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通过追溯中国书院文化的起源与流变，揭示书院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书院开始于唐代，其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二是作读书休闲之用。宋代书院伴随着理学的产生而兴盛，南宋朱熹所到之处，则以创建兴复书院为首务，他以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以儒学经典为文本的人文教育），其次，书院也是发展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创造的重要园地，以及维系社会舆论的场所。书院制度还随着理学向东亚国家的传播而播迁到韩国和日本。
一
中国的书院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私人教师，开了私人办学之风。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提倡“有教无类”，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一说指六经）为教学内容，方法则灵活多样，尤以启发式为主。他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创立了儒学。弟子有三千之多，其中大贤七十二人。孔子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未建立书院制度，他是在自己家开门教学的。此外，他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游说，所到之处，都有学生跟随，随时都进行教学。战国时期，孟子等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教学的，其规模则越来越大。
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团体，有他们的组织，但是，也还不能称之为书院。他们以墨子之说为经典，以实践活动实现其主张，主要参与社会活动，很少有专门的教学活动。
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实行“焚书坑儒”，除了《周易》和专门的技术如种树之书，禁止儒家经典在民间流传。秦朝的教育，实行法家韩非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由各级官吏直接掌握教育，教育直接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服务，教育失去了独立性，也放弃了文化学习。
“汉承秦制”。政治体制沿袭了秦制，但是，儒学的命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汉初推行的“黄老之术”和“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终于接受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1]，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开始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为汉王朝的“大统一”服务。与此相应，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2]，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五经指易、春秋、诗、书、礼，博士是官职，不是学位，教授经典的是经师）。太学是官学，相当于国立大学，不同于私学。但是，在传授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以经师为首的“家学”，此“家”字是指专门之家即专家，不是家庭之“家”。他们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太学生也能对政治发生影响。东汉末年，发生“党锢”，有些“清流”受到迫害，曾发生过太学生集体请愿之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魏晋时期，太学依然存在，但学术风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玄学，“大畅玄风”，也就是“清谈”之风，道家学说（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新道家”）得到发展。很多“名士”聚集在一起，谈玄论道，以谈资清雅相标榜。但是，还不能称之为书院。
书院开始于唐代。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改变了汉代的“征辟”、“乡举里选”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通过考试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书院也就应运而生。但唐朝的书院还是初创，在其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两种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唐朝的考试以词赋为主，即注重于文章诗词；二是一部分文人学士在山林之间筑起书屋，作读书休闲之用。这些地方经常是一家或少数人相聚，读书论道、修身养性，此即早期书院。比如后经朱子修复而成的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就是唐朝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因养一白鹿而得名。
书院兴盛于宋代，其规模、性质与功能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与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北宋初，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思想家，他们以儒家经典教授于各地，随之便出现了很多书院。政治改革家范仲淹从政时，便设置学官，胡瑗等人则以“明经”、“政用”设科讲学。与此同时，“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亦开科讲学。随着儒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大兴。到北宋中期，理学正式形成，以地域为名称的学派也先后建立，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苏轼父子的“蜀学”，相互响应。与此相适应的书院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书院，以讲授儒家经典为宗旨，与佛教寺院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复兴儒学的重要阵地。
到了南宋，朱子在福建建立了儒学体系，称为“闽学”。从二程“洛学”到朱子“闽学”，经历了四代传授过程，其间都有书院相随。而朱子所到之处，则以建书院为首要任务。著名的武夷精舍（建于1183年，明代改名武夷书院，清康熙题字“学达性天”）、沧州精舍（建于1192年，初名竹林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清康熙题“大儒世泽”匾额），就是朱子亲自所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1179年）和岳麓书院（1194年）则是由朱子重修而成。至于朱子读书、讲学或题字、题词的书院就更多了，仅武夷山，由于朱子生活、学习、讲学、著述的时间最长，据统计，宋明以降，书院遗址就有45处之多[3]，被称为“道南理窟”。朱子不仅是“集大成”的思想家，而且是对书院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教育家。明代以后，书院继续发展，王阳明和朱子一样，非常重视书院的创建和建设，所到之处，都有书院相伴。清代以后，书院遍布全国各地，连最边远的地区如西北，只要有学子读书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书院。
总之，宋明以后，是书院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教育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虽然，元代以后，特别是清代以后，书院以科举取士为目的，以四书五经，特别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试标准，但是，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很大提高。有些书院，由于影响巨大，受到朝廷的重视，由皇帝加以“钦定”，并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但书院的建制和教学仍按自己的学规办事，因此，基本上仍属私立大学或学校。
二
书院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宋代以后，书院已不是国家教育事业的辅助性机构，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流。书院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书院不同于官学，它是由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主持的教育机构，相当于后来的私立大学。书院有一套教育理念和组织机构，有教育方针和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旁及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书院不分科系，是一种通才教育，但以人文教育为根本理念。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进而言之，是使人成为君子、贤人并以圣人为最高目的。说到底，是一种德性教育，即不是以获取具体知识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德性、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以修身养性的实践教育为根本途径，其方法则自由灵活而又多样，如读书、问答、讲论、辩论等等都是主要方法，最后则归结为实践。这与后来的注入式教育和程式化的应试教育完全不同（清代出现的八股文，则变成了程式化教育，这是一种流变）。
在众多书院中，朱子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书院的性质、宗旨和教学方针、方法及目的。此后，许多书院仿照此学规以为学规，就不是偶然的了。此“揭示”即学规设有“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此学规只有五条，短短几百个字，却将书院的性质、宗旨、方针、目的、内容、方法讲得十分清楚。其中，“五教之目”即“五伦”，是德性伦理，以人性为基础；“为学之要”是学习方法，归结到笃行；“修身之要”是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处事”与“接物”之要，则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具体体现。朱子特别指出，书院的根本目的，是“讲明理义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4]。这就是说，书院是以培养教育人“理义养心”[5]、“成己成人”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求取功名利禄为目的。这是书院的根本精神之所在，与“读书做官”、“读书求利”的工具教育有根本区别。为此，朱子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朝廷以文词取士，而士人以干禄为目的，丧失了教育的功能。“国朝官材取士之法，进士而已，虽间设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者，特以疑文隐义固于所不知，……甚者至于不复读书也。进士之得人已疏阔矣。”[6] 结果是，既无可教之人，又无能教之者。
古代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是启蒙或发蒙教育（又称蒙学），除了读书识字，主要是在“洒扫应对”的实际生活中培养德性。大学按朱子的说法，是讲“格物致知”之学，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书院就是担负这一使命的。用朱子的话说，书院教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用王阳明的话说，“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也”[8]。“圣人”与“大人”，是为人的最高标准，书院教育就是以此为培养目标。
在古代西方，大学属于教会，以实现上帝的意志（奥古斯丁）为终极目的。古代西方的大学也重视知识理性（托马斯·阿奎那），但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任务。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大学便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手段，知识也就变成工具了。中国古代的书院，虽然也学习知识，包括天文、历法、历史、算学等各个方面，但是在认知理性方面终有欠缺，因而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但是，中国的书院在人文教育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并做出了贡献。圣人是人而不是神，是人人可以学、可以做到的，因为人人都有成圣的内在根据。上帝是神而不是人，故只能信仰、皈依，而不能使人成为上帝。一旦上帝的权威衰微之后，人如何挺立，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其实，早在朱子之前的北宋初期，有些书院就立有学规。如唐问在莆田所建上林义斋的学规是：“一曰修身谨行，二曰立志抗节，三曰潜心经术，四曰学通世务，五曰限日收工。”[9] 这与后来朱子所立的学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中的“修身”与“经术”，可说是所有书院的共同要求。学规中特别提出“立志”，是立志成为圣人贤人，“抗节”则是培养独立人格，“通世务”是学以致用。“立志”之“志”也可以解释成孔子所说“志于道”之志，“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就是天人合一之道。
现代大学也有校训校规，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明办学宗旨。这是从书院学规继承下来的。
中国的书院，特别是宋明以来的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一部分人从政，他们中的很多人，按照儒家的“仁民”思想，革除弊政，实行“惠民”政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受到人民的拥戴。大部分人则在各地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为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士人（即读书人）回到家乡，成为“乡贤”，支撑了社会的道德价值，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真正的社会精英。
三
与此相联系的是，书院还是发展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创造的重要园地，也是维系社会舆论的场所。
书院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又承担着发展学术的任务。许多思想家和学者，通过书院的教学与交流活动，不断进行思想创造，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建立不同学派，推动了思想学术的发展。他们在书院著书立说，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宋明时期，出现了语录体的作品，有似于佛教禅宗的语录。但这些语录是学者们在书院讲授中，以问答形式记录下来的思想成果，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对话、问答式的教育，有很多好处，学生不仅可以问，而且可以发表自己的体会和见解，有些问题和见解，可以启发教师的思考，使回答更加深刻。有时还可以进行相互辩论，这就更有利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是一种非常灵活而又启发智思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是在具体对象、具体情境下进行的，与纯概念的推理不同，它可以产生具体真理。儒家学说包括理学，没有概念化、形式化的知识系统，而是一些实质系统，与这种方式有关。
语录是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从北宋开始，张载、二程，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直到明代的王阳明等思想家，都有这样的语录。这些著作，既是书院教学的成果，也是思想家们的思想记录。有人以语录非本人亲著而否定其学术思想价值，这是不对的。记录可能有出入，但其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此外，很多思想家正是在书院完成了他们的专门著作。尤其是朱子，一生为官不过九年，绝大部分时间从事书院教育，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书院写成的。比如在武夷精舍，撰写了《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诗集传》《四书集注》等。在考亭书院，则著成《孟子要略》《韩文考异》《书集传》《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仪礼经传通解》《周易参同契考异》等多部著作。特别是《四书集注》，虽是注解“四书”，却发挥了自己的思想，将他的思想体系融入其中，成为古人著述的代表性著作，并将著述与教学结合在一起，以此身体力行，教育学生。
书院也是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古代书院是开放的，四方学者都可以到书院讲学，如朱子、王阳明等人，每到一地，都要到书院讲学，很多书院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思想，也由此而扩大其影响。仅朱子讲学的书院，就有五十多所，遍布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明代书院进一步普及，讲学之风更盛，王阳明后学王艮父子，把学校办到乡下，随处都讲他的“良知现成说”，一时之间，王学在江南农村得到广泛传播。
学者们进行交流，书信往来是重要形式，但也进行直接交流。著名的“鹅湖之会”（1175年）就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交流。参加的有朱子、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及其弟子。会上，发生了争论，陆九渊以诗的形式表明他的学说以“简易”为宗，批评朱子之学“支离”，后来，朱子又有诗回敬。这次交流，虽因见解不合而散，但是对于发展各自的学说，起到很大作用。事后吕祖谦说，鹅湖之会，“诸公皆集，甚有讲论之益”[10]。话是公允的。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又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欣然接受，为诸生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一章，朱子大受感动，将其讲词刻于书院的墙上，以流传后世。这说明，学术见解虽然不同，但是并无门户之见，学术是开放的，不同见解是能够沟通的。
书院还是学者们相互讨论与合作的场所，不仅可以互相学习，而且可以合作著述。朱子于1175年在福建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与蔡元定所建立之西山精舍遥遥相对，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为了方便，有疑难问题时，便夜间彼此悬灯为记，次日相聚，相互解难释疑。此事一直传为佳话。朱熹还在其创建的寒泉精舍（1169年），接待浙江学者吕祖谦，为了使学者学习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共同编成《近思录》。这是了解理学思想的重要读本，也是第一本正式的哲学史著作。
书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议论时事、批评时弊、发表政治主张的重要场所。儒家有道统与治统之说，认为道统是治统的指导思想，书院则是维护道统的重要阵地。儒家虽不能作帝王师，却要维护道统的尊严。从孔子、孟子开始，就有这一传统，宋明理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直接参与政治、实施儒家主张的机会很少，主要是通过言论和著述发表自己的主张，以影响当时的政治。程颐在为皇帝讲课时，坚持要坐讲，而不是站着讲，就是为了坚持师道尊严。朱子为皇帝讲课时，以“正心诚意”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提高最高统治者的德性修养。后因得罪朝廷权臣而被罢黜，他的学说被打成“伪学”，他本人被打成“伪党”，遭到迫害。当时有人建议他，放弃其学说，以免遭祸。朱子斩钉截铁地说，我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岂能放弃！他不仅坚持一位学者的尊严和独立人格，而且在书院讲授和著作中坚持自己的主张。朱子说过：“夫朝廷之事，则非草茅所宜言，而师生相遇之诚意，亦不当数见于文字之间也。”[11] 但是，从《朱子语类》等记载来看，师生问答讨论之间，涉及政治时局方面的内容并不少，有些是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及政治得失体现出来的，有些则是直接讨论现实问题的。所有这些，体现了学者、思想家的现实关怀。
随着理学向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传播，书院制度也同时传到这些国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阵地。一般而言，书院是随着理学的传播而传播的，但有些书院则比儒学的大规模传播更早。比如韩国的白云洞书院，就是在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1179年）后的第三年仿照白鹿洞书院建成的。这是韩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明朝以后，朱子理学及其著作正式传到韩国，被称为韩国大儒的李退溪，便在陶山书院教授朱子学，并写出了许多有特色的著作。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学者也先后创办了书院，对韩国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后来，韩国出现了“儒教”，就是以乡村书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了解得很少，就不必多谈了。
注释：
[1]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23页。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12页。
[3] 苏德政：《朱熹与武夷精舍》，《朱子文化》2008年第4期。
[4]《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四部备要本，卷七十四，第16－17页。
[5]《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第2页。
[6]《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第9页。
[7]《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第4页。
[8]《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二十六，第967页。
[9] 黄仲昭：《八闽通志·学校志》卷四十五。
[10] 吕祖谦：《东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
[11]《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