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教授1938年出生于中国甘肃省庄浪，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6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其主要著作有《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中国心性论》《心灵超越与境界》《情感与理性》《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等。他对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其著作当中，《理学范畴系统》和《中国心性论》已经翻译成了韩语，介绍到了韩国。今年10月份，洪元锡（译者）教授（本刊主编）拜访了前来江华岛参加国际阳明学会的蒙培元教授。——编者注
问：第一次拜读先生的大作已经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了。今天能亲眼见到先生真是荣幸之至。您退休之后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工作，使我们备受鼓舞。首先，教授能说一下您的近况吗？
答：我最近的生活比较自在。平时经常散步，有时候也会和亲朋好友去旅游。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亲近自然，关爱小动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主要看《动物世界》栏目，还有体育频道，也爱看电视剧。因为学术研究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退休后也一直在做。最近我除了受邀撰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和发表演讲之外，还正在写一本关于朱熹哲学的书。这本书与我之前写的关于朱熹的书有所不同。这本尚未完成的书是从今天大家普遍关心的哲学问题出发，以对话的形式，对朱熹哲学进行反省。该书应该会对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朱熹哲学，阐明其主要价值提供一些帮助。朱熹哲学离我们并不远，这本书现在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工作，应该很快就能完成了。
问：据我所知，教授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研究生院开始学习了。而且您与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冯友兰教授都是现代研究中国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当时又恰逢政治动荡时期，您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另外，教授您是怎么度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呢？
答：实话说，我是仰慕冯友兰先生的大名，才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中时我已经拜读了冯友兰先生的大作，不过有所欠缺。虽然我从孩提开始就很喜欢中国文化，但是上高中时，我更加擅长数学和物理，进入北京大学之后，由于身体原因才调换到了文科。当时学校搞了很多政治运动，冯友兰先生经常受到批判。他给我们上过课，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先生也给我们上过课。1960年以后，学校里流行起了“开放唯心主义”，哲学系有名的教授们纷纷开始授课，由此我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产生了兴趣，开始如饥似渴地上他们的课。我觉得那时候是我大学期间过得最充实的一段时间。
1963年，从哲学系毕业之后，我通过考试成为冯友兰教授的研究生。我当时好高骛远，一心想着要马上搞研究、写论文。但是冯友兰先生给我开了一串长长的书目，要求我从头开始认真读。读研究生后，才知道中国文献浩如烟海，中国学问博大精深、广阔无垠。涉足其中，犹如在迷雾中航行一般困难重重。我还没能碰触到它的地面，怎敢奢求登堂入室呢？由此，我抛弃了发表文章的想法，开始埋头认真读书。这是北大的传统，今天回过头来一想，真是受益无穷。
不过，可以安安静静读书的环境马上就被破坏掉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冯友兰先生连同许多教授都摇身一变，成了“牛鬼蛇神”。师从这些教授的学生们也就成了老师们的“兵卒”。一时间，北京大学从书的海洋完全变成了“战场”。我之所以没有批判冯友兰先生，不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导师，更是因为他很爱国，而且一直坚守着中国的文化。“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也被认定为有“修正主义”的苗头，被分配到了某所中学接受“再教育”。白天，这所中学要进行“批斗”，不过晚上我就可以按照原计划读书，就这样一直坚持了10年。这就是所谓的“十年寒窗”吧。这10年的读书生涯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问：教授应该也有所了解，您的代表性著作比如《理学范畴系统》和《中国心性论》已经翻译成了韩文。许多韩国读者拜读之后，以《理学范畴系统》为中心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教授您在《理学范畴系统》一书中，不仅将北宋、南宋的朱子学看作是理学的对象，明代的阳明学、甚至清代的戴震都包含在内了。将阳明学或清代戴震等的哲学也纳入理学中，这种分类方式没有问题吗？
答：我在《理学范畴系统》一书中之所以把阳明学以及戴震等的哲学纳入进去，是因为我认为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学术思潮。他们不仅使用共同的哲学范畴，而且在每个范畴的关系层面，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换句话说，它们只是对各个范畴的地位和作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运用，因而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征，具有不同的个性，但它们的基本构架都是天人合一论。由于它们的共通性，朱子学和阳明学以及戴震的学说也不例外。朱子理学不是西方式的理念论或概念论，阳明学的心学也不是西方式的主体论，戴震的学说亦不同于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学说都建立在中国天人合一论的基本框架以内，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问题。就范畴学的角度而言，它们都属于同一个“系统”。这本书的中心就是范畴“系统”，而不是范畴本身。
问：正如《理学范畴系统》的书名所呈现的那样，这本书主要是系统地研究理学范畴。1980年以来，方立天、张立文、葛荣晋教授们也做过与您相似的研究，您能谈一谈这种以“范畴”为中心的研究所具备的方法论特征和哲学史的意义吗？谢谢。
答：上世纪80年代开始，涌起了一股研究中国哲学的热潮，这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范畴”一词虽然来自西方，但却具有普遍性。中国哲学也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只属于自己的范畴，这也就是它的特殊所在。因为哲学语言是通过概念和范畴表现的，因此，只有了解中国哲学范畴的真正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领会中国哲学的精神，进而对中西哲学的比较与对话也有所裨益。之前的中国哲学研究虽然有程度的差异，但范畴不明确，甚至十分混乱。范畴研究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不明确甚至混乱的状态而做出的努力。实际上，范畴研究的方法是一种理性分析的方法。中国哲学的理性分析，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使用这种分析方法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凸显中国哲学最主要的特征，其中也带有综合的问题。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中国哲学是综合型，其中自然具有分析的层面，但是分析无法代替综合。
问：教授您能简单说一下“范畴”一词的意义吗？它与“概念”有何差异呢？
答：“范畴”一词虽然出自西方，但在中国古代文献里，在文字语源学上可以找到出处。《尚书》的《洪范》中就有“洪范九畴”，也就是说有九大范畴。这与“范畴”十分接近。哲学中的范畴是认识世界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中国哲学中的范畴，其内容与西方哲学的范畴（歌德等人）完全不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哲学的范畴不只是单纯地分析客观对象，也不只是纯粹地分析主观性和实验性的认识原则，而是重在分析人与自然统一中的生命体验和存在认识的基本原则。这一范畴可以说是依据客观的天道，也可以说是遵循主观的人性，但归根结底还是天人合一。我就是按照这层意思使用的“范畴”一词。其着眼点是范畴之间内容的连贯性，而不是进行单纯的分析和分类。范畴是最基本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概念没有根本的区别。不过，我很少使用“概念”一词，这是因为一般书中所提到的“概念”指的是对客观的认识，而我所说的“范畴”则是主观的统一。
问：理学“范畴”从佛教哲学受到的影响很大。您能说一下佛教哲学对理学产生的主要影响吗？
答：佛教哲学确实对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用和心性等范畴上。体用是理学中最重要的范畴。有学者曾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无论将这一范畴用于何种地方，无论怎样对这一范畴进行讨论，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佛教“体用一如”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思想也为理学家们所接受。在内容方面，理学本体论虽然与佛教本体论有所不同，即佛教强调“空”，儒学强调“有”。但是就其思维方式而言，两者也有一致的地方。不仅如此，我认为儒学和佛教都是境界形态的哲学，即本体论，而不是实体论。虽然心性范畴是理学家们从孟子那里继承下来的，但他们的性情体用说明显与佛教哲学有关，受到了佛教哲学的影响。虽然自孔孟以来，心性哲学的地位很高，但随着佛教的兴起，佛教的心性合一说，特别是心体说对理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佛教的理事范畴对理学的“理气”以及“理事”范畴也有影响。但最主要的影响还在于思维形式方面，理学范畴在价值方向上继承了儒家思想。
问：教授您在写《理学范畴系统》一书的过程中，也参考了牟宗三和唐君毅等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请您对他们提出的所谓“现代新儒学”进行客观的评价。
答：牟宗三和唐君毅等学者提出的“现代新儒学”，对体现儒学的内在精神和现代价值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在以心性为核心内容的生命哲学和道德哲学以及宗教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新发展，我本人也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我之所以把心性范畴作为理学范畴的核心内容加以论述，就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儒家哲学是一种心灵哲学，也是一种心灵境界的学问。就范畴层面而言，最重要的是心性的问题。我虽然不赞同他们的结论，比如他们对于心体论、绝对超越以及朱熹的分析和评价等。不过，他们对儒学的阐发做出的贡献很难使我对其进行评价时不受影响。牟宗三和唐君毅等学者为儒学的现代转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很多尝试。即使他们的方案行不通，学术理论层面上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但他们心怀相同的期望和信念，就是守住中国文化的根，这是十分令人尊敬的，他们所具有的使命感会始终激励着我们。
问：进入21世纪的今天，说中国进入了儒教复兴的时代也不为过。请您对其产生背景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做一个评价。
答：就像您所说的那样，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儒学复兴的年代。儒学的复兴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几千年来，儒学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学在中国依然保持着这一主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儒学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成为文化讨论的一个焦点。最初，人们只是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出发，着眼于儒学是否能对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好处。后来，随着讨论的进一步加深，终于将这一问题扩展到了精神层面。人们也慢慢意识到，除了经济腾飞以外，中华民族想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儒学的复兴。
同时，儒学的复兴也是在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包容的态度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而促进儒学的发展。同时，为了避免儒学回到自我封锁的老路，要努力使儒学“走出去”。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才能展现出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学为解决人自身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将会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做出巨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学不仅属于中国，它也属于全人类。
问：最后，请您给韩国研究东方哲学的后辈们提供一些建议。同时，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答：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就与韩国研究东方哲学的学者们进行交流了。之后类似的交流活动也没有中断。由此，我结交了很多韩国朋友，并与他们培养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年长的学者，也有青年学者。青年学者中有韩正吉、林采宇、李周信、全洪奭等人。他们来到北京努力学习并研究中国哲学，真的让我大为感动。如今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今年阳明学国际学术大会上韩正吉先生对我提出的问题就很具有学术价值，我感到十分高兴。另外，李尚善教授、金龙涉教授还有洪元锡教授在翻译我的著作时，与我的弟子们进行了多次交流。李尚善教授总是频繁往返于北京和首尔，与我讨论哲学问题，每次都会迸发出新的点子。年长的学者比如柳承国、尹丝淳、安炳周以及杨在赫教授，中年学者比如郑仁在、林秀武以及李光浩教授等，我与他们的私交都不错，他们取得的成就也在鼓舞着我。
我认为，韩国老一辈学者对待东方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不仅仅限于经义，只在学问和知识层面上进行研究，而是与“人品”相联结，将其作为锤炼个人人格的内在动力。我认为，这一点是年轻学者们必须学习的地方。
* 原载韩国《东方思想》第20号，2009年10月版，第24－32页。这里由韩文转译为中文，译者徐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