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除了道路、行为规律、终极本体的意义之外，还有言语、语言之类的意思，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可道，即可以说的道，将“道与语言”紧密联系了起来。
事实上，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中是最早表明其语言观与本体观之间的关系的一位思想家。他洞悉了哲学本体论和语言本体论或“道与言”之间的那种非此不可的关系，强调人类的语言是有限的，并不能完全把握宇宙的本体和规律，如果偏执于这种有限的语言，人在认识道的途中，就可能走向歧路。语言的悖论在于，语言不能穷尽事物本体，但人却命定般的只能借助语言去“道”出本体。也就是说，“道”是不可言的，而不可言之言正好可以指涉出那个不可道之“道”。因此，老子在五十六章中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强调了人在宇宙中的知识真谛是非语言所能掌握和交流的。即面对那不可言之“道”，而努力用言说去暗示或传达，从而进入一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境界。这是中国思维结构和语言结构的高妙之处，也是道体与语言的分离性与亲和性、遮蔽性与敞开性的复杂幽深的意义之所在。
这种“思与言”“言与道”的复杂结构关系，在老子那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正言若反”、“喻言”、“希言”、“贵言”、“不言”等。既然语言总是对道有一种相分离的、不能完全把握的取向，那么，它就只能通过一种有限的暗示去指涉那无限的“道”。老子就此将有限的语言无限化，运用“正言若反”的辩证思维策略，即在逆向思维中以反向的语言，去达到正面的目的和正面的意义。正面的“道”之所以不可说，在于没有一个永恒的名可与之相匹，这使其只能通过“不言”、“贵言”、“希言”来进行指代，形成一种“正言若反”的语言空间。于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三十六章）。这种“微明”就是正义反取。
在语言上同样如此，老子总是反复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总是以这种消解日常生活的习惯性和庸懒性的警句，来震颤日常理性的惯性思维，提高人的反省视野，使人于瞬间感悟中透过语言策略去把握到“道”。老子总是要用一些不合常理、不合常态、不合世俗的语言，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六十三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等，强调打破日常用语的经验性，而予人一种全新的哲思警策性和解悟性，从而有可能使人超越这种不可言之言，或通过反向之思而获得的“达其道之言”，去模糊地感领到“道”的存在。在此，我将这种“正言若反”的语言策略，称之为通过语言去把握复杂曲折的“道”的一种“语言悖论”，一种“陌生化”的喻言。
当然，老子还强调“希言”。二十三章说：“希言自然”，字面意思就是少说话，即珍惜语言，以语言为贵。这里所说的“言”，主要指声教法令，但“希言”又与“行不言之教”紧密相通，因此，珍视语言，以妙言为贵，以少说为佳，可以说是老子“贵言”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也许，语言确乎是思想的“牢笼”，我们只能通过这个“语言牢笼”去言说我们想说的那个“道”。[61]语言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遮蔽，一方面敞开，它在敞开的时候又遮蔽意义，它在遮蔽某一意义的时候又暗示和敞开了另一部分意义。[62]因此，在语言中，老子只能通过“正言若反”和“反者道之动”，去窥视“道”的踪迹、“道”的规律。语言的二重性告诉我们，语言只能通过不谎言、不妄言、不穷言、不直言、不蔽言，去言述那为我们所心领神会而又握手已违的“道”，这样，就通过语言并超越语言，去指涉出言说语言背后的“道”了。
这一语言本体观又与老子的审美本体观紧密结合了起来。
老子的审美观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一是强调本体的美、混沌的美，而反对那些令人目盲的五色，令人耳聋的五音，令人口爽的五味等，认为恰好这种过分感性的、表面的、外在易逝的美，是有伤人的身心健康的，是应该置之于艺术和审美活动之外的单纯的感官享乐。
老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首先，老子追求一种有“德”有“道”的美，一种恒定的、有着内在光辉的美。十四章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种与道体相通的是一种精神的美，一种生命存在的充实之美。
其次，张扬一种“静默”的美学，在审美方式上强调“涤除玄鉴”（十章），以“观其妙”（一章），心仪“清静为天下正”（四十五章）。总之，强调静观玄鉴、清静观妙，就是要通过有观到无，通过有形看到无形，通过可见看到不可见，通过实看到虚，通过小看到大，通过象看到道。我有理由说，老子的静默美学是少言或不言的美学，是在静默中相视而笑的无言大美。这一点，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
再次，强调一种“淡”的美学。他与那些一切浓得化不开，一切往上面叠加欲望和繁复装饰的做法相反，他很善于“做减法”，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要人心不断地去除一些东西，减少一些欲望，而最终见本心，把握到“道”本体。因而，在审美上他强调“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的审美观，一种直觉把握道体那“众妙之门”的审美论，甚至是一种“无之以为用”（十一章）的审美非功利论。
这种平淡而近乎“无味”的审美趣味和“观其妙”的无限性与幽妙性，正好构成了中国美学的玄妙精神，并泽被后世。
注释：
[61] cf. f.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62] cf. m.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 by peter d hertz,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摘自《东方大哲的玄思：<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