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开始行动，道路是可以走出来的。
——方宇军
一
现在想起来，在我的生命体验之中，我与方宇军先生的相遇真正算得是一次奇遇。
约大半年前，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部厚厚的、沉甸甸的书稿《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 ——重建中华法系刍议》，作者就是贵阳的方宇军先生。然而我与方先生素无交集，也从来闻其名，只隐约觉得方先生是一位沉潜的长者，对中华文化有极深的期待。方先生在来信中希望我能推荐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我于是连忙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均无果，令我很是遗憾，心中愧疚无比。但是方先生似乎很淡然。
原来以为方先生作为一个老者，自己辛苦写出一部著作，想让它面世，让世人有所知，并无其他。但是我错了！在此后与方先生断断续续的书信交往中，我深深感到方先生是有使命感的人，令我感奋不已。当我浪迹天涯，重返离开了二十年之久的沙湖之畔时，我本以为可以相约昔时友朋在湖畔静静地读书，静静地思考，静静地交流，作无功利的超出时下凡俗的学术研究，但是在很短暂的热血激荡之后，我迅速地陷入了失望与茫然。当我在电子邮件中向方先生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时，方先生丝毫没有对我表示同情，而是笔锋极为犀利地对我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棒喝。如果是以前读到方先生这样的文字，心中可能会有许多不开心，但是这时我却非常喜欢读方先生对我的极为严厉批评的来信。我甚至对方先生的文字都感觉到迷恋，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好的文字，绝没有时下一些人的软绵绵，有口无心，相反是多么铿锵有力！甚至文字之中能听得出一种万马奔腾的音律来！方先生原先在我印象中多少有些孱弱的老者形象瞬间一扫而光了，相反，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对学术与思想极为真诚的光辉的智者形象。我刹那间感到自己灰暗的心情变得敞亮起来。我感动极了，连忙作出一个决定，推动南宁的学生们盛情邀请方先生在新年来临之际莅邕（南宁）传道讲学。我曾经在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工作了二十载（1999-2019），如果说我今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那么我会觉得在南宁的二十载里遇到了许许多多学子们是我的幸运，尤其是他们特别成立了南宁缘点学园，作为我与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近几年来同学们以缘点学园为平台进行十多次学术活动，对我的思想与情怀都有极大的提升。这是我必须对南宁同学们表示感谢的。本来同学们计划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邀请我返邕作一次文化学术讲座，但这时我深深感到邀请方先生莅临邕城讲演真是天赐良机。南宁的同学们很高兴地接纳了我的建议，盛情邀请方先生2022年1月8日在南宁缘点学园作一次学术讲座，方先生也爽快地答应了。我于是1月6日提前赶回南宁，准备迎接方先生的到来。
1月7日晚间同学们特地安排为方先生洗尘。下午近七时，心仪甚久的方先生终于到了。我非常激动，紧紧握着方先生的手，这时我觉得我们完全不象是初次见面，而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而方先生哪里象是一个已是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一派哲人气象。次日下午方先生为我们作讲演，讲题是《对中国传统“道”的理解》。方先生讲演前虽然十分谦逊地说自己已是三十年没有讲课了，但是一旦进入主题，方先生旋即沉浸其中，思路凌越，纵横捭阖，鞭辟入里，从文献学、历史政治学及比较文化学多重视野向我们展示了传统中国之道论世界观的深广内涵。当然方先生并不是在这里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所致力的是从传统中国的道论思维处发现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密码，进而为开启现代中国的新道作准备。
我知道，方先生此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专为我之所谓新道统论而来。从方先生的讲演中，我能感受了一种震撼，当然我更从方先生的语气中读到了一种对于我的学术探索的深深期许，这是一份多么令我感动、让我感谢、使我感怀不已的情谊呀。
二
先开始在电子邮件中，后在初见方宇军先生的那一刻，我已经深深感觉到了，方先生是当今中国一位真正的奇人。
我注意到许多人喜欢从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话“幸福的人生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化生出不同的句子来。受此启发，特别是巧遇方先生并对方先生的人生经历有了一个简短的了解后，我的头脑中不禁蹦出这样的句子来：平庸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奇人则各有各的奇。进一步，奇人身上的所谓奇又何所由来？多年前因读钱穆先生在人生晚年追忆自己成长之路的《师友杂忆》一书，深深感动于他少年时因听到钱伯圭先生嘱他不要再读《三国演义》而要一心一意学欧美而感到“巨雷轰顶”“全心震撼”的思想体验，升发出支配自己一生的问题意识“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并从此一生全身心求解答。从钱穆先生这里我得到的一般性领悟是，大凡奇人，或取得过重大成就者，必有其人生路途之中的“震撼性时刻”。我于是撰写一文《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加以阐述此一领悟，除分析了钱穆先生之外，还涉及到李泽厚、邓正来等现代学人，我发现，这些取得过成就的人，必在他们人生尤其是早期的人生认知路上发生过“震撼性时刻”，正是这样的时刻，使他们超越平庸之辈，平庸之辈之所以是平庸之辈，关键在于他们过得是二手生活，而奇人之奇则在于他的时间是一手的。
我当然会用这种思路来观察方先生。在1月8日下午方先生的讲演中，我注意到，方先生对传统中国之道的阐述主要依凭先秦儒道法墨诸家之说，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他者的文本，然而，我一直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方先生讲到自己祖籍安徽，但出生在贵阳，青少年时代历经磨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是中国所谓斗私批修的时代。正是在这个荒唐的年代，当绝大多数人置身其中毫无疑问之时，年轻的方先生心中升腾出了一个绝大的疑惑，斗私批修本意当为克服人性之恶，社会应该朝好的方面发展，然而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越斗私批修而社会发展越来越糟糕了呢？当方先生在讲演的最后吐露出心中的隐秘时，我知道，方先生内心深处在那个时刻诞生了他的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我认为，正是方先生心中所萌生的这个疑惑支配了他此后的人生观察及学术思索。也是这样时刻，他从此摆脱了人云亦云的二手时间。有了这样的时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然会有自己人生的一手时间。
方先生不象我们时下许多人那样是所谓体制中人。方先生从年轻时开始从事过农、工、学、商等等各种职业，但他以思想为事业。方先生夫子自道说他“于学问之道，迹近痴迷”，但方先生不是用学问思想以为稻粱谋的俗儒。方先生是高贵而严肃的思者，而我们当下许多所谓知识人是油腻男，或者迹近犬儒。方先生又十分明确地说“我是没有师承关系的”。我最初接触方先生时也一直在疑惑方先生究竟师承何家何派，但是我通过对方先生的深入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只有庸者才需要家法门派，奇人是不需要家法门派的，因为他自己有能力创家法，开门派。
方先生在1月8日下午的讲演之后，特意向南宁缘点学园和我赠送了他多年来精心撰写的四部著作，按照年份分别是《从到世界世界——文明社会的深沉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学的新思维——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渊源》（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及《经济学的新框架——妆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直观上看，这些著作都诞生于二十一世纪，或许其象征意义是方先生辛勤耕耘于二十世纪而收获于二十一世纪。我归后悉心研读，读着读着，我突然间发现，方先生的四部著作（实为三部）其实是一种宏大的文明论构想，这里很清楚地已经包含了政治论与经济论两个部分。我同时恍然之间明白了，此前方先生寄给我的新著《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 ——重建中华法系刍议》，将构成他的文明论的第三部，即法律论。
三
当初收到方宇军先生寄来的《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 ——重建中华法系刍议》一书时，我只是粗精看了一些重要篇章，那时完全没有今天这么深刻地认识到它如同方先生是一位奇人一样， 这是一部奇书。
在南宁送别方先生返回贵阳之后，我也自邕返汉。归途中我又反复翻读方先生四部著作，心中慢慢浮现出一个念想，当深入研究方先生思想，仿明黄宗羲《宋元学案》体制，撰写一篇长文《方宇军先生学述》。此意一出，心中甚感喜悦。但显然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且待来日完成之。今则简略谈谈《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 ——重建中华法系刍议》一书。
读方先生书，深深感到方先生心中有一大建构，即前述之文明论。面对当今世界的淆乱，方先生心中忧思难平。很显然方先生深藏于心的这种文明之忧思自然从政治到经济，也传导到了法律，传导到了《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 ——重建中华法系刍议》一书之中。通读全书，我愿意将方先生这部新著定位为一部还魂之书。还什么魂呢？还中华魂！
晚清以来，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全面且强力冲击，此所谓李鸿章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起始，中华法系也因此而遭灭顶之灾。历经晚清变法、民国建制及共和国立宪三个历史性时期之后至今，中华民族从法律体系上看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历经百多年而辛苦构建起来的中国法律体系是否可以安顿中华魂呢？或者只不过“看起来很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能看到，虽然人们号称在按照法律办事，然而人们心里明白法律没有灵魂，我们成了没有厚度的“轻薄人”。我们好象在西方人的感召之下成为现代人，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了中国心。我们成了被别人嘲讽讥笑的外黄内白的“香蕉人”。当代中国好象实现了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所说的“以规则治理的事业”。然而这些规则的性质却没有人深究。方先生直指中华法系被西方法系所取代，力图恢复中华法系的本来面貌，以极大的热情从法律的起源开始追溯了中华法系发韧、成形及完善、成熟乃至近代衰败的整个过程。方先生认为中华法系的内在灵魂是道德，而西方法系恰恰是不讲道德的。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法学家，比如著名法史学家范忠信教授就多次严厉批判当下中国很多法律是缺德的法律，不是没有道理的。李泽厚先生所建构的“两德论”，强调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认为前者分是非，后者有对错，主张将是非、对错分家。李先生本意是促进社会生活的程序化，但它对生活意义的取消可能是令人忧思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李鸿章辈的时代了。人们今天纷纷探讨“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因为人们看到中国已从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经过百多年来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了。当然不仅仅限于经济。文化上人们自信力开始恢复正常。从百多年的历程来看，也许我们今天更有能力也有机会将内蕴在李鸿章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当今“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两大变局中的逻辑关系呈现出了来。如复旦大学孙国东博士在公共法哲学与民主社会学中所阐释的现代性与中国性的反思性平衡及对西方普遍主义与中国特殊主义的双重超越。如西南政法大学老教授俞荣根先生所创立的礼法学派对梁启超律法学派的超越。这样的学思努力里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在吸收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必然保持中国性。另一方面，在保持中国性的同时，进一步创发出新的现代性。方先生关于中华法系的刍议应该也可以从这一个思想与文化潮流中去获得理解。
方先生特别强调法律中道德的意义，但是关于道德往往极难达成一致。著名学者金观涛先生将中国文化定义为道德本位的文化，并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词“道德性逆反”来解释中华文化历史上的重大变迁。金观涛先生将道德定义为良善的生活，但何谓良善的生活其内容则随时而变迁。这给了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转圜空间。中华文化屡挫屡起，应该与这个文化转圜空间有关系。我与金观涛先生有一很大的不同，对道德不作形而上的理解，受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谓存在-存在者存在论区分的启发，提出所谓“道-德的存在论区分”，意在将道从德中拯救出来，将道看成三重意义，一，本源义为行动，二，次生义为言谈，三，派生义为规则，而所谓德，不过是道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行动在历史的空间中所产生的各种德性名目而已。在1月8日方先生讲演传统中国的道时，主要将道解释为规则或规律，我在所作的与谈中,特别强调将道诠释为行动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行动过程中，人们才能看到自身生命的意义，这一点国内学界似乎看得不透，比如著名学者张隆溪教授撰写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仅仅阐发了中国之道与古希腊逻各斯在言说、规则两个方面的近似，而没有认识到中国之道比逻各斯要多出一个本源义即人的行动。我认为理解不了这一点多余义就无法理解李泽厚先生所阐述的中国人必须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开辟前行的路，没有上帝安慰人，人必须自己从世间获得生活的意义。也正因此，我进一步在与谈中说，我之所谓新道统论不仅是法哲学，不仅仅是历史哲学，不仅仅是制度哲学，它在根本上还是意义哲学。我认为，毫无疑问，在这些方面我和致力于还中华之魂的方先生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最后期待方先生的这部奇书早日出版，为还中华之魂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5-601
202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