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中国哲学的关键是“闻道”，而西方哲学的要紧处在于“求知”。
而老子的“闻道”的本体论与他的“求知”即认识论的关系却是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老子的认识论不仅是对自然宇宙规律的认识和概括，而且其真正的立足点恰好在于社会斗争和人生经验方面。其认识论具体表现在静“观”、“玄鉴”、“知常”、“弃智”几个方面。
老子特别重视从具体的“物”去认识抽象的“道”，又从抽象的“道”来反观普世的“物”，他把这种直观的把握道体存在的方式称之为“观”。《老子》五十四章中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强调了直观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要求主体去高妙地获得认识客体的广度和深度。从老子观身观家观乡观邦观天下而认识天下的入思角度，可以见到他认识论的展开逻辑方式。当然，老子在强调以直观的方式去把握“道”的时候，也有一些神秘论的色彩。他在五十二章中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以其作为自己去寻求绝对真理的一种认识方法，就有可能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论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知，不为而成”。这就走到一种否弃感性认识的理性绝对论上去了。
“玄鉴”是老子的重要认识论原则。帛书乙本《老子》十章说：“修除玄鉴，能毋有疵乎？”（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皆为“涤除玄览”）高亨考证说：“‘览’，读为‘鉴’，‘览’、‘鉴’古通用。……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览。”[58]玄鉴，即人们在心灵深处对事物加以明澈透彻体认的形而上心镜，它超越了一般事物的感性认识，甚至也不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认识，而是一种生命体验的感悟和观照。尤其是对于“道”这种幽玄的、无影无象的、无以名之的认识对象，更是只能通过一种生命之“镜”的体验来加以把握，从而在主体心灵宁静幽玄的境况中，直观性地体悟到总体性之“道’。这一点，在庄子那里进一步发展为“心斋”，即剔除内心的欲望而达到一种“虚静”状态，使认识者自身无一私念，可以对“道”进行直观体悟。这就是“玄鉴”。
“知常”是对现实中一切“为了一时而抛弃永恒”的反拨。《老子》十六章中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59] 其中着重强调“知常曰明”。五十五章同样强调“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常与“恒”，常与“静”其意相近，是一切变化中的不变法则。《老子》两次出现“知常曰明”，强调“不知常”就只能妄作，必然导致凶的后果。换言之，认识到和谐的道理就叫作常，认识到“常”就叫作“明”。“常”义近“恒”，亦近于“静”。老子强调一种静观的认识论，要求摆脱欲望和偏见去认识自然之道和人生之道，这样才能复命归根，才可以称之为明，即大智大明。将“常德”置之于“常道”的运行过程中来体认，是老子的一个独创性思想。
最后，关于“弃智”的一些看法。老子对“知”是非常重视的，在《老子》一书中，共有27章中出现过论“知”。但是老子却意在强调“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郭店本《老子》甲组本文字与通行本不同，而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这无疑澄清了老子的反“仁义”的问题，“绝仁弃义”大约主要是受到庄子后学而形成的观点。
诸如三章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六十五章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十八章有：“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由忠臣”（郭店本《老子》甲组本文字与此有异：“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有正臣”。这里的意思与通行本可能正好相反，说明老子仍然是将“仁义”纳入“大道”之中的，因而大道废弃，则仁义难存。这一问题值得专文论述，此不赘）；五十七章有：“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等。从这些说法中似乎可以看到老子确实有一种弃智、去智的倾向。但我们不能简单而偏激地将其看作一种愚民策略，而是应看出老子对时代过分地玩弄智力、玩弄机巧、玩弄心术，以及阴险狡诈的所谓“智谋”的反感，而提出弃智，倡导回归到本心，回到一种安宁有序的本真生活和社会秩序中来，消除那种争强好智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
老子不是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为君王提供愚民方案的阴谋家。因为，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老子》中，他对智的一种由衷的赞美，或者是对智的正面效应的阐释。如三十二章：“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二十八章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之说。尤其是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认为假使自己稍稍有一点知识，就可以在大道上行走，而害怕进入了邪道。可见其对知识和道德正面效应看得很高。另外，五十六章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七十章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在七十一章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七十二章：“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事实上，老子并非所谓一味地反智，一味地弃智，一味地去智。他所反对的只是与本真之道相悖离的小智，甚至是玩道于股掌之间的邪智，而强调的是与人心、与问道相关的耳聪目明的大智。这样，我有理由认为，只有那种求道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那种知道自己的缺点，知悉自己的有限性的知识，才可以叫做既明且智的知识，所以说“知常曰明”。
总体上看，老子已经论及到过分追“知”逐“智”的正负效应的问题，同时，也强调了理性的直观——“玄鉴”，以及对道体的把握——“知常”，指出知的来源在于知身、知乡、知邦、知天下。同时，他还认识到知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将过分追求知识一味沉溺于知识的玩弄中所出现的弊病揭露出来，强调获取真知只能通过“玄鉴”和“知常”，才上升到对“道”“德”的体认。可以说，在先秦认识论尚不发达的思想背景下，能有如此深邃的哲思认识，实在是难能而可贵的。
不难注意到，老子思想具有一系列的辩证论因素。他所突出的二元对立、相反相成的矛盾的普遍观念，确立了中国思维论中一些根本性的思想原则，使得后世《荀子》、《易传》也承接吸收了老子这种尚“中”的辩证思想，注意维护总体生命的和谐统一，避免矛盾的极端化而走向事物的反面。
老子的辩证论思想，强调事物的矛盾是一种在自然社会和人生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在宇宙时空、现实规律、生命意义、价值判断等方面，任何事物的自身中都存在着它物，任何事物都是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如：有与无、生与死、长与短、高与下、多与少、大与小、前与后、远与近、轻与重、静与躁、难与易、黑与白、雌与雄、正与反、同与异、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强与弱、福与祸、荣与辱、愚与智、吉与凶、是与非、贵与贱、治与乱、刚与柔、胜与败、清与浊等矛盾，可以说是既彼此对立又相互关联，既矛盾冲突又相互依赖，形成一种相生相成、相对相形、相和相随的关系。
同时，这些事物又不可能达到某种完美的境界，因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四十一章）；“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这就意味着，在明当中包含着暗，在进当中隐藏着退，在平坦的道路上意味着险阻，崇高的德就好象是低下的山谷，广大的德好象是不足的样子，最洁白的好象是乌黑，最方正的好象反而没有棱角，最大乐音听来反而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见形，道是隐微而没有名称的。因此，在老子辩证论思想中，祸与福相伴，败与胜相连，刚与柔互补，那种绝对的胜败、刚柔、损益是没有的，不含对立面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因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二十三章）矛盾是在所有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明乎此，就可以使人不被表面现象和片面感觉所误导，对事物转化的临界点保持清醒地认识。
尤其重要的是，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空前地强调了“否定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进而将否定性因素“反”提升为一个极重要的哲学范畴。他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 乃至于大顺”（六十五章），“正言若反”（七十八章），这样，就把“反者”即否定因素作为道自身运动的重要力量，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基点上去了。也就是说，他要求人应该从反面的关系去看正面，然后在二元对立当中，重视处于边缘的一边，因为对发展中的反面因素的把握，比正面因素的肯定更为重要。而这一点恰恰为世俗所忽略。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二章），强调美和善这种肯定性的因素只有与其否定性的对立面——丑和恶相比较过程中，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正因为对立面的存在，肯定性因素才获得了自我敞开和发展的条件。所以，“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正因为有了曲、枉、洼、敝、少、惑这些负面的东西，那么，全、直、盈、新、得、多才能得以彰显，才能得以出现。在七章中还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即把自己主动地放在后面，结果反而会占先，当危险的时候，只有置之度外，才能够保全自身。所以“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正因为他不自私，所以反而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这就说明了反面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比正面的肯定性因素更重要的辨证道理。
当然，除了否定性的因素以外，“反”字还一字二解。钱钟书认为：“《老子》用‘反’字，乃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足与‘奥伏赫本’（aufheben）齐功比美，……《老子》之‘反’融贯两意，即正、反而合，……故反（返）、于反为违反，于正为回反（返）。”[60] 不难看到，“反”的另一种含义是返，即永恒回归之意。在二十五章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里的大、逝、远都有返转与回返之意。一般而言，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向相反方面转化的初始阶段，是由肯定转向否定，而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的高级阶段，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回归原始”的否定之否定或者周而复始地循环，或者螺旋式地发展演变。
所谓“反者道之动”，可以说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即向相反方面转化而回归始源。除了“反者道之动”这种否定性因素的相互转化以外，老子还强调了转化过程中的条件，即量变到质变。他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就强调了事物不是突然转变的，任何事物转向其反面，从肯定性的正面到否定性的反面，总是有一个过程或有一定条件的。当量变达到事物发展的“顶点”的时候，它就会一落千丈从“有”转化为“无”，即“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九章）。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聚敛财富达到了自己的“顶点”的时候（有），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为一无所有（无），即自身的彻底否定。
在我看来，老子的辩证论强调防止事情达到最高点或事物的临界点，而永远保持在临界点的安全阀限之内，其实质就是防“盈”戒“满”，知“足”常“乐”。这样，就尽可能阻止向事物的反面转化，因而“多藏必厚亡”，反过来就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通过这种方法，使自己处于一种处弱而守柔的、不达到临界点的状态，而无限推延转向反面的可能性。可以说，老子的辩证论是他悟道以后达到的个体直观智慧的神秘飞跃。
注释：
[58] 高亨《重订老子正诂》，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59] 郭店本《老子》甲组本前两句与此不同，为“致虚，恒也；守中，笃也。”突出“守中”的思想，这在通行本第五章也申述过（“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可以说，老子的守中尚中思想，强调心境的中和平衡，与儒家的中庸思想（不偏不倚）有可相比较之处。
[60] 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5-446页。
摘自《东方大哲的玄思：<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