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开展儒学对话，是文化思想交流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儒学的深层对话，实质上是哲学层面的对话。普及性的对话也是重要的，但是，首先需要探讨并提出深层的问题，这样才能推进儒学的交流与发展。譬如，通过仁学的深层对话，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殊途而同归”的道理，更能增强信心，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开展儒学对话，是文化思想交流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现代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对儒学会有不同的理解，会做出不同的解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从不同视角出发展开广泛的对话。但是，我以为，我们更需要开展深层次的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着儒学被符号化、表面化、简单化和凝固化的问题。只有摆脱或扫清那些被符号化、表面化、简单化和凝固化的障碍，才能深入儒学的内部，找到更多的共同话语，开始相互理解。在我看来，越是深层的东西，越有普遍性意义，越能开展有意义的实质性的对话。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相信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不同文化，虽然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总有可以相互理解之处。
所谓符号化，是将儒学简单化为几个符号，以为用这些符号就能代表整个儒学。这种方法很符合现代人惯用的“简约化”的方法，既方便又自以为能说明儒学的“本质”。比如说，儒学就是前工业社会即中国农业社会的“统治思想”，或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用一种理论性的语言说，就是“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这就将儒学“盖棺定论”了，不容再有别的说法了。
所谓表面化，就是从表面现象观察和说明儒学，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儒学的内在本质。比如说，儒学是保守的、倒退的、服从的、安于现状的，毫无批判意识和理论建树，只停留在经验常识的水平。如黑格尔所说，儒学只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格言”；又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儒学只是“实用理性”。现代，儒学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有些推崇儒学的人，为了使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使用现代社会的一些生活常识和日常规范解释儒学（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要说明为何要这样做，即要揭示出儒学的内在价值）。有人甚至公开说，儒学就是常识。如果只是常识，儒家为什么还要说“道中庸而极高明”？儒家要人们不只是知其然，还要使人知其“所以然”与“所当然”。那么，什么是“所以然”，什么是“所当然”？二者又是什么关系？一到这个层面，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了。其实，对儒学的表面化的看法，还停留在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对儒学评价的水平上。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所谓简单化，就是从儒学中很轻易地抽出或归纳出几个概念，用以概括整个儒学。比如说，所谓“精华”与“糟粕”之说，这本来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很难分清的问题，但是，有人就能轻易地分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就如一个人的肌体，非要从中分出哪部分是“好的”、哪部分是“坏的”。有些流行的说法，如儒家只讲善，不讲恶；只讲义，不讲利；只讲等级，不讲平等；只讲服从，不讲自由；只讲群体，不讲个人。如此等等。或者反过来，认为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儒家都有。如果深入儒学内部，进行认真地分析，就未必会得出这样简单的结论。
所谓凝固化，就是将一些已有的陈说固定化、定式化，变成不可改变的“教条”，这样，我们的研究和交流就无法前进，儒学也就变成“化石”，既不能发展，也无法进入现代社会。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根据西方某些人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解释儒学，或批判儒学。西方思想层出不穷，这样的解释和批判也就花样翻新，永无穷尽。但这能说是深层对话吗？向好的方面说，这种方法还是走前辈学者的老路，我们需要的是“对话”，而不仅仅是“以西解中”。这就需要挖掘儒学的深层意蕴。这样的工作永无止期，但每一次努力总会有所前进。
所谓儒学的深层对话，实质上是哲学层面的对话。因为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最能体现文化的内在本质。这就涉及儒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前几年，出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这个讨论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结果。其根本原因是，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有人根据“哲学”一词译自西方，而非中国本有，便断定中国没有哲学。因为西方哲学有一套概念，这些概念是中国哲学所没有的。近代以后，中国人讲中国哲学，其实是讲中国版的西方哲学，即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中国的文献资料进行解释。这是强其无以为有，结果变了味。
那么，我们能不能由“哲学”一词译自西方，就断定中国没有哲学呢？究竟什么是哲学呢？近代以来，实行专业化的学科分类，不同学科有专门的研究对象。但哲学的对象是什么呢？如果要给哲学下一个定义，那么，连西方哲学家也是有不同的定义，可以说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这样，以何者的哲学为哲学呢？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哲学”也是有变化的，古代有所谓本体论哲学，近代却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现代又有“语言学的转向”，哲学变成语言分析的工具。而后现代又有消解哲学的倾向，要把哲学还原到思想文化问题（如德里达）。那么，这样看来，并没有统一的哲学，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我们按哪种哲学定义“哲学”呢？
按照通常的说法，“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希腊人认为，哲学是智慧之学或“爱智”之学。那么，中国文化中有没有智慧之学呢？当然有。孔子活着的时候，就被称为“哲人”，即有智慧的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智慧，而是如何讲智慧。在这个问题上，中西方既有共性，又有不同特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个性）的问题。如果按照西方的某一种哲学讲中国哲学，中国确实没有西方那样的哲学。但是，西方哲学所反映的普遍性问题，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存在的，以中国的方式解决这些普遍性问题，就是中国哲学。智慧是人的智慧，与人的心灵问题直接有关。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看，西方人强调知识、知性，而中国人更强调情感和德性。知识、知性是智慧，情感、德性也是智慧，而且是真正的人生智慧。古希腊哲人也很重视德性，并且认为，最高的德性是善。但是，他们从知识的立场，即从认识的客观对象方面解释善，苏格拉底的“善即知识”就说明了这一点。接着，柏拉图将善定义为最高理念，此后，西方文化与哲学就走上知性发展的道路，即追求知识系统。中国的德性之学也讲知性，但不是以对象化的方式讲知性，而是从人的生命存在特别是情感存在方面解释善，而人的生命存在与自然界的存在是不可分的。
实际上，无论讲人的存在即德性，还是讲客观认识即知性，都要讲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人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凡从人性出发的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的普遍性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这样的问题，但各自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不尽相同。前者是哲学的普遍性问题，后者则是哲学的特殊性问题。从中西哲学各自发展的历史看，西方哲学走的是天人相分之路，其具体表现是主客体二分；中国哲学走的是天人合一之路，其具体表现是主客统一。但是，二者都要解决天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则又是共同的。由此而引申、发展出来的问题，又是多种多样的。这就构成了对话的丰富内容。
就哲学而言，也有深层次与浅层次的分别。哲学普及就是浅层次的，但是真正的普及，是在领会哲学深层内容基础上的普及，这样的普及才有意义，才能启迪人的智慧。普及性的对话也是重要的，但是，首先需要探讨并提出深层的问题，这样才能推进儒学的交流与发展。有些问题，如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存在与本质的关系问题、目的性与因果性的问题、境界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本体与实体的问题、一个世界与两个世界的问题，等等，既是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又是儒学中的重要问题。如果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深入对话，必将有助于发现儒学的精神价值。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我对深层对话的理解。儒学的核心是仁，但仁的实质意义何在？要不要进一步重新思考？最近有人发表文章，对儒、墨两家进行比较，认为儒家的“爱有差等”、“爱从亲始”是自私的有等级的，墨家的“兼爱”是无私的平等的，其结论是，只能继承墨家的“兼爱”而不是儒家的“仁爱”。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儒家的仁？是深入儒学内部理解其精神实质，还是抓住一句话轻易地下结论？儒家的“爱从亲始”、“孝弟为仁之本”，与“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究竟是何关系？这不仅涉及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儒家的仁爱是目的本身，还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也就是说，人是目的，还是手段？这里有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比较问题。宋儒解孝悌只是“行仁之本”而非“仁之本”，又说明什么？我们能不能将社会上的私情泛滥跟儒家的“亲情”与仁爱相提并论甚至归咎于儒家的仁？这些问题正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不是浮光掠影、断章取义就能够解决的。
仁的更深层、更普遍的意义是不是仅止于此？过去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只关心政治层面的问题，或者只从血缘关系、家庭本位说明仁的本质，而对于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未曾给予足够重视，或者只有片面狭隘的了解。但是事实上，这正是儒学也是仁学的根本问题，它与天地之“生道”、“生意”有密切关系，与天地万物息息相关。从“仁民爱物”到“民胞物与”，再到“万物一体”，既体现了仁学的理论深化，也体现了仁学的内在精神。仁绝不是与自然界处于二元对立中的所谓“主体意识”，而是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直接有关而又与自然界的万物相依相存的生命意识；仁更不是生物本能式的“自然意识”或以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而是人的自觉，是精神创造，是心灵境界和生命关怀。提高心灵境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才是人的最终的生命诉求。如果说，儒学有宗教精神，那么，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人将这个问题仅仅视为一种前现代农业社会的理想，未能认识到它的深刻的批判精神和永久价值，即未能认识到这正是心灵世界和终极关怀的问题。它又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方式这个根本问题。人类究竟如何生存？在自然界居于何种地位？人类向何处去？必须做出选择。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在西方，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且涉及所谓现代与前现代、后现代的问题，但问题的实质并未改变。通过仁学的深层对话，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殊途而同归”的道理，更能增强信心，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学术对话就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
* 原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第111‒113页。此文作于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