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和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年长习仲勋16岁，他们早年在延安相识。当时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等职。当时，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两人交往并不多。建国后不久，习仲勋和叶剑英分别于1952年、1954年进京工作，由于两人主管工作不同，交往仍旧不多。习仲勋和叶剑英接触较多的时间是“文革”结束之后，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蒙冤16年依然保持革命激情的习仲勋尤为赞赏，不仅坚决支持为他平反，还力荐他主政广东，并在其工作的艰难时刻，给予十分重要的支持。
力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文革”结束后，在叶剑英、胡耀邦等人的关怀下，1978年2月22日凌晨，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下放地洛阳，途经郑州返回北京。习仲勋形容此时的心情时说：“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此前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期间，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习仲勋。他见到习仲勋时非常高兴，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习仲勋由衷地感谢叶帅在百忙中接见自己，并简要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叶剑英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因兼职较多，且长期在中央工作，无暇兼顾广东工作。而广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文革”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当看到习仲勋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身体依然很好后，叶剑英认为安排他去广东做出一番开创性工作，是非常合适的。
叶剑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1978年3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国家机关14个部委疑难案件座谈会并讲话。在讲话中，胡耀邦郑重指出：“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当第二书记。总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老同志要安排。”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为习仲勋安排实际工作。同月，习仲勋恢复党组织生活。在当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胡耀邦正式宣布：“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在习仲勋到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叶剑英等人的高度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很受鼓舞。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第二天，即4月6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会后不久，第一书记韦国清回京工作，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勋主持。
来信赞习仲勋：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
习仲勋抵达广州6天后，4月11日至5月8日，叶剑英就到广东进行了将近一月的视察工作。在叶帅下榻的南湖宾馆，习仲勋多次和他促膝长谈，并向他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以6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这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习仲勋到达广州时，由于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仍然受“左”的错误影响，全省工农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调查后，习仲勋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于是，他决定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6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参会干部对个别省委常委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此开展省委常委的整风。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整风放手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领导干部也各自主动承担责任，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经验教训，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
但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彻底清除，这次整风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个别人的发言讲话还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烙印，往往上纲上线，言词有些过火。针对一些“出格”的话，这部分人是异常排斥和恐惧的，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了解到这些争论后，8月，叶剑英代表中央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叶剑英的这封信，无疑给了习仲勋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干得对，中央就支持。
号召全党学习习仲勋
习仲勋去广东工作时，惠阳地区治水有两项大工程，一是淡澳河工程，一是潼湖工程。习仲勋在视察惠阳地区之后，在梅县、汕头、惠阳地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多次提到惠阳整治水工程不错。习仲勋的讲话传达后，广东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于9月25日给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说他对惠州两项治水工程的效果评价过高，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凡参加淡澳河工程的生产队，没有一个没有意见的。这条河还没有收拾好，现在又提出整治三江两湖工程，此项工程比淡澳河更大，“淡澳河工程已经是骑虎难下，潼湖这个工程更大，为什么一定要蛮干？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建议习仲勋“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麦子灿还指责习仲勋重视信访工作是“漂亮话，是句空话！”信的结尾还写道：“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习仲勋收到这封信后，在省革委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说其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10月18日，习仲勋回信给麦子灿：“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习仲勋还建议把这封信和他的复信发给各地委、县委，提倡这种好风气。
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重点讲了“发扬民主”的问题：
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讲到这里，叶剑英特别表扬了正确处理麦子灿来信一事的习仲勋，号召全党学习他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
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一个领导干部，要能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民主作风，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支持习仲勋在广东搞经济特区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考察，看到一街之隔的香港繁华热闹，这边却荒凉冷清。这使他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如果中央能给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报告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决定，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1月2日至15日，叶剑英到广州休息。在和广东省委常委吴南生谈话时，他说：“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快想一想，得把经济搞上去啊！”叶帅的嘱托，使广东省委加快了工作步伐。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班子成员制订了一个各省委常委带队去全省各地调研的计划，其中吴南生在汕头调研后，于2月21日晚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提出了办类似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一些设想，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4月，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专门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大胆地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嘱咐广东省委尽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对广东省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调研。5月14日，习仲勋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与此同时，4月29日至6月5日，叶剑英再次赴广东视察、休息。对于习仲勋等人提出的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如何先行一步等问题，叶剑英和习仲勋等省委领导多次进行了深入交流。
6月1日，叶剑英亲自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在听取一些同志发言之后，他高兴地说：“我同谷牧同志讲，发展经济不能顾北不顾南。现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向中央提出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还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对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叶剑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听完叶帅的发言，习仲勋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6月5日，叶剑英离开广东回到北京。6月6日，广东省委就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23日，叶剑英参加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在会上再次明确提出广东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加快建设步伐。还特别强调广东要利用好海外关系多的社会条件和亚热带气候的自然条件。
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重视下，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为了表达对特区工作的支持，叶帅率先视察特区，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排忧解难，成为第一个到达特区视察的国家领导人。1980年4月27日，叶剑英到达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工地视察。次日又到珠海市视察。特区创立伊始，各方面都有所不便。时值叶剑英双腿行动有些困难，交通又不方便，且当时深圳住宿条件很差，蚊子又多，他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连床垫也是临时从一家床垫厂找来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叶帅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肯定，他告诉这两个特区的领导人：“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在广东的改革开放遭遇非议和阻力时，叶帅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在叶剑英的关心和推动下，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由习仲勋提出的在广东搞经济特区的建议，终成现实。
特区正式成立后，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习仲勋不再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正式调回中央工作。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任命习仲勋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积极配合叶剑英的工作，更加钦佩叶剑英的伟人风范。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我调离广东到中央工作以后，同叶剑英同志直接接触和接受教益的机会更多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他顾大局，守纪律，团结同志，扶植后辈的高尚品德，他渴求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原载：《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