日货”，“组织国际宣传”和“设立外交最高会议”。
有关华盛顿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并不是罗家伦第一个传入国内的。早在8月之前，国内报刊对此已有报道和讨论，民众也在行动。7月24日上海商界联合会便发起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号召“国民外交”。8月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开会，讨论与华盛顿会议有关的问题。但罗家伦的呼吁也起到了实际的效果。同年11月11日由17省170多个团体参加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它与全国各界联合会于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致电美国总统哈定和华盛顿会议主席休士，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青岛，取消外国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
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也不会等闲。他们组建了“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与华盛顿当地的中国记者一起到国民代表的住处传达民意和督促中国派出的国民代表。罗家伦是“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组建者之一。他被推举为中文编辑股主任和前去华盛顿监督、游说的“后援会”代表。
罗家伦先后写出多篇文章，剖析华盛顿会议的实质以及对中国的影响，文章在美国当地和加拿大的侨报以及国内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不能说罗家伦没有竭尽全力，他敏锐的观察，犀利的文风，都体现在有关的文章里，为了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他写出了《精神破产之民族——我反对直接交涉的根本观念》，他不希望因为与日本“直接交涉”，变相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而使“三年以来全国之牺牲奋斗，青年志士之丧生绝命”的工夫白费。他赞成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山东问题，即使各国不赞同，失败了，也要继续提，以显示中国人“不为不义屈”的精神。而华盛顿会议后，他长达三万字的《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详尽地分析了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外交的失败。他认为，中国政府“事前无准备”，“临事听命于人”以及“十大纲”提出之不妥，都是造成失败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政府本身的腐败，他指出这“非弱国无外交，乃是腐败国无外交”。他把“中国民族无真正领袖人才”和“非先从国内政治改革着手不可”视作“根本上的觉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除改革政治外，教育问题“是民族根本问题”，不能不予以重视。
“五四”学生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攸关的问题上，确实没有理由置己于事外。这一点在罗家伦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难怪他要将此次华盛顿会议前后的爱国行为称为“五四”的“延续”。但罗家伦的做法已经与“五四”时候有所不同。他辞去了“后援会”代表，人虽然也到了华盛顿，但同时兼顾着国内两家报纸的采访任务。他决定专事宣传工作。用宣传的方式而非“五四”时的“直接行动”来尽“对于国家辞不了的义务”，是罗家伦在“五四”后的自我选择。他似乎真的要为开创有计划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潜心努力了。1926年，他给女友写信时许诺说：“我的野心是要将来公认我于中国这个时代的进步程序中，我是有坚实贡献，有真正影响，少不了的一个人。不但对于中国学术有贡献，而且可以学术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将来。”
罗家伦从普林斯顿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又从美国到英国，再从英国到德国，从德国到法国，先后在六所世界知名学府游学。他一边学习，一边为中国近代史收集资料。这也为他以后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打下了基础。但人与人的选择和命运是不同的，同样是不事学位的游学，成就了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罗家伦却因学术功力未逮，被人讥为“修史不成编”（参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
1926年7月，罗家伦结束海外游学生活，启程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但随后不久，为国家“尽责任”的热情再次燃起，他投身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任司令部参议。虽然也是专事宣传工作，但这一回与以往大不相同，他真的脱离了“五四”的轨道，走上了现实政治的道路。他当然还在记挂“五四”，一有机会就撰文、谈话为“五四”运动的正当性伸张，他在担任大学校长时也努力继承着“五四”遗风，照老师们（如蔡元培）的榜样行事，所以陈寅恪评价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参见毛子水《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但是，总体上看，罗家伦青年时代的“学术野心”并没有完全实现。
【刊《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