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工作是随着问题进行的。问题的提出，与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直接有关。我不能说我已经理解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我只能说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怎样才能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呢？我想，除了读原始文献之外，就是了解西方哲学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方面我有很大的局限和不足。首先是不懂英语，只能看翻译著作，西方哲学层出不穷、眼花缭乱，只能读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理解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但是，我逐渐形成一个看法：读西方哲学著作，是为了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哲学的特质，而不是以西方的某个哲学为框架，套解中国哲学。这是我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方法。读当代学者的著作，也有一个局限，就是喜欢读的书，会认真读，不喜欢读的书，就不想读，缺乏虚心学习的态度。我对别人说过，对于有贡献的学者是不能绕开走的，但是我自己就做得不够。“入乎其中”，才能“出乎其外”，这是我后来逐渐领会出来的。
我就是在读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再按这些问题一步一步进行研究的。情感与理性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从思想进路上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从理学研究进到心性问题。这一点受到当代新儒家的影响和启发。通过“理学范畴系统”的研究，我意识到，心性问题确是理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儒家很重视人性问题，但不是自然主义的讲法，也不是单从知性上讲，而是从主体德性上讲，这就有心性关系问题。80年代，刚刚开始接触新儒家，他们的著作在大陆不易看到，但是，汤一介先生有一套台湾版的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这可能是大陆学者仅有的一部新儒家的代表性著作。汤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将这套书借给我看。我可能是最早读到这部书的大陆读者之一。结果将书翻坏了（印刷质量不好），没顾得上修补就还给汤先生了。好在是学生借老师的书，汤先生并没有怪我。我当时还请教过冯友兰先生，我说我要写一本研究心性论的书。我知道，冯先生的观点和熊十力、牟宗三先生不同，但冯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并说：“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体现了一位哲学家的胸怀。
但是，我发现牟宗三先生用实体论的观点讲中国的心性之学，把心性说成形而上的绝对超越的实体，这符合宋明理学吗？于是产生了新的问题。至于纵贯与横摄、自律与他律一类的问题，就我当时的理解，也不能完全同意。我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心性论》一书，现在看来很不成熟，但这些问题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这就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儒家哲学的精神特质究竟是什么？
第二个阶段就是心灵问题。从心性问题到心灵问题，我的初衷就是针对实体论，探求中国哲学家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中国哲学没有灵魂的观念，没有上帝的观念，那么，它面对的是什么呢？是天，是道，但是天和道是不是绝对超越的实体呢？我认为不是。“天道流行”才是根本特点。而天道与心灵是直接沟通的，心灵的超越实际已是自我超越。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哲学最关心的。所以我提出，中国哲学是心灵哲学这一看法。这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有一次某报社记者采访，我提出这个看法，可是在报纸上这句很重要的话被删掉了。儒家为什么对客观世界缺乏西方式的追根究底的探求？因为它要解决人自身的心灵安顿的问题。心灵既然不是实体论的，那又是什么形态的哲学？我认为是境界形态的。这一点显然受冯先生的影响。但冯先生又说过，在中国哲学中只有佛学是境界形态的。而牟宗三先生又认为，只有道家是境界形态的。至于儒家，他们都讲本体论（实在论）、存有论（实体论）。我经过一番思考，大胆地提出，儒、道、佛虽有不同，但是与西方哲学比较，都是境界形态的。这是我对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解，至于正确与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唐君毅先生讲“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将存在与境界分开讲，我的问题是，心灵有没有存在？其存在是什么？心灵境界何以可能？
这就进到情感与理性阶段。这是心灵境界说的进一步追问和推进。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情感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也是心灵的存在，心灵境界是建立在存在之上的，不能离开存在讲境界，境界就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情感既是最原初最原始最本真的存在，也是最终极的存在，既是显性的，又是隐性的。儒家不仅讲生命存在，而且讲存在价值，这些都是由内在情感决定的，所以，情感是儒学的真正支点，如同理智、知性是西方哲学的支点一样。因此，我又提出，儒学是情感型的，不是知识型的。这个看法是经过一系列追问，即从理学范畴系统到心性关系，再从心性关系到境界与心灵存在的关系，最后从心灵境界到情感，在中西比较中提出来的，是我对儒学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一个重知，一个重情。这并不意味着儒学排斥知性，但儒学的知性总是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是生命体验式的，不是逻辑推理式的。儒家也追求人生的幸福，但不是通过知识而获得权力，靠知识权力得到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是实现人生的价值从而得到情感的满足。这是生命体验即情感体验的问题而不是科学认识的问题。这当然不只是感性情感的满足（如好好色，恶恶臭，儒家并不反对，但不是主要的），而是高度理性化甚至超理性的情感满足。
牟宗三先生说：“心可以上下其说。”我认为说得很好。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情可以上下其说”呢？我认为完全可以。所以，绝不能把情感限制在心理学的实然的层面上，也不能像西方情感主义者所说，情感完全是个人的主观的喜好和兴趣。一个“情”字，可能永远讲不完，既能讲美学，也能讲道德伦理，还能讲哲学、讲宗教，不能只讲成《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个“情种”，只和女孩子一起混。贾宝玉这个“情种”也是天地之灵气变来的，那块“顽石”也不是一般的顽石。
情感能不能理性化？或者说有没有情感理性？这是问题的关键。西方哲学也可以讲情感，但是被归结为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中国哲学的回答则是肯定的。儒学的核心是仁，仁是情感，但又有理性原则。孔、孟且不说，就是理学家朱熹，也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爱是情，理是理性，“爱之理”就是情感理性，即中国人所说的“情理”。批评宋儒的戴震也说：“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以情释理。儒家是讲理性的，不是非理性和反理性的，但它是具体理性，而不是形式化的抽象理性。所谓“具体理性”，就是有情感内容，不只是空的形式。但是，过去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总是把情与理分开，以情理二元论的观点讲中国哲学，结果越讲越不像中国哲学。儒家讲情理，实际是讲价值理性，因此未能开出科学知识，但不能因此否定儒家的贡献。讲人的哲学而不讲情感，那才是最奇怪的，最终只能讲“物化”的人、“异化”的人，变成理性的工具。
至于我在《情感与理性》一书中的讨论，是很初步、很粗糙、很不成熟的。如果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很欢迎，如果能由此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此文作于2008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