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作宏博精富，为中国法家吐气，出自青年女士之手，殊属难能可贵。著者十余年前，尝相从问学，不图学业锐进如此，今之青年学子不当如是邪?
又按 文中称述唐律，可知完美之法律，必在良好之政治环境中产生。盖唐律产生于唐初，其时国威远播，政治清明，实中史上之黄金时代，且有大政治家房玄龄等苦心修撰，与太宗之热忱督促，始克有此，非偶然事也。
一、中华法系与世界法系
法制的成立随着环境的不同而殊异，古代的人民都过着闭关自首的生活，所以那时的法制异常复杂分歧，后来因为科学的进步、交通的发达，彼此接近的机会多起来，于是才感到有改革法制的需要，采人之长，舍己之短，因之，世界法系有渐趋一致的倾向。世界法系固极复杂，但现有研究世界法系者只分为五系研究，除了中华法系外，就要算印度法系、罗马法系、回回法系与英吉利法系占最重要的地位。其他的如犹太法系，在从前虽颇极一时之盛，但现在因为国亡法亦灭了，又如斯拉夫法系，其实质，不是受罗马法系的支配，就是由抄袭罗马法系及英吉利法系而来，都不足以与以上所说的五大法系并称。所以现在只概将五大法系的概况分述于后:
印度法系以婆罗门法为最古。印度是东方的一大古国，地广人众，人种又庞杂，极不统一，所以屡次被异族所征服。创婆罗门法(即《马伦法典[[2]])的是阿利安人，[[3]]这法典的内容充满着阶级性，不能适应于近代的思潮。《马伦法典》虽已颁布了四千多年，至今在印度还很通行。此外在印度还有佛教与回回法，但是这两种法在印度的势力远在《马伦法典》之下。
回回法系以回教主谟罕默德[[4]]的《可兰经》为唯一的法制。回回文化以阿刺伯[[5]]为根源地，阿刺伯本有不完备的法制，后来谟罕默德力行打破旧法，提倡以含有十足神学思想的《可兰经》为法制，阿刺伯人遂奉之惟谨。谟氏以其武力征服四邻，来推行神法，所以当时回回法系的势力很不小。后来因着回教徒的武力低降，又加之科学的发达，宗教思想不足以维系人心，信奉回回法系的只有土耳其与波斯二国。欧战以后，土耳其与波斯也倾向欧化，将以往的法制大加改革，于是从前盛极一时的回教法制的势力一落千丈，至今就是回教徒也只把《可兰经》看作宗教上的一种信条，并不把它看作可以制裁民众的法典。
欧洲大陆国家多半都奉行罗马法系，例如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都受它的支配。罗马法系的渊源不是罗马而是希腊。希腊有《索伦法典》[[6]]它的内容颇为充实，后来，罗马的势力虽然侵入了希腊，可是仍然袭用着希腊的法制。罗马在纪元前450年制定的十二铜表法(lexdusdecimtabulamm)，就是采自希腊的法制与固有的习惯而成。在十二铜表上刊着全部的罗马法制，使人民都能熟知法律，正如我国在春秋时有郑子产的铸刑书一样。后来文明日进，旧法不足应用，学者乃尽力研究法制，为适应环境起见，陆续地制定新的法制，到优帝时代，罗马法典已很完备，这时的法制都经过精细的编纂与缜密的考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优帝法典。至今大多数欧洲国家仍以罗马法为“母法”。德国学者伊耶林(jheriug)[[7]]说:“罗马号令于世界的有三点，统一于世界的也有三点:①当罗马强盛的时代，以武力征服各国，这是国土的统一:②帝国瓦解之后，罗马仍握教皇之权，这是宗教的统一;③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都先后地继承罗马的法律，这是法律的统一。”这种说法难免不夸张过分，但是罗马法系至今还在方兴未艾，是毫无疑义的。
英吉利法系并没有什么成文法典，完全是由习惯构成的。它的起源较晚于其他法系，势力于罗马法系相等，各国的宪法及公法多半都是渊源于英吉利的习惯法，但是各国的民法仍然是继承罗马法，所以把英吉利法系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知道其中仍然含有不少的罗马法系的成分。现在罗马法系与英吉利法系渐渐有合并的趋向，所以在欧洲各国的法制中，要分别哪国的法制是属于罗马法系，哪国的法制是属于英吉利法系，是很难的事。
上面所述的四大法系，前两种至今已衰，后两种到现在还有势力，尤其是罗马法系，极惹人注目。中华法系现在虽因时势的要求，改易旧观，但是固有的精神依然存在，前途依然光明，正如罗马法虽然曾经屡事更张，而今仍然为一般人所奉行一样。中华法系历史的悠久不亚于罗马法系，罗马法为欧洲列强的“母法”，中华法也曾为亚洲强国日本、安南、朝鲜等国的“母法”，除此之外，中华法系与罗马法还有些相同之处:①两者的家族观念是相同的，在罗马法的十二铜表上刊着家长对于子女有生杀权，有婚姻权。罗马的家长权都归男子，女子没有继承财产权。凡是在同一祖宗之下的叫做 agnati，这就等于我国所叫的“宗”。我国旧法中家长对家族中的一切都有处理权，而且也是以男系为中心的，此其一。②罗马法系与中国旧法都是规定财产只能由直系血亲继承，此其二。此不过是举其重者而言。
中华法系除了上述的与罗马法系相同处外，还有后面的几种特点:①以义务为重。中国素以礼教立国，所以法律多偏重义务方面，至于权利之被保护只是法律的反对，并不是法律的本质。现今中国虽一进而为以社会为单位的国家，偏重义务的法律仍甚重视;②中国旧法是非宗教的。各国法典多脱不了宗教思想的羁绊，独中国的法典不同，古代虽有神道设教，但都是帝王籍此威胁人民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由这段话可以知道，一方面是在说天，一方面还是在说人事，宗教虽然存在，绝不干涉政治，与法律更是截然分开。除了元朝以外，各种宗教都是屈服于儒家之下，全受儒家的支配，绝不像欧洲各国的僧侣那样掌握着政权;③以平等为重。中国自秦朝以后，除了君王之外，绝没有贵族阶级的观念，所以四民一体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丝毫没有假借的余地。唐以后虽有“官当”制度，似乎官吏的地位较优，其实是官位愈高罪愈重，这就是所谓的“位愈尊者身愈危”;④中国旧法是含有社会思想的。我国旧法的精髓是“尽人之力，尽地之利”，政治上的原则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所以法律的规定在在都是抑制豪强，不许重利盘剥，不许以良作贱，禁止官吏经商，使人民能安居乐业;⑤中国旧法的纯洁独立，不掺杂其他民族国家的法系，是更足以自豪的。
二、中华法系之哲学的基础
在欧洲上古时代，政教不分，所以法学派中最古者首推宗教法学派。我国古代法系，虽不像欧洲法学之含有宗教气质，但是依法律进化的阶级，在上古时代难免有神权思想的意味。在宗教法学派以后便是理想法学派，这派学者依哲学上的理论来研究原理原则，在欧洲分为自然法学派，纯理法学派，人性法学派。我国的法系由自然法及理性法递嬗而成。现将我国各派学者的思想分述之于后:
(一)神权法学派的思想
我国上古法系虽未完成，但在唐虞时代，已制定五刑，可标为中华法系的权舆。在上古时代文明尚未进步，所以那时的法律思想，不无神权思想的意味，最足代表的是《皋陶谟》，他说:“天工，人其代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这时明刑弼教，都是“以天作则”，如同宗教家以上帝儆戒人心一样，从《皋陶谟》的话中就可知其梗概，不过严格地说来，他的思想并不是纯粹神权的，只能说是有神权思想的意味而已，因为他一面在“以天作则”，归根还是以人民为基础，与泰西僧侣之一味尊崇天父抹杀人民的观念，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二) 自然法学派及理性法学派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
孔子对于政治主张人治，对法律主张礼治，他说:“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同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由以上的几行中可以知道孔子已抉发政治的及法律的精神，专在以身作则。他的法律思想是在以礼为本，以政刑为末;注重感化主义，而不取惩罚主义，这与现代的刑事政策相似。
我国法系在春秋时代已渐次组成，孔子把法律上最高的原理原则已阐明无遗。继孔子而起的有曾子、孟子。《论语》上记载着:“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即法官)，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怜而勿喜。”
曾子在孔子门人中是以至孝闻名的，他的言论完全是因袭孔子一贯的学说，认为人民之犯罪并非纯出本心，大都是由于外部的因素，所以执法者应该悉心地体恤之、拯救之，不应乱施刑罚，他的立论完全是以孔子的感化主义为基础。
孟子非但注重礼义，而且注重社会救济政策，他说:
“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也。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至善，故民之从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乐岁终身凶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依孟子看来，人民因遭不幸而犯罪，是经济压迫使然，所以应该求治本的方法，使犯罪者的数目减少，以解决民生为行事政策，这恰与民生主义的精神相吻合。在二千年前，我国就有人如此主张，谁能否定我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先进国?
总之，儒家对于法律都是以实行法律为达到道德的手段，这在法学派中居于自然法学派，儒家评议法律的言论是潜伏的，很少有明显的表现。
“道”与“墨”两家的思想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墨子说:“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道”与“墨”两家都是以自然法为标准，这是与儒家的法律思想相似的地方，法家对于“法”的根本观念也是如此。道墨二家与儒家所不同之处在于，道家不欲拘于礼法，墨家则以法本于天。
(三)已成为统一体系的法学家之思想
我们中国的法治主义产生的很早，但是法家成为一个有系统的学派还是在儒、道、墨三家之后。法家以儒、道、墨三家的思想为学理上的根据，所以法家的立论是由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嬗变汇合而成的。中华法系的进化可分为两大支:在公法上是由自然法进为人为法，在私法上是由宗法进为国法。
法家的巨子除管仲、子产之外，就要算慎到、尹文、韩非，其次的便是商鞅、李悝。他们都是因袭着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可是各成一派。
慎子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不可诬以诈伪。”慎子的立论与儒家荀子的立论很相同。不过，慎子是主张法治的，荀子是主张礼治的。“法治”就是全以客观的态度来治驭事变，法治的性质与权衡规矩一样，所以管子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由前段话可知法家是采干涉主义的，与采取放任主义的道家立于反对的地位，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比较一下道家与法家的话就可以知道道家以“自然法”为绝对原则，法家以“自然法”为相对的真理，因之，法家便进一步地来使“人为法”实现，所以韩非有以“人为法”为原则的立论，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合者也。”“法者，编著之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法家与儒、墨、道三家立论相吻合的例很多，举不胜举。法家与儒家的主张最不相同者在于前者绝对主张法治，后者主张礼治兼人治，由以后的举例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
儒家方面的孔子说:“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
法家方面的慎子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所出。”管子说:“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法家认为采人治主义，如不得人必根本破坏法律。
总之，我国法系自上古至春秋战国的演进都是有系统的，由前面的举例就可以知道礼治与法治分化的途径，法律由自然法进而为人为法，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蕴含了不少的法律的哲学，所以中华法系的成立并不是出于偶然的。
三、中华法系法典之沿革
(一)中华法典之成立
我国法典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很难查考。在《尧典》上虽有“五刑”之文，但那只是实施刑罚方法的分类，不能算为成文法典。夏商周三代时虽没有可供查考的法典，可是从各代的记载中可知各代都曾制定过刑法，《左传》晋叔向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由此可见，在三代及周代时已有刑法的制定，不过“以法治国”的观念到战国时代才发达。
(二)中华法典之内容
我国古代的所谓“法”是指刑罚而言，这种“出于礼即入于刑”的观念把道德裁与法律裁冶于一炉，所以自汉唐到明清的法典都是民刑不分，凡违法的就处以刑罚，这以现代的法制观点来看，未免太混合，但是法律是环境的产物，我国旧法之所以民刑不分，自有其时代的背景，因为在古代的初民社会中没一确立私有财产的制度，婚姻纯粹依从习惯的格式，像“近代型”的民事诉讼事件很少，因此，凡违背或破坏社会习俗的就直截了当的处以刑罚。古代刑法的起源实由于“以威制暴”而来，在当时，刑罚是专施于夷寇的，所以春秋时的仓葛之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古代的兵刑不分，以兵力为刑罚的一种，到周代掌管刑事的官吏还称为“司寇”《国语》上所载臧文仲的话:“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足资佐证，后来种族的观念渐渐消失，刑罚遂成为一种普通的刑法。
我国古代法系的精神在于礼刑的一致，那时的刑罚蕴含着教化主义，以刑罚为达到道德化的手段。大禹命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救》说:“掌万民之袤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袤恶者，三让而三罚……耻诸嘉石，役诸司空。”这都表现出刑罚的动机是在教化，这不可谓非法律上的一种显著的特色。
在春秋以前，刑律多散在经传里，没有正式的成文法典。自郑子产铸“刑书”晋赵鞅铸“刑鼎”以后，才渐渐有成文法典的公布。郑子产与晋赵鞅所铸的刑书都刊布在金属上，与制定罗马十二铜表法的手续相同。不过罗马十二铜表法中除了第八表(犯私法)及第九表(公法)外，大部分都属民法，我国自唐虞以至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多属刑法，到了汉唐明清时代，凡关于户口、婚姻、钱债、田土等民事也都包括在刑法之中，这与罗马法恰恰相反。
我国古代的法律采绝对干涉主义，尽量地伸张国家科刑权，并且以“礼刑一致”的观念为传统的政策。《唐律疏议》中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这就是民刑不分的由来。民国以前的法律大半都是以这种观念为基础。罗马时代的制定法律是本于人民的要求，并且编纂法典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是平民，所以法典中多属关于人民私权的民法，这便是罗马法与我国法不同的原因。
我国成文法典在春秋战国前的，很难考稽。著名的成文法典首推李悝的《法经》，其中分六篇;那就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到汉朝，萧何除采取李悝的《法经》外，又另加《户法》《擅兴法》、《厩法》三篇，叫做《九章律》。到曹魏时代又增为十篇。到晋宋齐梁时代又增加《断狱》、《告劾》、《系讯》等篇，将民事诉讼法规混合在实体法中。到唐朝法律更完备了，我国法律的精华可说都集中在唐律中，这正好像罗马法的精华都收集在《优帝法典》中一样。唐律的精神有很多是至今还存在的，例如:①刑事责任与免减-刑事责任本分为责任能力与责任条件。责任能力指犯罪的能力而言，如未满十三岁者，心神丧失者。已过八十岁者，都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责任条件是指故意或过失而言。大概犯罪者如能力薄弱，虽犯罪也可以减免刑罚，这在各国的刑法上都有很详细的规定。我国的旧法上也有这样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这是关于责任条件的记载。《周官》所载:“对于耄老幼弱，有罪不加刑”-这就是关于责任能力的记载;②自首减免;③共犯罪之规定;④并合论罪之规定;⑤累犯之规定;⑥损害赔偿之规定;⑦犯罪时期之规定。以上七点都是唐律与现代各国法典相吻合之处，至于详细的规定，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加以讨论。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是比别国发达得早。唐以后的各朝虽各制定法典，但是都是因袭唐律而来。
四、中华法系之复兴
由以上简略的叙述，可以知道中华法系是其他法系的先进，而且不掺杂别系的成分，纯然独树一帜。罗马的《法学阶梯》上说:“文化未开，民知懵昧的国家必先程序法而后实体法;文化已开，人民法律知识完备的国家必先实体法而后程序法”。察考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除了最后的几表是实体法外，其余的都是程序法，而我国最古的法律都是刑法-实体法，直到晋朝才增加民事诉讼的部分，由这点又可以证实我国民族文化的进化较他国为早。不但我国文化开化得早，而且法治的精神与现代的法治精神也很符合，这是很值得自豪的。可是自交通发达，欧美文化侵人中国之后，我国人民只知道我们处处都落人后，尽量地吸收一切舶来品，因之，我国固有的法律精神也随着“欧风美雨”而淹没。其实，有长必有短，反过来说，未必有短便无长，欧美的一切未必处处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同时我国旧法的精神不见得都没有保存的价值。
因着一般人思想的投机，便抹杀了我国那足以自豪的固有精思。固然法律是要跟着时代走，旧法中关于男女权义不平等的规定，未免不合于时代的潮流，在现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男女平等的时代，应该力予纠正，在新法上应竭力地促成男女权义的平等，不但理论上应该如此，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至于其他不合潮流的规定，也都须尽量地改良，这是新时代立法者应有的态度，但是绝对不可以因噎废食地一切都从新，认为旧法丝毫都不值得采用。事实上唐律的思想实足为吾人所取法，而且应为吾人所取法，例如:在唐律上将“故杀”及“谋杀”区别得很严，所谓“故杀”指杀人的动机是临时发生的而言，所谓“谋杀”指“经深思熟虑之结果，蓄意杀人，或谋诸人或谋诸心”而言。自唐以后，历代法制因之，然至清末，因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乃一变历代法制的典型，转而抄袭东瀛半生不熟的荒货，以致格格不入，流弊丛生。国民政府成立，法制更新，立法者多欧美留学生，他们鉴于外国刑法之重视“谋杀”与“故杀”的区别，于是在新刑法上重新恢复了“谋杀”的规定，外国之重视“谋杀”与“故杀”的区别是现世界的事，而我国则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有精密的规定了，由此一端，可以概见我国法制的价值至少超过外国两千多年。
中华法系的独立纯正浩瀚是为世界任何法系所不及的，进化之早无与伦比，但是，晚近罗马法系与英吉利法系大有突飞猛进席卷全球之势，而我中华法系则进步迟缓，我们要复兴中华法系，必定要仔细地考察其中的症结。然则，症结在哪里呢?简言之，约有六端:
(一)儒道思想的影响
我国古代言治不外儒道法，儒学尚德礼，道家主清净，法家壹崇口矱，汉以后，儒定一尊，而道法衰落，尤以法家为甚，因为儒家重人轻法，尚虚名不着实际，因此，专制帝王遂以尧舜饰其治，以桀跖持其政，即有英明君主，但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儒家的思想可以说是专制帝王的护符，法治进步的障碍，但知义理词章考据的末务，不知经国济民的大法，所以，出而从政，不得不受一般所谓“师爷”们的操纵，其中的流弊不言而喻，荡瑕涤秽，犹患不济，怎能促进法治的发展呢?至于道家的大同思想虽然陈义不可不谓高超，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从古至今没有发现过一个真正“天下为公”的世界，他们根本否认法治，而是提倡放任主义，对于中国一般“崇道黜器”的士大夫们恰是一帖顺心剂，对于中华法系的发展却是一大障碍。
(二)政治消极的影响
在专制时代，官吏的升迁全凭帝王一时的喜恶，是非混淆，黑白难分，偶一不慎便有杀身灭族的危险，因此，但冀无过，不求有功，能消极地维持人民安宁的官吏已算很好的了，要想找积极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吏，实是沙里淘金，并且好的官吏往往为一般佥壬之流所倾陷，所以，政治偏于消极，难期振刷。民国以来，政局飘摇，人怀“五日京兆”之心，拼命搜刮，以饱私囊，兴革之事概不闻问。法治的进步是端赖政治的清明，正如枝之与干，政治既趋消极，法治怎能进步?中华法系的发展自亦蒙其不利。
(三)墨守旧制的影响
在战国时代，商鞅与秦孝公论变法，可是甘龙与杜挚在旁非之，甘龙说:“圣人不易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同时杜挚也从中梗阻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不但是甘杜二人所见如此，也可以代表我们中国数千年来君相师儒法制的思想，历代帝王总以“敬天法祖”为传统衣钵，而士大夫们的通病也在“荣古疟今”，同时又喜“夜郎自大”，对于外国的政制不屑一顾，以致中华法系数千年来终乏砥砺竞进的动力，反之，新兴的英吉利法系是参酌罗马法系而成的，而罗马法系又是蜕化于希腊、菲尼基[[8]]等国的法制，这两系在今日是盛极一时，而中华法系却反而进步迟缓，这就是中国墨守旧制的影响。
(四)盲目媚外的影响
在闭关自守的时代，我们中国的习气完全是墨守旧制，可是自从鸦片战争之以后，累受挫折，深怀外人枪炮的犀利，于是一变而为盲目地抄袭外人的方式，政治也，教育也，文学也……莫不力求欧化，法制自不能例外，但，一国有一国的国民性与国格，法制是由此而来的，各国法制自不能强同，削足适履，徒见其拙，因此，盲目媚外的结果，中国的法制转形混乱，固有的精神丧失殆尽，中华法系的进展乃大受打击。
(五)宗教方式的影响
诚如纪美逊(jumiego)在《中国家庭与商法》一书中所说:中国人的信仰是散漫的，随着祖宗的信仰而转移，或信佛，或信道，极不一致，反之，罗马人虽同有崇拜祖先之习，但是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信仰由私而进为公，而中国则无国教而重家教。因此，罗马的思想比较整齐，法制易于统一，中国思想的流于分歧，法制难收普遍之效，由是，罗马法系蒸蒸日上，而中华法系则迟迥其行。
(六)缺乏研究之影响
罗马法系之得以坚拔不移，固由罗马国民性之爱规律所使然，大半还是因为有一般学者精密的研究，同时也是因为政府提倡研究法学的结果，自奥古斯多帝(aü gustug，27b.c)[[9]]对于指定之法学家予以“解答法律权”后，法学之研究日精，五大法学家出，政府竭力奖励，罗马法更向充实迈进，乃有今日。反顾中国，法制起源虽古，而法学研究乏人，管商申韩之流虽号称法家，炫耀一世，但是，他们的学说都是东鳞西爪，没有科学的条例，系统的考究，加之，汉唐以来，法家为世所鄙，学者不屑治之，更无专门研究法学的机构，治法学者只有少数贪赃枉法的胥吏，以及一般包揽词讼的讼棍，无奸不作，无恶不为。时至现代，始有专门研究法学的机构，以及以此为专门职业的人物，不过，因为草创伊始，诸待兴革，所以，中国法学的光彩因而晦暗，中华法系的进步予以迂缓。
综上六端要非不治之症，儒道思想虽具有雄厚之潜势力，然以新时代的激荡，新文化的洗刷，也不足以左右社会了，在这种人事复杂科学进化的社会中，惟有厉行法治才有安宁繁荣的幸福，法治的思潮已经是弥漫全球了，儒道的迂说已经失其统治地位。虽然，我国政治素偏消极，但是，以民权思想的发达，民主政治的推动，贫官污吏的没落是毫无疑义的，政治的清明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墨守旧制的陋习，可说是我国传统的劣根性，而这种劣根性是由于士大夫阶级的标榜，时至今日，这般士大夫们已经是崩溃了，这种陋习必然地是被新的潮流所摧毁。
盲目媚外，可说是一种时代病，这种病只有时代去医治，它的起源就是幼稚，倘若我们中国能够不停滞在彷徨的路上，勇往直前的猛进，创造一个新纪元，这种病是可以不药而愈的。至于宗教方式的分歧，固然是法治开展的梏桎，但是，在科学发达的现代，这种梏桎是不难刈除的，渐渐地我国的宗教也曾像泰西各国一样成为虚名的宗教。在古代，我国法学实在是缺乏精神系统的研究，到现代，虽然不乏专门学者的探讨，仍少伟大的贡献，但这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假以时日，佐以良好的环境，益以我国渊博的典籍，美满的成就是毋庸怀疑的。
我们既然考察了中华法系进步迟缓的症结，并且更明确地考察了这些症结并非不治之症，所以只要我们肯下决心来铲除这些症结，中华法系的复兴当然是水到渠成。
然则我们怎样才能铲除这些症结呢?对症下药，我们就应该积极地排斥落伍的除腐的迂说，痛革故步自封以及盲目媚外的积弊;积极地发扬我国固有的法治精神。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来分析，来考验其中的精义。以我国数千年悠久的历史，荟萃之文化，材料浩如瀚海，惟恐不研究，不患无可研究者，我们既处于现代，我们的眼光就得放开，用一种客观的态度仔细地比较各国的法制，明其利弊，究其得失，斟酌我国国情，参以固有陈规，创立新中国的法律制度，复兴中华法系的历史光荣，并不是一件难事。
具体地说:我们应该积极地厉行法治的政策，实现民主的政治，奋发革命的思想，培植明辨的能力，极力地提倡科学的观念，以破处分歧混乱的宗教藩篱，奖励切实研究的事业，以改革今日法制的缺点，我们相信，这样努力下去，复兴中华法系历史上的光荣，实在是毫无困难，所困难的就在能言而不能行。
当兹政府锐意修正法制之际，敢附管见，聊献剪荛，但愿中华法系之复兴发轫于今日。
[[1]] 该文原载于《复兴月刊》1933 年第1卷第 10 期。
[[2]] 今通译为《摩奴法典》。
[[3]] 今通译为雅利安人
[[4]] 今通译为穆罕默德
[[5]] 今通译为阿拉伯。
[[6]] 今通译为《梭伦法典》
[[7]] 今通译为耶林。
[[8]] 今通译为腓尼基。
[[9]] 今通译为奥古斯都。
此文摘录自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第351-36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