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延续千年的书院教育是其最具特色、最有成就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书院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千年历史过程中，长江流域一直居于全国的重心，引领着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建设潮流。而且，尤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从而使这个地域的书院及文化均得到蓬勃的发展。
一、长江流域书院的历史发展概况
书院的兴起繁荣，成为唐、宋以后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同时，书院发展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就是区域性分布不平衡。具体来说，一改中国古代历史以黄河流域为文化教育重心的现象，长江流域成为书院兴旺发达的丰厚文化土壤。无论是考察书院的源起，审视其发展的数量、规模和办学的成绩，长江流域的书院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域。
这里，我们拟对长江流域书院群崛起的现象作粗略的勾画。以从整体上鸟瞰这一独特的文化发展景观，并对这一文化教育现象作一初步的解释。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是在唐、宋时奠基的。从书院的萌芽，到书院的形成和最终定型，其过程主要发生于长江流域一带。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民间的文化教育组织，最初萌芽于唐中叶至五代之时。尽管这批早期书院的性质、办学规模以及具体的制度、教学活动等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从这些最早称名"书院"，包括它们的读书、讲学、论文、藏书、著书等与“书”有关的文化教育活动来看，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并且初步具备了完整书院形态的一些特点。
书院与长江流域有着不解之缘，这在书院萌芽时就已体现出来。早在唐中叶以后，中华大地就开始星星点点萌芽着一些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初萌芽的书院绝大部分都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据我们从全国的地方志中搜集的唐五代时萌芽、称名的书院中，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省，详见下表。
除了上述长江流域的省区，另加上历史上作为文化重镇的陕西、河南有几所书院的记载外，其他省区的地方志均不见有此类早期书院的记载。可见，在书院的萌芽方面，长江流域和向来是文化重镇的黄河流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充分反映出长江流域在书院萌芽期的重要性。
同时，在长江流域的一些早期书院中，还有一些明确的讲学活动的文献记载。如江西高安县的桂岩书院，系唐代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幸南容（746-819）为鼓励本族子弟读书求仕而创。据其后裔幸元龙所作《桂岩书院记》云，幸南容“昔尝卜此山，开馆授业”[[1]]。这种聚徒授业的教学活动，实开辟了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再如，江西德安的东佳书院。系唐代义门陈衮所创，该书院“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2]]。此外。像江西吉州的皇寮书院、福建漳州的松洲书院、湖南衡山的邺候书院、石鼓书院等，史志上大多都有读书讲学的记载。
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当宋初官学不兴之时，书院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不再像唐五代时期那样，书院主要是个人读书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讲学的教育活动，北宋时期的书院基本上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正规学校。这里既有专门主持教学、行政管理的山长职事，还有规制化的讲堂、斋舍、祠庙、书楼，同时，还有一定规模的藏书等等。这样一种正规、完备的教育组织，虽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但同时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风行全国。
在北宋时期这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中，长江流域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书院初兴的发祥地。北宋时期创立最多书院的省份主要是江西、湖南、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四川、安徽等长江流域的省区。可见，唐五代出现书院萌芽较多的省区，到了北宋时期仍是书院发达的地域。相反，向来是人文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虽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比起长江流域来说，则仍有相当的距离。如河南是北宋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但是北宋时期河南所创办的书院也只有10所，这和长江流域的许多省区相差明显，如江西有39所，浙江有32所，湖南有12所，福建有12所。至于黄河流域的其他省区创办的书院则更少，如河北3所，山西4所，山东7所，陕西4所。可见，如果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书院数量作一粗略的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在北宋时期的兴办书院热潮中完全居于不同的地位。
与此同时，北宋时期所创办的著名书院，也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一带。如湖南就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办学规模大，影响甚显。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因此还受北宋真宗赵恒的召见，并得到赐书、赐额的待遇。石鼓书院因办学影响大亦受到朝廷赐额。故而，湖南的岳麓、石鼓两书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江西的著名书院亦很多，如白鹿洞书院就受到朝廷赐九经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另外，江西还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包括南丰县的华林书院、安义县的雷塘书院、南城县的盱江书院等等。有人将江西的华林书院、东佳书堂、雷塘书院称之为江南的三所名院。其中华林书院在宋初影响最大，四方游学之士甚众，不仅受到朝廷的赞扬，宋初的许多名人学士均题诗赞誉有加。此外，像江苏的茅山书院、浙江的稽山书院，均是北宋时期的著名书院。当然，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河南有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山东有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它们或因办学规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或著名书院的名录中。但是与长江流域的著名书院相比，其兴办的规模和影响仍为逊色。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原地区已经全部被金兵占领，作为民间新兴的书院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除个别之处外，中原地区再也难觅书院的弦歌之声。相反，江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长江流域各地纷纷创办书院，在数量、规模上均超过北宋。尤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书院教育与理学思潮的一体化。也就是说，这段时期积极创办、主持书院者主要是活跃于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理学家们。他们往往在书院中标榜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发挥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利用书院展开学术讨论。同时，在关于书院管理制度、办学特色方面也都出现了新的风貌。应该说，到南宋时，书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并影响以后的数百年之久。
当然，南宋时期书院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中中。我们可以从“南宋四大书院”来理解这一问题。“四大书院”通常是指北宋的四所著名书院；或者是指江南的岳麓、白鹿洞、石鼓三所，中原的嵩阳一所；或者是江南两所(无石鼓)，中原两所(增睢阳)。可见，作为京师之地的河南在兴建书院时尚有一定地位。但到了南宋时期，所谓“南宋四大书院”则均在长江流域，清学者全祖望说:
自庆历修举学校，而书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则仿嵩阳、睢阳，南方则仿白鹿、岳麓，莫之与京，是之谓四大书院。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荡，二阳鞠为茂草。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3]]
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而岳麓、白鹿、丽泽、象山四所书院则崛起于长江流域，成为“南宋之四大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书院均有名师主持，张南轩主岳麓，朱熹主白鹿洞，吕祖谦主丽泽，陆九渊主象山。由于他们四人是南宋理学思潮四大学派的宗师，所以这四大书院又成为当时名声显赫的四大理学学派的基地。
由于南宋时期江南的书院均与理学思潮结合，随着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宋理宗之后，理学的地位得到确认，书院则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蔓延开来。江南几个书院发达的地区，如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四川等，每个地方的书院都多达数十所，可见这种以书院为代表的教育体制在南宋时期的长江流域已经完全确立。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
唐、宋只是书院教育制度的萌芽、成长、定型期，长江流域成为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丰厚土壤；元、明、清则是中国书院的发展及普及时期，而长江流域依然是书院普及发展的基地。总之，江南各地书院的数量、规模、影响均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域，保持了长江流域书院建设发展的优势地位。
元朝的书院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普及，故而才有“书院之盛，莫盛于元”之说。这种推广和普及的力量主要来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的力量。元代书院中相当多者仍保留了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这一特点。大量不愿仕元的宋代遗民主要是通过在民间创办书院以从事独立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一带，在宋朝就有许多由理学宗师创办、主持的书院。具有强烈道统意识的儒家学者或是恢复原来的书院，或是新建书院。如理学发达的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的许多书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恢复起来的。加之元朝当局对这种民间兴学的热忱并不制止，反而是鼓励。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4]]元朝许多个人不仅出钱资助那些“先儒过化之地”的书院，还积极捐钱捐田创建新的书院。在元人文集的书院记中，有大量民间捐田建书院的记载。元朝政府亦对这种民间的个人行为予以表彰，如退居故里的千奴，他“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有司以闻，赐额历山书院”[[5]]。
其次是官府对书院教育大力扶持，亦使书院能够得到推广和普及。元代所建的第一所书院就是由朝廷所建的燕京太极书院，这表现出元政府对书院教育的承认，亦对以后的书院推广政策开了一个先河。以后，各级地方官府纷纷效法，官员们纷纷在自己的治所建设书院。长江流域的大量书院就是由地方官员主持、地方财政创办的。如浮梁的绍文书院、吉州的白鹭洲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婺源州的晦庵书院、南康的白鹿洞书院、浙江青田的石门书院等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主持修复或修建的。为了保证书院教育的建设发展，元代政府还对书院的管理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最重要的就是把主持书院教育的山长列为朝廷命官：凡州县书院的山长与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由礼部任命；凡各省所属书院的山长，则与所属州县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授命。另外，书院的生徒也与官学的学生同等对待。“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6]]这些政策，虽然导致书院官学化程度的加强，使书院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使书院得以推广和普及的作用。
民间和官方共同努力，是明、清时期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民间士绅对书院教育的极度热忱和向往，他们普遍将资助、创办书院看做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与"兼善万世"的历史功业，故而往往将最大的热情倾注在书院建设方面。另一方面，官方虽然对书院自由讲学有所限制，但对书院在发挥基础教育、精英教育及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亦是肯定的，故也倾注力量对书院加强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以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标。
在这股关于书院的推广普及的热潮中，长江流域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根据地方志、书院志及文集等文献记载，元代书院有296所，而其中建置于长江流域诸省的书院则占其大部分。主要分布的省区为:江西94所、浙江49所、湖南21所、福建11所、湖北9所、江苏6所、四川5所、上海4所、贵州3所，占总数的68。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则分别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7]]。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书院建置仍是非常繁荣发达。尽管元代建都于北方，元政府又十分重视书院，在燕京建立了第一所书院，同时在南方诸省搜罗、邀请了不少名儒，但是，北方的书院教育仍然远远落后于有着深厚文化教育根基的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书院教育的推广与普及在全国遥遥领先，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由于民间、官方的共同努力，明、清两朝的书院在成倍地增加。书院的设置更加普遍化，几乎每个府县都创办了书院，文化教育发达的州县一级的书院更是达到数十所之多。另外，许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纷纷创建书院。在这种书院教育的全面推广、普及过程中，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保持了兴旺发达，并引领书院发展的时代潮流。从书院建置的数量统计上明显发现，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书院建置数量，一直在全国是遥遥领先。
二、 长江文化的发达是长江流域书院崛起的历史条件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书院的崛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当时长江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唐、宋以降，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能够萌芽、兴起、发展及全面推广，并总是居于全国的先列，离不开唐、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
古代书院兴起于唐、宋，这恰恰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并最终完成的历史时期，所以，探讨书院教育为什么会是长江流域为盛，这都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文化崛起的大背景直接相关。
尽管现代考古学材料不断证明，从远古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是十分发达领先的，但是从青铜时代的夏、商、周三代到秦汉之时，长江文明落后于黄河文明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8]]。但是，自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华文明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不平衡格局。南北朝时期发生的永嘉南迁，导致一个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由北向南的移民高潮，其直接结果，就是推动了南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政治地位的提高。从唐代开始，长江流域经济不断开发发展，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不断上升，并逐渐获得了经济重心的重要地位。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趋强，其文化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两宋，长江文化在不断地发展，并且完成了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转变。
唐、宋时期，长江文化的持续发展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主要例举几个条件，以阐述书院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
（1） 士绅社会的发展
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士绅社会与书院教育有一种很强的互动关系：士绅社会的发展，必然通过积极地创办书院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文化的关怀；书院教育的发达，又可以培养、再生新一代士绅。长江流域的书院之所以那么发达，其重要的条件是唐、宋以后这个区域的士绅社会发展很快，由于士绅的社会力量，终于推动着长江流域不断兴起一个个创办书院的热潮。
唐中叶以后，长江流域士绅社会的逐渐发展，从多方面体现出来。如有人统计《新唐书》中列入《儒林传》、《文艺传》的人物，其籍贯可考的有123人，唐代前期有81人，南方人氏27人，占总数的33%。后期共41人，南方人氏23人，占总数的56%。另外从唐代进土人数的地理分布也反映了这一问题。据统计，在安史之乱以前，唐进士及第的总人数为275人，长江流域仅68人，占总人数的24.72％。安史之乱以后，全国进士及第人数为713人，长江流域的人数达407人，占总人数的57％[[9]]。可见，无论是从《新唐书》中列入《儒林传》、《文艺传》的人数，还是从唐代进士人数的分布来看，唐代后期长江流域的士绅社会均呈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而书院的萌芽也恰恰在唐中叶以后。长江流域的书院能够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确是由于长江流域士绅社会的发达，它们构成了书院形成与发展的坚实社会基础。
（2） 学术思想的繁荣
书院既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书院的盛衰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学术思想的繁荣发达，总是要寻求、获得相应的教育组织来传播，从而促进了书院的发达；而书院教育的发达，亦可以进一步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10]]。因此，学术思想的发达繁荣成为书院创建、发展的重要条件。
唐、宋以来，中国学术史上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出现了综合儒、佛、道思想的更具综合性的学术形态——理学。理学思想源于中唐以后，创建于北宋之时，大盛于南宋时，其发展的进程几乎与书院同步。因此，它和书院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唐代以前，长江流域的学术思想总是处于边缘地位，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术成果，但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理学思潮出现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理学形成于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一带。周敦颐所奠基的理学成为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术，标志着长江流域学术地位的崛起。特别是到了南宋，理学学术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理学的重镇。理学史上几个重要的学派，如朱熹的考亭学派、陆九渊的象山学派、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吕祖谦的婺学派，另外，还有与理学展开学术争鸣的浙东事功之学，包括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都活跃于长江流域一带。他们在这里研读经史、阐谈义理、会讲论辩、著书出书。书院成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传播思想、创建学派的最好场所。总之，两宋时期书院的繁荣发达，离不开这些活跃于学术前沿的学子们的热忱。
（3） 佛道宗教的发达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一方面在于它兼具传统私学的自由讲学与官学制度的完备的双重长处，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兼收了儒家人文教育与佛道宗教教育的各自特色。同时，佛道宗教亦对理学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佛道宗教的发达，又构成了书院建设及理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东汉就传入中国，两晋以后进入发展繁荣阶段。这段时期内不仅北方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也十分繁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真实地反映了江南一带佛教发达的情况。尤其是天台宗、禅宗更在长江流域获得充分的发展。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因创始人智凯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天台宗的教义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故其又称法华宗。由于《法华经》曾在江南一带广泛流传，智凯法师以此为理论基础而创立天台宗，天台佛学中的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圆融三谛、佛性说等均对中国的佛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了唐代，天台宗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总之，天台宗的兴起，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一带，体现了长江宗教文化的发展。同时，长江流域又是中国化佛学——禅宗的大本营，在禅宗形成的初期，江南地区就成禅学传播的重镇。中唐以后，六祖慧能得法南归传教，故而南宗的各宗各派纷纷在长江流域一带传播。慧能的著名弟子南岳怀让、青原形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等成为禅宗主流。其中又以南岳、青原两家弘法最力。总之，南宗的主要活动地就在长江流域一带，在长江文化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
长江流域又是道教创教、传播的重要地方。无论是长江上游地区，还是中下游地区，均是最早传播道教的地方。从魏晋南北朝始，长江流域一带涌现出许多重要的道教教派和道教人物。同时，在江南一带形成了许多道教名山。如江苏的茅山，是道教的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和第三十二小洞天。茅山是道教茅山派的发源地，许多著名道士如杨羲、葛洪、陶弘景、吴筠等均在此修炼。四川的青城山，道教称第五洞天，张陵在此传五斗米道，其子张衡、孙张鲁均嗣法于此，山上保留有大量道教古迹。湖南衡山，为道教第三小洞天，建有黄庭观、上清宫、降真观等道教宫观，亦有著名道士魏华存、徐灵期、司马承帧修炼于此。湖北武当山，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亦是道派传教的重镇，有许多著名道士如吕洞宾、陈抟等修炼于此。另还有江西龙虎山、安徽的齐云山等，均为道教的名山。
可见，佛、道二教在长江流域有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由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林立于名山之中，而早期的书院亦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而创设于名山，佛道的宗教理论，修养方法也影响了理学学术及书院教学。故而，长江流城佛道的盛行，是书院繁荣的重要文化条件。
（4） 造纸印刷的发达
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能够形成、发展于唐、宋之际，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书籍的普及。书院首先要能藏书，然后围绕着藏书能够展开教书、读书、著书及出书等一系列的教育文化活动。而唐、宋之际造纸印刷的发达，促进了书籍的普及，进而为书院奠基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和物质基础。
造纸发明于汉代，而到了唐、宋之时，造纸业的技术不断提高，纸的产量、质量亦大大提高。中国地缘广大，各地所提供的造纸原料不同，故而造出的纸在质量、用途上各具特色。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十分发达，一方面是各地均有自己的知名作坊和高超的技艺，如歙州(今安徽省歙县)的造纸技术就闻名一时；另一方面各地的造纸原料也不同，江南一带就各以麻、竹、藤、苔、稻草、麦茎等为造纸原料，故而造出的纸各有特色。江南成为重要的产纸地，浙江、四川、湖北等地都有自己的名纸和纸业作坊，在当时名极一时。
纸业的发达，又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从中唐到两宋，是中国印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最初盛行各种雕版印刷，宋代发展出官府刻印、书坊刻印、私人刻印等印书类型，刻书地点遍布全国。在北宋还形成了四个雕版印书的中心，那就是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安(今建瓯市)、河南的开封，其中的三个中心均在长江流域。到了南宋，这三个印书中心继续发展。江南地区的雕版印刷得到发展的同时，活字印刷也发展起来。北宋时，杭州的毕升试制成功了活字印刷，其印刷方法具有制活字、排版、印刷等主要步骤，极大地促进印刷业发展。
由于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使原本十分珍贵的书籍大大得到普及。民间普遍具有收藏书册典籍的可能，这样，就有可能使先秦、两汉曾经流行的各种私学演进成书院这种更具特色的教育机构。
上面列举的四个方面的原因，是长江流域书院在唐、宋以后崛起的重要文化条件，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之所以如此繁荣发达，完全是这个时期崛起的长江文化推动的结果。
三、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
书院教育与长江文化的发展是互动的，唐、宋之际长江文化的发达，促进了这个地域中的书院教育。同样，书院教育的兴起，又对长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从文化创新、积累、传播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1） 文化创新功能。
这主要体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长江流域书院与理学紧密结合，从而导致了理学的蓬勃发展和学术地位的确立。这段时期内，理学家的教育活动、理学学术成果的形成、理学思想的传播、理学学派的形成、理学思潮的发展，往往要以书院为基地，总之，书院与理学的相互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理学学术的发展。南宋时期理学学术的创新发展，确是得益于长江流域书院这个学术中心。
长江流域的学术能够在元、明、清时期继续获得蓬勃发展，其社会影响力甚至超过两宋，同样与这段时期的书院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有密切联系。明中叶以后，长江流域的心学思潮得以蓬勃发展，这是由于明中叶的书院教育与当时的心学思潮的结合有关。代表明代心学思潮有两大学派：王学与湛学。王学是指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学派。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形成于贵州，并且他在贵州创办龙岗书院、文明书院讲学。正德十三年（1518年）以后，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在江西，故又修濂溪书院，赴白鹿书院讲学。嘉靖三年（1524年），他在浙江绍兴时又“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王阳明因在长江流域的诸书院中讲学，其弟子遍及江南，形成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等，这些王门弟子又是在长江流域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的主力军。湛学则是指湛若水创建的学派。湛若水师从陈献章，后独立门户，到处建书院讲学，其所创书院中有名者，如西樵精舍、大科书院等。他所创办、主讲的书院很多，黄宗羲称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11]]总之，由于王、湛借助于书院从事学术活动，从而推动了明代心学思潮的不断更新发展。
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最初，以“实学”相标榜的一代学者活跃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他们同样利用书院研究学术。如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晚明时期影响甚巨的著名书院，清初的浙东学派也以甬上证人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清乾嘉以后，以诂经考史为特色的汉学思潮兴起，他们同样利用了书院，浙江杭州的诂经精舍就是这些书院中影响最大的一所。概而言之，从晚明到清初，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仍然促进着学术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使得这个区域知识群体的学术观念、学术成果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
（2） 书院的文化积累功能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著述。书院是一个地域乃至全国的学术中心，这里汇聚着来源各异的学术精英和勤奋学子，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开拓着新的学术领域，产生新的学术思想。为了将这些学术成果保存下来，书院的师生们在这里潜心著述，以积累学术文化的成果。所以著述是书院实现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那些学术大师在主持书院工作的时候，同时也从事学术著述，他们的许多代表著作也是在书院中完成的。同时，他们常常将各种讲义、经说整理成书，供学生研究参考。许多书院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之类的书。另外，许多生徒在学习的过程中，撰述论文或著作。这样，书院在它的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文化。从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孟子说》、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到清代的《紫阳书院课艺》、《尊经书院初集》、《诂经精舍文集》等，均是长江流域书院所积累起来的学术文化成果。
其二是刻书出版。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刻书出版功能。其刻书的范围，除了积累自己的文化学术成果，如刊刻上述书院主持者的著作、讲义以及语录、课艺、书院志、同门录外，还刊刻能服务书院教学、研究、交流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这样，书院又在事实上成为各个地方的刻书出版中心。长江流域的书院发达，故而在刻书印书以实现文化积累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明、清四朝中，长江流域的书院刊刻了大量书院版本的书。在古代出版业中，出现了因校勘严谨、质地精良而著称的“书院本”图书，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书院，均大量刊刻了这种“书院本”的书籍。明、清以来，书院刊刻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故而有的书院还专门设有刊刻图书的书局，承担地方上刊刻出版书籍的任务。如江苏的南菁书院，就设立了南菁书局，四川的尊经书院，则设立了尊经书局。书局是专门刊刻书籍的机构，其出版书籍在数量、质量上均有很大的提高，如尊经书局几年就刊刻书籍达百多种，对积累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三是藏书。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故而是书院的重要组成要件。对于地方文化建设事业来说，藏书也起着文化积累的作用。所以，遍布长江流域中的大大小小的书院，均通过收藏、借阅典籍图书的活动，将各种类型的图书典籍集中起来，并通过捐赠、刊刻、购置等手段不断丰富藏书，使书院的藏书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院的藏书之精、之多，在地方的图书收藏中是少有的。这些书院都建有专门的书楼、藏书楼、御书楼、尊经阁，以保存、借阅这些图书。如岳麓书院的御书楼(原名书楼、尊经阁)就先后收藏有宋真宗、宋理宗、清康熙、清乾隆所赐种种御书。南宋魏了翁所主持的四川鹤山书院，藏书量达到十万卷。长江流域书院的藏书之珍贵、丰富，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四是祭祀。祭祀也是古代书院的规制，是书院教育的重要特色。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统，除了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之外，书院祭祀的对象还包括与本书院尊崇学统的相关人物、地方的名儒乡贤、创建书院的有功之士等。这样书院的祭祀就有很浓厚的承传学统、彰显地方文化的文化积累功能。长江流域各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学术传统和地域文化，如蜀学和巴蜀文化、湘学及湖湘文化、徽学及徽文化、赣学和赣文化、浙学和浙江文化等，这种地方学术和地域文化往往又是书院办学过程中的学术思想积淀的结果。而各地的书院祭祀，对保存及强化这种地方学术、地方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四川的书院祭祀三苏父子、魏了翁等，湖南的书院祭祀周濂溪、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江西的书院祭祀朱熹、陆九渊等，浙江的书院祭祀吕祖谦、陈亮等。这些祭祀均具有积累文化、承传学统的文化继承意义。
（3） 文化传播的功能
书院是一种多功能的文化组织，但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仍是教育，而教育的特点就是传播文化，即把前人积累起来的文化传播开来或传递给下一代。因此，长江流域蓬勃兴起的书院群，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域的文化传播，对文化发展、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均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所以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书院这种教育组织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首先，书院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一般情况下是由朝廷主持的官学系统承担高等教育的职能；而基础教育则没有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主要由家族、民间社会来承担。而宋以后建立的书院体制，则承担了上述两方面的教育职能。一方面，各地书院尤其是那些名书院，大多是古代的高等程度的教育机构，主讲者为国内名流大师，来受教育者也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吏，他们之间传播的内容也是程度很高的“大人之学”。地处长江流域的“南宋四大书院”，均是这种高等的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大量建于乡村、城镇、家族的书院均属那种基础教育程度的书院，这一类书院的数量多、分布广，在我们对地方书院的统计数字中，大量的书院均属这种类型。它们能够“以教其乡之子弟及四方从游者”，在发展地方基础教育、促进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书院能够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故而对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起到了十分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书院能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它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学校教育，以补充或取代官学教育的不足。书院与官学不同的是，它的学生来源没有那样的严格限制。一般的书院都要接纳社会上的“游学之士”，岳麓书院来名人讲学时，社会上来听讲者络绎不绝，高峰时多达千人。所以，明代岳麓书院还建有专门的迎宾馆、集贤馆，以供游学之士居住。此外，许多乡村或家族的书院，往往还要对村民从事一些文化普及的工作。这也是书院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原因。
其三，书院能够将经史教育与各种专科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教学内容体系中，经学、文史等一直是教学的主体，书院的教学内容也是以此为主。但是，书院毕竟是一种相对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故而也产生出了许多专科方面的教育，包括专习官话的正音书院、专习武事的肄武书院、专讲医学的医科书院等。晚清时期，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讲西学西艺的书院。这也是书院能够大大促进长江流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
由于书院教育具有上述特点，而长江流域的书院建设，又十分发达，故而对长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面论述了书院的文化创新、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的多种功能，以说明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书院既充分发挥了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是长江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注释】
[[1]] 《江西通志》卷八一，光绪七年版。
[[2]] 《江西通志》卷八二，光绪七年版。
[[3]] 全祖望：《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鲒埼亭集外篇》卷四五。
[[4]] 《元史·选举志》。
[[5]] 《元史·和尚传》附《千奴传》。
[[6]] 《元史·选举志》。
[[7]] 参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35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8]] 参见叶书宗等：《长江文明》前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9]] 参见赵文润：《隋唐文化史》；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引自《长江文明史》，223－22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0]] 参见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2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11]] 《白沙学案》，《明儒学案》卷三七。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