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爷台山位于陕西省淳耀县（包含今淳化县和铜川市耀州区部分地区）东部，山势雄伟，峰峦叠翠，松柏郁郁，古称大唐山。山上古代建有庙宇，供奉神祇，当地人称呼神祇为“爷”，爷台即神台，所以当地人也把这座山叫作爷台山。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陕甘宁边区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习仲勋参与组织了此次战斗。事情起因是所谓的关中“淳化事件”，它本来是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斗争的结果，国民党却嫁祸于中国共产党。
关中地区，是陕甘宁边区与胡宗南防区交错分布的地方。这里既包括陕甘宁边区所辖的关中分区，也包括国民党陕西彬洛战区。国民党陕西彬洛战区专员梁干乔依仗胡宗南的权势，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引起民怨沸腾。淳化各界群众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告状，强烈要求惩治梁干乔。梁干乔是胡宗南的亲信，其职务也是由胡宗南委任的，死心塌地地追随胡宗南反共。一直与胡宗南明争暗斗的祝绍周，企图借此机会削弱胡宗南势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45年5月，祝绍周委派亲信李静谋，接替梁干乔的职务。李静谋到任后，秉承祝绍周的意图，不断寻机排挤、打击梁干乔的原部属。梁干乔原部属陕西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惴惴不安，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被排挤出局。不久，李静谋派人到该团任副团长，直接威胁到刘文华，刘文华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晚，刘文华发动兵变，一举攻占李静谋的指挥部和淳化县政府、县党部，打死、打伤、俘虏100多人，李静谋则逃之夭夭。随后，刘文华率部起义，于7月11日率部投奔陕甘宁边区。无独有偶，驻防淳化方里镇的陕西保安三团，鱼肉人民，当地群众曾多次上告到陕西省政府，要求严惩保安三团，但最终都不了了之。方里镇镇长宋增录等，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保安二团起义的影响，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于6月27日至7月12日，率领其掌握的一个排武装，发动起义，赶走了保安三团，也投奔陕甘宁边区。
其实，这两件事并不复杂，陕甘宁边区也表示愿意配合国民党方面将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而，国民党方面故意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大造舆论，攻击中共策划这两起“叛逃”事件，指责中共破坏抗战，企图以此为由再掀起一轮反共高潮。胡宗南公然从河南前线、黄河防线及西安等地调集九个师之众，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集结，内战一触即发。
为了抗日大局，中共一再克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先后向蒋介石、胡宗南等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军事行动。同时，吁请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淳化事件”真相，制止内战。虽然中共一再让步，但胡宗南部置若罔闻，加紧向我根据地进犯。
经过反复考虑，胡宗南最终选择了爷台山。爷台山是淳耀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主峰海拔1313米，地处关中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接合部，北麓紧邻耀县照金革命根据地，南麓是国民党统治区。如果爷台山失守，胡宗南部就可顺势攻占关中门户淳耀地区，进入关中分区的腹部，拿下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关中，直接危及陕甘宁边区，危及党中央。
7月21日，胡宗南部暂编第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爷台山等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和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奋起抵抗，打败了敌军的进攻。23日，胡宗南将预备第三师也投入战场。我军官兵顽强抵抗，由于实力悬殊，7月27日，我守军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41个村庄。胡宗南部队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宽50公里、纵深10多公里的地方，准备继续北犯。国民党军侵占爷台山后，以暂编第五十九师第三团守备，并以8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向淳阳、新宁、新正等地集结，准备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
国共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紧要关头，毛泽东以两手对两手。文的这一手，由《解放日报》在延安，《新华日报》在重庆，连续发表文章，详细报道爷台山战事真相，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中共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变”真相，呼吁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地，要求组织公正的社会调查团体，调查真相，得到全国各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武的这一手，对于胡宗南部的挑衅，中共决定进行自卫战。毛泽东点将，决定由张宗逊、习仲勋组织和指挥这场自卫战。
当时，习仲勋正在延安参加西北党史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得到了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专门研究和讨论西北党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习仲勋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理所当然地要参加这次会议。接到中共中央的紧急命令后，习仲勋立即离开会场，与张宗逊一道来到王家坪，聆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如果我们在爷台山打赢了，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升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为副司令员，谭政为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并向张宗逊、习仲勋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坚决打败胡宗南的进攻，夺回失地。
二
习仲勋是从关中地区走向武装斗争道路的。早在1930年，年仅17岁的习仲勋奉党组织之命，来到关中地区的长武县，投入陕西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在士兵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的力量。1932年，与刘林圃等在甘肃省两当县组织发动兵变，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队委书记。兵变失败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投身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1934年11月，在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区，其中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这些新设县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中共中央成立了以贾拓夫为书记的关中特委，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1936年初，习仲勋受中央派遣，南下关中。行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专门约见习仲勋，说：“中央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习仲勋牢记周恩来的嘱托，积极协助贾拓夫，开展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4月，国民党东北军大举进攻，关中特区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摧毁，贾拓夫等大部人马被迫撤回陕北，只留下习仲勋等少数人，组成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工委，继续坚持战斗。不久，习仲勋也撤回陕北。
1936年9月下旬，习仲勋再次奉中央之命，南下关中，担任关中特委书记。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约见习仲勋，指示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根据这一指示，到达关中后，习仲勋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就成立了关中游击队指挥部，郭炳坤任指挥，习仲勋兼任政委，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习仲勋采取各种灵活措施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在习仲勋的努力下，关中特区的革命形势进入高潮，恢复和扩大了游击队，建有赤水4个支队，淳耀3个支队，新正4个支队，新宁3个支队，计14个支队500多人。苏区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习仲勋在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显示出灵活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工作艺术，始终对潜伏在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保持高度警惕。他告诫特委的同志们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不正确，一方面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利用统战工作这个平台，大力“扩大红军，加强整训”，“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在他的领导下，通过友好谈判，特区与国民党方面划分了行政区域界线，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共处状态。特区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其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其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许多民团对中共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赞成、支持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与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一些民团还投奔了苏区。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担负的反摩擦任务十分繁重。胡宗南在封锁线上集结了20万配有精良装备的正规军，而关中分区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三营及几个县大队，实力对比犹如云泥之别。习仲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顽军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和进攻。
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的习仲勋，在反摩擦斗争中采取了三条策略：在任何情况下，都高举统一战线和抗战两面旗帜，确保我们占据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以政治进攻为主，在军事上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打击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
几年间，习仲勋组织关中分区军民进行了大小数十次反摩擦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斗争中，习仲勋十分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灵活有度，适可而止。1939年1月，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两三千人，武装围攻建在旬邑县城南土桥镇的八路军荣校（残废院）。习仲勋指示，荣校撤离土桥镇，退驻旬邑县城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5月，该县保安队枪杀八路军荣校出城采购的一名工作人员。荣校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保安队竟然开枪打死代表9名，并和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一道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抵抗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县城。远在延安的习仲勋立即赶回关中，研究对策。分区官兵纷纷要求展开反击。习仲勋耐心地劝说大家，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武力反击，一则对我不利，二则为顽固派扩大战事提供了借口。我们一定要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习仲勋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请求中央援助，一方面给国民党驻军写信，晓之以民族大义。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最后，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
在习仲勋的坚强领导下，关中分区军民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守住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在关中，习仲勋始终走在群众中，在群众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群众遇到困难时，总是说：“找仲勋去。”党组织评价习仲勋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的卓越才华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认可。1942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习仲勋去边区最大的分区绥德，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保卫边区的北大门。毛泽东决定对胡宗南部展开反击时，自然就想到了习仲勋。
三
张宗逊和习仲勋日夜兼程赶回关中，在马栏设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8个团归属张宗逊、习仲勋指挥，参加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在习仲勋主持下，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
张宗逊传达中央军委命令后，习仲勋发言。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今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竟然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胡宗南侵占关中，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奏。只有打败胡宗南，才能迫使国民党与我们谈判，从而延缓和制止战争的爆发。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争，才能保卫和平。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未投降，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抗日仍然是党的第一位的任务，对胡宗南部的反击必须在这个大局下进行。胡宗南既有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有抗日的一面。接着，习仲勋分析了胡宗南的处境，说：“蒋介石规定了胡宗南的十六字方针，即‘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在各方总的态势未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如果胡宗南与我大打，对我固然不利，对胡宗南也不利，不符合蒋介石规定的十六字方针。”最后，习仲勋提出了自卫反击战的策略，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对胡宗南采取斗而不破的方针，对其进行坚决反击，将其打痛，但又要把战役控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不能导致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
习仲勋的一番话，让大家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把握了要求。经过热烈讨论，最后，指挥部决定，抓住敌人刚进入爷台山地区、军事部署还未完成之机，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发起自卫反击战，全歼来犯之敌。新四旅五个营配山炮一门担任主攻，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而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主要任务是随时支援主攻部队，并阻击增援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军事部署完毕之后，习仲勋立即到当地政府与群众中进行动员。胡宗南部侵占爷台山及其附近地区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
习仲勋找到关中地委负责同志商定了一个拥军支前的方案。根据习仲勋意见，关中地委下发《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各单位“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在关中党组织带领下，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积极拥军参战，迅速组成“战地工作团”，负责担架、运输、向导、筹粮等支前工作，仅赤水县就动员支前队员1400多人，出动担架400多副，筹集军粮万余斤，送军鞋1万多双，为保证反击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参战部队纷纷赶赴马栏，迅速完成集结，临战准备工作大体完成。习仲勋主持召开军民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赤水县和淳耀县的领导和群众代表，还有各参战部队。习仲勋进行政治动员。他义愤填膺地说：“同志们，关中根据地是我们用鲜血建立起来的。胡宗南军不去打日本，屡屡在关中进行挑衅，残杀根据地军民，抢劫粮食，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罪行滔天。是可忍，孰不可忍？”说到激动处，他振臂高呼：“我们一定打败胡宗南！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最后，习仲勋对大家提出了明确要求，务必坚决、勇敢地消灭敌人，速战速决。同时，严格执行命令和战场纪律，不得任意扩大战事，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动员会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勋把指挥部移到距爷台山10公里的凤凰山下的兔鹿村，靠前指挥战斗。
8月7日，参战各部队从马栏出发，向预定作战地域前进。8日黄昏，参战部队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午夜，司令员张宗逊发布了总攻令。三颗红色信号弹划过夜空，格外醒目。虽然天空下着瓢泼大雨，参战官兵仍奋不顾身，向敌人发起勇猛攻击。
国民党军侵占爷台山后，在山上抢修了大小10多座碉堡和一些掩体、堑壕等工事，其中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爷台山上驻守的是胡宗南暂编第五十九师第三团的四个步兵连，一个轻机枪连，一个重机枪排。主峰内是暂编第五十九师的所谓“常胜连”——三团二营四连，配备轻重机枪7挺。敌军居高临下，凭险据守，从碉堡里往下猛烈扫射。我军官兵冒着敌人强大的火力往上冲，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继续往上冲。虽然我军官兵作战勇敢，但由于敌军火力十分强大，加上地形对敌有利，我军进展缓慢。
习仲勋和张宗逊商量后，决定增援主攻部队。9日凌晨，集结于耀县照金地区的三五八旅投入战斗。旅长黄新廷命令全旅的3门山炮、8门迫击炮，集中火力向敌军阵地开炮。
在战斗最艰苦的时期，习仲勋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沿阵地，和官兵们一同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官兵们前仆后继，向敌人阵地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下午2时，三五八旅八团六连首先攻上主峰。他们搭人梯，从背面登上了爷台山，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拼刺刀，全歼爷台山守敌。其他部队也迅速扩大战果，收复被占村庄，残敌仓皇逃出关中根据地。我军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100余名，俘敌营长以下36名，缴获轻重机枪19挺及大批弹药。至此，爷台山战斗以我军胜利宣告结束。
中共中央接到收复爷台山的捷报后，立即指示贺龙邀请在西安的美军调查组前来进行“现场调查”，并通知爷台山临时指挥部，做好相应的准备。习仲勋说，我们不仅要打赢军事仗，还要打赢政治仗。临时指挥部决定，由担任爷台山主攻任务的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陪同美军调查组。8月12日，由包瑞德上校、西蒙少校、科林少校、卡斯伯格少校等组成的美军调查组，由杨尚昆等陪同，黄华、马海德做翻译，来到爷台山进行“现场调查”。调查组企图搜集我军“破坏抗战”的罪证。他们在阵地上发现，到处都是国民党军败退后留下的弹壳和弹药箱，上面一律印着英文字母。我军特意把缴获的大量美式武器摆在战场上。美军调查组狼狈不堪，在铁的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对这次武装冲突负有责任。胡宗南被迫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把部队撤回防地。我军不仅夺回了失地，而且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扩大战争的阴谋，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就在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对日军进行最后一战。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高度评价爷台山保卫战，指出：“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
8月14日，我军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召开了追悼会和军民联欢晚会，庆祝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