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一书又称为《德经》。“德”，在全书中共出现在16章中，共约40余处（各版本略有差异）。可以说，它与“道”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道”和“德”在老子那里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但在我看来，“德”是“道”的具体体现，是道向人生和社会延伸的形态。如果说，道是宇宙、世界整体的一种规律的话，那么德就主要是包括在人生论和政治论之中。不妨说，老子是将人生论（个体“修德”）和社会政治论（统治“方术”），提高到哲学高度加以把握的。
老子人生论中，先将“德”分为“上德”和“下德”。他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三十八章）。在这里，“德”体现了“道”，是一种自然的德性，就犹如赤子般的纯朴天性。“上德”指道和德两方面，是具有上等品德而因循自然的人所禀有的。“下德”与上德相对，主要是仁、义、礼等德性。下德是人为的、有心的产物，容易产生虚伪，而上德是一种自然的、内心的流露，与自然同一。因此，关键问题在于把做作的、有人为痕迹的“下德”转化为无人为痕迹的自然的“上德”。
怎么做呢，那就是需要“修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将“道生之”和“德畜之”这种遵循自然规律和后天的自我修养而成看得同等重要，并达到“玄德”，就是幽妙而不可言的美妙之德。他在五十四章更明确地指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可见，老子反复强调“修”，即修身、修家、修乡、修邦、修天下，而使个体的本真的德达到一种世界的普遍性，通过修德而趋近于道。
那么，怎样将这种下德变为上德呢？老子认为应该是“处柔”，也就是“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五十五章）。赤子是“和之至也”，也就是进入到一种“太和”的境地，即“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二十八章）的境界，即象婴儿一般地处于柔弱的状态。这确实指涉出一种道的实际应用和道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处柔”或“贵柔”或“尚弱”，是老子道和德的思想体系的根本点。“柔弱”正好是人具有发展前景、生气勃勃的一种象征，而那种僵硬直强则是死亡的预兆。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这种柔弱恰好是预示了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取代那个坚强。因为柔弱自身包含着它的对立面，柔就是潜在的坚，可能发展为坚，或终能取代坚，所以至柔就是至坚。在将这种或然性推及到必然性后，就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因而，“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这种柔弱胜刚强的关键在于，处柔的谦卑低下，就已然与道相通，甚或与道相同了。
因此，老子的人生论除了张扬“上德”，象“赤子”一样“处柔”外，还强调了“三宝”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六十七章）。这里，老子将人生精妙的东西称之为人生三宝，就是说，他在人生修德成道的过程当中，极为珍视慈悲心和慈爱心，将慈爱推广到自我、他人和天地万物之中。他常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四十九章），又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二十七章），将一种博大慈爱之心推广到天下，将尊重人的生命和重视人的生命以成其自身的完满的德性看得非常重。
“俭”提供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意在提醒人要知足，要能够减少本能欲望，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一种正常的、节俭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物欲，因为也许奢靡的酒肉就是断肠之药，而淫逸的美色或是伐性之斧。因此，只有以廉、俭为宝，才能够使人生达到一种长久平衡的“和”的状态。
“不敢为天下先”与世俗之理背道而驰。老子反对一切人为矫饰和那种争先恐后的作法，因为他深深知道：“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所以强调，“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二十二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三十八章）。总之，不敢为天下先，就主要是为了“成器长”，要达到一种能长久的处于弱的，而不向趋于强的、终结方面发展的状态。因此，三十四章说：“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作为人生修德的重要部分，甚至提高到个体的生死存亡的本体论高度来认识。即只有达到这样一种“自然无为”状态，追求“上德”、“处柔”的人生“三宝”的生存方式，人生才算是有了真正的“德”。
老子的社会政治论，表述的主要是一种统治方术的思想。统治者不仅应具有下德（即讲仁义），而且还要具有上德（即无为而治）。《老子》其总纲就是无为而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民之难治之，以其之上有为，是以难治”（七十五章）；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五十七章）。老子坚持指出，圣人治国应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因此，治国并不需要去讲什么仁、义、礼，因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三十八章）。缺乏忠信之实而仅剩礼仪之虚壳，正是一切祸乱的根源。人只有处在一种平和的、平等的社会处境中，才不会有冲突和战争，才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只有这样无所偏爱，听任百姓自然生活，才会使社会处于一种和平宁静的氛围当中。因此，“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意在提醒说，政令繁苛反而会加速败亡，还不如持守虚静（无为而治）。老子提出一个著名的治国方略“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也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要象煎一条小鱼一样，不能总是去翻动，否则就会搞得一塌胡涂了。只有统治者不以繁令苛捐去搅扰人民，让人民安居乐业，清静无为，才能达到无为而治，否则，就会扰民害民，天下就会不安宁不太平，甚至会世风日下，大乱烽起。
可以说，老子的无为而治观，是有着素朴的辩证法思想的。当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这种朴素“乌托邦”社会是否能够完全确立，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在老子的社会政治论中，存在一种“均贫”的平均论思想。他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七十七章），强调社会最怕的就是贫富不均，而天的根本道理是将有余和不足互补而使之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同样，“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从而内心平和，欲望减少。“均贫”在实践上可分为两个层面，对统治者而言，在于“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二章）；对百姓而言，则“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只有这样，不强调物质享受，不一味怂恿竞争，也不在世俗的熙熙攘攘中纵身于声色名利，沉湎于现实利益带来的官能享受，那么，才能达到一种“均贫”——不仅是物质的平衡，而且也是精神的平衡，国家才能够避免灾祸的降临，人民的生命财产才不会遭到损害。因此，“均贫”主要是针对于“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只有从这种欲望煎熬中解脱出来，从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中解脱出来，才能实现人生理想和政治方略。
老子在政治论和军事论中强调“无敌”的思想，“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七十三章）。主张人不应该逞勇，逞勇会带来杀身之祸，而自然的规律是不斗而善于获胜，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不战而胜。《孙子兵法·谋攻》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似与此意相近。
老子厌战，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三十一章）强调战争是不吉利的东西，非万不得已时不用，即使打了胜仗也不要洋洋自得，如果是以杀人为乐，那么其心就失去了德，就不会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当然也就不会得到成功。甚至，他把问题推到极端上去看，指出“兵强则灭”，就是说，打仗逞强就会走向灭亡。这种不战之战的思想，也是他无为而治的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老子在六十九章说：“祸莫大于无敌，无敌则尽亡吾宝矣。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帛书乙本和傅奕本作“无敌”，而王弼本和河上公等通行本皆作“轻敌”）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没有对敌人的警惧之心时，就容易丧失其进取之心、警惕之心，而遭遇到危机，轻则亡国，重则失道。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与此异曲同工。有机心的统治者在无敌时恰好要树立一些敌人，一个国家没有内忧外患的意识，必然处于灭亡之中。所以，老子强调国家和个体要居安思危，甚至是有意为自己树立一些对立面的敌手，以使自己产生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才可以保持其生机活力和向心力。
当然，这些思想也许是浅者不觉其深，深者不觉其浅了。
摘自《东方大哲的玄思：<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