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作为冯先生的学生，在做学问方面，冯先生的精神对您有什么启示呢？
蒙培元：这个当然。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这条道路，是在冯先生指导下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他对我的指导作用很大。1963年我本科毕业以后就报考冯先生的研究生，很幸运被录取了。那个时候很年轻，好高骛远。第一次跟冯先生见面时我说我要做研究，一边学习，一边写文章，发表文章。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冯先生听了以后当然没有说我不能写，但他很清楚地说，要先打好基础，要读书。我想我读本科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哲学史，而且也读了一些书，现在一边读一边研究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冯先生跟我讲了读书的道理以后，我就打消了写文章的念头。因为冯先生知道我们在大学时所学的那些知识非常有限，中国哲学的经典浩如烟海，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去，还根本没入门。没进去，你写什么东西呢？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郢书燕说”。说的是，楚国有个人给他燕国的一个朋友写信，信是在半夜写的，他写着写着写困了，那个给他举蜡烛的人也困了。他就说了一声“举烛”，提醒那个举蜡烛的人把烛举高点。他无意之间把“举烛”两字也写到信里面了。信送到燕国以后，看信的人看到这个地方，看了半天不知道“举烛”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他思考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他在信中是让我要举贤，举贤人。他从这里头理解出这个意思，但是它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郢书燕说”这个故事说明，你对中国哲学没有真正了解，在没有进入的情况下，你就发表文章，那你的文章是不可能真正有学术根基的。我开始读研究生，冯先生给我列了一个详细的书目，那书目很长，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我们读本科的时候，只是选读一些，选一些主要的段落来读，而现在他给我列出的那些书目，都是整部整部的书。我看了之后，觉得不要说三年时间，就是更长的时间也很难把它们读完。我就按照冯先生给我列的书目按计划去读，经过几年阅读和学习之后，我才感觉到学然后知不足，我离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非常遥远，根本没入门，更不要说登堂入室。这也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北大之所以有名，特别在文、史、哲方面过去有那么多大师，培养出很多出名的学生，就在于它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扎扎实实地坐下来读书。这使我的收益很大。
另外他教我为何读书。冯先生曾经给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人在家里写文章，坐在那里怎么也写不出来，非常着急，挠腮抓耳。他的妻子看见了，就问他说，你写文章怎么这么难，比我生孩子还难啊。这个人听了后就说，这个是比你生孩子难，因为你肚子里有货，我肚子里没货呀。没有认真读书，没有积淀，你就发文章，那发表出来的东西能是什么呢？他举的这些例子都非常生动，对我们教育很大，我到现在一直都还记着。再就是教我怎么读书。我们在上本科的时候，主要是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些书要认真读，一句一句地读；马克思主义以外的那些书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你要先批判再阅读，这叫“打预防针”。冯先生不同意这样做，他说，你还没有读，还不知道书的内容，那怎么批判？他告诉我们，你先要阅读，先读懂，要“优游涵泳”，再说批判。这“优游涵泳”四个字，我一直到现在也还记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同情地了解。有一种解释学，是说文本的意义是在解释之中，但你的解释、你的理解不能离开文本吧。首先是要理解、要了解，怎么理解、怎么了解，你可以和别人不同。但那文本意义、客观意义、本来的意义，还是存在的。要不然的话，那怎么叫解释呢？所以他特别要求我们尽量读书，了解书的本来意义和客观意义。当时学术界有一种现象，就是动辄批判。批判起来断章取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也多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随便拿几句话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所以冯先生特别提醒我，不能望文生义，不能断章取义，要真正理解古人的意思，你读懂了再去批判。
冯先生培养研究生，就是让研究生像学习游泳一样，把他放到水里去，让他自己游，你可以指导他，但必须让他自己去做，独立地学习，独立地研究。如果他学会了，那么他就可以登上彼岸；如果学不会的话，那就可能淹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我基本上是独立学习。但要定期到他那里去请教问题，看你在读书中发现了什么问题，你要是连问题都提不出来，你去干什么呀。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就感觉到提不出问题来，到后来慢慢地就有问题了。你只要能提出问题来，冯先生感觉到你提的是问题，他就会指点你、回答你的问题。他这样指导是建立在让我独立学习的基础之上，有了这个基础他再来引导和指导。这样过了三年，我就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写毕业论文时要选题，对于论文题目，冯先生完全是民主的，他让我自己选、自由选，对哪个问题有兴趣就选它作论文。他可以给你提参考意见。但选题以后，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研究状况的了解。冯先生跟我明确地讲过，对于这一题目的有关研究著作和文章，一概都要看，一篇也不能落下。所以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就整天在图书馆里，除了北大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我感觉到写一篇论文，首先要掌握研究状况，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达到了什么状况。你可以独立思考，提出你的看法来，但你不能不理别人的看法，对别人的看法要尊重，决不能拿别人的看法作为你自己的。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一个学风和学术规范问题。
另外，就是我从冯先生那里感受到了大师的风范、哲人的胸怀。首先是怎么对待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这个问题。冯先生是经常受到批判的，我知道冯先生对待这个批判有三种态度。第一个态度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予以反驳，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以后，胡适先生对他有批判。他说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写法还是传统的，不是用很新的方法来写的。因为胡适是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即他自己所谓的科学方法来写中国哲学史的。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就给了他一个回应。他说不能简单地拿西方的某种方法来讲中国哲学史，我是了解了西方哲学以后，又回到中国哲学，我要把中国哲学的精神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我是传统的。但是我这个传统是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那样一种传统，我这是更高一层的回归传统。这是一种态度。第二个态度就是不予理睬，包括在新中国成立前，包括在1949年以后，冯先生由于经常受批判嘛，对于一些人的批判他不理睬。哪一些人呢？完全从教条主义、从政治的角度对他进行批判的人。对这些，他就不予理睬。他认为对这些问题，一个是不好回答，一个是也没必要回答，因为这些完全不是个学术问题。这是第二个态度。第三个态度呢，就是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批评我的观点，只要你说的有理有据，而且是独立思考出来的，能站得住脚，就欢迎你，而且支持你。特别是对青年学者。我们有一些学者，甚至是大学者，对于不同于自己的观点，不能接受，不能容纳。但是冯先生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能容纳并接受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他确实有这样的胸怀。这才是哲学家的胸怀。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哲学史新编》体现了冯先生的历史责任感，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蒙培元：《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先生晚年写出来的，其实他这个想法很早就有了。他从西南联大回来的时候就计划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他的学术历程有几个阶段。开始的时候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他写了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后来30到40年代，写下了《贞元六书》，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体现了他的民族关怀。《贞元六书》完成以后抗战也结束了，他想回到北平后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1949年以后，冯先生曾经写信给毛泽东，信里说要写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给他回了信。那封信在“文革”的时候我看到了，是用黄黄的薄薄的一页纸写的。后来听说这封信找不到了。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没有对他的要求做出答复，但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要他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句话对冯先生来说在很长时间内是精神压力。一直到后来，他说我有什么不老实呢，我怎么不老实呢。但是，虽然这样，他还是没放弃他写中国哲学史这个念头、这个想法。后来在60年代他就开始写了。他从先秦写到两汉，写了两册，写到汉代。到了“文革”期间他就写不成了。“文革”结束后就是改革开放，他又重新写。对于过去写的两卷，他感到不满意，但还是作为试稿，收进他的全集了。这中间有个问题，就是冯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思想上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反思，那就是说不能再跟着别人走。改革开放前，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和写法对研究中国哲学史影响很大，哲学史尽是写些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所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是按照这个公式来写的。冯先生也承认，他的试稿也是这样跟着别人、依傍别人来写的。改革开放后冯先生就不能那样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话要自己说，路要自己走。蔡仲德先生在写冯先生年谱的时候，把冯先生的一生总结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属于第三阶段，是自我回归的阶段。我同意蔡先生的这个看法。他重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把原来的那两册作为试稿，全部内容又重新写起。一直写到他去世前，才把第七卷写完。这中间他给我说过，说他晚年要完成一个心愿，就是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了却很早就有的一个心愿。“新编”完成后就可以“退休”了，“休息”了。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写的。“新编”有个很大的特点，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写“新编”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冯先生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他要使中国哲学走进现代，特别是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对待传统，怎么对待中国哲学这笔精神财富。冯先生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他要把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发扬光大，让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中国哲学史，他开始写的两册，是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的，后来他发现了什么问题？
蒙培元：对，是的，冯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问题在于是不是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公式去写。因为当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一直是掌握在一些意识形态专家的手里头，掌握在一些领袖人物的手里头【，他怎么解释都叫马克思主义】。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主义。后来冯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不同意这样做，不用教条主义写中国哲学史。当然他自己理解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了这点自觉，在当时就很不容易。
记者：冯先生的两本书写出来后，他也很不满意吧？
蒙培元：对，冯先生不是很满意。
记者：冯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就是“精神境界说”。您是怎么理解的？
蒙培元：这的确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很多人批评冯先生讲中国哲学，认为他讲的不符合中国哲学精神，他是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讲中国哲学，如此等等。冯先生讲中国哲学有他自己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确实是从西方哲学吸取过来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的中国哲学的根基非常深厚，他能够体会出中国哲学的真正的精神是什么，那就是精神境界。这个精神境界，我现在也认为是中国哲学真正的精华，我在著作和文章里也多次这么讲。它跟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解决生命的归属、心灵的安顿等问题，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近代以来，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中间，正式提出“境界说”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是王国维，第二个是冯友兰。王国维本来是中西哲学修养很深、造诣很深的，但是到后来，他遇到了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就放弃了哲学研究，走向了对美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但是他提出中国文化里这个境界的问题，却不单是个美学或词学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的问题，是符合中国哲学精神的。第二个自觉地系统提出“境界说”的就是冯友兰先生。
记者：冯先生还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
蒙培元：他讲课有一个特点，他有口吃的毛病。我听过他的课，他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每次都拿他的那个铅印的讲稿，基本上是照着那个讲稿念，很平和，带点河南口音，有点儿口吃。但是他讲到中间的时候，不停地插一个故事，说一个典故，很有意趣，所以他讲课大家还是很喜欢听的。冯先生有一句话，是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他讲课时的语言很通俗、很平淡，但是他话里的含义和意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让你回味无穷。听起来他好像是很平淡地这么讲下来了，但是回头一想，这里面的意思，总值得你不断地去回味它，去思考它。
冯先生自己有个讲法，他说一个人不能够离开时代对他的影响。对他来说要从头说起，就是1949年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派飞机接他去，清华校长梅贻琦亲自给他送机票，胡适及陈寅恪也南下了。但是冯先生没有去台湾。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而没有到台湾去呢？我想从冯先生的经历和思想历程来看这一问题。他认为谁能救中国，我就跟着谁，在当时他认为共产党能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要再往前推的话，那就是1935年，冯先生到欧洲去了一趟，顺便也去了苏联。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写了一篇论文，做了关于苏联的演讲。因为涉及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就被抓起来了，后来还是被释放了。这件事情引起了鲁迅的注意。我上大学的时候，鲁迅的书读过几遍，当时别的书很少能见到，提倡读鲁迅的书，所以他的书我是读得多点。鲁迅评价道，安分守己如冯友兰者，且要被捕，何况其他人了（大意）。在鲁迅眼里，冯友兰是一个很单纯的学者，和政治没有多少牵连，和国民党没有什么深的关系。在1949年以前，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已经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观点，在关于汉代历史哲学的那篇文章里最为显著。从政治角度讲，在国民党退到台湾的时候，他最后选择留在大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便是后来遭受批判，但他从不后悔。他后来接受批判，学习马列主义，当然也是时代使然，一个人不能离开他所生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但就他个人而言，他是真诚的，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他就接受了。海外和港台的一些学者都对他提出了批评，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他们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冯先生想想。
记者：您怎样评价冯先生这个人？
蒙培元：冯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中西哲学会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你可以去批评和讨论。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哲学家永远正确，他的思想都是真理。但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确实是一面旗帜。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可以努力地超过他，但你不能越过他、避开他。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这是他的一个贡献。另外，就是他对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就是以此为动力来研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为我们现代化事业做贡献。这一点，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很明确。到了晚年更加自觉和紧迫，他就是从中国哲学中挖掘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来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现代人和以后的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假如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己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没有认同，没有尊重，这个民族绝对没有前途。
你看现在，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所谓“现代”甚至“后现代”，但一提起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尊敬的态度、景仰的心情。而我们这里现在有一种势力，就是对传统文化持否定的态度，好像传统文化对我们搞现代化是一个很大的阻力；还有一些人，则是靠古人去挣钱发财致富。这该怎么解释呢？就是在精神上、在思想文化这个层面上，我们确实发生了断裂。我们应该好好地进行反思，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是两极对立的矛盾，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去实际解决问题，对待传统。在这一点上，冯先生始终坚持一条正确的道路，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他的那份精神贡献、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和发扬。
* 原载《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70‒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