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问题能不能成为以“智慧”为特征的哲学问题，这似乎有极大争议，在西方主流哲学看来，这肯定不属于哲学问题，要建立哲学的理性权威，必须将情感因素排除在外。在哲学领域进行过“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了限制，并且提出情感与意志的问题，特别是意志自由的问题，但他认为，情感仅属于经验心理，决不能成为“形上学”的问题。存在主义倒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它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方法，同中国传统哲学并不相同。我们应当承认，情感问题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一个没有情感的人，真可谓不知疼痒之人，对于他，一切都是灰色的，生活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与人生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情感需要、情感态度决定的，没有情感需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态度评价，一切都将难以设想。正因为如此，关于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哲学，不能不考虑情感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情感，并把它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学，这是中国哲学最大的特色，也是其他哲学所没有或很少有的。
前面说过，康德在讨论道德形上学时，提到情感问题，但他是从批判伦理学上的快乐主义和目的论时提到的，他所说的情，是指感性情感、道德情感、脾性等等，完全是作为经验心理学的问题提出的，他认为这样的情感，包括道德情感，不能成为道德形上学的基础或根据，因为它缺乏客观的普遍必然性。他提出意志自律与意志自由，作为普遍必然的“基准”或“设准”，成为道德形上学的命题。至于意志自由如何可能，是思辨理性的问题，与人的心理情感没有关系。康德虽然批判了西方的传统哲学，但他仍然在西方哲学的大传统里思考问题，仍然是一个西方的理性主义者。后来至少有一位心理学家冯特曾批评康德不给情感以应有的地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情感，含义极其复杂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是中国人学形上学的重要基础，它不仅有情感感受（“感于外而动于中”），而且有情感体验；不仅有经验层次的体验，而且有超越的体验，这是中国的儒、道、释所共有的。
一般认为，道家哲学主张“无情”，不是情感型而是理智型的，但是经过认真考察就会发现，道家所反对的，只是儒家的道德情感，决不是一般地反对情感。老子反对“仁义”，却主张“孝慈”，他否定了情感中的道德内容，提倡纯粹自然的真实情感。庄子反对世俗之情，提倡超伦理的“自然”之情，亦即“无情之情”。儒家哲学是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的，孔子所提倡的“真情实感”就是以孝与仁为内容的，孟子则进而提出“四端”说，把四种道德情感作为人性的根源。这一思想成为儒家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在西汉经验论盛行时期，还是魏晋玄学高涨时期，思想家们都是以“不忍之心”解释仁，也都是从道德情感出发的。宋明儒学虽然完成了人学形上学，但作为核心理论的心性之学，仍然以情感说明人的存在方式。无论程朱派的“以情而知性之有”，还是陆王派的“由情而见性之存”，情都被说成是性的呈现即人的存在方式。“体用统一”是理学的根本特点，本体通过现象作用而表现，心性本体通过情而体现，这是理学家反复强调的。离了情，所谓心性，所谓本体都无着落，都落空了，成为他们所反对的“有体无用”之学。佛教哲学否定情欲、情识，提倡绝对超越，但是中国化的禅宗，却并不否定七情六欲，不否定人的现实的情感活动，不仅如此，禅师们在“扬眉瞬目”、情态百出之间体验佛的境界。以至有些理学家批评禅宗虽说“无情”，实则为了“私情”。
但是，如果说中国传统哲学只是主张感性情感，仅在经验心理学的层面，那当然是错的。正好相反，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是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高级情感，绝不是情绪反映之类，是理性化甚至超理性的精神情操、精神境界，绝不是感性情感的某种快乐或享受。如同杜维明先生所说，这里确有“高层心理”与“深层心理”的关系问题。但是它所提倡的，是自我实现的“高层心理”，道家提倡无情而有情的美学境界，儒家提倡有情而无情的道德境界，禅宗提倡无处无佛的宗教境界，实际上他们都提倡不离情感而超情感的精神境界。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主流中，并不是只有道家讲美学境界，只有儒家讲道德境界，只有禅宗讲宗教境界，只是为突出各自的特点，才这样说罢了。
超越层面的情，表现为一种情操、情境、情趣或气象，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其最高体验就是所谓“乐”。道家提倡“至乐”，儒家提倡“孔颜之乐”，佛家提倡“极乐”，它们都不是指感性的情感快乐，而是能够“受用”的精神愉快、精神享受。只有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能享受到这种快乐。道家以“体道”为至乐，道是没有私情的，是绝对普遍的，它是生命存在的最高本体，也是人生价值的根源，只有在生命的最深处进行体验，才能与道同体，实现人的本体存在。这是一个不断净化与纯化情感的过程，如果把道家所说的“道”解释成逻辑概念或观念实体，把“体道”解释成一种客观认识，恐怕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孔颜之乐”是一种道德情感的最高体验，孔子的“求仁得仁”，颜渊的“不违仁”，孟子的“反身而诚”，就是这样的体验。仁与诚不仅是伦理道德，而且是宇宙情怀。为什么要“反躬”、“反身”呢？因为它是生命所具有的，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命之流，并不在身心之外，因此要体之于身，体之于心。这也是宋明儒家经常提起的话题，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在自己身上着切体验”。体验、体会、体味都是情感的投入，性情的陶冶，同时也伴随着认识，其结果就会得到一种“乐”。这是自我超越的内在体验，不是一般情绪感受。“乐”本是自家所有，当王阳明说“乐是心之本体”时，他是把情和知统一起来的，这种体验是“为己”，而不是“为人”，即为了自家“受用”，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禅家语）。
西方哲学有一种爱真理、爱科学的价值传统，其实这也是由情感需要和态度所决定，并不是与情感毫无关系。但是在以知识为价值的传统形成之后，便出现了纯粹理性与价值中立的观念，并且把情感因素看成是负面因素，而它所谓情感正是“私情”。这样，情感问题则留给宗教去解决。从“知识就是价值”到“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理性被推到工艺技术方面，产生了近代工业社会，而新教伦理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韦伯理论）。西方宗教虽然一直维系着价值之网，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对于上帝的信仰越来越淡漠了，现在则出现了所谓“精神失落”的问题。中国哲学似乎没有遇到科学、宗教分家的问题，但是自从进入近代以后，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实，中国传统哲学也是求真理的，但不是西方式的科学真理，而是人生的真理，也就是意义和价值真理。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称之为“意义”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1]，还有许多新儒家也持类似看法，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接受上帝存在的观点，但是要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也就是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宗教精神。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不同于宗教信仰，倒不如说是宗教体验。这正是情感哲学所包含的问题。随着西方宗教学的发展，公开论证上帝的存在已经很困难，于是出现了宗教心理学，用宗教体验说明宗教的本质，这自然是一个发展。而中国传统哲学早就讲宗教体验了（这绝不是什么“一切古已有之”），只是中国人所讲的，既不是宗教学，也不是心理学，而是一种哲学。
从这里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传统哲学宣扬一种非理性主义或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是从生理学、心理学意义上所说的情绪情感，杂多而无统一性可言，神秘主义是完全超理性的，是理性无法解释的。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把本体体验有时说成是神秘主义，而且是“东方式的神秘主义”，这是同西方唯智主义的理性主义相对立，有意向中国传统思想靠拢。但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体验，虽然同西方理性主义有区别，却不能说完全是神秘主义的，而是情理合一的，这个理就是孟子所谓“义理”，是与意义世界、价值世界相联系的。孟子的“四端”说，其中有“是非之心”，亦可说是“情识”，这是“应然”之知，不是“实然”之知，合于义者即为是，不合于义者即为非，“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个理义之心即情理，情义之心，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良心，“是非之心”就是这种道德良心的自我判断。我即是普遍的，同时又与情感心理不可分。关于事实一类问题，比如日月运行之“故”，是可以“推”而知之的，但这不是孟子和儒家（包括道家）所关心的。
情感是有不同层次的，有感性情感（如情欲、情绪），有理性化的情感（即情理、情义），还有超理性的情感（神秘体验、宗教体验）。关于感性情感，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承认其存在，但是并不提倡；对于“私情”、“私欲”则是批判的。它所提倡的是自我超越的理性化的情感。比如美感体验，中国哲学并不重视具体的感性美，而是具体中的抽象（即所谓“意象”）。庄子说：“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所谓“天地之美”即审美体验，是一种情境或意境，而“万物之理”即是生生之理。情美与生理是统一的，主观与客观是统一的，人与自然是统一的。这是不是“有意味的形式”，尚可研究，但它是理性主义的美学，则是毫无疑问的。道德情感及其体验，更是理性主义的。陆九渊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心性情合一之理，是道德情感同道德理性的统一，也就是“以情顺理”、“以理化情”，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至于宗教情感及其宗教体验，则是寻求人生的终极意义和归宿，中国哲学不是将人的情感客观化为彼岸的人格神即上帝，而是在主体自身求得解决，此即所谓“安身立命”之学。从孔子的“知天命”，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到宋明儒的“穷理尽性至命”，都主张返回自身，通过体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道家庄子所谓“天在内，人在外”，也说明天道内在于人而存在，“心斋”、“坐忘”就是内在体验的重要方法。佛教天台宗的“自性说”与禅家的“明心见性”说都说明佛性在自家心里，是自家本有的“无尽藏”，不需外求，只在觉与不觉。这个觉当然是直觉，但有体验的成分在。在有限中实现无限，在暂时中实现永恒，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形上学。这里确有神秘体验的问题，但是同宗教神学有区别。
以上所说，挂一漏万，但是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因此也就突显了它的现代意义。
现时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现代社会是商业、市场经济的社会。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了物质财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市场经济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不断地发挥创造才能。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由于科学主义的盛行与工具理性的发展，却普遍出现了“精神失落”感，或者说丧失了“精神的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哲学以其丰富的精神资源，能够从积极方面来为现代人类提供帮助，使其重新找到“精神的家”。
有人说，中国传统哲学已经死亡；还有人说，中国传统哲学只有负面价值。这里涉及许多问题，我们只从情感哲学的角度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与现代化绝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个现代人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拥有者，而且应当是精神财富的拥有者。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应当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共同问题。
哲学不仅是“时代精神的花朵”，而且是“人类生命的长青树”，传统哲学的精神价值不会“死亡”，但是容易被人抛弃。真正继承传统精神的人，决不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倒很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创造者。一个具有高尚情操与精神境界的人，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而且能够创造未来，影响和改变社会。任何哲学，只要是哲学，它决不是为现实进行论证，更不是现实的工具，而是立足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运用批判的权利，创造新的价值。而要创造，必须从传统哲学中吸取精神资源。
哲学对于现实的批判决不是消极的，更不是倒退到农业社会去批判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农业社会，有同农业封建意识相联系的一面，对此应当进行批判；即使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也要以批判的眼光进行解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传统哲学给予人们的启示，特别是那些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启示，是不应该抛弃的。人类的精神生活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但是，关于有关情感需要、情感意识的问题，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正如方东美先生所说，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是情感的动物。人类运用符号进行交流，不仅表现在智能和知识方面，更重要的是情感方面。如何培养高尚的情操和情趣，提高精神境界，不是理论理性所能解决的，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所提供的精神资源，难道不值得我们珍视吗？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问题，但是，对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来说，就更加显得重要。当然，对于传统哲学中的情感和情感体验问题，如何同现代社会结合起来，还有一个进行批判与解释的问题，还要着眼于新的发展和创造。比如说，对于“深层心理”的问题，就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采取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因为这也是人类精神的组成部分，并且也是创造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个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世俗化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有一个传统形上学的“消解”问题。但是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理应是解决“高层心理”、提高精神境界的问题。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主要在于此。
从另一方面说，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由于传统哲学特别重视生命情感，由此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哲学系统，它以情感体验为重要方法，以提高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因而在理智层面缺乏特殊发展。这是运用现代辩证思维反省批判传统哲学所应得出的结论，对此不必讳言。情感是人性的重要内容，理智也是人性的重要内容，作为主体的组成部分，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或者说，前者是向内的，后者是向外的。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了人的内在主体性，西方哲学则发展了人的外在主体性。内在主体性并不否定客观性与超越性，并且建立了宇宙本体论（特别是理学），但它认为，宇宙本体内在于人而存在，此即性与情。因此，人是完满自足的，要实现人的存在价值，必须通过内在体验与直觉。这也是一种自我超越（或内在超越），即超越小找，实现大我或真我，实现人的最大幸福。外在主体性则着眼于人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因此必须向外发展。一方面，人将自己的情感外在化为人格神，通过不断救赎（即原罪意识），最后实现与上帝同福，这是西方的宗教哲学与宗教文化；另一方面，则不断向外发展理性，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从而发展出逻辑数学与实证科学，这是西方的科学哲学所关心的。当然，西方也有人文主义，但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发展出外在的主体性，特别是缺乏理论理性的精神和兴趣，而这一点正是现代化所必须的。中国传统哲学更多地与美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相联系，它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也是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所必须的，但在发展科学技术和建设民主政治方面，则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正如西方主流哲学在提高精神境界方面有其局限性一样。它可以容纳科学民主，但不能开出科学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整体主义观点未必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指望传统哲学解决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历史意识。当前，我们应当开展中西哲学的平等对话，不求其同，但求其异，这样才能打开思路，互相比较，也才有可能使传统哲学走进现代社会，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当今时代，要建立一种包罗一切的统一哲学是不可能的。
* 原载《中国智慧透析》，华夏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60‒168页。
[1] 见《三松堂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