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典”流行期间，中央电视台采访了美国科学家何大一先生。何先生在研制艾滋病药物方面有重要贡献，当主持人问何先生对发现艾滋病病毒有何感想时，他说出了两个很重要的字：“敬畏。”这真是有些出乎意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敬畏”什么？
在某些人看来，艾滋病病毒是从非洲黑猩猩身上感染的，“非典”病毒也是从某种动物身上感染的，因此，黑猩猩和这些动物才是艾滋病和“非典”的“罪魁祸首”和“元凶”。“非典”来了，我们要与之战斗，那么，对于这些“元凶”，又该怎么办呢？无论如何，与“敬畏”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值得深思的是，在新闻媒体上，除了“战斗”的语言之外，我们很少看到和听到别的东西。有些媒体，还将这种“战斗”语言扩大到防治“非典”之外，到处滥用，竟然把攀登珠穆朗玛峰也说成是“征服”，把防治水灾也一定要说成是“人定胜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人的力量。
这种不加分析的“战斗”语言，造成了一种紧张和恐惧的气氛。有人听说“非典”与动物有关，连自己家里养的可爱的小狗、小猫都扔到大街上，北京和许多城市出现了大量可怜而无助的流浪狗、流浪猫。但是，奇怪的是，就在“非典”蔓延的日子里，却有人照样到餐厅、饭馆里吃野味！而且，经营这些野味的餐厅依然生意兴旺。一公斤藏羚羊卖到几万元，仍有人光顾。据说，野味营养价值最高，无怪乎到了无所不吃、无所不杀的地步。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难解的现象，一方面是因害怕动物感染病毒而丢弃家里的小猫小狗，另一方面却为了一饱口福而大量捕杀野生动物。
从“战斗”语言的滥用，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甚至对抗。这种观念认为，自然界是没有自身价值的，有的只是被人利用的使用和商业价值。自然界的动物是没有生存权利的，它们只能用来为人服务，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是不能施之于动物的，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只能作工具作餐桌上的佳肴。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贪欲。
稍作“考证”，就会发现，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但是也有新的特点。【人们都记得，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就开展过一场场大规模的“战斗”。其中，既有人对人的“战斗”，又有人对自然的“战斗”。“不怕天，不怕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就是那时的战斗口号。】现在情祝不同了，改革开放和生态环境建设已经进行多年了，但是，这种向自然“开战”的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而是变成了一种“无意识”、“潜意识”，在一定的气候下就会重新抬头。这种“集体无意识”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说，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年代，向自然“开战”具有盲目蛮干和空想冒进的特点，那么，现在则有更加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满足人的利益，有些不能容忍的行为则是完全出于贪欲。
应当说，我们现在真正进入了经济发展时期，而且取得了举世皆知的成就，“非典”的爆发只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是，这个问题的出现提示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特别要解决人的观念问题，这种观念是潜移默化的，这种“战斗”语言也是时隐时现的，如果不加分析地滥用，就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捕杀动物、砍伐森林、破坏生态的借口。经济发展当然要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必须与生态保护兼顾起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更不可无故破坏自然环境。像吃野味、捕杀野生动物这种行为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界限应当遵守。对于自然界的动物，除了法律保护之外，人的生态观念、道德意识、伦理责任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衡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程度、人文素质的重要标志。
拿防治艾滋病和“非典”来说，就很值得认真分析和反思。黑猩猩和某些动物真是“元凶”吗？不是的。这一切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是人类侵占了黑猩猩的栖息地，使黑猩猩“无家可归”而被迫跑进入类活动的地区，人类才感染了艾滋病（这里还有经济全球化和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所带来的问题，以及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因素）。是人类大量捕杀、贩卖、食用野生动物而与之近距离和零距离接触，才得以感染了“非典”。】动物有何罪？本来与人和平相处，相安无事，怎么就得罪人了？动物身上带有病毒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并没有引起动物的疾病，就如同人身上带有某些病毒而未引起人的疾病一样。只有当生命的自然秩序遭到破坏以后才会出现问题，也就是当人类接触野生动物从而感染上病毒以后，人类才有可能得病。病原体虽然是动物，但不能说动物是人类传染病的“元凶”。因为病毒从动物身上传染到人身上以后，其性质、作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更重要的是，动物身上的病毒究竟是怎样被传到人身上的？如果人类不能从这里吸取教训，谁能保证以后不会有新的传染病发生？如果发生了，又该怎样？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战斗”吗？
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人类在同自然界的战斗中，不断取得了“胜利”，而且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其后果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地球上已经很脆弱的生态环境再也经不住人类的破坏了，自然界终于对人类进行“惩罚”了。艾滋病和“非典”只是其中的一种。有些人自以为掌握了技术，能够战胜一切，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了人类的无知。何大一是一位科学家，但他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认识到一个更加深刻的道理，我们虽然直接面对的是艾滋病、“非典”，但是，在其背后却有更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如何对待自然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传染疾病和其他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根源就在于人类的活动。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人类必然要受到“惩罚”，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并且继续证明着这一点。我想，这就是何先生为什么说出“敬畏”的原因。这是多么深刻的体悟！
因此，要说“元凶”，人类才是真正的元凶。要说“战斗”，首先应当同人类的愚昧无知和贪欲战斗，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无论传染病还是自然灾害，我从不否认有纯粹自然的原因，但是，在当今人类力量无所不及的情况下，人类的活动越来越成为主要原因，而人类与自然界比起来，毕竟是渺小的。有些人虽然看到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却不愿意深刻反思，因而总想从外部找原因，不从自身找原因。这真是人类的悲哀。现代技术和工具的使用，使人类变得太强大了，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太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了（很多时候是以少数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极其残忍地猎杀动物而毫无怜悯之情，更不要说敬畏之意了。
“敬畏”就是科学防治的最重要的价值支持。“敬畏”是对自然界的敬畏，不是对别的什么东西的敬畏。“敬畏”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信念。这种态度和信念是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教训中得来的，是从科学认识的不断积累和“纠错”中得来的，也是从人与自然的长期相处和生命体验中得来的。有了敬畏之心，不仅能使我们从“非典”中吸取教训，反思人类的行为，而且能够学会在今后的活动中正确地对待自然界的万物，在经济发展中自觉地解决生态问题，避免付出太大的代价，特别是生命的代价。
人类应当感谢和报答自然界赋予的一切。应当同自然界的万物保持和谐亲近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不能是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应当建立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敬畏”既有尊敬之义，又有畏惧之义，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表现出来的一种神圣的情感。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一切，包括人的生命。但是，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不能无限制地、过分地、失去理性地进行掠夺。人类如果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整体，就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自然界的万物，同情和尊重自然界的生命。自然界的动物与家养的动物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但它们都是我们的朋友，都应当受到尊重和爱护，决不能任意虐待、丢弃和杀戳。与野生动物保持一定的界线，正是为了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保护人类自己——维持人与自然的有机和谐与生态平衡。自然界不仅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是有“内在价值”的，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类应当重新理解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与作用，尽到人类的职责。人的最大特点是有理性、有良知，应该知道什么是爱，也应该知道如何去爱。这才是从“非典”中应吸取的最有意义的教训。
“非典”疫情已经过去，或者说告一段落了，但是，“敬畏”之心应当永远保存下去。这样，我们才会少犯错误，生活得更好。如同孔子所说：“畏天命”、“迅雷烈风必变”。有了“敬畏”之心，就会对自然界有亲切感，更有益于身心健康。
*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24日。另见《人权》2003年第5期，第40‒42页，题为《反思非典：对自然界存一分“敬畏”之心》。此文作于2003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