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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

轻罪入刑意味着司法权一定程度的扩充和行政权一定范围的限制。轻罪入刑的同时应当畅通出罪机制、完善前科制度、规范附随后果。在我国历史形成的重刑结构下，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扩张轻罪范围、限缩重罪范围，扩大和完善非监禁刑、缓刑、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从而限制重刑的适用。 ...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的种种“猜测”，到会后对《决议》与《公报》的种种解读，各界对中国未来改革议程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解读“不应是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一厢情愿”。三中全会《决定》“60条”中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第六条中包含三条重要的新提法和新要求，恰当的解读方法应能同时合理解释这三个新提法，并说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三条重要的新提法和新要求分别是：第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第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目前，只有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能够同时解释这三者及其联系。“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劳资合伙制如前文论述，根据米德的定义，显而易见，劳资合伙制正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一种实现形式。在“职工持股”问题上，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定和实践一直处于探索之中。2000年12月，《中国证监会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明确指出：“职工持股会属于单位内部团体，不再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工会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其身份与工会的设立和活动宗旨不一致，故暂不受理工会作为股东或发起人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这就导致不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只要想上市，就必须清退“职工股”的局面。证监会的这一决定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可以理解，因为它旨在保护社会公众股东不受所谓“内部人控制”。但我国目前立法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一是新修订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已于2011年1月11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58次部务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二是信托业“两法一规” 已经颁布，即2001年的《信托法》和2007年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和信托业“两法一规”，使我国完全具备了借鉴美国1974年通过企业职工退休年金信托化引入职工持股计划的法律基础。因为我国证券法规定股份公司发行上市前股东不能超过200人，而通过信托方式持有股份，可以克服职工持股方式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5月29日的工商资料显示，重庆农商行成立前夕共拥有包括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177家法人股东和84618户农民股东。而重庆农商行2010年12月16日成功在香港上市时，仍然保留5万多农民股东，这就在香港突破了国内a股发行上市的公司发行前股东人数不得超过200人的规定。在《决定》公布后，上海率先于2013年12月17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2014年3月23日天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重庆、江西等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也已公布。从这三个方案上看，各地对《决定》第六条内容的实现方式不尽相同，都进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探索。例如，上海方案完全没有提到如何落实“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天津方案提到“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持股”，而重庆方案则不限于高管持股：“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关键岗位的管理者、业务骨干、核心技术人员等，以货币、物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出资参与本企业改制，形成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地方执行方案的差别，反映了人们对《决定》设定的“框架性目标”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应及时反馈总结经验教训。在职工持股问题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退休金社会主义》一书。德鲁克在书中探讨了“养老金的固定受益计划（defined-benefit plan）与固定缴款计划”（defined-contribution plan）。他指出：“在固定受益计划下，退休的雇员每年有固定的收入，通常是相当于他们退休前三年或五年时工资的一个百分比。雇主每年向退休基金的缴费随着退休基金资产价值的变化而浮动。如果某一年退休基金资产的价值高（相对于根据保险统计精算出来的退休基金未来的支付义务），雇主的缴费就可以减少。而如果某一年退休基金资产的价值低，雇主的缴费则要高……大多数固定受益计划的表现很差，因为他们追求不当的短期收益。另外一种计划，即固定缴款计划则在很多年里都表现较好。在这个计划之下，雇主每年缴纳一个固定比例的雇员年收入或工资。因此，固定受益计划很快就丧失了它的诱惑力。因为它们拿不出所承诺的资本收益，许多固定受益计划严重地缺乏资金”。【1】有趣的是，对中国1980年代改革讨论颇有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曾提出从公司利润中拿出钱来建立全国范围的由工会管理的雇员退休基金，并将退休基金投资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他1969年的最初方案中，锡克的计划是在二十五年之后最终由退休基金拥有全国工商企业10%的股份。当时欧洲的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还这个目标太激进了。例如，为了安抚左翼，丹麦议会引进了类似锡克计划的方案。丹麦全国雇员的退休基金到2000年将拥有丹麦工业10%到15%的股份（而到那时美国退休基金将拥有至少60%的美国工商业）。但对丹麦的自由派来说，这一方案是如此的激进，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急忙将该提案撤消。然而，德鲁克指出，当1969年锡克提出他的计划时，美国的退休基金所拥有的美国工商企业的股份几乎是锡克计划的两倍（大约18%）。总之，米德的劳资合伙制，劳动股不经由资本媒介，与资本处于同等地位，是一种更彻底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现实中，可以创新发展“退休基金”、“股权激励计划”、“职工持股”等多种实现形式。“从管资产到管资本”：倒立的国有化此外，应该把“职工持股”和“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两个“目标”联系起来，因为“以管资本为主”要求除重要战略性国企外，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将主要类似巴菲特那样从事“股权投资”，在很多情况下将不控股，否则就“炒房炒成房东”了。“以管资本为主”这个新提法可对应于米德的“倒立的国有制”概念。2012年5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前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在国内财经媒体上撰文，提出了国企改革的新思路，建议国企改革应从“经营国企”转向“经营国资”，即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这一思路类似于米德的“倒立的国有化”。陈清泰的国资改革政策建议，与三中全会《决定》中“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主旨基本一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证券报》于2013年11月21日刊发了黄奇帆的新文《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黄奇帆提出：“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为扩大股权融资预设了一个通道。目前，我国国有资产规模已超过100万亿元，净资产也有数十万亿元。可拿出上万亿元国有资本，组建像新加坡淡马锡、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那样的投资公司，旗下管理若干个基金公司。它们本身不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不靠举债发展，而是投资国有、民营、外资各领域的实体企业。这样，就会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如前文所述，“倒立的国有化”制度安排的核心思想是“政府不管理其背后的生产运营。仅仅以持有私人竞争性投资信托和类似的金融机构股份的方式将其投资于竞争性的股票交易所。因此，国家的财富与经济中的私人部门储蓄混合在一起，投资于自由竞争企业所管理的生产部门”。这样一来，“政府获得一定资本性资产收入的收益权，而不用承担任何管理企业的经营责任，完全留给私人市场”。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国有化是靠发行大量国债以赎买英国重要企业私人股东的股票，但因为政府要用国企利润中大部分还国债利息，故并不能把国企收益用于民生改善，而且导致过度干预企业微观经营。米德的“倒立的国有制”就是要使国资去“股权投资”，而不管具体企业经营，通过用国资收益进行“社会分红”和降低整个社会的税负水平。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叫“国企是党的重要执政基础”，当国资在许多“混合所有制”企业里不控股以后，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成了新的政治问题。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三中首次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深意，这实际上是党在新形势下依靠人民，发挥普通人民群众改革主体地位的重大创新！“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社会分红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保障与改善民生组合形成社会安全网，提升公民对于经济波动风险的应对能力。米德社会分红思想的主旨与此一致，但在社会保障、民生之外，社会分红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米德的“社会分红”基本思想是社会分红收入不需要交税，并且无条件地支付，无论作为个体的公民就业还是失业、健康还是患病、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年轻还是年老。这样的话，典型的公民就有四个收入来源。（1）一笔固定可靠的免税社会分红；（2）他或她通过按照固定利息或较高的收益借出权益资本获得的资本回报，并且可以通过分散投资于一系列的公司来降低风险；（3）他或她从事的工作收入，仍然以固定工资的形式；（4）他或她从事工作的全部或部分收入，以分享公司收入的形式获得，同时也需要承担公司收入波动带来的风险。（1）、（2）、（4）尤其是免税、固定可靠、无条件的社会分红收入。这些措施可以降低工资收入相对于其他收入的重要性。这些措施也有利于政府把关注的重点从机构制定规则来支付高额工资转移到财政和其他政策上，并且把资本利得和免税的固定社会分红作为维持生活水平和促进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这种转化发生的越多，就越容易消除劳动以及劳动报酬的刚性，增加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公民的自由。而劳动市场的灵活性，是对劳资合伙制的一种支撑。《决定》公布后，上海率先于2013年12月17日发布“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 (《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 其中包括国资收益分配的“三三制”原则，即“国资收益原则上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各三分之一”。显然，国资收益分配的比例不是先验的，而是需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实验探索。注释：【1】peter f. drucker，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pp.216-217. ...

崔之元王东宾：“管资本为主”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明确提出了2020年经济工作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其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强调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国资国企改革依然是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决定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进行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功能作用”。由此可见，加快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是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重要抓手，并且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可以进一步理解“管资本为主”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政策内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可以被理解为“治理体系”，“管资本为主”和“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则可以被理解为“治理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理解理解“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内涵。把握好战略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以管资本为主，其逻辑中必然蕴含着不是以管某个具体的国有企业为主，即对某些个案的国有企业主体而言，国有资本完全可以根据战略需要和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退出并投入到更有效的领域里。在做强、做优、做大问题上，“以管资本为主”和“以管资产为主”的政策含义不同，但并非在每一个案上都矛盾。比如可以在钢铁企业中卖出一部分股权，投入到新兴科技企业中，这样可以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管资本为主”这句话更具实践空间。国有资本从过剩产能和无效资产中退出，更多投入先进制造业、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等领域，本身就是国有资本优化布局调整的体现。总而言之，如果“国有资本优化调整”作为政策目标的话，“以管资本为主”则提供了战略性与政策性有机结合的市场化政策手段。调节好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日前，中央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其中，民企与国企的同等待遇是重点之一。而中央层面也在加紧制定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推动混合所有制等关键性改革。“以管资本为主”既有利于更好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有利于通过优化国有企业布局来动态调整国资与民资的宏观比例，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进一步而言，“以管资本”为手段优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处理好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探索“国进民也进”的经济治理方式，从而促进一般经济效率的提升。因而，更积极的政策目标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既实现国资的保值增值，又能更好地发挥国资对于实施国家战略、保障民生和提高一般经济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关于这一问题，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dp核算法两位发明人之一詹姆斯·米德的理论视角极为具有启发意义。米德提出，“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一种组合”。这个“最佳点”就是多种所有制的最优组合状态。这启发我们不仅要从国资运营微观层面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最优比例，也要从一般经济效率层面探索多种所有制的最佳结合点。这种积极作用就体现为国资作为“第三财政”的积极作用，按米德的观点就是要处理好税收、国债和国资之间的关系，即国资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公共财政对于税收和国债的依赖，对公共物品和民生有支撑作用，可以更好地减税降费，为民营经济提供更优的市场环境，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解与把握。国资国企改革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战略性重组与优化布局，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对“管资本为主”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政策要求。根本上而言，“以管资本为主”可视为优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的市场化手段。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显而易见，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不过度干预企业微观经营，夯实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是“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这一改革目标的重要手段。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等改革，则可以为“管资本”及优化国资布局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和优良的金融市场环境。“管资本为主”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对地方情境中的改革同样十分重要。近年来，地方政府层面有几个趋势值得重视：一是地方平台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标的，或实现借壳上市，或作为推动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的抓手；二是地方债改革提速，化解隐性债务将成为数年内的重要任务，专项债是重要的政策性化解路径，而资本化运营则是重要的市场化路径，进而言之，即地方债与地方国有资本之间的机制通道应进一步探索；三是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中，地方承担了处置不良资产的大量任务，不少产业类资产进入地方政府平台的资产池；四是地方金融改革进程中，地方通过“转贷基金”、担保等金融工具，并有可能在新一轮中小银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已经成为区域性金融改革的重要力量，并可能逐步沉淀出新型地方金融国有资本。对于地方而言，“管资本为主”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思路将为灵活运用政策资源和金融工具实现多重目标提供了政策基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过度干预微观经营，一方面推进政府债务管理改革，另一方面实现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产业发展等经济社会目标，有效提升地方金融与国资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水平。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具有战略重要性。因而，从党的十九届四全会决定出发，可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改革内涵。尤其是结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可以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与“以管资本为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充分理解国资国企改革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这同样有助于基层干部更深入地掌握和运用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基本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刘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文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在中关村论坛的演讲实录。投资节点行业、节点领域我们通过对比“1997到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以“中国1997—2020年上市公司市值前三位”的排名为例：1997年：四川长虹、深发展银行、申能股份；2007年：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石化；2017年：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工商银行；2020年：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台积电；2035年：？？？哪些企业会是中国未来的产业领袖？也许不同人有不同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技术驱动产业崛起，现有产业结构会发生新的调整，在模式上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将呈现巨大的可能性。从现在到2035年，不仅仅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巨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调整。过去40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第二阶段，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4%以上降到目前的2%左右。我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从2%左右回升至2.5%～3%的区间，我们才可能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经济现代化的标准。中国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1978—2017年数据测算，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那么，投资应该投向哪里，更利于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答案是：节点行业、节点领域。透过中国生产网络的变迁，我们去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会发现，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将产生“倍数效应”。对中国而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宏大问题在于“如何增加对节点行业的投资”。什么又是未来的节点行业？它们将是构成未来2035年，甚至2049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产业。这次论坛所提供的主题——科技创新，本身就是答案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对中国的节点行业、节点产业做出预判，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新的来源决定了未来产业的方向，它们应当包括：“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互联网；“新基建”—— “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所带来的产业变革等。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大对节点产业、节点领域的投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过程需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的、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这也体现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与发达经济体地位的差异。国际贸易领域通常用“价值链上游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略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的位置指标为0.29，也就是说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上游，对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等有较强的掌控，能够形成对处于价值链下游国家和经济体的制约。这种“制约”，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给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就是技术“卡脖子”。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只有在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我们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我国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事实上，过去近20年时间里，中国对研发的投入在不断提升。一般来讲，研发（r&d）主要包含“基础研究”（r）和“应用开发”（d）。2022年我国研发首次超过3万亿元的总量投入，占gdp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32%，也就是1896亿元，还不到2000亿。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则高达25%。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算，美国研发投入约占gdp的3%，基础研究研发占比以17%~18%区间计算，那么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是我们的5倍。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中已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升至8%，未来如果能达到15%甚至更高，我们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这将在中长期内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债务水平时，通常使用债务总额占gdp比重这个指标代表宏观杠杆率。然而，gdp难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以及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产的能力。用一个国家的gdp作为分母去衡量宏观杠杆率，容易高估债务风险，低估实施积极经济政策的空间。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用国家整体价值而非gdp作为分母来衡量杠杆率。从“国家整体价值”的角度来看，我国仍具备发行大规模特别国债的条件和财政空间。用好“特别国债”，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基础研究上的引导作用，将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的科技根基。我们可以探讨发行三十年期、五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将其配置到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基础研究的经费一年约为两千亿人民币，是否能扩大到一万亿甚至更多？这样持之以恒地投入十年、二十年，我们相信，假以时日，回报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呈现出来。 ...

陈清泰：45年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成功的，非常了不起！

1970年，33岁的陈清泰向组织再三申请，离开学习、工作13年的清华大学，深入大山，扎根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自此开始以不同角色和身份亲历我国企业改革全过程。陈清泰历任二汽工程师、产品设计处处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总厂厂长等职，1992年调任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1993年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后任党组副书记，1998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2004年卸任。他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二汽，陈清泰推动二汽向经营开发型企业转型，壮大内涵发展，构造经营开发型的组织管理体制和机制，为国家制定和完善企业改革政策探路。在国家经贸委，他主持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研课题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过程，为后来企业改革打下坚实基础。在国研中心，他负责产业发展与企业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多次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言献策。近日，凝聚着这位老人毕身改革精力的《陈清泰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集收录了陈清泰在1970年以来的文章以及回忆文稿，侧面勾勒出四十年来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足迹。他将文集稿费全部捐出，用于企业改革政策研究史库开展研究工作，资助企业改革政策历史研究和企业改革调查研究。出生于1937年的陈清泰，虽已86岁高龄，但对40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记忆犹新，对当下新事物也异常敏锐。“我的职业生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段在国企，一段在政府。无论在哪个阶段，主要工作是围绕企业与企业改革进行的。可以说，国企改革之路也是我大部分的人生之路。”陈清泰在接受“政事儿”专访时说。谈文集出版“是一个个体见证改革开放40年最珍贵的历史底稿”政事儿：这套文集时间跨度达40多年。可以谈谈出版过程吗？陈清泰：改革开放这40多年，我始终站在改革第一线，或者是关注着改革第一线。1964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服从分配留校任教，但一直希望能到汽车厂工作。1970年进入二汽后，我开始产品设计和实验工作。进入总厂管理岗后，我又以较大精力研究和推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二汽，我从工程师做到二汽总厂总工程师、厂长，历时22年。1992年调任国家经贸办、经贸委任副主任，主管企业工作和企业改革。1998年以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全国政协工作期间，也以较大精力研究企业改革。因此，我的职业生涯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段在国企，一段在政府。无论在哪个阶段，主要工作是围绕企业与企业改革。这期间，我参与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型，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以及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等，还参与了中央和国务院部分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可以说，国企改革之路也是我大部分的人生之路。这一过程我留下了不少文稿，其中有工作文稿、调研报告、讲话稿，还有公开发表的文章。退休后这些年，我有了时间，就把这些翻了出来。我想，这些文稿某种意义是一个个体见证改革开放40年最珍贵的历史底稿，对后人研究国企改革史可能会有一点帮助，产生温故而知新的效果。我国改革是渐进式的，40多年改革的方案、政策、路径也是见仁见智。随着改革实践迅速推进，文集中难免有观点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也有在今天看来可能不那么正确的观点。但我在对收录的文稿进行校阅和订正时，没有按今天的观点修改原文和内容，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原汁原味”地保留入册，使之作为一份历史资料保留下来。谈二汽的改革实践“不仅使二汽‘起死回生’得以长足发展，也为国家制定和完善企业改革政策提供先行先试宝贵经验”政事儿：你将二汽的22年称为“企改探路”。作为大型国企，二汽经历了哪些改革实践？陈清泰：1970年，经过我再三申请，终于来到二汽工作。二汽是国家“大三线建设”重点项目，1969年在湖北十堰开始投入建设。当时，国家计划是生产两吨半的军用越野车、五吨卡车、三吨半的军用越野车三个车型，总规模年产10万辆，计划总投资16.7亿元。到1978年，总计投入14.6亿元。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国家经济已到谷底，无力再给二汽投资，打算把二汽列为“停缓建”项目。然而，一旦停下来，二汽这个“半拉子工程”怎么办？那时，在十堰聚集了二汽36个专业生产厂，约七万名职工，加上家属14万人，还有几万人的施工队伍。工程下马，这么多人怎么办？当时二汽处在“给把劲可能上去、搞不好就会垮掉”的境地。另外，还有一个严峻问题：中国自主汽车工业的路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当时还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没有国家计划企业什么也干不成；即便按国家计划生产了车也要以计划价由国家调拨，企业的利润十分有限，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没有施展的空间。于是，二汽领导班子请求国家在给二汽下达指令性计划同时，也给部分“指导性计划”。前者完全按计划走，指导性计划按指导性价格购买材料，生产出的产品由企业自销，利润留成作为自有资金完成二汽后续建设。我们把这叫作“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1980年，国家批准了这个方案，二汽从“停缓建”名单中摘除了。1981年，二汽成立了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在全国率先发展横向经济联合。1982年10月，万里同志到二汽视察。他说，二汽可以学习首钢搞承包。在万里同志推动下，国家很快就批下来了。我们保证首先完成国家调拨计划，完成利润递增上缴，政府就放了心；再支持二汽一部分自产自销，以企业留利完成建设任务，国家也减轻了负担。这个方案保障了国家收入，二汽也获得了自主发展余地，两者都欣然接受。二汽之所以能“活”下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1982年11月，姚依林同志到二汽视察。我们就发展需要，请求国家批准二汽有自营进出口权。他回北京之后，反复跟有关方面讨论，较快地批准二汽建立东风汽车进出口公司，这在全国企业可能是最早一个，我们获得了国际化的起点。1982年，我担任二汽总工程师，二汽中长期发展问题成了我关注的重点。这时我就非常关注中央就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出台的政策措施，希望从中发现可以利用的机会。这一年中央为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管得过死的弊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我很快组织一些人员开展研究，要把那时市场经济可用的政策和办法弄清楚、用活用足，增强二汽的发展能力。为此我还撰写了两篇文章《结束汽车产品的几十年一贯制》和《把二汽建成经营开发型企业》。表达的是二汽要吸取一汽老大哥的经验，一个产品几十年没有改进；二汽要生产，更要去“经营”；要做好今天，还要准备好明天。我前任总工程师孟少农是我国汽车行业唯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汽车行业的资深专家，对问题看得比较深远；黄正夏厂长是一个改革精神比较强，具有前瞻性的领导。1982年，在资金还很困难的时候，厂里决定建立教育培训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和技术装备中心，二汽就是要以三大中心的实力保证二汽发展的后劲。政事儿：你接任二汽厂长时，二汽主要面临哪些发展难题？是如何突破的？陈清泰：1984年8月，我接任厂长。建设时期，经饶斌和黄正夏两任厂长，用十五六年时间为二汽打下来很好的基础。我接手时，10万辆建设任务即将完成，二汽正由建设期走向发展期。此时，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在变化；二汽承包后有了自主权、自主钱，发展空间在迅速扩大。二汽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运作方式，必须随形势发展而转变，由一个国有工厂转成一个现代公司是必然选择。总结二汽改革实践的经验，我提出要抓住“三大法宝”，用好三大中心，壮大内涵发展能力。第一就是“灵活经营”，凡是计划商品经济允许的经营方式都要用好、用活、用足。第二是“挖掘金山”。二汽通过引进新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提高生产率，用先进管理的眼光看各生产环节，可以说二汽埋藏着一个巨大“金矿”，要用技术和管理这两把“利斧”把“金矿”挖出来，走内涵发展之路。第三是“横向经济联合”，这集中体现在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联营公司以二汽为核心，以东风系列产品为主业，以多种形式集群式发展，推进专业化分工，组织专业化生产，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中国汽车工业的结构优化，实现双赢和多赢。过去，“分层经营承包”可以调动专业厂积极性，但我明白，由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型是唯一出路，随即我们按照“三层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重新划分集权和分权的边界，使权力和责任对等，从体制机制上确保每个层级的努力都有助于公司效益最大化和公司目标的实现。这些改革探索，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突破，激发了企业活力，提升了经济效益，增强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后续改革发展奠定基础。通过改革，二汽把握住了“企改探路”的历史机遇，不仅“起死回生”得以长足发展，也为国家制定和完善企业改革政策提供了先行先试宝贵经验。1991年，朱镕基同志到二汽考察后，决定让我到国务院经贸办工作。当时，我有些犹豫，因为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等很多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不太愿意放下，但最后还是服从大局，1992年9月到了北京。谈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看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我长舒了一口气”政事儿：到国务院经贸办后接到的首要任务是什么？陈清泰：1992年9月，我任国务院经贸办（后改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由企业管理者转变为政府官员，身处管理国民经济和协调国家日常经济工作的综合部门，我主要还是以分管企业和企业改革工作为主。有了大型国企管理经历，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感到不适应。相反，考虑问题时能从实际出发，比较接地气，工作算得上得心应手。上任后的首要的任务是研究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把社会主义姓“资”姓“社”和市场同计划的关系讲透了，这是中国改革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为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奠定了基础。同年10月，十四大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大之后，中央立即着手研究如何通过一系列理论政策的突破和战略部署，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落地，这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完成的任务。1993年6月，为给起草《决定》打好基础，中财办召集会议，部署16个调研课题。其中，由我牵头组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调研。1993年8月，调研组修改完成《现代企业制度调研报告》第三稿，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的、制度要点、实施步骤等提出基本思路和框架，并向中央《决定》起草小组做了汇报，又征求意见、专题讨论，相继完成第四、第五稿。1993年9月，我代表调研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专题汇报。调研报告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以企业法人制度为核心、“投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经营权分离”，以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可简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有效制衡”。据此，在公有制、国有经济占有较大份额的情况下构造出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经济的接轨，在财税、金融等领域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经济宏观体制框架的同时，构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从而实现两者相呼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汇报会后，调研组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对调研报告又做了修改，八易其稿，最终完成报告。当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几乎全部吸收了《现代企业制度调研报告》的基本观点，并开创性地提出：“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决定》的出台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设施”，使我们感受到中央对于深化企业改革的决心和魄力。看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我长舒了一口气。进入90年代，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随着财政、税收、计划、外汇、外贸体制的改革的进展和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的推进，此前以承包制、“一厂一策”为主的搞好企业的办法已经失去了制度基础和现实可行性。必须更多地用符合市场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就使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了解决国企历史遗留问题、建立企业市场化发展新机制和基础设施的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其中包括增资减债、解脱企业办社会职能、减员增效、兼并、破产——构建劳动力市场和失业、养老社会保障体制等等。谈民营经济发展“要把法律范围之内的各种资本充分调动起来，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政事儿：你一直关注民营经济，请回顾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陈清泰：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又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说，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我印象很深的是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参与了文件起草过程。《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讲到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提出“非禁即入”的原则，即“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从原则上讲，凡是法律范围内的合法资本，都是党和政府可调动的积极力量，要充分发挥合法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正能量，把经济蛋糕做到最大，让人们分享更多的红利。政事儿：进入新发展阶段，你认为民营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新形势？陈清泰：如果说，过去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投资驱动，国有企业起了很大作用，为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现在进入了创新驱动新发展阶段，创新主体是分散的，民营中小企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大企业失败成本高，要考虑成功率。从世界范围看，创新最活跃的群体是民营中小企业，其创新成本低、失败成本也低，是最敢于冒险创新的群体。但弱点是中小微企业缺乏产业化能力，这需要大企业接盘。其实，国有大企业所需的技术，并非都得“自主开发”，有些可以通过市场购买获得，这既可降低生产成本，也可降低风险。大企业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技术集成。因此，创新型国家既要解决产学研结合问题，还要解决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融合发展的问题，从而构成更加有效的“创新链”。这两年，我明显感觉到民营企业压力很大，一些对民营经济不友好的舆论，譬如非公有制经济姓“资”还是姓“社”、民营企业家是“剥削者”还是建设者等等，吸引了大量不必要的注意力。还是要始终牢记“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法律范围之内的各种资本充分调动起来，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消除所有制鸿沟，把国家经济总量做到最大，以此来造福社会。特别是到“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就更应该鼓励创业创新，给企业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和舆论环境。政事儿：你认为政商关系的关键是什么？陈清泰：企业是市场上一个个的独立主体。市场监督是必要的，但必须按照有关法律进行，超出法律范围的干预都是不应该的。要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放松不必要的管制，使全国形成活跃的创新氛围。企业只要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进行创业投资，都应该受到保护。新技术、新兴产业兴起时，很多人想早点进入分一杯羹，这很正常，会出现所谓的“一哄而上”或“一哄而进”。这时，行政干预要减到最低限度。某种意义来说，这些入场者是拿着自己的真金白银参与试错。更多人参与，其实会缩短试错过程，分散了试错成本，这是有益的。实际上最终绝大多数会被淘汰，但不应不给他们机会。还是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给市场充分自由。我举个例子。电动汽车开始发展时，大家一哄而上，有声音认为这不得了了，需要严管。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企业就陆续退出了，并没有制造什么麻烦。实际上，这些早期进入者对电动汽车创新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较早提出汽车网联化、智能化发展，与这批早期进入者有很大关系。即便后来失败退场，这些企业是有贡献的。这就是创新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创新发展与投资驱动发展所要求的环境条件完全不同。我们需要研究创新发展需要的环境条件、创造创新驱动的环境条件。现在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等地已经形成浓厚的你争我赶的创新氛围，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也已比较健全。谈平台经济“是一次新的商业模式革命”政事儿：你怎么看平台经济的发展？陈清泰：平台经济是一次新的商业模式革命。未来，平台经济有望以更大的程度取代传统商业模式，成为交易方式的主体。这是历史性的巨大变革，是向数字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但目前平台经济还具有探索性，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和这些企业一起发力，既要研判平台公司发展带来的风险，也必须防止自身监管不利或不当导致的负效应，出了问题要一起研究解决，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人们常说，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在投资驱动传统发展阶段，可能不会有这些问题。到了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政府要对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和错误有一定容忍度。出现问题，要政企合作，通过善意的沟通交流，找到比较合理的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而不能用传统眼光看待新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政事儿：谈到平台经济，你体验最多的是什么？陈清泰：滴滴打车。我进入85岁，就不开车了，出行就靠滴滴。在这过程中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一些人有车不开就用滴滴，因为太方便了。滴滴打车历史性地改变了人们出行方式，使一部分人降低买车欲望，另外一部分人降低开车欲望，这对解决交通拥堵难题是一次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探索。比如我走出家门呼叫滴滴，一般3到4分钟车就来接我了，到地方后我下车就走，也用不找停车场，价钱也能承受。这大大降低了我的开车欲望。同时，滴滴打车还带动了大量的社会就业。共享出行的社会价值，我们要进一步观察。谈改革感悟“45年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成功的，非常了不起”政事儿：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你有哪些改革感悟？陈清泰：我认为45年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由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正在变得更强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渐壮大，这些都非常了不起。从1992年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经30年，我们较好实现了改革目标，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如果没有30年前的改革转型，也就不会有今天。当然，改革本身带有探索性，有曲折也是正常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要把改革开放坚持下去。政事儿：你一生经历多个工作岗位，有遗憾吗？陈清泰：我这一辈子去的岗位不多，每次都是服从组织安排，只有一个是我自己要求的，就是1970年我从清华大学要求请调二汽。我很幸运，组织安排的几个岗位前后衔接得非常好。我在职时与很多人有很多联系，离任后几乎全断了，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没有人情味，我自己也感觉对不起大家。做事我总希望有章程、不盲从，绝不愿意拉拉扯扯；有时我可以不说话，但绝不说违心话。考虑问题我总想把问题搞清楚，不能没想清楚就哇哩哇啦。我待人处事比较温和，我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尊重他人；但我认定的一些观点看法却比较坚持；我一生公私分明，心里很坦荡，一生就这么过来了。我很幸运，没有留下太多遗憾。政事儿：调查研究贯穿你的工作始终。你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吗？陈清泰：调查研究确是我这一生中花了很大力气做的事情，我也很有兴趣。调研中，我增长了知识、了解了情况，使我发言讲话、做事都有物所指，而不是唱空调。我在基层干过，能真正了解基层对政策的感知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非常反感一些政府官员对基层情况不了解，到了下边就指三道四、指手画脚。我们要对基层有一种基本的尊重和敬畏，听他们的“汇报”，跟他们一起讨论问题，研讨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做调查研究要谦虚，既要多听意见，还要善于思考。有时候听了一面之词还不够，面对新事物、新问题，要有求知欲望，刨根问底，把问题了解透彻，再经梳理、分析、思考，形成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为政府决策做参考。我做的调研，有的是命题作文，有的是自我发现的，带着问题去听当事人意见，最后做结论时要非常慎重。很多调研报告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决策层有需求，调研者深入一线直面问题，双向互动产生共识，这样的调研才有价值。“政事儿”（xjbzse）撰稿、摄影/ 何强校对陈荻雁 ...

贾康：及时纠偏对资本和资本家的污名，才能更好发展经济

当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亟需对“资本”、“资本家”等概念予以解释、澄清，为切实贯彻中央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要认识到“资本”的中性属性，承认其“逐利性”，才能更好地引导、鼓励其发挥健康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

杨宜勇：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日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集体新著《迈向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之路》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我们基层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与此同时，特别强调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向未来，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在“十四五”时期在共同富裕领域初步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确保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为此我们必须立下雄心壮志，久久为功，集腋成裘。首先，促进共同富裕有一定的紧迫性，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不得。其次，促进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持续推动，急不得。最后，促进共同富裕必须稳扎稳打，要科学统筹考虑各种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马虎不得。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我们必须围绕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和切好分好社会财富“蛋糕”两大关键环节破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维度理解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共同富裕，民心所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奋斗！（作者系中宏观察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 ...

刘伟刘守英：论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本文从马恩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及其划分依据，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重大意义，论述了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明确了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阶段性目标与实现路径，讨论了新发展阶段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 ...

王广华：坚定不移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是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坚定不移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一、深刻领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科学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将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理论逻辑看，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活、生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入揭示了人与自然环境不仅相互依存，更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是这一论断的民族土壤和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理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赋予现代化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崭新的时代内涵。从历史逻辑看，这一论断是我们党探索现代化经验的升华凝练。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孜孜以求，带领人民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其中就包括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与探索。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同时提出了绿化山川、植树造林的号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强调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为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辟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领导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深化现代化理论认识、推动现代化实践探索的高度自觉，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从实践逻辑看，这一论断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伟大成就的真实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们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印发实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生态文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统筹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整合设立近9200个自然保护地，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部署实施44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完成修复治理面积5.37万平方公里。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21.63%提高到2021年的24.02%，成为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实施全面节约战略，2021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用水量）、地耗（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2012年下降26.4%、45%、40.85%、34.4%。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大气、水、土壤环境持续好转。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坚决查处一批破坏自然生态的重大典型案件，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参与全球自然生态治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等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中国山水工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良好生态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位置，充分证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二、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大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全面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新征程上，仍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行稳致远，始终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要坚持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要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不断革新，不断破除各方面弊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广阔前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积极应对资源环境紧约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但人均资源要素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适宜生产生活的空间有限且分布不均衡，生态保护修复历史欠账多，还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一系列新挑战；人口达峰以及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对国土空间治理产生深远影响。要增强问题意识，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禀赋特色，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建立在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甚至导致了自然界的无情报复。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要着力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代内与代际间公平合理配置资源，让当代人及子孙后代享有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生态福祉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是为了民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着力实现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同步增加，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使每个人都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融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从大的方面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设计好。国土空间具有稀缺性、唯一性，生产、生活、生态都涉及国土空间的利用，必须统筹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实现开发与保护相协调、当前与长远相协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要强化底线约束，守牢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底线，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保护自然生态，维护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拓展世界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也要深度参与、融入全球生态治理，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既要在参与、贡献全球治理中谋求自身发展，又要以自身发展更好促进、引领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三、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时期。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职能部门，自然资源部将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的自然资源工作定位，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更加自觉投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保护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战略性举措。要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促进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全面落实耕地保护“两平衡一冻结”制度，促进优质耕地“南增北稳”，推动耕地“山上”换“山下”，使农业空间布局更加符合自然地理格局和农业生产规律。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严格管控人为活动，依法有序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更好统筹生态保护与能源资源安全。加强陆海统筹，节约集约利用浅海近岸，有序开拓深水远岸空间和资源利用。适应人口总量、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分类引导城市化地区高效集约发展。严格管控城镇开发边界，打造美丽、宜居、绿色、安全、韧性城乡空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景观资源，彰显我国国土空间的特色魅力。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全面节约战略，是破解资源瓶颈约束、保护生态环境的首要之策。要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不断提高土地、矿产、海洋、林草等各类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强化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科学把握建设用地安排时序和节奏。激励与约束并举，健全标准体系，推动土地开发用存量换增量，用地下换地上，用资金、技术换空间。推动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加快增储上产，促进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加大海域资源市场化出让比例，推动建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大力发展人工草地。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要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全面完成全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高质量建设第一批国家公园，加快推动黄河口、秦岭、若尔盖、羌塘、亚洲象等新一批国家公园的设立。持续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以“中国山水工程”为引领，统筹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等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外来物种入侵治理。尊重地域分异规律，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要积极支持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优先推动风能、太阳能就地就近开发利用，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化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推动海洋能规模化、商业化发展，加强地热资源勘查开发与利用。推进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注重修复增汇协同。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将碳汇交易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推进规模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要积极对外宣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以中国—欧盟等蓝色伙伴关系为基础，拓展生态文明伙伴关系网络，塑造新型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认真履行自然资源、生态领域国际公约，积极参与联合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等国际谈判和磋商进程，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务。推进跨境跨流域自然保护地、生态廊道共建。培育更多生态治理优秀人才，广泛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与实施，加强国际合作平台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征程上要聚焦重大问题，抓好重大改革任务攻坚克难。要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推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巩固“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对接机制，在“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空间需求和矛盾冲突。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生态保护修复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快推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国土空间规划法、矿产资源法、耕地保护法、国家公园法等重点立法工作。加强国家自然资源督察，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住耕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基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作者：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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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重大拐点已现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美元的发展史来看，牙买加体系让美元成为信用货币，与黄金脱钩，这是美元史上最大的一件事。当时，学界所讨论的重点在于，脱离黄金后美元将会失去其霸权地位。但事实是，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元的霸权地位也没有随着其与黄金的脱钩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以更广、更深的维度把握“去美元化”1、美元国际地位变化面临重大拐点从美元的发展史来看，牙买加体系让美元成为信用货币，与黄金脱钩，这是美元史上最大的一件事。当时，学界所讨论的重点在于，脱离黄金后美元将会失去其霸权地位。但事实是，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元的霸权地位也没有随着其与黄金的脱钩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89年苏东剧变后，美元成为“一统天下”的世界基础性货币，其地位又迎来了新拐点。自牙买加体系以来，平均每十年会发生一次全球金融动荡，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动荡，从而引发了大家对美元所面临的“新特里芬两难”的担忧。但美元成功应对了欧元区的成立、石油美元的转移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持续强化了其霸权地位。经过3年疫情，世界经济从“长期停滞”演化为“经济滞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世界格局加速演化，美国金融动荡再次出现，并引发了美元在支付、结算、储备这三大功能上的弱化。我认为，不应该将目前的动荡与过去每十年出现一次的美元指数的变化相提并论，因为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世界格局拐点性的变化。美元本次的式微不是通常的波动，很可能是拐点性变化，它不同于过去美元地位的波动，甚至可能与美元-黄金脱钩事件的影响等价齐观。2、质变过程漫长，需要以长期视角把握“去美元化”但必须明确的是，货币的地位不仅仅取决于其参与经济交易的程度，更重要的是主体国家对货币支撑力。这种支撑力不仅来源于经济交易和经济实力，还来源于对安全资产以及对于未来风险的掌控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是军事实力和在全球的控制力。目前来看，美国对全球军事的控制能力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此外，美国的创新能力还在持续提升，其今年的经济状况也并未如部分人预期的差。因此，即使经济格局出现了拐点性变化，我们也要认识到发生质变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在更长的时期内来把握美元在世界的地位。二、不能将人民币国际化简单地等同于“去美元化”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充要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元地位的变化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此消彼涨的关系，但这个关系不是必然的或线性的。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尤其是在交易、支付、投资、储备等方面要有扎实的支撑力，稳步推进，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填补美元地位下降带来的缺口来实现国际化。此外，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欧元、日元、英镑在国际地位上的变化。目前来看，欧洲经济式微的概率远远大于美国，欧洲军力依赖美国和北约的程度在俄乌冲突之后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加速上升，未来欧元的国际地位可能会有更大的下降。因此，要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而不能简单地用零和博弈的思维对标美元，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很可能来源于日元、欧元以及英镑的国家空间的下降。通过对中国经济提升和美国经济式微的判断来简单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可能会步入新的误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抓住战略契机，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基础设施，在全球支付体系再造方面推出相应的新举措。作者：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刘元春 ...

郑佳明：汤鹏与嘉道经世思潮

汤鹏是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重要人物，研究他，对于我们了解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嘉道经世思潮很有意义，对于了解湖湘文化的特点和湖南人的个性也很有意思。我谈三个问题：嘉道危机与经世思想，就是汤鹏所处的时代背景；汤鹏与嘉道经世派，汤鹏和他的群体的关系；汤鹏经世思想的特点。 ...

王晓萍：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要求，这是党中央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就业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分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和重大原则，明确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助力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一、深刻认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意义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们要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事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成色，事关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高度自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就业是发展之基、财富之源，是沟通社会需求和供给，连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桥梁纽带，是支撑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准。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利于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更好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我们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化经济发展的就业导向，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厚植发展的潜力和动能，形成经济发展与就业的良性循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适应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呈现减少趋势，但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大龄化特征明显，存在供需结构性错配。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性不断增强。这些都迫切需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途径，主动适应劳动力规模和结构变化趋势，稳定劳动参与率，改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根本举措。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事关亿万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劳动者就无法保障基本生活，更谈不上家庭幸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顺应群众就业需求新变化，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体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好工作，提升劳动者收入和权益保障水平，促进劳动者体面劳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人民群众通过勤劳致富实现自身发展的基本途径。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只有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真正实现人人享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广大劳动者参与社会生产、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前提，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只有实现就业创业，劳动者才能成为建设者，通过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使改善生活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为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更好安其岗位、乐其职业。二、积极构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工作体系长期以来，从解决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到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统筹城乡就业，再到突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特别是积极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冲击影响，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我国就业工作在实践中创新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和相应的工作格局，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夯实稳就业的基础，紧跟市场脉动促进就业和产业协同，如何更好实现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匹配、劳动者技能与实体经济发展联动，如何健全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失业风险监测预警和劳动力协同适配机制，更好为宏观决策提供支撑，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升级促进就业工作的载体、抓手和措施，推进理念重塑、系统重构。重点是围绕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结构更加合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就业保障稳步提升的目标要求，以强化就业优先为导向，以促进供需匹配为关键，以夯实基层服务为基础，以推进数据赋能为支撑，以加强风险防控为底线，加快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服务精准、管理科学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以强化就业优先为导向。坚持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将就业工作成效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实现财政、货币、投资、消费、教育等经济社会政策与就业政策联动。强化责任落实，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考核体系，构建党委和政府统筹领导、部门横向协同、系统纵向贯通、社会广泛参与的就业一体化工作推进机制。以促进供需匹配为关键。注重劳动力市场两端发力，构建就业与产业相协同、劳动者培养培训与岗位需求相适应、公共就业服务与市场化人力资源服务相补充的高效对接机制。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人力资源协调发展，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营造“就业友好型”经济发展环境。以夯实基层服务为基础。强化基层治理，构建壮大基层社区专业化服务队伍、提升便民化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就业需求的“家门口”服务机制。健全多元化专业化基层就业服务体系，推行15分钟就业服务圈，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依托城乡基层党组织，将就业管理服务融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范畴，对就业任务重、百姓需求量大的社区加强力量配备和资源倾斜。以推进数据赋能为支撑。加快就业工作数字化转型，构建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创业全过程、横向纵向互联互通的一体化、数字化信息平台。重塑人社业务经办关系和规程，对内建立以就业为重点，社会保险、劳动用工、人才人事工作协同的一体化信息系统，对外加强与教育、公安、民政、工信、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共享。通过业务联动、数据共享、实名管理，精准落实政策、科学服务决策、主动防控风险，打造“拿数据说话、靠数据分析、用数据决策、依数据执行”的工作新模式。以加强风险防控为底线。增强底线思维，构建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脱贫劳动力返贫风险等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健全就业失业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完善风险应对处置预案，建立健全形势监测、趋势研判、风险预警、即时响应的风控体系，坚决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等重大风险，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三、扎实做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各项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人口老龄化、产业智能化、就业多元化、诉求多样化等影响叠加，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加大政策支持和工作力度，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全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夯实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基础。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容量。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就业带动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就业，提升制造业盈利能力和从业人员收入水平。扩大服务业就业，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外包创新发展，加快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就业增长新动能。全面落实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文件，细化实化政策措施，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推动惠企稳岗政策精准落实、高效直达，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提升重大政策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产业布局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完善保障机制激发创业活力。营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良好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加大贷款贴息、税收优惠、创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政策扶持力度，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稳岗扩岗金融服务和贷款业务。升级创业服务，大规模开展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建设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举办创业大赛、展示交流等推进活动，创建一批创业型城市。支持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加强零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支持体系稳住重点群体。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促进相结合，支持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创业。坚持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计划，做到就业促进、创业引领、基层成长、见习培训同向发力，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基本稳定。扎实做好农民工特别是脱贫人口就业工作，坚持外出务工和就近就业双向发力，返乡创业、劳务品牌、职业技能、劳务协作“四轮驱动”，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稳住务工规模和收入水平。加强困难群体援助帮扶，构建大龄、残疾、长期失业等就业困难人员及时发现、优先服务、分类帮扶、动态管理机制，持续推进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就业。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就业能力。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全社会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和劳动者就业需求，建立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经费拨款、院校设置、专业调整的联动机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鼓励支持技工教育特色发展，积极发挥与产业行业企业发展融通的优势，推进校企合作、工学一体，强化职业素质培养和技能实训。全面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使技能培训贯穿劳动者从学习到工作全过程。深入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强化数字技能等新一代技能人才培养和评价，实施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大规模开展面向企业职工、重点群体的专项培训。深化技能培训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扎实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和职业标准开发机制，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提高技能人才待遇，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健全服务体系促进有效对接。着力打造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效率。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完善街道社区等基层服务平台，建设一批“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合理配置公共服务机构人员，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缩小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和质量在不同区域间的差距。实施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创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示范城市，选树一批零工驿站、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窗口典型案例，接续开展春风行动等“10 n”公共就业服务活动。构建多元供给格局，健全高标准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持续举办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加快培养龙头企业、领军人才，提供更多专业化服务。落实劳动法律强化权益保障。统筹维护劳动者权益和企业发展，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升劳动关系治理能力，在企业发展基础上提升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企业薪酬调查信息发布制度，促进企业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和一线岗位倾斜。持续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量，严厉打击“黑职介”、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畅通流动渠道营造公平环境。破除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推进平等就业，形成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格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使劳动者在就业地平等享受教育、住房、医疗、文化、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研究促进平等就业综合性法规和政策措施，推动消除性别、户籍、身份等各类就业不合理限制，增强劳动力市场包容性。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 ...

黄益平：数字信用的应用与创新

信用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变量，基于信用的货币和贷款为经济活动的快速扩张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然而，有一些企业、个人以及国家却因为缺乏“好的”信用而无法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数字信用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识别经济主体信用的一种金融创新，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创造信用，但可以帮助发现一些传统方法无法辨识的信用。这项创新首先产生于依托大科技平台的数字信贷，这使得融资服务可以覆盖大量缺乏信用记录的“信用白户”，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随着在信贷、保险、投资等领域更为广泛的应用，数字信用可以帮助改善为企业创新和家庭理财的服务。数字信用创新可能会对经济与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以数据替代抵押的信贷模式会削弱“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促进金融稳定。信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用一般是指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金融交易中的信用则特指经济主体兑现偿付承诺的能力与意愿，按照承诺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主权）信用、企业信用或个人信用。信用是推动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信用就不会有现代金融体系，法定货币和信用贷款都是基于信用形成的。货币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内在价值，如果没有内在价值，货币很难完整地发挥支付、计价和投资三个方面的功能。早期利用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因为其本身就有价值，因此币值比较稳定。后来当逐步以法定货币替代贵金属时，中央银行就可以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决定货币供应量。但作为法币的纸币本身并没有价值，因此需要国家背书，即主权信用的背后是国家的财政实力等能力。企业与个人愿意接受并持有纸币，正是因为国家对其内在价值提供了担保。当然，中央银行掌握了货币发行的决定权，也容易货币超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国中央银行引入了通胀目标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保持货币政策决策方面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信用在金融市场有十分广泛的应用。金融交易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即通过期限、规模和风险的转换，实现收益共享与风险分担。但金融交易最大的困难是信息不对称，所以风险管理是金融交易不可或缺的环节。以信贷业务为例，银行发放贷款，必须有效评估借款者的信用风险，确定借款者会按时还本付息。根据风控方法，贷款可以分为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抵押贷款银行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资产，其风险管理和业务扩张能力受到借款人抵押资产价值的影响。信用贷款通常是通过分析借款者的财务信息，特别是资产负债表、利润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判断其信用状况。但大部分普惠金融客户，包括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和农村经济主体，既没有充足的抵押资产，也缺乏完整的财务数据，这样就形成了普遍的信用不足问题。正因为此，发展普惠金融服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数字信用创新可以部分解决信用不足的问题。普惠金融客户不一定真的缺乏信用，只是传统金融机构用传统评估方法无法识别出来，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却可以帮助发现那些本来就存在的信用。一些大科技公司尝试在非金融领域刻画用户的信用水平，并在共享单车、网约车、酒店预约等业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创造信用，以比特币为例，虽然它利用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等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加密货币的资产，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因为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也缺乏信用背书。数字技术把很多传统方法看不到的信用识别出来，从而拓展了传统信用的边界，不仅可以让金融业务的覆盖面更为广泛，也使得风险管理更为精准。数字信用改善普惠型信贷服务数字信用的创新最初发生在信贷领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进步，催生了一批数字平台企业，后来在这些平台上衍生发展出信贷业务。目前基于数字平台的信贷业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型互联网银行的信贷业务，如网商银行、微众银行和新网银行；第二类是平台提供的小额贷款或消费金融业务，如蚂蚁花呗和京东白条；第三类是数字平台提供的助贷业务或者联合贷款，目前已经成立了百行征信和朴道征信两家大数据征信公司。被统称为大科技信贷的业务有两大技术支柱，一方面，发挥大科技平台的长尾效应，海量、快速、低成本地获客，然后将用户留在平台上的数字足迹累积形成大数据；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方法进行信用风险评估，预测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大科技信贷既是国际前沿的金融创新，也是重要的“中国故事”。我国平台企业提供线上信贷的时间比较早，目前大科技信贷的业务规模居全球第一位。过去几年，笔者和合作者们就大科技信贷做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项工作是对不同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做“赛马分析”，参加“赛跑”的“两匹马”分别是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方法的大科技风控模型和基于传统数据与打分卡模型的传统银行风控模型。我们把一组逐笔贷款数据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用于训练两个模型，后一半则用来验证两个模型的违约预测的准确率。实证结果表明，大科技风控模型对违约的预测准确率更高，说明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超过传统银行模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预测准确率的改善，既有包括实时数据和行为变量等数据的贡献，也有机器学习模型方法的贡献。我国几家新型互联网银行每年分别为上千万家小微企业和上亿个人提供信贷服务，其不良贷款的占比还低于传统商业银行同类贷款的占比，说明基于数字信用的信贷决策是有效的。需要指出的是，数字信用的可靠性优于传统方法这个结论是需要限定条件的。事实上，数字信用最大的价值体现在服务规模小、位置偏、财务数据缺乏的小微企业，这恰恰也反映了数字信用的普惠价值。大科技信贷的客户多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大多是从来没有获得过银行贷款的“信用白户”。大科技信贷不但可以为这些客户提供贷款，而且让它们拥有征信记录，将来更容易从传统银行获得贷款，即所谓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使得信贷机构更好地了解客户，让资质好的客户更容易获得融资，也可能让资质不好的客户更不容易获得贷款。另外，大部分大科技信贷机构也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平台生态系统内的数据，而是更多地利用包括税收、社保、水电等公共数据。因此，数字信用始于大科技平台，但已经不再局限于此，关键是利用非传统数据和数字技术识别经济主体的信用。数字信用的应用如何影响金融稳定数字信用的应用并不改变金融的本质，但确实会对金融的业务形态带来一些变化。目前看来，最大的改变在于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而这应该是有利于改善经济与金融的稳健性。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与其合作者曾经提出“金融加速器”的概念，他们发现企业的投资水平往往依赖于其资产负债表状况：较高的现金流量和资产净值对于投资有直接或间接的正面影响。在银行信贷中就存在“金融加速器”的抵押品渠道，资产价格越高，信贷条件越宽松，反之亦然。这实际上是一个金融不稳定机制，在一些国家曾经发生资产价格下跌引发金融危机的现象。数字信用以数据替代抵押，改变了这个作用机制。银行的抵押贷款对于房价的变化有显著、正向的反应，但大科技信贷对于房价变化则没有反应。这意味着以数据替代抵押的数字信用削弱了“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国内外的监管者对大科技信贷的运行机制有一个普遍的疑虑，即这套新型的依赖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尚未经受过经济周期的考验，一旦经济周期逆转，这个模型的有效性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做深入的学术研究，但从已有的经验看，数字信用实践的有效性可能更稳定一些。经济周期逆转会导致风控模型的有效性下降，这点应该不会有例外，银行信用贷款是如此，抵押贷款也是如此，大科技信贷当然也不会例外。但与传统风控模型相比，数字信用模型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更多地依靠实时数据和行为变量，承受经济周期冲击的能力更强一些；二是具有更加频繁的迭代过程，同时贷款期限往往也比较短。过去几年我国遭遇了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几家新型互联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上升了几个月之后，就开始回落。与传统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比较，新型互联网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程度更轻一些、恢复时间也更快一些。当然，基于数字信用的大科技信贷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值得监管部门关注。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数据治理。大数据是数字信用的基本元素，什么样的数据可以利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数据又怎样共享与交易？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金融稳定。大科技平台为商业银行提供助贷服务，有助于普惠型信贷业务的发展，但助贷业务以及联合贷款会不会引发新的道德风险问题甚至系统共振问题？如何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信用作用的同时不引发新的风险因素？这些问题都值得持续的思考和不断的尝试。数字信用拥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数字信用在金融领域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数字信用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信贷领域，大科技信贷是最典型的业务案例，传统商业银行也在尝试利用各种类型的非传统数据做信用风险评估，这也是数字信用的应用实践。在信贷领域还有许多新的拓展空间，一个例子是在欧洲比较活跃的开放银行，即银行将数据开放给其他金融机构做信用风险评估，而我国的主要做法是金融机构利用非金融机构的数据做信用风险评估。我国各类银行拥有非常丰富的金融数据，如果这些数据能够开放，将对数字信贷产生非常大的助力。另一个拓展的方向是产业链、供应链数字信贷，过去的大科技信贷基本上都是依托消费互联网形成的，信用分析所依据的主要是零售逻辑。随着产业链、物联网的发展，可能会形成一批新的数字信用业务模式。在保险领域，数字信用也有很好的应用场景。与银行业一样，保险业也需要管理负债与资产，而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障碍。在保险合同签署以前，主要防范“逆向选择”问题，在合同签署之后则要防范道德风险问题。数字信用可以帮助保险机构识别保险消费者的信用状况、匹配适当的保险产品并防止欺诈行为。数字信用在保险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减少销售与管理的人工与其他成本，还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能力与需求，从而提升消费者的福利、改善保险公司的收益。在投资领域，数字信用不仅可以帮助改善理财服务，还能够支持“专精特新”等创新型中小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渠道甚至到资本市场融资。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严重的投资难问题，老百姓有很多储蓄，但财富管理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如果利用数字信用方法做客户认证（kyc），可以较好地了解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能力，同时做相应的投资资产配置，这样就有可能为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中产阶层提供数字化的私人银行服务。同样，数字信用方法也可以助力创新型企业获得直接融资。创新企业虽然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缺乏资产、缺乏数据、缺乏收益，不确定性也非常大，这些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其门槛其实高于到银行贷款。数字信用可以帮助解决部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可以将数字信用的做法运用到直接融资领域，像形成信用分析报告一样形成投资分析报告，就可以让“合格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专精特新”企业。 ...

郑毅：学习掌握“千万工程”所蕴含的理念和方法

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的决策。20年来，“千万工程”的内涵外延不断深化拓展、迭代升级，造就了浙江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促进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融合，在浙山浙水之间绘就“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2018年9月，“千万工程”获得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千万工程”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在国际上得到充分认可，根本就在于根植其中的精髓要义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链接浙江、中国和世界。先“洗脸”后“化妆”，修复美丽生态。新世纪初，浙江经济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随之而来的是环境“脏、乱、差”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反映日益增多。“千万工程”以整治环境问题为先手棋，从垃圾收集、村内道路硬化、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向面源污染治理、农房改造、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拓展，实施生态修复，不断擦亮生态底色，走出了一条以点带线、连线成片再到全域规划、全域建设、全域提升、全域美丽的新路径。今天的浙江，农村整体面貌发生深刻变化，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100%，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零增长、零填埋，农村卫生厕所全面覆盖，森林覆盖率超过61%，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居全国前列，成为首个通过国家生态省验收的省份。好风景造就好“钱景”，发展美丽经济。“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各阶段、各环节、全过程，注重抓好发展强村、反哺富村，实现了“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的有效转化，走出了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兴村富民之路。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余村考察，高度评价余村下定决心关闭“高收入”的矿区、全面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今天的浙江，乡村旅游、养生养老、农村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5431元提升到2022年的37565元，村级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已达51.2%。随着“千万工程”持续推进，浙江不断打通拓宽“两山”理论转化通道，“绿水青山”在永续增值中充分释放发展动能。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共建美好生活。“千万工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正因如此，“千万工程”又被当地农民群众誉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但要想把这件实事办好，就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导地位，充分调动并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推进“千万工程”进程中，浙江坚持从农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事情做起，由表及里、塑形铸魂，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全过程，努力把农村建设成农民身有所栖、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同时，注重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立“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配合、社会资助、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建设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动、共同建设的大格局。从美丽生态、美丽经济到美好生活，“千万工程”走的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子，根本目的在于为乡亲们谋幸福。牢牢把握这根准绳，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的好经验，因地制宜，务求实效，我们就能在与人民群众的“双向奔赴”中激发乡村振兴的磅礴伟力。 ...

刘兆佳：美国会不会以和平方式衰落？

我们也殷切期待，美国最终因为明白到为了保持霸权而遏制中国不但会失败反而会引火烧身后而幡然改图，从而改为选择找寻与中国和平共存之道。然而，即便如此，美国、中国、美国的盟友和世界也会因为美国的不和平衰落而要受到极其巨大和难以弥补的伤害。 ...

董德刚：《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选粹（下）

《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是我的第4本正式出版的个人文集，东方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30万字。本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探索”、“出国考察报告及其他”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均系本人“耳顺之年”以后发表的作品，系长期思考的结晶，可谓“花甲十载结新果”。 ...

常修泽：蓝色产业、蓝碳交易与搞活海域使用权

这里，我想结合当前发展蓝色经济面临的新形势和海南实际，就蓝色经济进行新的探讨。重点探讨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蓝色经济的“十环”到底在哪里？二是海洋碳汇（即蓝碳）这个市场怎么建？三是怎么搞活海南乃至我国的“海域使用权”？ ...

韩文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

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是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必须从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意义，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

政光景：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共同富裕统筹发展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县域农业产业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通过对多个县域的社会学调研，笔者发现，推进县域农业产业化和共同富裕协调发展，需要协调三对关系，三者层层递进，相互关联，也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协调发展中产生三对关系统筹农业产业化与共同富裕，需要协调三对关系，即主导农产品的规模与差异化优势的关系、农业产业化水平与原材料供应的关系、农业企业追求利润与农民增收致富的关系。三者分别从产品选择、区域统筹和目标差异上反映了农业产业化与共同富裕统筹发展的问题。首先，在产品打造上，要协调主导农产品的规模和差异化优势。推进县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选择一种主导农产品集中发力、重点推进，选择过程重点考虑量与质两方面条件：一是该产品在县域内是否具有一定产业规模，二是该产品是否具备市场竞争的差异化优势。在量的方面，不具备一定产业规模的农产品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链，也无法对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形成带动作用。在质的方面，不具备差异化优势的农产品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地区同时满足量与质两方面条件的农产品种类较少。其次，在区域统筹上，要协调县域原材料供应与产业化水平。县域农业产业化发展，与本地农产品原材料供应存在两种关联模式。第一种是区域强关联产业化模式，即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区域范围内的农产品为主要原材料。该模式一般基于本地农产品种植或养殖优势形成，衍生出下游深加工产业链。第二种是区域弱关联产业化模式，即农业产业化的农产品主要来源于县域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初衷是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而在区域弱关联产业化的模式下，县域农业产业化与本地农产品生产可能脱节。最后，在目标差异方面，要协调龙头企业营收与县域居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由于农户受到技术和市场能力限制，农业产业化发展往往需要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带动。较为常见的方式是培育农业企业，带动就业和产业链的发展。但这一方式在实践中有时无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主要是企业与农户未能达成互利共生关系，在农业企业发展的同时，资金少、规模小、分布散、抗风险能力弱的小散农户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在这种状况下，部分地区呈现出龙头企业发展迅速，但农民收入仍“原地踏步”的情况。三对关系存在阶段性、关联性与同源性调研发现，上述三对关系主要体现在县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且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和同源性。三对关系存在阶段性特征。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初期，第一对关系较为凸显。在初期阶段，地方政府需要进行主导农产品的战略选择，因此会面临农产品量与质的衡量困难。在这一阶段，若不采取针对性手段，扩大优质农产品的种植或养殖规模，或不进行主导农产品的质量提升，产品的质和量很难兼得。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中后期，第二对关系较为凸显。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农产品需求量迅速上升，逐渐脱离县域农产品市场，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农产品供应，因此容易形成与本地的弱关联模式。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成熟阶段，第三对关系较为凸显。农业企业集群发展成熟后，地方农产品的优势会通过企业稳定的供销渠道转化为利润优势，而小散农户则相对处于弱势，实现共同富裕的机会受限。三对关系存在内在关联。县域主导农产品的生产规模与市场份额，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县是否能够形成区域强关联产业化模式。而农产品差异化优势则是农业产业化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大部分县域一般都优先选择具有差异化优势的产品作为其主导产业，这样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而如果该产品在县域内不具备产量优势，则可能导致区域弱关联产业化模式，影响农户增收致富的效果。正是因为市场主体具有逐利性，其更倾向选择具有差异化优势的产品，因此如果县域农业产业化对企业存在依赖性，那么生产仍然会向“保质不保量”的产品倾斜，使得农民增收效果受限。三对关系具有相同产生根源。主导农产品的规模既是构建稳定的产业链的需要，也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需要，而差异化优势则是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区域关联模式更多是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农业产业化发展则更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企业追求利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特征，而推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三对关系主要涉及农民、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三类主体，三对关系不协调的共同根源均是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导向是市场主体获利与发展，而宏观调控的导向则是市场主体与农民利益的统筹、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统筹。积极推进统筹发展针对三对关系，本文分别从县域农产品打造、农业产业化区域统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视角，提出推进县域农业产业化与共同富裕统筹发展的建议。一是注重县域农产品品种、品质、品牌的打造，统筹好农产品的规模与质量。要推动农业产业化，主导农产品的规模与质量缺一不可，而获取高质量的农产品难度更大。农产品的高质量主要体现在品种、品质与品牌三个方面。优质农产品的培育，不仅需要适宜的自然条件，更需要持续的农业科技投入。同样，以优质农产品为基础的区域性品牌的塑造，也需要持续投入。显然，市场主体和农民缺乏动力或能力进行长期的农产品研发与品牌打造投入，因此地方政府应当主导这一过程。二是丰富农业产业化的统筹机制，拓展区域农业产业化关联模式。笔者调研的大部分县都属于农业产业化区域弱关联模式，县域或只具有种植、养殖优势，或只具有区位、技术、人才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单个县域的农业产业化统筹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应该适当打破县域内统筹的限制，发挥县域间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形成县域间产业合作新模式。三是推动多样化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优化市场主体与农民利益分配格局。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多个环节都需要市场主体的参与，而小散农户作为农业原材料的提供者也不可或缺。非农就业的增加使得农业生产的人力投入进一步减少，农民的农产品市场议价能力进一步削弱。通过推动多样化的集体经济发展，可以有效控制农产品的种养殖规模与品质，组织化提升小散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一步推动集体经济向农产品流通与深加工环节拓展，使农产品种养殖、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更多地流向当地农民，推进农村共同富裕进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李晓欣：全面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作出了明确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分化程度加剧的背景下，制度型开放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有效路径，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推动市场化改革具有深远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仅注重规则变革，更加强调完善规制对接、优化管理模式以及建设标准化体系，使得对外开放水平更高、范围更广。为此，在规则重塑的关键时期，我们应着重关注监管一致性、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通关前后环节。准确把握国际规制合作的演变态势，密切关注自由贸易协定等规制合作的最新进展，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完善规制体系，围绕规制理念、规制目标、规制互认，在全球规制网络中开展有效互动。以自贸试验区为重要抓手，推动各类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持续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外商投资管理流程，健全公平竞争制度，为各国投资者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当前，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健全高质量国际标准体系迫在眉睫，应积极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在应用经验丰富的优势领域推动标准国际化跃升，以此提升我国产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其次，持续锚定贸易强国建设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成效显著，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贸易重塑了中国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不断巩固货物贸易的主导地位，并逐步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强化产业根植性与产业集群竞争力。此外，要充分认识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优化服务进出口结构，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以及中医药等特色服务出口，激发节能降碳、生态治理等优质服务进口潜力。在科学把握数字贸易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加速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与传统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以数据打通贸易端与生产端，深入挖掘客户需求，提升市场快速反应能力。再次，加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以来，从夯基垒台到落地生根，从完成总体布局到进一步走深走实，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已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近年来，我国不仅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更强调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重要性，逐步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规则标准“软联通”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需要充分遵循国际通行规则标准，推动建立沿线国家认可的标准互认长效机制。如今，绿色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鲜明底色，应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重点领域构建合作网络，将工业化转型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共享绿色发展成果。文明互鉴的“心联通”使“一带一路”正成为希望之路、友谊之路，在“鲁班工坊”等10余个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品牌基础上持续深化人文交流，有利于打造更多标志性民生工程，提升沿线国家民众认同感、获得感。最后，深刻把握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当今世界局势动荡复杂、波谲云诡，求稳定、盼和平、谋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诉求，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更加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过去十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了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动力源”。未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各国合作、深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仍然意义重大。我们应着力破除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梗阻，积极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集聚，实现投资贸易合作量与质的同步提升；充分履行rcep的市场开放承诺、合理运用规则，不断加深与亚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链接，有效释放区域内消费和生产潜力；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与合理诉求，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 ...

马静谢宝峰：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共同构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落脚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1.3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城镇化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确立。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同时，城镇化也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城镇化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如户籍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政策尚未全面落实，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尚未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大中小城市发展协调性不足，城市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强，城市治理能力亟待增强，城乡融合一体发展之路任重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精准研判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动力和问题挑战，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理念，提出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和遵循。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求的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改善农民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福祉，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提高居住、生活和工作在城镇中的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着眼点，通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服务能力、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推动城镇化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市民化质量。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增强“归属感”。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服务平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便捷落户；依法保障进城农民的农村“三权”，健全农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全面推动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让转移人口“留得住”，增强“尊严感”。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从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等方面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同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技能素质，让转移人口“有发展”，增强“价值感”。培养适应用工矛盾行业要求的技能人才队伍，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公共实训基地共建共享，优化政府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机制，完善职业培训券制度，扩大职业院校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的招生规模，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第二，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方面，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在分类推动城市群发展方面，各城市群要建立健全多层次常态化协调推进机制，实行差别化发展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如对于发展领先的城市群，要以城市群为抓手，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处在第二发展梯队的城市群，要以区域尺度的都市圈为抓手，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其他城市群，要继续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加大中心城市发展动能，拓展中心城市的城镇化范围。在有序培育现代化都市圈方面，要依托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城市带动周边城镇共同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紧紧围绕同城化方向，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梯次分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在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方面，超大特大城市要统筹兼顾经济、生活、生态、安全等多元需要，科学确定城市规模和开发强度，合理控制人口密度，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和过度集中的资源，实现组团式发展，加强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积极破解“大城市病”，推动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与此同时，提升大中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小城市发展活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分类引导小城镇发展。第三，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一是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增加普惠便捷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市政公用设施、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完善城市住房体系。二是建设安全灵敏的韧性城市。加强城市免疫性、冗余性建设，聚焦重大风险防控薄弱环节，完善体制机制和防灾减灾设施，提升城市抵御冲击和应急保障能力。三是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更好发挥各类创新平台作用，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优化创新人才服务。四是建设运行高效的智慧城市。建设高品质新型基础设施，提高数字政府服务能力，丰富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五是建设清洁低碳的绿色城市。修护城市生态空间，加强城市环境保护，推进生产生活低碳化。六是建设魅力彰显的人文城市。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水平。第四，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下大气力改革探索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一是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促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健全乡村衔接的养老服务网络，发展乡村互助式养老服务。二是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促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建设联结城乡的冷链物流、电商平台和农贸市场网络，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管护一体化。三是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为补充的多元化乡村经济。（作者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

张宇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关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治理

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 ...

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5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部署。这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具体举措。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调节的范围、程度和水平不断提高，如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率已达97%以上。但是，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一方面，商品市场中还存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现象；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如土地、资本、数据、高级人力资本市场等，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和供需关系进行自动调节，主要表现为行政壁垒、管制规则较多等。202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后，一些人担心这是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建设一个一切事务都由中央政府来进行管理和决策的市场。这是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和内容的误解。我们要建设的“统一市场”，是由市场统一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根据《意见》的解释，指的是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尤其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主要包括：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很明显，如果自由流动规则、竞争规则各地都不统一，市场何来公平、公开和公正，营商环境怎么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制定和执行自由流动规则、竞争规则，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主要职能，正是体现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要求。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国内统一大市场一直没有真正形成。随着经济体量快速增大、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缺乏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弊病愈发凸显，不仅不利于进一步促进健康的市场竞争、强化社会分工、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也不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根据经济学“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的基本原理，一个经济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与其增长相匹配的功能完善的庞大市场，其国内的竞争和分工水平一定是低级的，其发展效率一定是不高的，发展动力也一定是不可能持续的。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统一大市场越发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可以依靠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过去我们的比较优势是要素的性价比高，现在已经变为国家的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完整的、具有韧性的产业链。正因如此，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它可以与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相结合，成为拉动或推动我国实现重大技术进步、加快经济结构变迁的主要力量。二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的具体要求和体现。第一，通过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可以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积极贡献。中国过去参与经济全球化，采取的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大部分国内企业只是发挥了加工制造平台的作用，国内市场并不是真正的最终市场所在地。与以往“两头在外”发展模式不同，当前我国推进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重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这一模式可以有效改变以往国内生产多而消费少的格局，促进增加消费并减少储蓄、减少过剩生产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只有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才会愈益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才会不断释放。第二，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依托这个市场吸收和消化发达国家的高级生产能力，集聚全球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商业机遇和市场机会，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来自中国大市场的持续不断的动力。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意味着我国产业链的进一步稳定、更加具有韧性，企业做生意的交易成本更低，而且意味着国内大市场可以产生对商品要素和资源的巨大虹吸能力，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机会，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依靠这个大规模市场对外国企业发出国际外包订单，或者可以通过“走出去”就地吸收和利用所在国的资源要素，为其创造增长和就业机会。第三，通过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国内改革，破除对外开放的制度壁垒，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过去我国是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现在更加强调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做好对内开放，就是强调国内各区域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联通、加快培育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通过促进劳动力、资金、土地、知识产权、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对内开放不足或建设统一大市场不力，将极大限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联通，从而影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正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是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公平的开放。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方面，我国通过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消减隐性贸易壁垒，加快相关体制规制与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国内外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力的自由流动，促进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从过去被动的“规制跟随”型开放，转向主动的“规则制定”型开放，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向国际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便车”，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 ...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优势

新时代十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重要优势。深刻把握并利用好、巩固好、发展好这些重要优势，既是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重要支撑，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重要基础。新时代十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重要优势。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经济回升与信心提振的良性互动正在形成。同时也要看到，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深刻把握并利用好、巩固好、发展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既是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重要支撑，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重要基础。规模经济优势突出随着技术进步、国际分工和贸易形态的演变，国际通行的竞争优势理论已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逐步演变到规模经济优势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并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壮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全球经济增量贡献第一大国地位。规模经济优势更加凸显，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优势。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摊薄成本，尤其是前期投入较大的固定成本和创新成本，帮助企业依靠在国内市场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走向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规模经济可以容纳多条技术路线竞争成长，为不同技术创新路线、商业创新模式提供足够赛道和空间，让真正具备竞争优势、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产品和企业快速成长。规模经济有利于促进精细分工、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形成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和聚集功能不断增强。规模经济为众多深耕细分领域的企业提供广阔成长空间。新时代以来，我国在互联网领域涌现出百余家平台企业和200多家独角兽企业，在工业领域涌现出约1200家单项冠军企业和近90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要素禀赋不同、发展程度不一，比较优势具有一定互补性，能够拉长产业的生命周期，为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再布局和梯度转移提供腾挪空间。我国仍处于总需求较快释放的阶段需求仍是全球经济增长中最稀缺的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我国已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型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推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实，持续释放出巨大需求。首先，我国“刘易斯第二拐点”（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形成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尚未出现，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带来巨大需求。同时，城市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地下管网、停车场、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等，也将释放巨大需求。其次，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等特征。同时，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左右，远高于发达经济体。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恩格尔系数逐步降低，更多商品和服务消费需求将得到释放。未来我国服务消费占比将逐步提高至60%左右，可带动居民消费增长约35%。2022年，我国新注册登记汽车2323万辆，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增长81.48%，但每千人汽车保有量226辆，明显低于美国的843辆、德国的634辆和日本的625辆，具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三，绿色低碳转型带动投资和消费双扩容。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推动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等转型升级，其中蕴含着大规模投资和消费需求。比如，一批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可再生能源生产、储存与输送仍需大量投资，钢铁、水泥、石化等重化工业多数设备需要进行绿色低碳改造，面向“双碳”目标的规则、技术及市场监管将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实质性改变，绿色低碳商业服务等发展前景广阔。第四，数字化转型将创造需求新空间。从消费看，我国连续9年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数字技术催生虚拟现实和自动驾驶等新的消费场景，一些消费模式从无到有，城乡数字消费市场持续壮大；从投资看，2021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同比增长45%，相当于当年全球安装总量的一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节约人力成本，而且正逐步进入人工做不好甚至做不到的领域并开辟新赛道，激励企业不断加大数字化投资改造；从贸易看，数字化正在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创造新的贸易机会，过去许多不可贸易的服务如教育、医疗等都变得可贸易，我国在数字技术应用、平台企业、互联网生态等方面的积累有利于创造和分享全球数字贸易红利。要素禀赋优势实现动态升级要素禀赋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当前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已发生深刻改变，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加快形成新的发展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是劳动力素质持续提升。在人口数量红利趋于下降的同时，人力资本质量的红利正在显现。2012—2022年，我国毕业大学生数量累计超过8700万，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到14年，科研人才数量稳居全球首位。二是资本丰裕度明显改善。资本积累及其有效配置是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5.6%，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高20个百分点以上。我国资本形成额占全球比重已从1978年的0.7%上升至2021年的29.6%，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明显缩小，资本积累及其有效配置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三是土地高效利用和再配置空间巨大。目前我国还有不少未利用土地和大量低效利用土地，土地资源盘活利用、城镇用地结构优化等将大幅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四是数据要素潜能正快速释放。我国数据资源丰富，数据产量已超6.6zb，全球占比近10%，位居世界第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深度参与各行业的价值创造与升级发展，能够为我国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制造业系统性优势突出制造业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导力量。新时代以来，“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我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规模化、集群化、网络化、数字化优势更加突出。一是制造业规模优势明显。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从2012年的22.3%上升到2021年的30.3%，达到31.4万亿元，制造业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从2012年的1.9万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3.2万亿美元，占全球制成品市场份额从16.3%提高到20%。二是制造业配套能力强。我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多数材料、组件都能找到本土供应商，对创新原型产品快速试制并量产形成强大支撑。大中小企业分工配合，加上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形成了一批产品生产集中、配套设施专业、产业链条成熟的产业集群和高效协作的制造业网络，不仅能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需要，而且能快速响应个性化定制需求。三是大规模制造与物流体系形成供应链网络。我国基本建成了各类运输方式快速发展、协同配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形成了以国家级物流枢纽为核心，以区域性物流基地、物流园区、城市配送中心、社区末端网点等为支撑的配送网络，实现了高效运行。2021年我国快递包裹平均成本为1.5美元，大幅低于有关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和效率优势明显，与大规模制造相结合形成供应链网络，极大增强了我国制造业的市场响应能力。四是部分新兴制造领域优势正在形成。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快速成长，已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比如，我国风电整机吊装量全球占比接近50%；新能源汽车产能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第一，出口量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新时代以来，我国科研投入保持较快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才基础、创新主体、新兴产业等优势正在聚合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更加扎实和巩固。科技研发能力实现大幅跃升。2012—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7%，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4%的平均增速，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44%；我国国际科学核心论文全球占比由2012年的13%上升至2020年的20%；我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近2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6000多位高被引科学家中，我国占比位居全球第二。科技人才优势逐步显现。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按照oecd与欧盟标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企业创新进程快速迭代。创新技术与我国丰富的应用场景相结合，不仅可以在应用中实现快速升级，而且可以迅速实现产业化，帮助企业加速创新迭代。战略科技力量与市场机制加速结合。我国已经成功组建首批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高质量科研产出位居全球第二，18所大学的研究影响力跻身世界百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速形成。同时，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和科研人员薪酬制度、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深化应用“揭榜挂帅”等机制，更加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数字经济引领优势凸显。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等领域拥有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首位，数字化智能化“灯塔工厂”数量超过全球1/3，逐步形成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创新生态系统。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新时代以来，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日益巩固，作为“世界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我国已成为全球经贸联系最广泛的国家。2021年，在全球141个贸易伙伴中，我国是51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4个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1834种商品出口规模居全球第一、686种商品进口规模居全球第一；出口目的地更加多元，出口目的地集中度指数已从2012年的7.0%下降到2021年的5.6%。我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三大枢纽之一。2012—2021年，我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出口规模全球占比从10.7%提升到13.5%，价值链贸易全球占比从8.5%上升至11.2%、居全球第二；2021年，我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上的中心度指数位列前三。我国已成为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市场之一。2021年，全球市值排名前200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收入达7000亿美元，占其全球销售额的13%；全球4.1万家上市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为16.8万亿美元，占其全球销售额的23.4%。我国作为国际经贸联系稳定器的地位更加突出。新时代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为外资企业长期在中国投资和发展营造了良好营商环境。我国社会长期稳定、投资机会众多、投资回报可观，对各国企业形成强大吸引力。 ...

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自2009年推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至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一个政府推动的快速发展时期。2016年以后人民币国际化陷入低谷，2018年之后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经济学界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再次高涨。但是，在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值得深入思考。基于此背景，《离岸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研究》（冯永琦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认为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人民币离岸市场深入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怎样提高人民币境外市场需求，成为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关键；海外循环机制的建设，是增强人民币境外市场需求的必要途径。通过人民币离岸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定条件。虽然自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提出以来，发展和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一直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但是，通过人民币离岸市场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效果也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它并未像学者们预期的那样显著。日元的经验表明，发展离岸金融市场不一定能有效推动货币国际化。日本建立东京离岸市场后，虽然日元从在岸市场流到离岸市场，但通过日本企业从离岸市场又流回在岸市场，而且这个过程基本上只有日本企业独自参与实现。由于这样的资金循环没有除日本企业的第三方交易主体参与，离岸日元的交易需求主体单一，主要以日本跨国企业为主，因此，日元难以完全实现货币国际化。可见，离岸日元境外交易需求缺乏广泛的市场基础，这是日元国际化失败的重要原因。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条件是人民币具有广泛的境外市场需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应具备的核心条件是人民币具有广泛的境外市场需求。货币史证明，任何新兴货币的国际化过程，主要不是国家行为决定或推动的，而是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这意味着新兴货币的各种必备要素必须明显超过在位货币，至少与现有的国际货币不相上下甚至更优，能够为使用者带来某些特殊好处，才有可能促使人们甘愿承受高昂的转换成本、交易成本来使用它。这也是广泛的境外市场需求能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核心条件的重要原因。同时，货币国际化的实现需要货币网络外部性的存在。通过发展离岸市场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增强人民币网络外部性、推动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构建离岸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是提升人民币境外市场需求的重要途径。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主要依靠政策推动，缺乏市场需求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应该更多从需求侧角度来思考。作者在书中系统阐述了离岸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的构成体系，包括在岸人民币流出机制、离岸人民币自循环机制、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在岸人民币流出机制和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受政策因素的影响更大一些，而离岸人民币自循环机制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因素。完善离岸人民币产品体系和价格体系，推动离岸人民币货币借贷市场和离岸人民币资本市场发展，充分发挥对外经贸投资和对外金融投资的载体作用，加强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完善在岸人民币流出机制的主要方式。扩大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进一步发展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回流渠道、完善跨境支付清算系统、科学监控和管理人民币回流，是完善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的主要途径。优化产业海外布局、拓展离岸市场深度、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完善全球清算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人民币对外援助，是完善离岸人民币自循环机制的重要举措。（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

胡滨：中国式现代化与金融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继而强化金融有效供给的匹配性，对于优化金融功能和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政策实践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历史含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普遍性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深刻汲取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基本遵循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规律，着重把握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任务，妥善处置现代化进程中重要领域的风险或社会矛盾，比如科技创新、城市扩张、消费升级等领域。在特色化上，中国式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追求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从人口规模讲，我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比所有实现现代化国家人口总和还多的现代化，我国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非常显著，这对于收入、财产、财产性收入以及共同富裕等都是重大的约束条件，并且个别差异或分化还有扩大的可能。为此，党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高质量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综合化服务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阐释中，多方面涉及金融体系及其功能的发挥。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样具有世界经济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性特征。比如，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必然涉及资本要素以及金融市场。资本要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要素参与到资源配置之中，金融部门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等都与金融体系直接相关，对金融系统提出了全面、系统、综合的服务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客观上要求金融功能有效发挥，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实体经济服务。其中，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第一，金融深度，主要考察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规模与能力，关键变量是对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的服务需求。这里也包括对跨境金融服务的深度需求。第二，金融可得性，即居民和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度，考察的是金融服务供给覆盖面，其中也包括境外金融服务的需求匹配。金融服务可得性的需求还表现在金融服务的成本可承担性。第三，金融效率，即金融机构与市场在金融交易和资源配置中的效率，核心因素是金融服务供给的效率以及供给需求的有效匹配。第四，金融系统稳定性，主要考察金融机构与市场的稳健性以及金融服务需求匹配的稳定性，包括在主权视角下的金融稳定和系统安全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还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三个针对性的特色化要求。一是要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个要求着重强调的是体制顺畅和稳定保障的任务目标。二是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个要求着重强调处理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以及强化资本市场功能的目标。三是注重资本要素的监管，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个要求主要强化资本要素的健康发展，引导资本监管走向常态化，同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下，考虑资本属性问题。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金融系统的首要任务是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和特色化金融服务需求。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部门必然要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结构，保障金融稳定，有效对接匹配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需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要强化基本金融服务。扎实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基本金融服务覆盖作为基础，以传统银行信贷作为基本支撑，着力促进商业银行转型升级、差异发展和数字化运营，提升基本服务和信贷产品的覆盖面和有效性，更好地提升金融服务总体水平和能力。二要构建匹配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结构。着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匹配不同经济主体债务性和权益性融资需求，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提供更多相对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以匹配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金融需求结构。三要创新金融服务的方式和产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过程中，要注重产业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增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四要实施高水平金融开放。在内外市场链接和内外资源统筹上，通过更多的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机构与产品、业务与数据等，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水平。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顺应数字金融发展的历史潮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产业层面，数字化已经成为工业产业提高生产率的主要着力点和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在企业层面，数字化不仅是降低企业成本的途径，也是企业创新发展、适应未来变化的基础。数字金融要服务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经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着力通过数字金融发展来提升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质效，进而提升我国金融系统的创新服务力和国际竞争力。数字金融的服务供给需要适应三个趋势的服务需求：一是要适应服务对象数字化趋势；二是要适应金融部门数字化趋势；三是要适应金融系统国际化趋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效的市场、顺畅的机制和扎实的保障。金融需求和金融服务的有效匹配是建立在完善的金融体制机制基础上的，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体而言，一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着重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统筹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传统工具和创新工具、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坚决保障币值稳定、更多关注充分就业、加力加码金融稳定、有效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二是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根据金融稳定、金融发展和消费者保护三个具体目标和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总目标的要求，有效统筹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市场稳定、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等，以金融监管改革为基础，着力构建完善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三是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改变被动响应式、问题导向式的政策思维，着眼全局，久久为功。在时间维度上注重顺周期效应、宏观杠杆率高企及其流动性风险，在空间维度上注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灰犀牛”威胁，有效降低资产负债表关联性和复杂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四是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在着力提升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同时，统筹协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改革进程，着重防范全球债务风险，警惕内外风险引发共振，坚决守住金融安全红线。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部门提出了全局性、系统化和综合性服务需求，也对应着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金融系统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对接需求，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强化金融服务供给水平。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和作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 ...

张杰张清俐：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面对新征程，积极推进“三农”事业发展新实践，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奋进方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期“强国复兴大家谈”专栏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为深入探讨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逻辑贡献学术智慧。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牢牢把握思想精髓，深入理解核心要义，具有重大意义。杜志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要部署，明确强调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把握长时段、大尺度的时空情境全局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是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看待粮食安全，鲜明提出了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方略、战略重点、实现路径和目标任务，充分体现了登高望远的战略思维和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为民情怀，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通过乡村振兴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三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将产业振兴作为“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体现了对自然、市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尊重与积极运用，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把乡村建设摆在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以逐步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目标，突出“为谁建”“怎么建”和“谁来建”三大关键问题，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而建和“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而建。五是强调“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组织引领、社会服务、民主参与。六是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改革这一法宝”和“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坚持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七是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孔祥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运用科学思维方法系统谋划了“三农”工作的科学路径。如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反映了中央政府新的粮食治理理念；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上，提出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思想；在城乡关系上，提出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思想精髓，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三农”工作成果丰硕《中国社会科学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鲜明标注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光辉印记。新时代以来，“三农”工作实践波澜壮阔，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是什么？杜志雄：这些成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供给安全更稳固，生产方式更现代。到2022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八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更为重要的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实现重大转变基础上的，比如农业科技装备水平持续增强，农业生产过程更加绿色，农业发展可持续性显著提升。二是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获得感进一步提升。2022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迈上2万元台阶，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继续缩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机制进一步健全。三是农村环境不断改善，乡村建设不断升级。罗必良：中国用约占全球9%的耕地，生产了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粮食，养活占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无论从规模还是体量来说，中国都已经是世界上少有的农业大国，显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已取得卓越成就。从生产规模上看，2021年，我国水稻、小麦、水果、蔬菜、猪肉的年产量位列世界第一，玉米和家禽肉的年产量为世界第二。稳定的生产规模为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农业产出上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贸易国。杜志雄：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得益于我们有着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明确目标的指引；其次是针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整体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短板缺陷，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干部配备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优先安排；再次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尊重基层实践相结合，发挥政府和群众两个积极性。孔祥智：民生从来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实践证明，尊重农民的权益和意愿，积极开展“三农”工作就必然深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是新时代扎实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经验。筑牢农业强国建设现代化根基《中国社会科学报》：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如何理解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杜志雄：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农业农村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于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首先，从农强与国强关系看，在新发展阶段，要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是由我国现实国情、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共同决定的。其次，从“三农”工作在党的工作格局中的地位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定盘星”和“压舱石”，也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再次，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不可能有中国整体现代化，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是整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罗必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基于大国农业发展，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必须具有大安全观、大食物观、大国土观、大产业观和大韧性观的“大农业”战略思维。党中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夯实农业安全基础，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大食物观为引领，强化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树立大国土观，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断拓展食物安全空间；遵循大产业观的经济规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农业强国建设，以强有力的主体带动产业经营；以大韧性观加强全链条产业内生性发展，增强农业有效抵抗内外风险能力和农业产业韧性。《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蓝图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最基础的一环。如何理解这个明确定位？孔祥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遵循世界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体现我国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国情。这是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农业现代化，是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要基础的农业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这指明了新时代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要不断强化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不断健全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和装备支撑，增强食物安全保障能力和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罗必良：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战略基点。然而，以人多地少为特点的资源禀赋、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格局，加之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关系与贸易格局，使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多维挑战。我们要立足国情农情，在尊重农业产业特性与乡村地域特征的基础上，以保供给、提质量、促增收、强科技、增绿色为主要目标，通过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发展以服务托管为核心的农业服务规模化经营，走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农业”道路，推动农业发展从破解规模约束到促进分工深化的基要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策略在于，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为载体，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中国社会科学报》：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如何确保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孔祥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2023年第6期发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文章，明确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农业是基础，基础不牢大厦不稳。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14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根据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抓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一是继续向改革要红利，加大农产品价格改革和补贴制度改革力度。二是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在2022年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的前提下，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保障种粮农民的合理收益水平。三是按照党的二十大工作部署，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多种粮、种好粮。提高种粮综合效益，逐步使种粮农民有利可图，使粮食产业成为可以达到平均利润水平的产业。杜志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关键性战略举措。以“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抓手，从耕地保护、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提升生产积极性等方面系统施策，将成为整体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具体着力点。要确保优质要素投入粮食生产。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高标准农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二是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实现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三是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这三者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奠定坚实基础。要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政府抓粮积极性。一是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让农民种粮有钱挣，解决制约粮食生产效益瓶颈的主要路径是创新经营方式。二是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不让重农抓粮吃亏，进行补偿和扶持是调动主产区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的有力政策杠杆。三是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地方党委政府责任，把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作为首要任务。双轮驱动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决定了我国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杜志雄：确实如此。在耕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科技是稳产增产的根本出路。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是农业强国的典型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不仅要立志补上短板弱项，还要立志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打造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补齐现代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短板，解决好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突出问题，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同时，要注重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是农业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促进政府公益性服务和市场化服务协调发力，以增加农业科技服务有效供给、加强供需对接为着力点，壮大市场化社会化服务力量，加快构建开放竞争、多元互补、协同高效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化农村改革应主要围绕人才、土地、资金三个方面，聚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社会资本投入等九个领域，采取一系列创新性改革措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持续注入活力。罗必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源，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目前，尽管农业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已取得阶段性成就，但在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前沿核心技术方面，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例如，农业科技的基础研究不够，一些关键性技术方面自给能力较为欠缺，数字经济等新经济要素与农业的结合还不够深入。总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是强科技，未来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农业科技的含量。孔祥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是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永久性话题。一是要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持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二是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三是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装备水平，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确保乡村振兴重点任务落到实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农”向好，必然带来全局主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杜志雄：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关于“三农”工作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要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并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聚焦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等重点问题，抓好土地和科技两个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支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以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为目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科学把握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杜志雄：战略引领未来，统筹激发力量。下一步紧紧抓住重点，推动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02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正当其时。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任务清晰，责任明确，机制精准，展现了党中央强大的战略统筹力。与此同时，在具体实践中需要把握好农强与国强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整体现代化两组关系，聚焦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等重点问题，突出土地和科技两个关键支撑，以深化农村改革赋能乡村振兴。其中，要以协调好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建设目标、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尊重农民意愿和增强群众获得感等几组重要关系为核心，进一步开展工作。孔祥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始终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等方方面面，是重大战略，而不是技术策略。在顶层设计的战略框架下，面对多样化问题群落隐含的内在关键性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抓住主要矛盾加以切实解决，既“抓得准”又“抓得住”，才能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向前发展。所谓“抓得准”，是在找准问题的系统结构中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优化“粮、经、饲”种植结构；充分利用草原、江河湖海等资源，发展实用林业、畜牧业、渔业、微生物产业，满足14亿多人口多样化食物需求；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确保增产增收；贯彻《反食品浪费法》，减少农作物生产和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损失浪费；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切实保护耕地，严格坚持农地农用。所谓“抓得住”，是在解决问题的功能表达上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土地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两个角度，加快新型农业主体和服务主体发育，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此外，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将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下沉等方面作为具体着力点。推进中国特色“三农”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是农业大国，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三农”问题理论研究创新，不仅是有效指导“三农”实践的现实需要，而且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罗必良：毫无疑问，加快推进新时代“三农”问题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创新“三农”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根本途径，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重农固本就是要实现“三农”“富强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些重要论断构成了中国“三农”研究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及思想体系的核心线索，从而对构建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三农”理论及其“三大体系”的自主价值与功能表达，具有长期的引领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化“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理表达，是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体系的重要理论任务之一。孔祥智：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其基本特点是在农业人口规模巨大的前提下，创新性地把土地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化和社会化服务形成的服务规模化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引进了西方经济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乡村丰富的实践是脱节的，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现实问题，尤其是不能满足中国“三农”领域问题的理论化与理论的问题化的迫切需求。这种理论上的“水土不服”与逻辑汇通的有限性，是由东西方不同的地方经验事实深刻决定的。实际上，中国“三农”发展的丰富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大量鲜活素材。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主要有：巩固和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下，探索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方式；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正确处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大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力度，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战略思路；等等。这些原创性理论贡献创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是现实的、具体的、发展的，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和民族化的中国表达，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论域。罗必良：基于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我们进一步扩大理论视野。农业活动的综合性与多样性等特征，必然决定了对广义农业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形成农学、生命科学、生态与环境保护等众多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而且能够形成与“三农”问题研究高度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文化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说，我国的“三农”问题更是一个天地广阔的复合政治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决定了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或单一化论域的可能，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多维度聚焦的“中国显学”。概言之，“三农”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学术体系与话语格局，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关注的双重特征。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研究就呈现出了推进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问题导向化研究、面向现实的研究等发展态势。“三农”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只有立足于中国基本事实与关联性证据，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相关研究者需要持有的基本态度是，解释和揭示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对已有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用更规范的语言重新叙述已有理论或假说，或在方法论上批驳已有理论；基于系统性证据提出新的学理解释，或建构新的理论，为全面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贡献学术力量。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三农”学人在希望的田野上接续奋斗的重要前提。“三农”学术的繁荣发展必然为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大厦添砖加瓦，也必将为推进世界学术发展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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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夏传信：未来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及我国产业发展建议

现阶段，全球产业表现特征和发展趋势较历史上历次产业变革均不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现“高端跃升”，在全球产业发生新一轮革命和转移的同时，发达国家制造业却呈现出“逆向回流”的逆全球化态势。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变化情形将更加复杂，包含更多因素和角力，对我国产业构成严峻挑战。笔者认为，我国应在前瞻性判断未来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科学布局产业发展，为未来更加白热化的全球产业竞争积聚优势。未来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前瞻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将迎来新一轮深刻变革，表现出新特征、新趋势，准确把握这些发展趋势对我国科学布局产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是产业发展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反复激荡、相互冲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随着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全球制造业中低端产业向更具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产业和扩大对外贸易抓住发展机会。然而，在发达国家表现出制造业的“空心化”和发展中国家“后发赶超”的双重趋势下，美欧等国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上，他们开始竭力推动制造业“逆向回流”，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回归本土的产业政策，并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nsam）》《通胀削减法案》、德国提出《高科技战略2025》、日本提出《未来投资战略》。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基础完备后，产业逐渐从“微笑曲线”的中间微利环节向两端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不断推动制造业实现“高端跃升”，全球价值链格局发生变化。在这一新趋势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反复激荡，各国产业间的竞争和相互冲击日渐加剧。二是“未来产业”或成为大国角力的“主战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于未来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脑科学、人工智能、无人技术、超材料、空天海洋等新概念、新技术、新领域层出不穷，各国纷纷制定积极的产业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未来产业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竞争和角逐的“主阵地”，各国纷纷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和先进通信网络等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展开竞争。如美国积极支持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安全、下一代通讯网络等产业发展，制定了《2020年未来产业法案》《引领未来先进计算生态系统战略计划》《无尽前沿法案》等计划和法案。三是人工智能或成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大模型应用助推人工智能成为大国产业竞争的重点领域。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数字经济竞争新高地，谁掌握了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先发优势，谁在技术和产业上率先形成壁垒，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目前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多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沉淀以及国际巨头公司对研发和产业落地的持续投入，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壁垒和优势，在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落地方面具有先发优势，这对我国形成新的产业挤压。随着商业化应用的不断拓展，人工智能技术或成为数字经济核心驱动力，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四是绿色产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随着全球碳中和倡议的推进落实以及各国政府对绿色低碳的持续投入，全球绿色产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包括光伏、生物质能、风能、潮汐能、氢能等在内的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持续替代。乌克兰危机更加大了欧洲能源结构转型压力，欧美全面转向清洁能源进程加速。未来绿色产业规模或将整体超过化石能源产业规模，国际能源业将发生结构性变革，掌握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话语权的国家将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各国持续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如欧盟委员会制定《绿色协议产业计划》、法国计划至2030年投入90亿欧元发展氢工业并推进绿氢使用、日本颁布《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等。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基于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的前瞻性判断，对比之下，我国产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产业“大而不强”仍普遍存在。我国已形成完备的全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但仍有部分产业存在“大而不强”的现象。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等制造业创新能力相对不足，距离全球中高端水平尚存在一定的差距。部分产业链广而不精，虽全面覆盖产业链各个环节和核心节点，但细分领域核心技术和领军企业仍显单薄。二是部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仍未彻底突破。部分产业核心技术自主性不强，尤其是产业链上游部分核心关键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很多核心产业在关键材料、元器材和零部件方面自给率还不够高。在芯片领域，我国目前最先进国产芯片为14nm，同国际最先进的5nm甚至2nm芯片具有较大差距，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更加剧了对我芯片“卡脖子”压力。三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叠加芯片霸权对我国构成双重“卡脖子”。国外人工智能技术无论从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处于领先态势，我国处于跟随、追赶阶段。国外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gpt）已经迭代到第4代，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落后明显。chatgpt类应用跟算力具有高度联动性，进一步推高全球对高端芯片的需求，更加剧了我国在芯片方面的压力。人工智能技术推动ai芯片的开发和应用，对我国产业形成双重“卡脖子”。四是绿色产业发展方向需更清晰明确，区域间发展不均衡。我国绿色产业规模不断做大，但光伏、陆上风电等部分产业出现同质化严重、产能过剩等现象，区域之间竞争过饱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创新能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在区域间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不均衡态势，东部地区无论从头部企业还是创新能力来看均强于西部地区。近年来，北方地区虽上马了很多光伏、风电等大型项目，但整体绿色产业发展水平和技术实力仍弱于南方地区。五是基础研究较弱，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不足。我国科技人才规模大，正在由人才大国走向人才强国，但基础研究水平同世界一流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缺乏一流科学大师和一流团队。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不足，梯队型人才培养机制仍需完善，国际人才引进体系建设仍需加强。政策建议面对日益激烈的未来全球产业竞争，我国应在竞争中求机遇、抓战机，通过更加精准的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抓住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大趋势甚至引领趋势发展，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向中高端跃升，掌握战略主动和竞争优势。可从以下方面规划产业发展，精准施策，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一是促进产业发展由大到强、由广到精。制定产业发展的中期和长期规划，考虑不同产业特点和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规划细分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路线图，逐步实现产业多维转型，由单一的规模化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变。针对已形成规模效应的成熟产业，要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推动其成为产业标准的制定者和核心技术的引领者。在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齐全的基础上，由广到精，培养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细分领域领军地位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二是突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加强自主性。产业关键技术突破是赢得未来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通过技术驱动产业内生升级，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家基础研究基地、应用研究基地、大科学装置等向产业发展的投射效应，提升基础研究向核心关键技术的转化能力。鼓励市场主体自主创新，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保护和支持，推进自主品牌建设，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试点知识产权资产化，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能力。三是强化对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政策支持。在税收优惠、研发资金支持、米乐m6平台的技术支持、人才支持、市场支持等方面，制定技术发展路线图和扶持政策，推出“组合拳”，加大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支持力度。制定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打造人工智能“国家队”，构建具有核心技术壁垒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大模型，加大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长期战略投资。四是促进绿色科技创新，做大做强绿色产业。制定中长期绿色科技创新发展和支持战略，强化政策保障机制和托底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流入绿色创新和绿色产业。集中资源、协同攻关突破绿色核心关键技术，提升绿色产业国际竞争力，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完善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打造一批绿色产业特色企业。提升整体观，构建区域布局科学合理的绿色产业集群，促进东部、中部、西部绿色产业协调、平衡布局，减少区域竞争过饱和、产能过剩等不利因素。五是加强基础研究、打造人才梯队。扩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推进世界级科研团队建设、提升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增加原创性成果，创建国家级科研平台和实验室，完善科研设施、资源和团队。打造人才梯队，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填补一线技术骨干、高级技术工人缺口。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林博；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夏传信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3年第3期 ...

刘小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中国道路：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约束权力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是约束权力的两个维度。在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模式下，我国以权力监督作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式，并找到了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一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约束权力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