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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多层次对话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必由之路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以遏制打压为主，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两届政府期间，这一战略设计在理念上不断强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针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变化，中国也不断调整对美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愈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相互认知越来越负面，针对对方的叙事越来越消极，行为上的对抗倾向越来越突出，走向恶性循环的趋势更加明显。不仅如此，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越来越受到国际和国内结构性因素的驱动。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三年，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在实践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一，美国视中国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竞争的名义对华实施遏制和打压政策。但中国又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处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跨国挑战方面也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如何在这两方面之间求得平衡是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最大挑战。其二，美国基于经济和安全考虑，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科技封锁、投资限制、产业链“脱钩”等措施，在打击中国的同时，也使其自身付出巨大代价，引起美国工商界和科技界的不满与反对。其三，美国在经贸、科技、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实施对华遏制打压，不断强化对华军事威慑，推升两国和两军间的敌意与对抗，同时美方又表示“不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强调要管控风险和危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任务。实际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导致中美之间的“冷战”气氛越来越浓、政治互信越来越低、对抗的风险越来越大。其四，由于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的政治气氛极端消极、非理性，两党竞相打中国牌，国会在涉华问题上表现得空前活跃而强硬，加之拜登政府处理国内政治的能力较弱，严重制约了其所声称的“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的努力。例如，2022年7月28日中美元首通话，并就双边关系发展达成一些重要共识，然而三天之后，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窜访台湾，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其五，拜登政府为阻挠中国力量的增长，积极拉拢盟友和其他国家随美国起舞。然而，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方式打压中国，破坏了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其“印太战略”过分依赖安全手段，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美国经贸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侵蚀着包括其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意愿。在仅仅数年里，中美两国几十年形成的总体双赢的互动模式转变为双输模式，彼此都没有从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而且还在继续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持续推动“脱钩”与对抗，对华施加经济、政治与安全压力，中国则坚定而顽强地抵御来自美国的压力，中美关系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走向严重冲突的风险。考虑到中美关系当前的发展趋势和结构性因素，期待两国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显著改善是不现实的，真正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即在何种程度上“脱钩”和对抗。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紧张，表明了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时不能突破底线的重要性。2023年2月美方对中国气象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空域反应过度，给双边关系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冲击，凸显了在处理意外与偶发事件时保持冷静，在国内压力下行为克制的重要性。此外，评估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及技术“脱钩”、封锁的成本与效用，也有助于美方正确认识其在对华经贸领域采取单边强制性手段的限度。二是通过持续和高质量的政策与战略对话凝聚原则共识。中美关系极端重要而异常复杂，中美对话应基于以下基本认知：两国在经贸和人文领域不可能完全“脱钩”；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存在，一方不可能完胜另外一方；两国在众多领域有合作与协调的必要；防止发生重大冲突符合双方的利益；其他国家主要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来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选边站不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偏好。对话达成的共识将使双方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交往与限制、对抗与妥协等。政策与战略对话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举行：政府层面的“1轨对话”问题意识更强，更有实质性；“1.5轨对话”（即由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共同参与的对话）或“2轨对话”（即由学者、退休官员等进行的民间非官方形式的对话）灵活性更高；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有研究和学理支撑，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两国之间常态化地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政策与战略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
孟明铭：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新变化和特点
摘要：冷战后特别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时期，日本逐渐构建起了以首相为主导、行政官僚和执政党(自民党)为辅助的政治决策机制。2020年以来，肆虐的疫情及国际变局对于这一机制产生了空前冲击，影响了从安倍政府末期至岸田文雄时期的政局发展。尽管政治决策机制遭遇动荡考验，但总体可控，作为其支撑的各项制度、环境和认知性因素仍发挥着作用。未来日本政府应会针对该机制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加强集权化趋势。关键词：日本政治决策;决策机制;首相集权;自由民主党;岸田文雄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为加强决策能力和落实施政效果，多次改革政治决策机制，并在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期间获得阶段性稳定局面，各决策主体(首相、行政官僚和执政党)的关系格局明显向“首相主导”倾斜。然而，自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内阁更迭、地缘政治矛盾激化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这一政治决策机制在面临新挑战时呈现震荡调整的迹象。1本文拟对近年来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进行梳理和评估，以期深化对日本政治的研究。一、疫情冲击对“安倍式”政治决策机制的挑战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在冷战后历届政府改革的基础上对日本政治决策机制进行了有力调整，并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形成稳定格局。但疫情的来临对“安倍式”决策机制产生了严重冲击，激化了其内部矛盾。(一)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定义和演变政治决策机制，一般可被视为在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政治主体的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日本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吸收英国式议会内阁制度(由国会掌握立法权，首相及其内阁掌握行政权，最高法院掌握司法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政治体制。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自民党作为执政党控制国会，其总裁担任首相，长期、稳固地控制着行政权和立法权。其次，自民党内派系林立且公开存在，派系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作用往往决定了总裁(首相)人选和政策取向。再次，专业化的行政官僚队伍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论证并付诸实施。2基于此背景，我们可以将日本政治决策机制大致分为首相(内阁)、行政官僚、执政党(及其内部派系)三大主体。他们在相互影响作用后做出决策，这是该机制运转的主要内容。3冷战后，随着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的“1955年体制”的终结和日本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不少政治精英反思到，在传统的日本政治决策机制中，行政官僚和执政党发挥着主要作用，首相及其内阁的存在感较低。这种“自下而上”“利益兼顾”的特点导致“政出多门”的弊端，不利于日本扭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发展颓势。在2012年安倍二次执政之前，日本对决策机制进行过多轮改革，如国会选举制度改革、桥本龙太郎行政改革、小泉纯一郎邮政民营化改革、民主党政府“行政革新”改革等，一方面在法律上扩充了首相的权限，提高了首相和内阁作为中枢机关的决策领导力和综合协调力；另一方面也开始削弱执政党与行政官僚的决策影响力，“将1955年体制下各省厅(官僚)由下而上型政策决定的堆积型决策体制，转变为以首相为顶点的自上而下型命令系统”4。曾经“多元共治”的政策决定方式，向着以“首相主导”为特色的新机制稳步前进。(二)“安倍式”政治决策机制的特点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因其在党内、国内几无竞争对手，便随即借势采取了诸多针对政治决策机制的强力改革措施。例如，设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重大国事由“四大臣会议”(首相、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决定；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关联法》,设立由官房副长官任局长的内阁人事局，统筹各省厅高级官员的任免工作；扩充和重用在首相官邸工作的政务官(首相秘书和首相助理)及其下属官僚群体。这些强势集权手段，在行政领域逐步建成通过首相官邸发号施令、有效驾驭中央政府各省厅官僚的政治格局。在执政党内，安倍二次上台后多次领导全党在国家级选举活动中取胜，大大增强了自身在党内的话语权。借此“东风”,安倍在执政党层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巩固权力的措施，使得首相在议员候选人推荐、政治资金筹划、党内人事任命等方面掌握主动权，传统派系的影响力遭到削弱。此外，安倍利用首相的人事权力，重用自身所在派系“清和会”及主要政治盟友麻生太郎所在的“志公会”出身的成员，在政府和执政党上层营造可靠“朋友圈”。与此同时，安倍也让渡部分党政要职给其他派系的领袖级人物如岸田文雄、二阶俊博等，其意图不仅在于笼络，也有意使之互相牵制，由此凸显自己作为全党“仲裁者”的至尊地位。安倍通过这些手段，实现了全党拥戴的“安倍一强”政治局面。5(三)疫情对“安倍式”政治决策机制的冲击尽管安倍时代的政治决策机制取得了不少政绩，但仍存在短板：由于决策权、人事权等关键权力皆集中在首相手里，下属官员可能出于自保，不敢坦诚表达真实意见。这就使得决策成功与否的基准完全依赖于首相的个人判断，决策质量存在风险。这一点在安倍政府的中后期已显端倪，即安倍在政府内愈发依赖于几名关系较为亲密的心腹(如首相助理今井尚哉)的意见来进行决策，这种任人唯亲的“侧近政治”很容易因为首相的擅断专权而产生决策失误，出现失误后也因缺少“劝谏”声音而很难挽回。例如，安倍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筹建过程中无视国内舆论的呼吁做出误判，放弃成为亚投行创始国。6疫情对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增加了首相决策失误的概率和代价。在安倍处理染疫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停靠日本事件和在全国大范围发放口罩(也称“安倍口罩”)等事务时，也存在忽略专家或官僚们的提醒，从最顶层直接决断的现象。结果，前者成为疫情登陆日本的主要源头之一；7后者效果寥寥，徒耗巨量公帑，成为舆论诟病安倍失政的一大“黑料”。8此外，一直困扰安倍的“森友学园”“加计学园”“赏樱会”事件等丑闻，同样也是因首相权力集中，属下官员“忖度”(揣摩)其意图后行事的。9这种反噬现象也说明“安倍式”政治决策机制已存在明显缺陷。二、菅义伟时期政治决策机制的震荡调整2020年8月安倍辞职后，政权的更迭进一步破坏了政治决策机制的稳定性。首相对于机制内另两大主体(行政官僚和执政党内派系)的驾驭能力皆有不同程度的减弱，这成为菅义伟政权一年而终的重要原因。(一)维持“安倍式”政官关系格局有心无力自民党内部短暂的权力博弈后，菅义伟继任首相。菅义伟上任后鉴于安倍执政末期的失利，曾尝试回调纠偏，将高度集中的首相权力少部分下放至阁僚层面，以激发各省部门官员的主动性。如将推进疫苗工作交付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对于舒缓日本重症疫情曾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本质上讲，菅义伟依然试图维持安倍时期对行政官僚群体强干涉的状态，具体体现为以下两点：其一，他通过岗位人事调整进一步加强了个人集权。例如，在处理各领域具体事务的七名特命担当大臣的人选上，菅义伟新任命了五人。特别是在负责首相官邸工作的首相助理、秘书等官邸官僚的人事安排上，菅义伟对于安倍所倚重的今井尚哉等经济产业省出身的官员进行了“大换血”,代之以长期追随自己的和泉洋人等国土交通省出身的人员。10其二，同安倍愿意将某一领域事务委任心腹处理的“分权”行为相比，菅义伟的决策风格更加集中，习惯于“单对单”寻找该领域的个别人士进行商谈，继而在最高层圈子内简单商议后完成决策。然而，菅义伟维持“安倍式”治理方式的企图，与其个人能力和处事风格并不相符。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他在成为最高决策者后，仍习惯以往任官房长官时的“专注”风格，过分拘泥或强调解决具体问题，难以凸显全局性眼光或整体思路；二是为确保相关决策落地，菅义伟时常打破决策流程，绕过相关省厅负责人直接对其下属官僚下达指示。这种破坏官僚运作体制的行为，不仅让政府各部门无所适从，官僚原地“待机”、唯仰“上命”的懒政现象丛生，更降低了官僚群体的参政积极性和政策的专业性，行政效率明显下降。11受此影响，菅义伟虽在设立内阁府数字厅、落实“go to campaign”观光业补助计划、下调手机话费等事例中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在疫情防治、中美关系、处理核污染水等主要问题上存在不少误判，负面影响深远，政治决策机制功能发挥不佳。(二)执政党内部权力斗争对菅义伟决策的掣肘菅义伟继任自民党总裁后，党内秩序相较安倍时代日趋混乱，进一步干扰了首相决策。首先，菅义伟是无派系议员，党内后援力量薄弱，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是安倍辞职后各派势力相持不下，加之干事长二阶俊博幕后操作的结果。其次，同安倍在任期间完全主导两次总裁选举相比，此次党内各大派系深度参与总裁人选的产生过程，本身就表明其力量和影响力卷土重来。再次，安倍辞职后仍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力对菅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使菅政权成为“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在菅义伟执政中后期，安倍与二阶竞相对首相施加影响，迫使菅义伟在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兼顾这两方势力的诉求，决策遭到严重干扰。例如，2020年10月日本第三波疫情露头后，菅义伟考虑到二阶俊博背后的主要支持力量——日本旅游观光业的利益，直至12月底才暂停引发人员大量流动的“go to campaign”旅游补贴项目，加剧了疫情蔓延，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直接导致其支持率暴跌。122021年夏季因德尔塔变异株肆虐，日本舆论希望政府再次推迟或取消奥运会，但作为保守势力代表的安倍以奥运会将重振民族自信为由敦促政府举行，13菅义伟纠结之后仍如期举行了奥运会。不少民众认为，菅义伟将政治凌驾于国民生命安全之上，导致其内阁支持率再次断崖式下跌，成为其最终被迫下台的关键原因。三、岸田文雄上台后对政治决策机制的调整与重振2021年9月菅义伟卸任后，前外务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在经过激烈角逐后，击败竞选对手继任自民党总裁，并于10月开启首相生涯。面对复杂的国内、党内政治环境，岸田因应采取各种手段，力图重塑首相在政治决策机制中的主导地位。(一)笼络官僚群体，调整政官关系岸田以善于迎合各方意见的形象著称，其执政风格也偏向于调和、兼顾各方的意见和利益。他认为，安倍和菅义伟对待官僚所采取的“居高临下”姿态并不明智，因此其上任后有意对这一点进行调整。在开展决策准备工作时，岸田时常采取至现场调研、“围坐交谈”倾听基层人员声音的方式。在讨论过程中，他也将一线工作者提出的各种诉求和意见记录到其广为宣传的“岸田笔记”上。此举意在彰显岸田身先士卒的形象，体现“法案和政策吸收了基层各种意见”,并号召负责政策落实的官僚也效仿首相发挥能动性，亲临一线。同菅义伟喜好越级直接指挥具体工作的风格不同，岸田对官僚群体表现出笼络姿态。在辅佐首相的要职——首相秘书的人事任命上，他除起用了曾任经济产业省事务次官的岛田隆为首席秘书外，其他成员皆从各省厅局长级干部中选拔14,并希望通过这些成员与原出身部门间的紧密关系，加强首相与行政官僚们的合作。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和内阁情报官泷泽裕昭等“安倍旧臣”,也获提拔进入了岸田外交核心决策圈。与官僚群体相处时，岸田更公开表示：“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在需要的时候采取相应手段才是明智的政治(选择)。”例如，在2021年10月奥密克戎病毒蔓延之际，岸田在决定“封国”和给全日本未成年人每人发放10万日元补贴这两项政策时，都在相关官僚的建议下对其初期的方案进行了重大调整。15岸田的“尊重与和解”虽使官僚的发言权和活跃度有所提升，甚至有日本舆论认为“1955年体制”下的“霞关(官僚)主导”的自下而上式决策方式有所复活。16但实际上，岸田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仍然选择通过首相官邸，特别是与自己的亲信或同派阀成员商讨后小范围决定。17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木原诚二，其不仅是岸田派系的重要人物，也是岸田政策和主张的主要构思者之一、智囊团队的核心人物。18这也表明，岸田文雄决策时的所谓“政官合作”,更多是一种吸取菅义伟教训后的权宜之计，而由首相发令并指挥官僚群体行动的决策机制“底色”没有改变。(二)与安倍晋三围绕决策主导权展开博弈菅义伟政权“一年而终”引起了政局混乱，随之而来的自民党新总裁选举更使得在安倍时期被压制的党内派系的地位和话语权增强。作为胜选者的岸田文雄虽为党内主流派系“宏池会”的首领，但其派系人数不多，为谋求上位，则向以安倍为首的各方势力俯身求援。岸田如愿上台后，随即在党政职务的人事安排上给安倍以回报——任命安倍亲信高市早苗担任“党三役”之一的政调会长，且安排安倍所领导派系“清和会”的多名成员进入内阁。加之二阶俊博因受菅政权倒台的牵连而去职，安倍堪称“最大赢家”。岸田执政后，安倍一方面利用自身的巨大影响力，高调对国内外(尤其是外交安全领域)大事主动发声，以此限制岸田的决策空间；另一方面主要通过高市早苗所掌控的自民党政调会这一党的核心政策设计和议定机构，组织嫡系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对岸田实施干扰。19自民党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派阀议政、“党高政低”的时代。尽管外界舆论将岸田政权视作安倍权势的附属品，但作为老牌政客和派系领袖的岸田并不希望扮演傀儡角色。20在2021年10月底的第49届众议院选举上的良好成绩和民调支持率的稳定等外部有利因素，增强了岸田的信心和自主意识，推动其持续采取措施调整党内权力格局，重新强调首相(总裁)的主导地位。较为明显的举措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人事安排上，内阁官房长官、党干事长、外交大臣等关键岗位拒绝安倍推荐人选，获任的松野博一、茂木敏充、林芳正等都与安倍关系疏远，目的是避免安倍插手政府核心决策事务；二是引入多方势力削弱安倍影响，即以干事长一职拉拢党内第三大派系“平成研究会”首领茂木敏充，晋升第二大派系的“志公会”首领麻生太郎为党副总裁，又委任党内少壮派代表、前首相福田康夫之子福田达夫为总务会长，并与这些政治力量间互动频繁，试图营造“脱安倍”的新权力核心圈；三是有意对安倍过往治国方略进行修正，指出只有自己的“日式新资本主义”主张才能实现“安倍经济学”未竟的“经济良性循环”目标；四是伺机打击安倍个人影响力，例如在被问及安倍所涉的“赏樱会”丑闻时，岸田认为“有应该认真反省的地方，要推动自民党改革以赢得国民信赖”,并称自身也绝不举行类似活动。21以此暗示自己与安倍之间的高下之分。在岸田文雄的积极运作之下，自民党内隐然形成了“岸田 茂木”与安倍对峙、麻生居中调停的局面。渐感优势流失的安倍被迫“走出幕后”,于2021年底正式出任其所属派系“清和会”的会长，以此维持自身的政治存在感。22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岸田借机称安倍执政时采取的对俄友善政策是失败的绥靖行为，使安倍的政治影响力遭到明显打击。235月，自民党内各派系举行年会时，“岸田派”参会人数已与“安倍派”持平。双方力量、声势进一步趋向平衡。2022年7月，安倍晋三在参议院竞选活动时遇刺身亡，自民党内政治格局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岸田的方向加速倾斜。随着自民党在7月10日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未来三年内不再有国家级选举活动安排，这为岸田重塑首相在政治决策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重要机遇。四、对日本政治决策机制变动的思考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决策机制大体朝着“首相主导”的集权化方向稳步推进。然而，结合上文内容可以看出，近两年来日本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使得长期沿着稳定方向发展的该机制出现较明显波动。该现象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一)以首相主导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决策机制存在明显的调整空间尽管该机制使得日本长久以来政出多门、办事拖沓的弊病有所改观，政府决策效率和效果明显提高，但决策权力过分向首相集中，缺乏行政官僚专业知识有效纠偏的机制，很容易导致“偏听则暗”,误判后也难以挽回。“承平日久”的日本在遭遇外部冲击时，权力高度集于一身却缺乏足够能力的首相，其决策出错的成本也是高昂的。更值得关注的，是执政党内对于首相决策的制约和干扰。菅义伟在面对安倍、二阶等党内派系领袖时步步退让，说明在安倍时期被压制的自民党内“派系政治”正在复活，也意味着原本的政治决策机制正在动摇。这一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安倍本人的“倒行逆施”,其虽然在任期内制定了不少有利于首相在决策机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则，却在接班人上台后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话语权对首相决策“指手画脚”。由安倍辞职引发的决策机制动荡令人反思。在安倍时期所实现的高度集权格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系统性的体现?抑或仅是缘于个人的维持?安倍执政时期拥有的强干涉力、影响力，固然与其在机制建设方面的成效有密切关联，但不可否认其具有个人的政治能力与手腕。一旦权力的维持与运转在个人手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首相个人的力量往往容易被外界错觉成为整个决策机制的力量。与此同时，首相的个人强势也不断逾越机制的自有功能，致使其空转，也遮掩了问题。如此一来，一旦首相的位置发生更迭，原有决策机制失去个人力量的加持后，缺乏这样能力的继任者很难迅速将之撑起，从而导致机制不稳定。这也是为何后安倍时代政治决策机制会产生倒退、动荡的更深层次原因。(二)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维持和进一步发展的底架仍存岸田文雄上台后在重振政治决策机制方面之所以能取得阶段性成果，确实有着突发事件的助力，但更主要的是该机制的整体发展势头并未改变，给予了首相充分的权能。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冷战以来日本政府进行的多轮集权改革措施作用下，首相用来制衡其他两个决策主体的手段相较以往明显丰富，更加容易形成首相独断决策的局面。岸田文雄在吸取了菅义伟的教训后，放低姿态采取务实态度，充分利用了政治决策机制赋予首相的权能(特别是人事权力),有效笼络盟友，孤立对手，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这说明首相获得和保持对执政党和行政官僚的优势地位，在体制机制上是有保障的。另一方面，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统治阶层的危机感和凝聚力的持续加强，成为政治决策机制按照既有轨道前进的主要推动力。中美博弈加剧以及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世界秩序的重整，日本未来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这一背景其实进一步强化了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精英设计和推动首相主导的初衷：在愈发纷乱的时代变局下，唯有让一切权力集中在“日之丸”的船长手中才能驶出风暴。乌克兰危机以来，日本各界针对冲突引发的国际安全局势变动进行反思，修改宪法成为热点话题。岸田文雄政府借此机会，试图在国会内推动“在宪法中新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讨论，并将之作为“当下最为紧迫的课题”。岸田所设想的“紧急事态条款”不仅局限于应对防疫等具体问题，更主张宪法赋予内阁在“国会无法正常运作”等“紧急时刻”拥有单独颁布“超法规措施”的权力。24尽管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抨击岸田此举是试图复活战前天皇制下的“紧急敕令”制度，但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皆表示“值得讨论”。民意调查也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接受“强化政府权限”的改革。25这种弥漫日本的集体情绪将进一步助推和强化决策机制的集权化趋势。(三)未来的决策机制改革应会朝着改变执政党对首相决策权的制约方向演变由于首相对于行政部门依然保持着足够的驾驭力度，所受掣肘主要来源于执政党内部的各派系领袖。在安倍遇刺后，岸田文雄已具备在党内再次推进集权化的条件。例如，岸田是否会兑现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许下的“推动党内年轻化、将除总裁之外的党内高级职务任期缩短至一年且连任不得超过三次”的承诺，来削弱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影响力；是否会效仿安倍，任命更多自身派系成员担任党内要职，并打压对手势力。26可以预见，首相与执政党成员之间的博弈，很可能是日本政坛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注释1参见张晓磊、从伊宁:《“后安倍时代”日本首相官邸主导决策困境探析》,《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2期;孟明铭、吴怀中:《试析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演变及影响——以安倍晋三改革为主》,《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2参见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1页。3在这三大主体板块外围,还围绕着利益集团或压力团体(最为典型的就是财界团体,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选民、媒体、智库等影响因素。4参见安世舟:《漂流的日本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5参见吴怀中:《从选举看日本政治生态流变与特性》,《当代世界》2021年第11期,第48页。6「 aiibは『中国外交の完全勝利』。間違った安倍首相は、官邸で財務省、外務省幹部を怒鳴った!」、現代ビジネス、2015年4月4日、https://gendai.ismedia.jp/articles/-/42761 [2023-03-05]。7「(未完の最長政権)強すぎる官邸、黙る霞が関」、『朝日新聞』2021年1月12日。8「アベノマスク配送『5億円血税をドブに』 繰り返される政治の暴走」、朝日新聞デジタル、2022年4月4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426t8tq34ulei002.html.[2023-01-21]。9森功「前川喜平氏を呼びつけた首相補佐官の正体――官邸官僚の研究」、『文藝春秋』2018年5月号、24頁。10待鳥聡史「菅内閣は官邸の力を何に使うのか」、『voice』2021年1月号、86頁。11「菅首相の機能不全。『軍師不在』で『裸の王様』」、huffpost japan、2021年1月8日、https://www.huffingtonpost.jp/entry/story_jp_5ff7f222c5b66f3f795c7ee9 [2023-04-06]。12「菅首相、二階氏に忖度?『後手』批判浴びるコロナ対策」、時事ドットコム、2021年1月12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011100303&g=pol [2023-04-15]。13「安倍前首相『反日的な人が五輪開催に強く反対』月刊誌の対談に」、『毎日新聞』、2021年7月3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10703/k00/00m/010/034000c [2023-04-15]。14「政策の軌道修正繰り返す岸田政権…支える官邸の重厚布陣」、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2022年1月28日、https://www.yomiuri.co.jp/column/henshu/20220126-oyt8t50068/ [2022-12-15]。15「聞く力はもろ刃の剣…岸田流『官邸主導』探る 第6波対策が試金石」、西日本新聞me、2022年1月5日、https://www.nishinippon.co.jp/item/n/856854/ [2022-12-15]。16「岸田政権発足3カ月脱トップダウン、模索」、『毎日新聞』、2022年1月5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20105/ddm/005/010/035000c [2022-12-16]。17这一决策“小团体”的成员包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副长官木原诚二、矶崎仁彦、首相秘书官岛田隆、首相辅佐官村井英树、数位副大臣小林史明等人。18例如,木原诚二在岸田发起的自民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内任事务局长,专门负责政策的落地工作。参见:「『聞く力』の岸田首相 トップダウン型に変化は?」、fnnプライムオンライン、2022年1月15日、https://www.fnn.jp/articles/-/299564 [2022-12-16]。19例如,在岸田主抓的经济政策领域另组建自民党“财政政策检讨本部”,与岸田直辖的“财政健全化推进本部”分庭抗礼。20「『傀儡と見られるのでは』新総裁·岸田文雄は“あの男”に似ている…めでたいはずの首相就任に感じる『悲劇の匂い』」、文春オンライン、2021年10月2日、https://bunshun.jp/articles/-/49093 [2022-12-12]。21「桜を見る会『私の内閣では開催しない』 岸田首相が明言」、『毎日新聞』、2021年12月14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11214/k00/00m/010/098000c [2022-12-12]。22「自民最大派閥の細田派、『安倍派』に衣替えへ…会長就任要請を全会一致で決定」、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2021年11月9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11109-oyt1t50200/ [2023-03-05]。23「ロシア政局で『安倍離れ?』岸田政権の外交は正念場」、『毎日新聞』、2022年4月11日、https://mainichi.jp/premier/business/articles/20220408/biz/00m/070/005000d [2022-12-20]。24「緊急事態条項巡る改憲論議、活発化し始めたが…かみ合わない賛否両派」、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2022年4月4日、https://www.yomiuri.co.jp/column/20220331-oyt8t50003/ [2022-12-20]。25「緊急事態条項『賛成』7割超、立民支持層でも6割」、『産経新聞』、2022年4月18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418-g55wiqbr7fozfkm32p2hqyltiq/ [2022-12-20]。26「高市早苗政調会長が更迭へ 安倍氏の“使い捨て”が派内造反の火種になる可能性」、newsポストセブン、2022年4月10日、https://www.news-postseven.com/archives/20220410_1743092.html [2022-12-21]。孟明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07)来源：《东北亚学刊》2023年第3期 ...
陈兴良：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
轻罪入刑意味着司法权一定程度的扩充和行政权一定范围的限制。轻罪入刑的同时应当畅通出罪机制、完善前科制度、规范附随后果。在我国历史形成的重刑结构下，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扩张轻罪范围、限缩重罪范围，扩大和完善非监禁刑、缓刑、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从而限制重刑的适用。 ...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
摘要：本文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文章指出,用单一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历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试图用系统的、而非进化论的大理论去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通过揭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背后的根本及辅助机制,文章指出:国际政治系统一直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因此,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或"给达尔文应有的地位"。一、引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际政治的主要大范畴理论之间的辩论（例如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政治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从这些范畴之间的辩论中，出现了两个重要主题。首先，除了一些显著的声音（例如米尔斯海默，2001：2；沃尔兹，1979：66）外，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国际体系经历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尽管他们可能对转变的原因有不同看法（例如鲁吉，1983；施罗德，1994：xiii；温特，1992，1999）。其次，不同的大范畴理论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通常源于一些隐藏的假设，而不是演绎逻辑。我认为这两个主题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将它们放在一起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本文通过社会演化范式提供了对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解释，并通过这种范式对辩论进行了简明的解决。我强调，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米尔斯海默的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由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对国家行为的必然要求，它将在时间的推移下不可避免地、不可逆转地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杰维斯的世界）。在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一个国家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种通过征服来寻求安全的中心机制，以及其他三个辅助机制，最终将会使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由于国际体系的这种转变，攻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适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换句话说，这两个理论各自解释了一个时期的人类历史，而不是整个历史。国际政治的不同大范畴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国际政治时期，实际上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需要不同的大范畴理论。在继续讨论之前，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尽管我关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和攻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但我的目的并不是重新阐述现实主义的观点。我的中心目标是推进一种社会演化范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面向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范式。我并不支持攻击性现实主义或防御性现实主义，从理论上讲。相反，我感兴趣的是为这两种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提供一个简明的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其次，尽管重点放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上，但我并不是在暗示国际政治的演变始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并停止于杰维斯的世界。我之所以关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和攻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是因为它能作为我论点的出发点。国际政治学的大多数学生熟悉这一演化阶段的历史证据，但对于形成米尔斯海默的世界的经验证据却不太熟悉，因为这些证据大多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例如cioffi-revilla，1996；斯奈德，2002；泰尔，2004）。然而，同样的社会进化范式可以解释米尔斯海默的世界的形成，并对国际政治的未来提供重要见解。最后，国际政治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并不意味着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就不存在攻击性现实主义国家（可以想象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二、面向社会变革的社会演化范式演化与演化方法论演化方法论处理的是由生物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在时间上不可避免地经历变化。变化的过程包括三个明显的阶段：变异（即突变）、选择（即淘汰和保留一些表型/基因型）以及遗传（即复制和传播一些基因型/表型）。只要系统存在，这个过程就会无限地进行下去。演化方法论的两个显著特点与下文的讨论最相关。首先，演化方法论既不能完全证明也不能预测特定的演化结果，因为演化允许偶然事件（例如地球被小行星撞击）并且突变是随机生成的。演化方法论的力量在于它为生命的奇迹提供了一个连贯而完整的解释，而非演化或部分演化方法论无法做到。进化方法论优雅地解释了一切，它只需要一个单一的机制：变异-选择-遗传。进化方法论还包含了所有其他微观或中等级机制（例如断续平衡）：正如丹尼尔·丹尼特（1995年：62）所说，演化方法论是“一种能溶解一切的普遍酸”。其次，演化方法论并不是有方向性的。演化可能看起来有方向性（事后看来），但这种“方向性”是由变异-选择-遗传的随机机制引起的。此外，变化的表面上的方向性可能是微观力量与偶然事件相互作用的无意后果。自然（生物）演化与社会演化两个系统——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是演化方法论的自然领域：只有用演化方法论才能充分理解这两个系统。虽然生物世界的演化和人类社会的演化有一些根本相似之处，但它们也存在根本差异，而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根本差异可以追溯到社会进化中涌现的新力量。与生物进化不同，社会进化不仅仅受到物质力量的影响，还受到思想力量的全新影响。社会进化中的思想力量赋予了社会演化所有生物进化所不具备的基本新特征。最显著的是，生物世界的客观现实完全是物质的，而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不仅仅是物质的：人类社会的客观世界不仅包括物质，还包括思想部分，某些社会现实（例如教授）在没有思想力量的贡献下是无法存在的。当然——这必须明确强调——没有思想力量，社会现实是无法存在的，但单靠思想力量也无法创造社会现实。因此，一个面向社会变革的社会演化范式必须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唯心主义的，尽管它必须给予物质力量本体论上的优先权。此外，社会进化范式将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融合为有机整体：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相互作用，而不是独立运作，推动社会变化。因此，社会演化范式拒绝了纯粹唯物主义方法或纯粹唯心主义方法来理解人类社会。纯粹唯物主义方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类创造了思想。纯粹唯心主义方法也不行，因为即使一个人坚持思想很重要（而思想确实重要），我们仍然需要解释这个思想如何产生、传播和重要。除非接受无限回归，否则我们必须看向物质世界来解释思想如何产生、传播和重要。社会进化范式因此战胜了不仅仅是纯粹唯物主义或纯粹唯心主义方法，而且战胜了不能有机地综合这两种类型力量的方法。将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有机地结合意味着拒绝在塑造我们历史时赋予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明确或甚至粗略权重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激烈的辩论中被暗示或明确要求。尽管社会演化范式将物质力量赋予本体论上的优先权——也就是说，物质力量在思想力量之前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力量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起的作用比物质力量小或者物质力量总是压倒思想力量。这种方法只是强调物质力量在思想力量之前出现，并且思想力量不能完全独立于物质力量运作。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的共存还意味着社会进化是嵌套在达尔文主义中的拉马克主义（霍奇森，2001）。具体而言，在社会进化的思想维度中，通过（学习的）思想或行为形式的后天特征的继承，即拉马克主义的继承，不仅变得可能，而且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关键力量。社会演化范式通过一个单一机制解释了系统的转变以及相对稳定性。一个社会系统通常依赖于微观层面的内生力量来推动宏观层面的变化。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系统相对稳定，除非遭遇强大的外部冲击（例如地球被小行星撞击）。然而，由于微观层面的变化在系统内积累，当微观层面的变化累积到阈值时，系统可以发生转变。因此，社会演化范式通过将其基础建立在微观层面的力量之上，内在化了系统的转变：系统内单位（代理人）之间的行动和相互作用可以导致系统的转变。最后，正如达尔文进化是理解生物进化的“普遍酸”，社会演化范式也是理解社会进化的“普遍酸”。例如，以下一些机制被单独确认为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主要原因，但是社会进化范式将这些机制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社会进化范式还包含并整合了其他微观和中等级机制，这些机制用于理解国际政治，如生存斗争、战略行为、选择、学习、社会化等（见下文）。三、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辩论从国际政治的宏观理论之间的范式辩论中，也出现了现实主义派别内部的重要分歧。尽管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出发，但它们对国际政治性质的本质上存在根本不同的结论（glaser，1994/5; mearsheimer，2001; taliaferro，2000/1）。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攻现实主义的世界，即一个由主要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状态。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有意降低他人安全来寻求安全，国际政治几乎完全是冲突的。相比之下，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防御现实主义的世界，即一个由主要由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状态。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并不通过有意降低他人安全来寻求安全，国际政治虽然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但并不完全是冲突的。正如许多人所认识到的，如果这两种现实主义从相同的现实主义基本假设出发，却对国际政治的本质产生根本性的不同结论，那么必然存在一些辅助性的假设导致了这些差异（brooks，1997年: 455–63; taliaferro，2000/1年: 134–43）。由于这两种现实主义的根本差异源于它们在假设上的差异，所以不能通过逻辑推导来解决这些差异。相反，这些差异只能通过“实证对决”来解决，以确定哪个理论的假设更符合实证证据：历史是否提供了更多支持进攻现实主义假设还是防御现实主义假设的理由？（brooks，1997年: 473）。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假设差异，只能通过实证对决来解决，这两种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努力试图证明他们所支持的宏观理论在实证战场上更为优越。他们将在相同的实证战场上进行，或者说在同一历史时期进行对决。因此，这两种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几乎只关注现代大国时代的支持实证证据，对其他历史时期只是略有提及。这里明显存在一种假设，即国际政治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异只能通过观察相同的历史时期来解决。通过假设国际政治不同理论之间只能通过观察相同的历史时期来解决差异，这两派隐含地认为国际政治的基本性质自人类历史的开始以来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因此，这两派都认为整个国际政治史应该并且可以通过一个（良好的）宏观理论（即他们偏好的宏观理论）充分解释。这种信念是为什么两种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无法解决的最终原因。接下来的两节提供了对这两种现实主义之争的社会进化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这两种现实主义是适合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宏观理论，因为国际政治从一个进攻现实主义世界演变为一个防御现实主义世界。四、从米尔海默到杰维斯：基本机制在一个大多数国家都是进攻现实主义国家的进攻现实主义世界中，一个国家只能通过削弱他人的安全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因此，除了内部增长和军备，一个国家必须扩张和征服才能实现安全（米尔海默，2001：第2章）。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是“征服或被征服”，这是推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基本机制。此外，这个基本机制没有可行的替代品。随着国家追求征服，一些征服成功，必然会产生两个相关的结果：国家数量减少，而国家的平均规模（以土地、人口和物质财富来衡量）增加。这两个相关的结果决定了系统中所有幸存的国家在土地、人口和财富方面都积累了更多资源。因为更多的土地意味着更深的防御深度，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人力来组建更大的军队，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在必要时改进军事并购买盟友的更多资源，这三个因素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由于防御通常比进攻更容易，总体而言，征服变得更加困难。尽管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加可能使其更有可能追求征服，但它仍然必须面对更强大的对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国家根据进攻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行事一段持续的时间时，他们的行为将逐渐但不可避免地使中心逻辑越来越难以操作。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进行粗略观察很容易证实国家数量大幅减少，而国家的平均规模大幅增加。根据一个估计，在公元前1000年有60万个独立的政治实体（carnerio，1978：213）。如今，只剩下大约200个。根据另一个估计，人口从公元前100万年的一百万增加到公元前1000年的5000万，再到1900年的16亿（kremer，1993：683）。由于自上次冰河时代以来地球表面基本没有改变，占据相同面积的国家减少必然意味着每个国家拥有更多的领土和人口。最重要的是，征服一直是减少国家数量和增加国家平均规模的不可或缺的机制（carnerio，1978；diamond，1997）。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核心观点，我对两个国际子系统进行了更详细的考察，分别是古代中国和圣罗马帝国后的欧洲。我表明在这两个系统中，国家的数量确实大大减少，国家的平均规模确实大大增加，这是由征服战争造成的。因此，国家死亡率在这两个系统中都大大减少，表明征服确实变得越来越困难。古代中国（公元前1046/4年到公元1759年）古代中国历史（记载）具有通过分裂到统一的周期性特点，每个国家死亡的时期可以方便地划分为分裂和（重新）统一之间的时期。因此，古代中国经历了五个重大的国家死亡时期（表1）。第一次时期从公元前1046/4年持续到公元前221年。1046年到1044年之间，是周部落发动了攻击商，指挥了800多个部落的联盟（司马，1997[~91–87 bc]：82）。221年，秦国消灭了系统中的所有其他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在这个持续了825年的时期中，超过800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被消灭，国家死亡率每个世纪超过97次。秦朝只持续了短短的20年，被汉朝取代。东汉（eastern han）于公元184年发生内乱。公元190年，两个敌对派系的大战爆发，中国进入第二个国家死亡时期。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大约有25个主要的军阀（罗，1999[~1330–1440]）。公元280年，代替魏国的晋国以政变的方式消灭了系统中最后一个剩下的敌对国家吴国。在这个持续了91年的时期中，大约有24个国家被消灭，国家死亡率约为每个世纪26.7次。公元316年，西晋遭到匈奴人的攻击，中国核心再次分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才能再次统一中国核心。隋朝也是短暂存在的（从581年到618年），直到公元668年唐朝实现了稳定的统一。在这个持续了353年的时期中，有28个国家被消灭，国家死亡率降至每个世纪7.9次。唐朝从公元875年到884年经历了崩溃，最终在907年彻底垮台，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国家死亡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1276年，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最终征服中国。在这个持续了370年的时期中，有20个国家被消灭，国家死亡率降至每个世纪5.4次。蒙古元朝在1368年被明朝取代。在1583年，满洲人（最终建立清朝）开始向中国发动长期征服，并最终在1759年消灭了系统中的所有其他国家（carnerio，1978；diamond，1997）。在这个持续了177年的时期中，有7个国家被消灭，国家死亡率降至每个世纪3.9次。神圣罗马帝国后的欧洲，1450年至1995年为方便起见，我重点考察大陆欧洲，并排除沿海国家（如不列颠群岛）。因此，欧洲国际体系指的是英吉利海峡以西、乌拉尔山以东、伊比利亚半岛以南和挪威以北的地区。排除沿海国家对结果影响很小，因为剩余大陆国家的权重极大。我选择公元1450年作为调查的起点，有两个原因。首先，神圣罗马帝国在15世纪高度分裂，其领域开始呈现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其次，现代韦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在15世纪中叶出现，并且由战争引起的国家死亡开始在塑造欧洲政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1450年到1995年的整个时间跨度分为五个重要阶段：1450-1648、1648-1815、1815-1919、1919-45和1945-95。除了最后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包含至少一场导致许多国家死亡的重大战争（表2）。后罗马帝国时期欧洲的第一个国家灭亡时期从1450年持续到1648年。在这个时期的开始，有581个以上的独立政治实体。造成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法国和荷兰的统一、瑞典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奥斯曼帝国向东南欧的扩张以及三十年战争。到了三十年战争结束时（1648年），体系中的国家数量减少到大约260个。在这199年的时期中，超过321个国家被消灭，国家灭亡率约为每个世纪161个国家灭亡。第二个时期从1648年持续到1815年。这个时期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拿破仑战争、普鲁士的扩张以及奥地利的扩张。在这168年的时期中，体系中的国家数量从约260个减少到63个，国家灭亡率约为每个世纪117个国家灭亡。第三个时期从1815年持续到1919年。这个时期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105年的时期中，体系中的国家数量从63个减少到30个，国家灭亡率约为每个世纪31个国家灭亡。第四个时期从1919年持续到1945年。在这个时期，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在二战后吞并东欧国家。在这27年的时期中，体系中的国家数量从30个减少到25个，国家灭亡率约为每个世纪19个国家灭亡。最后一个时期从1945年持续到1995年。这个时期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重新）统一的德国、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前南斯拉夫联盟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然而，除了德国的统一案例外，这个时期的国家灭亡实际上导致了许多国家的（重新）诞生。此外，这四个国家灭亡案例都不是由征服和扩张的战争引起的。因此，体系中的国家数量实际上从25个增加到35个。总结：国家灭亡和国际体系的演化尽管上述两个国际体系在不同的时空中演化，但它们经历了类似的演化路径。在这两个体系中，国家数量大大减少，国家的平均规模显著增加，这正是因为这两个体系中的国家一直按照进攻现实主义的逻辑运作（即通过征服和扩张来获得安全）。因此，这两个体系最终都达到了同样的结果，即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有时仍然成功），这体现在国家灭亡率稳步下降。这个结论也得到了近期历史的证据支持。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欧洲大陆再也没有成功的帝国建设尝试。拿破仑和希特勒几乎做到了，但最终都被强大的反联盟所压倒。事实上，在大国时代中，只有一个通过征服实现地区霸权的尝试——美国的大陆扩张——实际上取得了成功。可以说，美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尽管其行为具有侵略性，但没有削弱美国的反联盟（elman，2004）。证据强烈表明，当进攻现实主义世界中的国家根据进攻现实主义体系的要求行事时，他们也会使进攻现实主义逻辑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进攻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体系：正因为国家按照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行事，世界将被转变。进攻现实主义体系的固有动力最终导致了该体系的自身消亡。五、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三个辅助机制最后一部分强调了按照进攻现实主义体系逻辑追求征服和扩张的国家，作为将进攻现实主义体系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体系的基本机制。本节重点介绍了三个辅助机制——它们都依赖于并建立在基本机制的成果之上——进一步巩固了世界进入了防御现实主义体系。抵制进攻现实主义国家的选择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开始阶段，体系中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国家（如防御现实主义国家）。然而，随着体系的演化，只有那些已经尝试并成功征服的进攻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在体系中生存下来，其他类型的国家要么会很快被淘汰，要么会被社会化为进攻现实主义国家。因此，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体系中只能存在一种类型的国家——即进攻现实主义类型的国家。当进攻现实主义体系进入晚期阶段——也就是国家数量大大减少，每个国家的平均规模大幅增加之后——一些国家会积累足够的防御力量来对抗潜在的侵略者。因此，如果这些国家选择如此，它们可以主要依靠防御策略来生存。如果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确实选择主要采取防御策略来生存，那么在进攻现实主义体系中会出现一种新类型的国家——防御现实主义类型。一旦体系中有了两种类型的国家——进攻现实主义类型和防御现实主义类型——体系内就会出现一种新的选择动态。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晚期阶段，大多数国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可以独自或通过结盟来保护自己，征服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如果一个国家追求扩张但失败，将受到胜利者的严厉惩罚。因此，进攻现实主义国家很可能会受到惩罚——有时是严厉的惩罚。相比之下，防御现实主义国家可能需要时不时地抵御侵略，但它们更有可能处于比侵略者更好的位置，不仅因为它们更有可能成功地进行自卫，而且因为它们不必忍受战争失败的惩罚。因此，随着进攻现实主义体系演化到晚期阶段，体系内的选择将越来越不利于进攻现实主义国家，有利于防御现实主义国家。这种选择压力转变的基础是通过消除国家的数量而增加国家的规模。观念的负面传播：征服变得困难如果国家是战略行为者，那么它们也必然是学习者：国家会学习并采纳那些被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观念，并拒绝那些被认为对自身利益有害的观念。当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晚期阶段，征服变得相当困难时，追求征服的国家更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不是获得回报。如果是这样，可以预期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将逐渐从自身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中学到征服变得更加困难且很少带来回报的艰难教训。结合对进攻现实主义国家的选择压力，可以预期大多数国家最终会在某个时刻学到征服变得更加困难的教训，即使学习过程可能是缓慢和非线性的。因此，国家体系将逐渐变成一个由基本上放弃了征服作为安全手段的国家组成的体系，因为它们已经学到了征服困难且不再具有回报的教训。这样的世界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可能仍然是进攻现实主义国家，也不排除一些新的进攻现实主义国家可能会时不时地出现。然而，由于即使这些进攻现实主义国家更多的情况下会受到严厉惩罚，人们应该预期它们中的大多数最终也会学到这个教训。此外，在通过负面学习传播一段时间之后，征服不再容易的观念可以通过积极学习传播。整个学习过程的净结果是国家之间的信念发生了变化——从征服容易且有利可图到征服不再容易且有利可图。最后，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成为mearsheimer的世界向jervis的世界转变的第三个辅助机制，它们是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双重观念支柱。许多人认为，中世纪后主权的逐渐兴起和传播在将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更为良性的防御现实主义世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他们中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主权在中世纪之后而不是之前崛起和传播。主权本质上是对国家体系内共存规范的司法承认。因此，接受共存作为一种规范是主权崛起的第一步。然而，接受共存作为一种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存作为一种现实，而这种现实只能由征服和扩张的困难程度的增加来提供。在一个征服容易的世界中，共存的规范不可能崛起和传播。因此，只有在许多国家认识到征服的无效之后，主权才能崛起。从对事实情况的反思来看，如果国家可以轻易征服对方，为什么它们会尊重彼此的主权呢？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政治中的规范是“征服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征服权”才逐渐被否定，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逐渐成为新的规范。主权的崛起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因为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领土的占据。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进一步巩固了国家体系的防御现实主义体系。首先，与前景理论（levy, 1997）一致，将国家视为珍贵财产的人口将更愿意并决心捍卫国家（而不是掠夺他人的领土）。因此，民族主义使得征服最初变得不太可能成功。此外，即使征服最初成功，占领也会更加困难，因为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口将不太愿意服从新的主人。净结果是使整个征服企业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使征服更加困难和不太可能首先进行。其次，因为以征服和扩张为目的的进攻现实主义国家越来越少，征服和扩张的动机减弱，民族主义将取代扩张主义成为国家政策的主要动机。由于民族主义更多地关注维护和保护核心领土的利益，国家将更加倾向于采取防御策略，而不是采取进攻策略。这进一步巩固了防御现实主义体系的特征。因此，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在辅助机制的作用下，促使国家逐渐将进攻现实主义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体系。这个过程在历史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转变。总结在上一节中概述的基本机制的基础上，三个辅助机制在将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世界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辅助角色。与基本机制一起，它们逐渐但坚定地将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世界。这个结论也得到了最近发展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暴力国家死亡几乎停止了，这是一个没有历史先例的现象（fazal, 2007; zacher, 200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数量并没有减少，而实际上增加了。最明显的是，许多弱国和小缓冲国，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中几乎没有存活机会（如不丹、卢森堡、新加坡），但今天仍然存在（fazal, 200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旦一个国家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尊重该国的领土完整成为常态，国际社会不会接受吞并该国甚至其一部分的行为（zacher, 2001）。征服不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在国际体系中越来越不合法。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战争都是征服战争。通过将征服作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消除，从进攻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演变也消除了许多战争。用约翰·穆勒（john mueller，1989）的话来说，征服和扩张的战争正变得过时或已经过时。所有这些发展表明，国际政治已经从mearsheimer的世界坚定地演变为jervis的世界。与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对国家的生存来说确实更加安全。六、理论和政策意义我提供了一个社会演化的解释，阐述了从进攻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过程。我拒绝那些无法想象国际政治中的转变，并认为国际政治将永远停滞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论点。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即使系统的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系统的基本性质仍然可以发生转变。我的论点改进了那些试图理解进攻现实主义世界形成过程但未提及其演变为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论点（如mercer，1995; thayer，2004）。它也超越了那些确定不同类型无政府状态但未完全解释一个无政府状态如何转变为另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如wendt，1992，1999）。最后，我的论点改进了只提供部分解释从一种无政府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观点。许多人强调规范和观念在治理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但却未解释这些观念力量首次如何产生并主导国际政治（如kratochwil，1989; mueller，1989; spruyt，2006）。其他人确实谈到了这些观念力量如何产生和传播，但要么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不包括客观/物质世界，要么不以客观/物质世界为基础，因此不能为观念的起源和传播提供内生性解释（如adler，2005; buzan，1993: 340–3; crawford，2002; onuf，1989; ruggie，1983; wendt，1992: 419，1999: chs 6 and 7）。例如，wendt认为这三种无政府状态只能通过自我强化行为维持，并且只能通过观念和实践的外生变化来转变：根据wendt（1999: ch. 6）的观点，转变的原因纯粹是观念上的。根据wendt（1992: 418–22）的观点，从霍布斯世界到洛克世界的转变的一个特定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理由以新颖的方式思考自己”（419; 强调添加），然而他从未解释过为什么国家会想要改变它们的观念和实践，除了听从外生的（即wendt的）说教。相比之下，在社会演化的框架中，国家将在没有遵循外部教导的情况下改变它们的观念和实践：观念和实践的转变是内生驱动的。我不仅强调了观念对转变的影响，还为观念的崛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我展示了国家数量的逐渐减少和国家平均规模的增加为几种强大观念的崛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而这些观念的崛起和传播反过来巩固了将系统从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如果我对国际政治转变的社会进化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它应该对理解国际政治（以及社会变革的一般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我将重点强调这种方法对国际政治的两个直接意义，而将其对理解社会变革的更广泛意义留待其他地方讨论。进化论解决了宏观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争议如果国际政治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并且该系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无论多么复杂的系统理论都无法完全理解国际政治的整个历史。系统理论只能够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理解特定的系统。我认为，这就是过去关于国际政治三个主要宏观理论（攻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辩论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这三个主要宏观理论都是系统理论，但并非演化理论。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辩论中，这三个主要宏观理论的拥护者都努力证明他们所支持的理论是更好甚至是最好的理论，以便理解国际政治的整个历史，从而隐含地追求用一个宏观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的目标。这种对国际政治整个历史中更好或最佳的宏观理论的信仰是建立在（隐含的）国际政治基本性质基本保持不变的假设上的。因此，这些辩论在实质上试图将非进化理论强加于一个演化系统之上。国际政治的基本性质基本保持不变的假设是错误的。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尽管一些特性（如无序状态）仍然存在，但其基本性质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在整个国际政治历史上强加一个单一的宏观理论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一旦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这三个主要宏观理论的辩论无法解决，解决办法就显而易见了：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可能需要不同的宏观理论。换句话说，三种不同的宏观理论可能适用于三个不同的国际政治时期。首先，攻击性现实主义似乎不适合大国时代的历史。攻击性现实主义预测每个大国都会追求扩张和征服，直到实现地区霸权，因为扩张和征服有助于安全。然而，正如梅尔舍默自己承认的那样，在大国时代，除了一个之外，所有的扩张企图都失败了，并且它们的行为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如果是这样，那么预测（和推荐）大国将继续追求扩张就是要求大国朝着不可能的方向努力，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国家是战略行动者的假设。实际上，自19世纪末以来，大国中的攻击性现实主义国家变得越来越少见。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似乎与大国时代的历史更加吻合。防御性现实主义预测征服将是困难的，帝国也不会持久，而大国时代的历史大部分似乎表明确实如此。从前面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防御性现实主义比攻击性现实主义更适合大国时代的历史，仅仅是因为国际政治在大国时代开始朝着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变。在那时，国家的数量大幅减少，平均国家的规模大幅增加。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通过关注大国时代来研究他们的理论，他们正在关注适合他们理论的历史时期。相反，由于国际政治已经开始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变，攻击性现实主义者通过关注大国时代来研究他们的理论，他们关注的是错误的历史时期。如果是这样，那么虽然攻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努力从大国时代的历史中获取支持的证据，但实际上他们应该观察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攻击性现实主义者应该观察大国时代之前的时期，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应该观察大国时代。因此，尽管这两种现实主义可以在方法论上统一，但它们不应该在本体论上统一，因为它们是来自（和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罗伯特·杰维斯（1999：45，47）正确指出，“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不仅被夸大了，而且还被误解……它们的差异至少部分是由于它们倾向于关注两个不同的领域：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而现实主义则更关注国际安全。”然而，杰维斯未能注意到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更为显著的对比。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已经试图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很长时期（从威斯特法利亚或1495年到今天），而且现实主义一般声称适用于更长的历史时期（从古代中国和希腊到今天），但新自由主义几乎没有涉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声称支持他们理论的几乎所有实证案例都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新自由主义自觉地强加的时间限制是根本的，它明确地传达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信息。尽管新自由主义者也暗中试图证明新自由主义在整个国际政治历史中是有效的，但他们一直以来都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时间限制：新自由主义者一直清楚，尽管他们的理论对于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很有用，但它在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几乎无关紧要。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理论的时间限制是正确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只能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而来，但绝对不可能直接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而来。在一个攻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逐渐合作的尝试通常会导致自杀，不会有重复的合作互动。只有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即“和平相处”的逻辑下，合作才会成为一种可行的自助方式。此外，只有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从重复的合作互动中产生的思想和规范才有机会巩固为制度。重复或制度化的合作作为自助行动需要一个客观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将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来提供。因为这一转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牢固完成，所以不足为奇，新自由主义者在调查中自觉地将其限制在那个时期。综上所述，宏观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争论无法通过一个单一的宏观理论来解决。国际政治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其基本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可能需要不同的宏观理论来解释和理解。攻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理论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不应该被强加于整个国际政治历史上。理解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方法论，将有助于更全面和准确地解释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在无序环境下寻求安全：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认识到国际政治已经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坚定地发展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不仅对理论化国际政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国家在现在和未来寻求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米尔斯海默和范埃弗拉之间就欧洲的未来展开了一场小辩论。米尔斯海默（1990）从攻击性现实主义的角度大胆地预测，由于稳定的两极化崩溃，欧洲的未来将是其过去的延续。相反，范埃弗拉（1990）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角度认为欧洲不会回到过去的未来。我们的讨论应该彻底结束米尔斯海默和范埃弗拉之间的争论。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望其项背地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自信地宣布国际政治不会回到攻击性现实主义的“恶劣、残酷和短暂”的世界，也不会经历（长时间的）循环，因为进化系统根本不会倒退或经历循环。因此，攻击性现实主义不可能成为今天国家安全战略的良好指导。防御性现实主义应该成为今天国家安全战略的更好指导，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由于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演化系统，其性质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家在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宏观理论来指导其安全战略。在过去的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遵循攻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可能会繁荣发展，但如果继续遵循攻击性现实主义，它将在今天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遭受严厉惩罚。相反，在过去的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遵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可能已经灭亡，但在今天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很可能会繁荣发展。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与遵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有着相似的命运，尽管在未来它可能表现得比后者更好。自二战以来，世界似乎越来越多地基于规范和制度，尽管实力仍然非常重要。由于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国际政治时期，在决定采用特定国际政治宏观理论指导政策时，国家不能仅仅根据理论的科学价值来决定——它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生活在何种世界，以及某个理论是否适合其所处的世界。如果所选择的宏观理论在科学上是良好的理论，但在某个时期的世界中不是一个良好的指导理论，那么将用这个理论指导这个时期就很不明智。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编译来源:shiping tang (2010).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1), pp.31–55. ...
刘军红 汤祺：日本碳中和战略及其前景
内容提要：2020年，菅义伟内阁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凸显其争夺构建全球气候新秩序主导权的雄心。为实现碳中和及2030年减排中期目标，日本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绿色财金体系，打造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但仍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如期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并不容易。 2020年10月，日本菅义伟内阁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4月，日本进一步提出要在2030年前比2013年减排46%的中期目标，标志着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从消极转向积极。为此，日本政府拟定清洁能源、绿色金融和全产业电动化转型整体方案，决心在全球气候治理大变局中谋求规则主导权。然而，鉴于日本能源结构受制于对海外化石能源的严重依赖，政策瓶颈难以突破，能源及其产业技术转型面临现实困难，今后能否展开包括与中国的深度国际合作，关乎其减排目标能否如期达成。一、日本的碳中和目标与计划路径2020年9月，菅义伟接替安倍晋三当选日本新任首相，结束了长达7年8个月的“安倍时代”。菅义伟执政后，提出三大政策目标，一是以日均接种百万剂为目标，加速疫苗接种，使全社会尽早实现群体免疫；二是实现数字转型；三是将绿色转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首次宣布日本的碳中和目标。2021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表示，将继承菅义伟的减排承诺，继续推动2030年和2050年减排目标的实现。为落实2030年中期目标及2050年碳中和目标，日本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制定了“绿色增长战略”，修订《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以及与之配套的“地球温暖化对策计划”，修订《能源基本计划》等，试图同时运用财政与金融两手，推动能源革命、产业转型、技术换代，在全球绿色转型大变局中重新确立全球产业竞争力，参与制定新规则，主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第一，推动能源结构转型。能源领域是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在这个领域切实落实减排措施成为日本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目标的关键。2013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14.08亿吨（换算成二氧化碳（co2）），2030年削减46%相当于使排放量降至约7.6亿吨。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90%是co2，而能源领域的co2排放量占co2排放总量的80%以上。日本政府在最新修订的“地球温暖化对策计划”中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使来自能源的co2排放量较2013年减少45%至约6.8亿吨。为此，日本政府分领域确定了更加细致的目标。一方面，大幅提升电力部门中零排放电源占比。电力部门是主要的co2排放部门，排放量约占37%。日本计划将2030年非化石燃料电源在全部发电量中的占比目标值由此前的44%调高至59%。其一是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由22%～24%升至36%～38%。具体来看，主要是将太阳能发电由7%提升至15%、风电由1.7%升至6%；2050年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50%～60%，成为主力电源。其二是大力发展氢、氨发电，使之占比达到约1%，力争2050年进一步增至10%。三是恢复核电事业，加速重启“3·11”大地震后关停的核电机组，力争将核电占比恢复到20%～22%，接近福岛核事故前约28%的水平。与此同时，压缩化石燃料电源比例，将液化天然气（lng）发电占比从27%降至20%；煤炭发电由26%降至19%；石油发电由3%进一步降至2%。同时，在火电领域加速推进碳回收技术开发应用，努力到2050年前实现核电与完成碳回收的火电合计构成比达30%～40%的目标。另一方面，加速推动非电力产业部门的电动化转型并推进节能工程转型。日本政府估算，受人口减少等因素影响，到2030年前日本的能源总需求较2013年可能自然减少6%。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提出节能6200万千升（换算成原油，占能源总需求的约18%）目标，力争到2030年使实际能源消耗较2013年减少24%。此外，在产业领域电动化转型得以如期推进的前提下，日本政府估算，到2030年前日本全国的电力总需求将比2013年增加11%。在此基础上，政府提出节电2300亿度（约占电力总需求的21%）目标，力争到2030年使实际用电量较2013年减少12%。为实现2030年减排中期目标，日本政府还对各领域分别设定各自减排目标，如家庭部门计划减排66%（此前设定的目标为39%）、办公业务及其他经济部门计划削减50%（此前为40%）、能源转换部门计划削减43%（此前为28%）、运输部门计划削减38%（此前为28%）、产业部门计划削减37%（此前为7%）。日本政府还就产生于能源领域以外的co2及其他温室气体提出了具体的减排目标。例如，通过强化环境保护措施，如减少塑料废弃物焚烧等，使来自能源以外的co2排放到2030年前减排15%，总量减少至约7000万吨；通过减少厨房垃圾填埋等使城市甲烷（ch4）减排11%，总量减少至约2670万吨；通过减少农用肥料的使用量等，使农村的一氧化二氮（n2o）排放量减少17%，总量减少至约1780万吨；通过强化物资回收力度，促进循环利用等措施，使氟利昂替代物减排44%，总量降至约2180万吨。通过扩大森林及城市绿化等增加绿色植被措施，吸收二氧化碳4770万吨。第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广泛提升日本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水平。日本政府在能源、运输和制造、家庭和办公等三大领域划定了14个去碳化重点发展产业，即海上风电、燃料氨、氢能、核电；汽车及蓄电池、半导体及信息通信、造船、物流交通及基建、食品及农林水产、航空、碳回收；建筑及太阳能、资源循环利用、生活方式相关产业等。日本政府评估认为，日本在上述产业拥有较强的“知识产权竞争力”，如氢能、汽车及蓄电池、半导体及信息通信、食品及农林水产等4领域居全球之首，海上风电、燃料氨、造船、碳回收、建筑及太阳能、生活方式相关等6领域在全球排名第二或第三，希望通过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促进“知识产权竞争力”转化为现实“产业竞争力”。其一，强化清洁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一是重点发展海上风电，特别是“漂浮式”风电。日本政府在近海海域划定多个风电特区，筹建海底电缆，计划到2030年使海上风电的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2040年进一步升至3000万～4500万千瓦，发电能力约相当于45座核电机组。政府计划通过技术创新和财政补贴，到2030～2035年使海上风电的发电成本降至每度电8～9日元，到2040年海上风电机组的国内采购率达到60%。二是将氢能定位为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继续加大对氢能研发的支持力度。日本政府计划以“蓝氢”（制造过程实现碳回收）和“绿氢”（使用“去碳化电源”电解水制成）为重点，大力发展“绿氢”制造、氢能发电、氢气制铁、氢能汽车、船舶和飞机等产业，完善包括液化氢运输船、输氢管道、加氢站等在内的氢供应网；计划到2030年使氢使用量达到300万吨、采购成本降至每立方米30日元；2050年使用量进一步增至2000万吨，采购成本则降到每立方米20日元以下。三是将氨定位为实现氢能社会的重要过渡期燃料，大力推动燃料氨产业发展。日本政府提出重点发展煤氨混烧发电、研发氮氧化物减排技术，计划2030年实现加入20%氨的煤氨混烧发电商用化、2050年实现纯氨发电。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形成规模效应，分散新兴产业创业成本，例如提出通过向东南亚等国推广煤氨混烧发电技术，形成内外一体，标准一致的跨国规模化生产经营，降低能源转型成本。四是坚持发展核电。日本将核电视为“准国产能源”和“基础电源”，看重其稳定性。无论是从提高能源自给率、提升能源安全的角度，还是助力绿色转型、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来看，核电对日本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自2012年自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安倍政府就开始推动加速重启核电站，菅义伟执政时期提出重点研发小型模块堆（smr）和核聚变发电技术等核电未来发展方向，岸田执政后进一步加大了日美核能战略合作。2022年初，日本经济产业相萩生田光一在与美国能源部部长格兰霍姆举行在线会谈时表示，日本政府计划参与美国企业等开发的核能快中子反应堆、小型模块堆的国际合作实证项目，在核能领域加强同美国的合作。1月底，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和三菱重工等企业与美国泰拉能源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备忘录，加入其正在推进的新一代快中子反应堆研发项目。其二，推进汽车产业电动化。日本政府已宣布乘用车自2035年起、卡车等商用车自2040年起禁止销售燃油车。未来，日本市场上的新车销售将全部转为纯电动车（ev）、油电混动车（hv）、插电式混动车（phv）和氢燃料电池车（fcv）。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计划在社区、道路沿线、商业街及其他公共场所增设充电桩、充电站，支援车载蓄电池的研发和生产，最终计划在2030年前将电动车成本降至燃油车水平。其三，加速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的实用化和普及化。日本经济产业省2016年就已经开始实施地下储存co2的实证试验，截至目前已将超过30万吨的co2埋入海底，并且正在监测储存地层的状况。日本政府估算，全国潜在可储存用地的容量达到数百亿吨，是日本全年排放量的数十倍。2021年，日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宣布启动全球首个co2综合运输系统的实证试验，计划在2023～2026年，将京都府舞鹤市燃煤电厂排放的co2进行液化，每年将约1万吨的液化co2用专门的运输船运送至北海道苫小牧市的接收点进行填埋。目前，位于舞鹤发电站的液化co2出货基地和全球首艘专用液化co2运输试验船都已开工建设，项目有望在2023年如期正式实施。此外，日本还推进使用回收的co2种菜、养殖藻类生产生物质燃料、生产混凝土等。第三，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为能源转型、绿色经济输血。日本政府设立2万亿日元“绿色创新基金”，公开招募企业，支援企业研发脱碳技术。该基金共设立降低海上风电成本、新型太阳能蓄电池研发、构筑大规模液化氢供应链、“绿氢”制造等18个项目。目前已有9个项目完成招标，投入资金共计9144.6亿日元。在税制上，企业基于已获国家认定的项目计划，对燃料电池、海上风电等促进去碳化的设备投资时，可从企业所得税额中最多抵扣10%。在融资上，日本央行出台资金供应新政，对于旨在实现去碳化的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予以优惠，不仅向利用新制度的金融机构以零利率提供贷款原资，还根据投资贷款的实际成绩为其在央行的账户资金付息，以减轻负利率影响。其重点方向是对“生产设备减排投资”“电源转型投资”（风电、太阳能发电型），以及“车辆电动化转型投资”实施金融优惠政策。该机制采取对商业银行发行的低息债券进行投资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对企业以零利率融资，这样既有利于保持央行的中立姿态，又能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最终完成对脱碳转型的投资支持。政府还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央行也表态积极购买。在企业治理上，金融厅和东京证券交易所2021年6月修改规范上市企业行为的“公司治理准则”，按由主要国家金融部门等组成的国际机构设置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有关建议，要求企业披露气候变化对业务的影响。7月，金融厅又开始研究拟规定企业在“有价证券报告”中写明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以使其具有法律强制力。商业银行及投资机构转变观念，推进绿色金融。如商业银行的融资担保开始注重对绿色资产的容忍、接纳，在长期融资支持上，也将环境基准作为重要指标，编入融资框架。以各种投资机构、投资平台、对冲基金等为代表的民间投资主体，开始将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esg）作为新的投资方向和选择目标。与此相对，煤炭等高碳、高排放型投资愈发遭到冷落、抵制，甚至被要求撤回。目前，世界esg投资者团体“气候行动100 ”中，已有超过500家日本资产运用机构签约加盟，承诺通过与世界各高排放企业对话，推动企业自觉加强环境、社会责任、企业治理投资。此外，日本正就开征碳税、碳边境税、构建全国碳交易市场等碳定价政策开展实证研究。目前，环境省倾向于开征碳税，经产省倾向于实施碳权市场交易，但尚未达成一致。目前，日本政府认为欧盟开征碳边境税对日本贸易影响有限，同时因担心与中美等主要贸易伙伴引发贸易摩擦，其本身并不愿过早实施碳边境税。第四，与地方自治体合作打造示范区。目前，日本全国已有420个自治体宣布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2021年6月，日本制定“地区去碳化路线图”，计划从离岛、农山渔村、市区等选出100个区块作为203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的示范区。日本还将自2022年开始的未来5年定为集中推进期，在先行示范区内因地制宜地推广使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同时，加大节能力度，力争实现家庭与商业设施净零排放。日本还在地方人才支援制度中设置绿色领域，派遣相关专家赴各地一线指导。政府要求企业在商品包装和收据上标注其生产和流通环节所产生的温室气体量，鼓励民众选择环保商品。此外，日本还计划到2030年前在半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设施中引进太阳能发电，2040年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全覆盖。通过推广家庭安装太阳能面板免初装费政策，到2050年前使所有家庭实现分布式电力自给自足。2022年初，日本政府又决定在秋季设立总规模约为1000亿日元的“去碳化基金”，对积极实施去碳化项目的地方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日本计划利用与接受技术援助等的国家分享减排量作为回报的联合信用机制（jcm），以“印太”地区为中心，力争到2030年累计减排1亿吨。jcm于2013年启动，迄今已在17个国家敲定约180个项目，预计到2030年可累计减排约1700万吨。为实现新目标，未来将大幅增加双多边的合作项目。利用jcm，日本将向受援方提供生产可再生能源、物流节能化、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发电等优势技术，并助力日企开拓海外市场。此外，日本还表示将向东盟提供100亿美元投资额度的金融支援，助其导入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并加速推广lng发电以替代煤电。2022年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其执政后首次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宣布，日本将力争构建“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在包括面向零排放技术开发和氢基础设施的国际联合投资、联合资金筹措、技术标准化、亚洲排放权市场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2022年3月中旬，岸田访问印度，两国首脑决定新建“日印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强化在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方面合作，加快构建《巴黎协定》框架下日印联合信用机制的谈判进程。同日，日本铃木公司宣布在印度新设电动汽车和车载电池工厂，并将投资1500亿日元。二、日本提出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考量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能源转型、绿色转型已成为产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甚至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道德高地。日本提出碳中和目标及调高2030年减排目标，有多方面的考量。一是呼应美国的政策转向。日本此前的减排目标是“尽可能在本世纪后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计划与2013年相比2030年减排26%（2015年7月作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交联合国）、2050年减排80%（2019年6月作为“长期低碳发展目标”提交联合国），对调高减排目标态度消极。2020年3月，日本决定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维持现有水平，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在很多国际议题上，日本往往倾向于看美国脸色行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亦是如此。日本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积极，与美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两党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上存在截然对立的倾向。共和党政府一贯反对加入多边减排框架，如小布什政府就曾拒绝履行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任内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民主党政权的政治遗产《巴黎协定》。这都为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起到了撑腰打气的作用。但是，在拜登民主党执政后，立即宣布回归《巴黎协定》，并扛起推进全球减排的“道义大旗”，宣称将与欧洲联合拉高减排指标，建立“小院高墙”，以征收碳边境调节税胁迫减排落后者。实际上，2020年10月，菅义伟执政后不久便预感到拜登民主党政府可能回归《巴黎协定》，日本面临无形压力。日本当政者也意识到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将要“动真格的”，担心跟不上美国的步伐而遭敲打。与此同时，鉴于《巴黎协定》的多数成员国都提出或准备提出碳中和目标，菅义伟表示“切实感受到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世界潮流发生了巨变”，最终促使其在首次施政演说中宣布日本的碳中和目标。菅义伟的一名亲信曾心有余悸地称“，幸好在拜登当选前表了态”。二是希望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安倍执政时期主要依赖经产省出身的官僚制定日本的相关经济政策。这些官僚往往与经济界关系密切，代表大资本和大企业利益。日本政府由于担忧经济界反对，迟迟未能提出碳中和目标。菅义伟执政后高举改革大旗，将脱碳和数字化确定为两大招牌政策，呼吁经济界转换思路，不再将应对气候变化看作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而将其视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机遇。2020年12月，日本出台“绿色增长战略”，宣布将运用一切政策工具促进民间投资，同时吸引全球绿色资金，以此创造更多就业、带动经济增长。日本政府估算，“绿色增长战略”的经济效益为到2030年每年可新增gdp约90万亿日元，到2050年每年新增gdp约190万亿日元并创造1500万个就业岗位。岸田文雄执政后，进一步将绿色转型作为其“新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并计划于2022年夏出台“清洁能源战略”，继续引导全社会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三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实现“政治大国梦”。日本是典型的经济大国、资源小国，而且自然灾害多发，对外资源能源依赖严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吃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苦头，全社会对气候、环境等议题的关注度高、关注时间早。政府在面对气候变化议题时，既不希望自身承担的减排义务过于严苛而阻碍经济发展，又期待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占据有利位置，把握战略优势，发挥主导作用，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历史上，日本曾经在气候议题上发挥过全球引领性作用，有过借气候议题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成功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在气候和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议题伊始，日本便率先与欧洲站到了气候变化议题的最前线，并借此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1992年6月，日本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署名，并迅速于1993年5月批准生效。1997年，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第三次《公约》缔约方大会（cop3）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成为首个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和义务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是为数不多的以日本城市命名的国际协议，在很长一段时间为日本国民引以为傲的标志。虽然《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就已获得通过，但直到2005年2月才最终生效。日本在推动议定书生效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随后澳大利亚也跟随退出。这曾一度对同为“伞形集团”成员的日本造成极大的冲击，导致日本国内舆论对是否应当批准议定书产生了分歧。不过，日本政府最终顶住了来自产业界和学界的压力，于2002年批准了议定书，联合欧盟试图说服美、澳等国批准。虽然未能说服美国，但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批准最终使《京都议定书》达成了生效条件。当时国际社会对作为京都会议主席国的日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担当态度赞赏有加。当前，脱碳化在全球范围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堪称全球治理中的“政治正确”和道义制高点。日本政府目前在处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影响力这对矛盾时，似乎刻意无视或淡化脱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将其作为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工具，展现出积极姿态。四是显示争夺构建全球气候新秩序主导权的雄心。当前世界多国提出碳中和目标，全球气候治理秩序加速重构。气候治理涉及脱碳技术、产业、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亟待制定新标准、新规则和新体系。日本早早制定相关战略，计划动用财政、税制、金融、制度创新、国际合作等多种手段，在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中争取主动。日本媒体称，日本此前在汇率、贸易等领域多受制于人，能否在全球绿色转型中掌握规则制定主导权，不仅关乎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还直接影响日本的国家利益。三、日本碳中和目标的前景目前，日本社会各界对2050年能否实现碳中和目标态度不一。日本自然能源财团与德国智库、芬兰大学的联合研究显示，如果能实施大幅引进可再生能源并自主制造、进口足量的氢气政策，或可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但是，日本帝国数据库2021年初的调查显示，仅有15.8%的企业认为“能够达成”。环境省的一份调查显示，仅35.6%的民众“知道”政府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日本舆论普遍认为2030年的减排目标即使努力也难以达成。第一，日本的减排目标脱离实际。日本公布减排目标前并未进行充分论证，尤其是2030年目标的设定不是基于日本能源结构、产业现状等实际，而是深受欧美施压影响。据日媒爆料，日本最初拟定的方案是以2013年为基准年，到2030年前减排45%，但经产省在评估后仅主张减排35%，而美、英等国则强烈要求日本减排50%。日本最终将目标定为46%，并表示“将朝着减排50%的高度继续努力”，这明显是向欧美妥协的结果。时任环境相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被问及为何将目标定为46%时，竟称“这是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来的数字”。日媒质疑称，要想实现该目标尚需依靠很多还处于实证阶段的技术，到2030年能普及到什么程度尚不得而知。日本有学者警告称，日本曾靠“购买排放额度”达成《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做法，今后恐怕要如法炮制了。第二，能源结构制约。一是日本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火电的高度依赖。扩大零排放电源比例是减排关键，但福岛核事故后，几乎全国核电设施均被关停，约近三成的电力缺口只能靠新增天然气发电和煤电补足。这导致日本对煤炭、lng等化石燃料发电的需求大增，2019年化石燃料电源占比一度高达76%。在核电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背景下，过快削减火电，不仅影响日本的供电稳定性，而且威胁日本的能源安全。在2021年的g7峰会上，日本不顾主席国英国的批评，坚决反对宣布废除煤电；因未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上表明废除火电的具体路线，日本被由全球环保团体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授予“化石奖”，这些都凸显日本左右为难的艰难处境。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虽然紧跟欧美步伐，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经济制裁，但对切断同俄罗斯的油气合作却十分谨慎。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三村明夫就“萨哈林2号”项目明确表示，“不认为日企应向欧美企业看齐立即停止合作”，建议日本相关商社“深思熟虑后再得出结论”。二是重启核电仍受其他因素制约。福岛核事故后，日本一度关停所有核电站，后虽推动重启，但进展缓慢。截至2021年底，日本只有10座机组正常运转，核电占比仅达6%。若实现2030年目标，约需运转30座核电机组，从现状来看希望渺茫。此外，日本顾及国内反核电舆论，政府仍坚持“尽可能降低对核电依赖”的方针和“原则上40年、最长60年”的运转时限，能否新建和改建核电站仍是未知数。截至2021年底，日本仅剩33个现有机组和3个在建机组。按现行规则，到2050年仅剩约20个机组。若保持核电占比20%，必须新建20座左右，且需所有机组正常运转。目前，日本已开始探讨允许核电机组运转寿命超过60年，但面临的阻力巨大，短期难有结果。三是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遭遇瓶颈。日本太阳能发电装机量目前仅次于中、美两国，但适合铺设太阳能面板的土地面积仅为德国的一半，继续增加规模、扩大容量的难度巨大。日本适合海上风电的海域面积仅为英国的10%，加之周边海底较深，需要大量使用较欧洲国家常用的“着底式风电”成本更高、技术难度更大的“漂浮式风电”。而且，受风况影响，日本海上风电的发电效率仅为欧洲国家的一半。日本当前的氢能成本居高不下，日本学者称“若不征碳税、没有补贴，将很难推进氢能使用”。此外，日本政府估算，若全靠国产氢气使氢能发电到2050年占比1%，大约需要建设2500～5000个全球最大级别的工厂，所以确保稳定的氢进口渠道不可或缺。第三，产业转型困难。日本此前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是以低碳为目标，而不是绝对的脱碳。企业在清洁煤炭、lng发电、油电混动汽车等领域长期拥有技术优势，占据较大的全球市场份额。但当政策转为脱碳后，曾经的优势化为负担，导致日本留恋火电、排斥纯电动汽车。政府制定的汽车全面电动化目标为2035年，海上风电大规模利用则是2040年，与2030年目标脱节。此外，日本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筹机制，经产省与环境省各自为政、相互牵制，决策过程不科学、政策推行易中断。第四，日本对同发展中国家开展脱碳合作将更具进攻性。气候变化问题原本应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的全人类的共同课题，《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应是开展国际合作时坚持和遵循的准则。历史上，中日之间在节能环保领域曾有过许多非常成功的合作先例，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裨益良多。但进入《巴黎协定》时代以后，日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多地从竞争意识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使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本应在合作中实现双赢或多赢的问题愈发呈现出你死我活之感。例如，岸田政府虽提出“亚洲零排放共同体”构想，但却明确表示“这一构想并不包含中国”。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政府将中国排除在合作对象之外，是因为担忧在脱碳市场中不利于同中国企业开展竞争。日本学者则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与其说是环保政策，“不如说更像是旨在提升日本企业竞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四、结语虽然日本实现碳中和面临种种困难，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日本政府不会改变绿色转型的改革方向。而且很多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进行绿色转型，必将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从而被时代淘汰。近期，索尼和本田两大企业宣布在移动出行领域结成企业联盟，共同制造电动汽车。日本政府和大企业的战略调整，即使进展不快，也将使中国企业未来在国际市场遭遇来自日本企业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围绕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政治博弈中，中国甚至还将面临日美欧的“合围”压力。一方面，日本脱碳目标本身虚大于实，很大程度有缓解压力、转移矛盾的意图。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居全球第五（2018年），但部分政客却强调日本的排放量仅占全球约3%，不断呼吁国际社会督促“最大排放国”中国加大减排力度，将中国推至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另一方面，日本目前虽然对开征碳边境税不积极，但密切关注美欧动向，积极参与wto、imf、g20等相关机制的讨论。一旦未来日美欧构建起“碳关税同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将使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处于不利地位。 注释、参考文献略。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汤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4期 ...
苏畅：从“边缘地带”到“枢纽地带”：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中亚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位于欧亚结合部，毗邻中俄两大国，与战乱频仍的阿富汗相接，容易进入大国博弈视野，也可能成为贯通东西方的通道地带。中亚国家独立30余年来，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同时具有“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的特点，不同时期不同“地带”消长起伏。中亚地缘政治地带的演变是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受到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即域外力量视中亚的地缘政治角色为“边缘地带”或“中间地带”；另一方面也是新独立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过程中的主动塑造，即中亚各国随着自身诉求的变化而有意为之。同时，“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的消长变化也是中亚政治稳定与安全形势变化的重要地缘政治因素。多年来，中亚地缘政治基本以“边缘地带”为主要特征，大多数时期处于国际政治博弈的边缘，中亚地区外部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各国发展与稳定。2021年以来，阿富汗变局、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乌克兰危机对中亚稳定构成重大冲击。中亚地缘政治“中间地带”特征开始变得突出，“边缘地带”色彩减弱，中亚国家进入内外挑战严峻的时期。2022年，中亚国家一方面强调与大国的多元平衡外交，另一方面区域外交非常活跃，努力推动本地区及跨区域的“纵横外交”，把与西亚、南亚的“通道外交”作为重要举措，通过提出贯通欧亚大陆数条大通道的规划或倡议，希望突破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政治经济困局、提升本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追求成为中西亚、中南亚的物流和贸易枢纽，从而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减轻国际变局和大国博弈造成的压力。中亚国家的“通道外交”初显成效，“枢纽地带”构想具备了一定的积极氛围。本文中的“中亚稳定”，是指中亚地区国家政治风险与安全形势的稳定状态。这些影响中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要素包括：中亚国家政治稳定中的地缘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发展与世界贸易联通及区域经济合作、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国际形势变化、对外政策调整与地缘政治博弈等等。本文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中亚处于“边缘地带”“中间地带”和“枢纽地带”时中亚稳定变化的规律及影响因素，并尝试以中亚域内影响稳定与发展的若干重大要素作为变量因素，分析三种地缘政治形态与中亚稳定的关联。具体来说，需要思考以下问题：其一，中亚国家独立以来，这一地区“边缘地带”“中间地带”“枢纽地带”的出现时期、呈现形态，受到哪些内外条件的促动？“边缘地带”与“中间地带”交织的内外原因有哪些？其二，为什么处于“边缘地带”时，中亚相对稳定，在“中间地带”时相对不稳定？其三，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中亚国家的“枢纽地带”构想能否塑造更加有利于本地区、本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在实现“枢纽地带”过程中，是否会因此出现更加复杂的矛盾和新挑战？其四，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态转换过程中，外部国家与中亚国家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对中亚施加影响？本文的“边缘地带”“中间地带”及“枢纽地带”均具有特定的地缘政治含义。本文的“边缘地带”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有所不同，后者是从“海陆霸权强国 体系性地理因素”角度提出的。本文的“边缘地带”指中亚国家独立以来，该地区总体并未处于大国争夺的重点地区，是国际政治博弈的“边缘地区”，形成了对中亚国家来说较为宽松的地缘环境，总体上有利于稳定与发展而呈现出的地缘政治状态。中亚地区“边缘地带”与其长期作为后苏联空间重要地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关键影响力有直接关联。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力量凹陷地带的争夺，所谓的力量凹陷地带就是在政治、地理和国际战略等方面处在大国和国家集团影响之下的“中间地带”。本文中的中亚“中间地带”的含义与上述描述相符，即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影响，成为域外大国激烈而复杂博弈的关键地区。中亚的“中间地带”与“边缘地带”特征并不是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并存的。在不同时期，受内外因素影响，时而“边缘地带”特征突出，时而“中间地带”特征突出。促成中亚“中间地带”特征突出的内部因素包括，地区国家都是多民族或多部落的混合体，多元的文化及宗教的复杂性，突出的民族矛盾、边境争端、政治稳定问题。深刻而广泛的矛盾导致“中间地带”的国家之间很难产生坚固的共同利益意识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利益和意识的共同体）。而外部因素则在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以及乌克兰危机，都导致中亚地缘政治博弈趋向激烈，给中亚国家带来不少外部压力，也影响到中亚国家的内部稳定，中亚地缘政治的“中间地带”特点变得较为突出。本文的中亚“枢纽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不同。中亚国家的“枢纽地带”构想更具“小国发展模式 当代地缘经济”特征，即在乌克兰危机和阿富汗变局等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冲击下，中亚国家试图通过加强跨区域的地缘经济联系，把本地区打造成中南亚、中西亚物流与贸易通道的枢纽地带，提升中亚地缘政治地位，进而减轻大国对抗给中亚各国带来的压力。自15世纪末始，中亚成为欧洲海洋强国觊觎的对象，19世纪俄英在这一地区博弈激烈，中亚更成为当时陆权强国沙俄的附庸。1991年独立后，作为内陆国家的中亚各国对于修建南北纵横的铁路网、获得出海口一直有强烈意愿。中亚“边缘地带”“中间地带”及“枢纽地带”特征并没有明显的时间分野。中亚地缘政治在大部分时期呈现“边缘地带”形态，间或交织“中间地带”，总体保持稳定。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即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之前，中亚的“边缘地带”特征占主导位置，地区总体稳定。塔吉克斯坦内战在各方协调努力下实现和平和解，也与该地区的“边缘地带”特征不无关系。2001～2005年中亚地缘政治的“中间地带”特征明显，不稳定性增强。2001年9月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中亚国家地缘政治地位上升。此后美国在中亚国家设置多个军事基地，并积极推动中亚“民主改造”“颜色革命”，与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争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尤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亚地区大国博弈激烈，中亚“中间地带”特征突出，“边缘地带”特征弱化，中亚地区稳定的不确定性加大。二、作为“边缘地带”的中亚：赢得稳定与发展的时期1991～2000年，即独立后至2001年阿富汗反恐战争之前的十年间，中亚地缘政治“边缘地带”特点更为明显。在这一时期，中亚地区与俄罗斯保持传统联系，与中国的友好近邻关系顺利展开，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地位并不突出，并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区域。由于与战乱的阿富汗毗邻，中亚国家对大国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价值。中亚安全面对的来自外部最直接的威胁，或者说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阿富汗问题。中亚安全与阿富汗联系非常紧密，原因有四:一是地理上连成一体，中亚五国中有三国与阿富汗直接接壤;二是历史和文化上彼此难以分割;三是有共同或相似的宗教问题，有众多跨界民族;四是外部因素的影响经常由此及彼，错综复杂。“边缘地带”时期中亚国家具有稳定、友好的周边环境，为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这一时期，对中亚稳定具有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主要地缘因素如下。第一，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其地缘政治重要性上升，新独立国家保持稳定符合地区各国的利益，俄、美、中三个大国对地区稳定形成了基本共识，甚至是一种默契，围绕中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激烈，这成为中亚稳定的有利地缘政治因素。宽松温和的外部环境为中亚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政治领域，独立初期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顺应本国国情及国际形势，未进行激烈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渐进式转型为保持稳定奠定了基础。安全领域，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三股势力”猖獗及塔吉克斯坦内战使各国对地区安全形成了基本共识和相似的政策措施。外交领域，中俄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美欧、中东国家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当然，中亚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复杂的、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平稳的，中亚五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在美国驻军中亚以前，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并没有俄罗斯的军事存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贸易往来也有限；反恐战争中，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也没有美军进驻，战争结束后美国并没有保留很强的力量，俄罗斯在塔、吉的军事力量要超过美国。因此前后的格局没有明显的、根本上的变化。第二，中亚出现五个独立的经济体，为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带来机遇。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中亚国家与周边各国展开经济合作，但仍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在这一时期，中亚国家集中精力处理国内和本地区问题，主要任务是平衡利益集团、寻找适合本国发展模式、打击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对外交往成果突出，得到大国和次地区大国的支持。第三，安全方面，由于阿富汗战乱和国际恐怖主义活跃，中亚国家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但同时中亚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也在增强。在这一时期，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来自安全领域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增多。这一时期积累的一些问题，在地缘政治“中间地带”特点突出后，成为影响各国稳定的重要负面因素。如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塔吉克斯坦内战遗留问题、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民主改造”和渗透等等。三、作为“中间地带”的中亚：中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2001年起，中亚地缘政治“中间地带”特点凸显。在这一时期，阿富汗反恐战争和美国在欧亚国家策划“颜色革命”，是中亚地缘政治地位提升、地缘政治形势呈现“中间地带”特征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时期，中亚稳定受到冲击，包括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权力交接问题导致的政治动荡。第一，阿富汗反恐战争提升了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在美国与北约盟友打击塔利班的军事行动中，美国需要借助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与陆空通道；之后阿富汗重建也离不开中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1999～2001年，中亚恐怖主义进入高峰期，恐怖活动多发，规模也越来越大。2001年8月，中亚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发动武装袭击，5 000余名武装人员从阿富汗北部进入费尔干纳谷地。这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恐怖主义威胁，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袭击被击退后，中亚各国开始严打境内的恐怖势力，“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以及其他的一些小规模恐怖组织被重创，部分恐怖组织成员进入阿富汗北部地区。“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随后又试图在阿富汗重建和消除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态势使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变化，并导致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国际关系出现新的调整。美国借阿富汗反恐战争实现了在中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目标，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国际机场。同时与中亚国家展开密集军事合作，包括军事技术合作、军事学习、军事人员培训等。美国在中亚实现军事存在，其目的不仅是打击塔利班及阿富汗的国际恐怖势力。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学者认为，美国借阿富汗反恐战争之机在中亚国家驻军，意在加强对中亚国家的控制进而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觊觎里海资源、加强对中国新疆的窥视。第二，美国加强与中亚国家军事安全合作，进一步加紧在中亚进行民主改造并策动“颜色革命”，搅乱中亚国家政局，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挑战增多。贯穿美国中亚地区战略始终的政策轴线是:通过援助、合作和干预等多种手段，谋求介入、改造和操纵地区国家，进而遏制地区战略玩家的实力提升。中亚国家进入独立后的第二个十年，还有很多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政治转型、部族力量的平衡、社会矛盾等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中亚各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保持国家稳定，降低政治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减少贫富差距，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然而，美国在中亚国家培育亲美精英，大量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进入中亚，对中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事实上不但打乱了中亚国家的政治进程，还搅乱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思潮，中亚传统社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2002年3月，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宣言》，大力支持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民主化改革，重点在多党制、司法改革、支持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建设等领域。美国在中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得到加强，并在意识形态领域灌输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培植亲西方意识形态，动员中亚青年人通过“街头政治”方式表达对执政当局的不满，致力于在中亚地区营造一个符合美国和西方价值观、世界观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彻底清除苏联遗留的历史印记，实现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至2003年，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全球发展培训(gtd)和培训成果战略技术援助(start)项目，培训了1 787名哈萨克斯坦公民、2 260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和3 080名塔吉克斯坦公民；通过公民教育计划，为哈萨克斯坦10年级和11年级学生修订教科书和课程改革计划，覆盖了335所学校和23 930名学生。第三，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中亚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选择与摸索过程中的迂回、国内政治势力与利益集团失衡产生的冲突、独立以来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不断积累，但同时也与美国在中亚国家进行的“和平演变”、扶植中亚政治反对派对抗政府有直接关联。2003～2005年，美国借欧亚各国进入新一轮选举期之机，鼓动“颜色革命”，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成功建立更加亲近西方的政权，促使独联体部分国家走向“质变”。2005年以后，受各种因素影响，美国对独联体的政策开始调整，促使独联体国家进入新一轮“量变”的阶段。吉尔吉斯斯坦在国家政治建设尚不成熟时，纷乱的政党政治代表着各个地方利益集团的诉求。美国和西方在给吉尔吉斯斯坦政客们戴上“中亚民主先锋”的高帽后，便开始了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治进程的严密监视和直接干预，同时利用已经高度开放的条件鼓励大批西方非政府组织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到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有上万个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活动。美国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大量的“民主改造”援助，在1992～2002年间达到5亿美元。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吉尔吉斯斯坦的9个主要反对派在2004年建立竞选联盟，在翌年3月的议会选举前后积极组织反政府抗议活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进入持续动荡时期。2005年5月，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之后两个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造成百余人死亡，并引发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边境城市卡拉苏短时动乱。“安集延事件”后，美国与欧洲国家指责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向示威者开枪，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要求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批评乌兹别克斯坦民主与人权状况，并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制裁。对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态度强硬，拒绝国际调查，并要求美军撤出汉纳巴德军事基地、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所有西方非政府组织限期离境。2005年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促使中亚国家对与美国及西方关系进行反思，它们意识到美国鼓动“颜色革命”的做法已经威胁到政权安全，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中亚国家调整对美国政策，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包括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选后新上台的巴基耶夫也持更加亲俄的态度，哈萨克斯坦加大打击反对派力度，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控。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特征重新以“边缘地带”为主，或者说是“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皆有，其中“边缘地带”的特征要大于“中间地带”。中亚国家对于本国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同时调整对俄美等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一时期，中亚国家的发展与挑战并存：权力交接问题导致政治风险上升，存在政变、动荡的可能性，权力斗争激烈；经济转型不顺利，原有的经济结构难以改变，支柱产业仍以原材料和能源为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贫困问题突出，社会矛盾高发。但大国的“无声协调”、中亚国家区域安全合作意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大国的重要作用，仍是中亚稳定的重要保障。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逝世，米尔济约耶夫顺利掌权，乌兹别克斯坦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首次权力交接。中亚国家经过了独立后的动荡和调整阶段，进入发展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忧”在增多，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风险在上升。中亚各国之所以容易受外部影响，内部问题没有理顺是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对外依赖严重，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及；二是制度困境的一些后果开始显现——人治与法制及社会民主思潮的冲突，威权与西方民主推进的冲突，传统伊斯兰社会与外部极端思潮的冲突；三是进入独立以来的第二轮权力交接关键期，政治风险上升，有些中亚国家的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能力不强，中央政府的政治治理和执政能力有待提升；四是社会问题不断堆积，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多；五是来自中东、南亚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加强。美国与西方继续在中亚进行“民主改造”，努力创建亲西方社会基础。同时，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影响力继续上升，与俄罗斯成为保障中亚国家稳定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中亚地区的一系列变化也激发了美欧与中俄在中亚的争夺。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冲突加剧，美国在中亚与中俄的博弈逐渐明显。世纪疫情、阿富汗变局、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乌克兰危机对中亚稳定具有明显影响。其中，2021年阿富汗变局对中亚安全构成突出的外部挑战，乌克兰危机对中亚整个地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些重大事件对中亚稳定的冲击直接而强烈、与中亚域内及其国内问题混合在一起更显复杂。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呈现出明显的“中间地带”特征，中亚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过去相比，中亚稳定问题有了明显变化：从总体基本稳定趋向不稳定因素增多；由未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趋向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事件多发，且后果严重；复合安全困境非常突出，其原因更加多元。在这一时期，拜登政府加强经略中亚，将中亚作为遏制中俄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对于美国来说，从2021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到俄乌冲突爆发，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迅速上升。美国加强对中亚的经略，对中亚各国施压、拉拢，煽动中亚国家社会情绪，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对抗明显。2020年2月，美国发布《美国中亚战略（2019～2025）：促进主权和经济繁荣》。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中亚政策有继承也有调整：继续削弱中俄在中亚影响力这一核心目标不变，同时调整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力度，加强经济、人权领域合作。在此框架下，美国继续支持、加强中亚各国主权和独立；扩大和维持对阿富汗稳定的支持，鼓励中亚国家与阿富汗互联互通；推进法治和人权改革。同时，拜登政府以“c5 1”机制为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主要平台，并将其定义为“保护公民安全、共建共享繁荣、增强外交联系的重要行动平台”。拜登改变美国外交政策不注重意识形态扩张的特征，重新将其意识形态注入外交政策中，将中亚列入遏制中俄的前沿阵地，制衡“一带一路”建设。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加强在中亚的“民主改造”举措：增加支持资金、设置重点国家与重点目标人群，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工具，推动中亚国家精英和民众亲美反俄。2022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国务院2023年预算案，计划出资3亿美元用于在中亚等地区国家的“民主改造”，其中2 100万美元用于支持在中亚国家的各类媒体反俄和反华宣传。2022年美国高官频访中亚，建议重启名为“中亚媒体计划”的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称，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得到美国高度重视。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同意西方非政府组织再次在该国设立代表处，包括索罗斯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等。美国在中亚国家的举措目标明确：引导社会热点、左右社会舆论、炮制“恐俄论”、“反俄论”。另外还注重分化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减少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市场和出口路径的依赖，制造社会和族际矛盾，有意将哈萨克斯坦北部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类比，推动中亚社会的反俄恐俄情绪，向中亚国家政府施压。乌兹别克斯坦马诺研究中心主任巴赫蒂约尔·埃尔加舍夫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正在努力资助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积极活动，在美欧扶持下，在中亚亲西方的媒体不断批评欧亚一体化和多元化平衡外交。“中间地带”地缘政治形态对中亚稳定构成冲击，地区国家内部问题与外部挑战交织。在国际变局下中亚进入风险上升期，其“中间地带”特征明显：2021年以来中亚域内问题往往带有浓重的地缘政治色彩，令中亚各国的稳定问题更加复杂、严重。中亚各国的政治风险拉高安全风险，权力交接、政治冲突、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中亚国家间的边界冲突、激进的民族主义在社会蔓延、与美俄的微妙关系等，都被内外部势力用来搅乱各国国内稳定。外部大国常常煽动a问题来达到b目标，导致中亚域内矛盾冲突增加。例如，2022年西方国家继续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冲突、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分离问题等内部矛盾方面推波助澜，埋下隐患，进一步分化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并达到深入介入阿富汗事务的目的。再如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拉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首府努库斯骚乱后，西方国家指责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处置事件过程中存在人权问题，要求进行独立调查，仍是意在在乌克兰危机立场问题上向乌兹别克斯坦执政者施压。大国撕扯的压力令中亚稳定风险的混合性、复合性特征突出，中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挑战。中亚地区被“地缘政治化”，一些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被外部因素干扰。第一，政治稳定与安全挑战相互纠缠，如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属于其国内的政治矛盾集中爆发，但美欧的非政府组织在事件过程中推波助澜，表明了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以及地缘政治博弈色彩。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其根本原因是权力交接过程中政治精英对抗加剧导致政治冲突加剧；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形成规模，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民生问题、社会安全治理长期乏力导致骚乱蔓延到全国。哈萨克斯坦社会情绪处于不稳定、易煽动的状态。西方国家的支持则是重要的外部原因，2021年初，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决定拨款约150万美元支持哈萨克斯坦发展“公民社会”，进一步刺激其社会分裂，激化社会矛盾，挑起社会冲突。2021年下半年，美英情报部门在哈萨克斯坦伪装成智库向当地学者提供资金，就“西部地区劳资冲突”“西部地区社会不公正”等研究项目进行调研。在“一月事件”中，有迹象表明西方非政府组织通过哈萨克斯坦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发起示威活动，积极通过社交平台联络全国青年人上街游行，发布大量引导性言论。例如在事件中非常活跃的“觉醒！哈萨克斯坦”青年组织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经常在扎瑙津（“一月事件”最初抗议活动的发生地）等地活动。2023年1月5日，哈萨克斯坦总检察长阿斯洛夫在议会下院发布“一月事件”调查报告并表示，骚乱事件是一场策划长达一年的未遂政变，并有外国公民参与了事件。“一月事件”对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影响深远，同时动乱之后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进一步上升。托卡耶夫向集安组织求援出兵，被西方国家抓住炒作，刺激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以“政治反对派 本土非政府组织 激进民族群体”模式发起反政府抗议活动，社会面临更加不稳定态势。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渲染“哈萨克斯坦是下一个乌克兰”等言论，进一步通过“北哈州分离问题”刺激哈萨克斯坦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挑拨俄哈关系。哈萨克斯坦的“去俄化”运动更加活跃，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中亚地区成为美俄舆论战的战场，“恐俄论”和“颜色革命论”交织，民族主义被煽动，内部问题向外延伸。第二，俄乌冲突与中亚国家的内部问题搅在一起。如塔吉克斯坦央地矛盾的激化有西方国家介入和煽动。塔吉克斯坦国内冲突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当地部族与中央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地方自治和分离倾向明显。但是，长期以来，英国试图控制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巴达赫尚地区，在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地区支持当地反政府势力，鼓励其分裂活动。同时，西方媒体持续煽动该地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加深了塔吉克斯坦的地区矛盾。西方国家制造“大塔吉克斯坦”概念，讨论“大塔吉克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即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北部领土合并，统一“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后苏联塔吉克斯坦”，这显然刺激塔吉克斯坦内部矛盾、鼓励民族主义激进化、挑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关系，在中亚安全最脆弱的塔阿边境地区制造混乱。在中亚国家中稳定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风险及其程度又各有不同：吉尔吉斯斯坦常年政治波动，受国内政治派别、民族主义、外部大国影响较大，政策多受上述因素影响；塔吉克斯坦综合性安全问题突出，权力交接、民生问题、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等对其国内政治稳定有很大挑战；哈萨克斯坦政治进程还在调整过程中，政治稳定需要进一步观察，托卡耶夫政权面临的内外难题不少。阿富汗局势对中亚地缘政治与安全挑战突出。阿富汗变局并不意味着反恐战争的结束，地区安全形势将面临一些新挑战，呈现更大的不确定性。到2022年，阿富汗“问题”开始向阿富汗“危机”演变，阿富汗局势仍摆脱不了“内部冲突—代理人战争—大国博弈”的循环模式。突出的危机有：塔利班权力斗争和局部战争的风险；人道主义危机严重，自然灾害、饥荒、贫困；外部力量深度介入阿富汗事务，大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博弈和搅局，是阿富汗问题危机化的重要原因。阿富汗安全局势对中亚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塔阿边境安全挑战突出，恐怖主义十分活跃，阿富汗毒品流入猖獗，边境复杂形势进一步激化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分离主义；阿富汗的国际恐怖组织以中亚国家为目标的恐袭零星发生，包括2022年7月“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自阿富汗境内向乌兹别克斯坦发射多枚火箭弹；阿富汗北部恐怖主义活跃及其对中亚威胁越来越大，未来可能成为中南亚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地区。“伊斯兰国”积极拉拢中亚圣战分子，加大意识形态宣传力度，吸纳其他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各恐怖组织呈现去民族化、去国籍化的特点，中亚恐怖主义“沉睡细胞”继续被唤醒。受阿富汗形势影响，中亚地区内的极端思想活跃，原有的一些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露头，如2022年伊斯兰解放党分别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出现多个分支组织，主要进行招募和传播极端思想。2022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在塔什干逮捕30名“一神圣战营”（батальон единобожия и джихада）成员。这些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不同地区，预谋赴叙利亚参加圣战。此外还有成立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极端组织“因卡尔”（йакын инкар），这一组织有50多名成员，近年有向南部蔓延的迹象。吉尔吉斯斯坦本土组织“马赫迪军”（воины махди，并非是在伊拉克活动的同名恐怖组织）也有活动。2022年7月16日，塔吉克斯坦总检察长表示该国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活动呈增长趋势，当年上半年，塔吉克斯坦共发生720起带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活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6起。四、作为“枢纽地带”的中亚：寻找安全纾解与发展破局之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在外部压力和地缘政治对抗下，中亚国家外交自主性弱化，大国冲突带来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明显上升，地区矛盾增多，安全领域复合挑战突出。中亚各国在2022年的外交活动中明显体现出这样的一些冲动和趋势:一是试图就此终结中亚地区所拥有的“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属性；二是竭力摆脱独立30 年来形成的“欧亚”对外政策定式；三是争取构建更具地区独立性的外交战略体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亚各国加强本地区内合作，“抱团取暖”。从2022年中亚国家的一系列外交努力看，中亚国家具有“平衡外交”“通道外交”“纵横外交”特点。在多元平衡外交的大前提下，中亚国家把“通道外交”作为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提出贯通欧亚大陆数条大通道规划，希望突破经济困境、提升地缘位置，塑造中亚在交通大通道上的“区域交通枢纽”概念，努力向“枢纽地带”过渡，期望在激烈的地缘政治对抗中突破困境，找到新的安全纾解与发展破局之道。这一年中亚国家的“通道外交”卓有成效，为塑造中西亚、中南亚“枢纽地带”奠定基础。乌兹别克斯坦在不同国际场合强调“跨阿富汗铁路”的重大意义，哈萨克斯坦重视“里海五国”框架下港口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吉尔吉斯斯坦积极推动中吉乌铁路重启。中亚五国均对“一带一路”建设有高度期待，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等领域的合作。2022年中亚各国均把互联互通纳入双多边合作框架：在第六届里海峰会（6月）上中亚国家强调加强里海物流潜力、连接东西线和南北线沿线交通线建设；在第四次中亚国家元首磋商会议（7月）上通过了《2022～2024年区域合作发展路线图》，将修建哈乌自由边境贸易区，吉哈边境运输和物流中心，吉哈乌塔四国物流中心；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首次对话会（8月）上强国加强三国交通与物流合作；中亚国家加强中东外交，包括重视与中东的互联互通。2022年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先后访问沙特，表达愿意与沙特在跨里海航线的开发方面进行合作。9月28日，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表示，伊朗准备将乌兹别克斯坦纳入恰赫巴哈尔协议，向其开放恰赫巴哈尔港、阿巴斯港、南北走廊。9月20日，中吉乌阿多式联运线路启动试运行，即喀什（中国）—奥什（吉尔吉斯斯坦）—海拉顿（乌兹别克斯坦）—马扎里沙里夫（阿富汗），正式投入运营后每年可向阿富汗运送4 000个集装箱货物。在里海地区交通互联互通外长交通部长会议（11月）上，各方签署《2022～2027年同步消除瓶颈和发展“中间走廊”路线图》。根据该文件，到2025年“中间走廊”过货量将增至1 000万吨/年。乌兹别克斯坦表示计划修建南北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铁尔梅兹—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铁路项目、俄—哈—乌—阿—巴—白俄多式联运走廊方案。中亚国家的“枢纽地带”构想是具有“中亚地区意义”的“枢纽地带”规划，是在地缘政治对抗冲突加剧下，打造概念意义上的“枢纽地带”，进而进行可行性尝试，提升中亚地位和增加中亚稳定与安全性。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枢纽地带”框架雏形包括：贯通中亚—南亚—西亚的“跨阿富汗铁路”计划，中吉乌铁路建设重启、规划（或开始修建）跨区域交通走廊、推动本地区以及跨区域的国际组织（包括中亚地区内的各类组织、与西亚、欧亚、美欧的国际组织）。在中亚国家的“通道外交”中，“跨阿富汗铁路”是受到中亚五国一致重视的交通基础设施构想。2020年12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南亚将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次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访问中亚四个邻国，主要讨论修建跨阿富汗铁路的构想，得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一致支持。这条铁路也被称为“喀布尔走廊”，自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城市铁尔梅兹起，途经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到达巴基斯坦白沙瓦，计划把中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连接起来，并将进一步到达伊朗重要港口城市恰赫巴哈尔。恰赫巴哈尔位于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南端、阿曼湾东北部，地理位置重要，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特别是印度重视该港口的战略位置和运输能力。“跨阿富汗铁路”全长750公里，预计造价46亿美元，工期5年,总共有1 200多个工程项目，包括3条隧道、100多座过境点和336座桥梁。美国对这条铁路表现出积极支持态度，表示将推动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等机构共同对此项目投资。中亚国家学者认为“跨阿富汗铁路”构想具有地缘政治风险。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巴赫季约尔·埃尔加舍夫强烈批评这一项目，认为这条铁路构想明显具有地缘政治色彩：“对于美国来说，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铁路走廊是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并通往中亚的路线。对于军事装备、弹药、燃料的转移，铁路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五角大楼数十年来一直梦想的一条通往中亚深处的可靠运输路线。”五、中亚地缘政治的逻辑（一）中亚地缘政治嬗变的轨迹与规律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地缘政治博弈程度影响，中亚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特点呈现出“边缘地带”“中间地带”形态，同时两种形态相互交织。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地缘政治地位上升，同时地区各国也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进而影响到中亚稳定。在新形势下，中亚国家尝试塑造新的地缘政治角色，展开“通道外交”，尝试推动本地区成为中南亚、中西亚的“枢纽地带”，希望突破地缘政治博弈造成的困局。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三种不同形态，给中亚稳定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不同。中亚政治稳定与安全形势深受地缘政治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中亚稳定的重要外部原因。不同的“地带”特征给中亚稳定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不同。当中亚地缘政治局势中“边缘地带”特征突出时，地区形势较为稳定，各国对外交往的自主性相对较强；“中间地带”特征突出时，例如美俄博弈冲突激烈时期，外部势力参与地区和国家内部事务，中亚形势往往会更加复杂多变。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局势变幻背景下，中亚很难再出现以“边缘地带”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政治情况。成为“枢纽地带”或可成为地区稳定的地缘政治保障，但实现“枢纽地带”有难度、有风险。通过上述分析，能够初步总结出苏联解体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嬗变的若干规律：一是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兼具“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特征但并非交替出现，不同时期或“边缘地带”特征突出，或“中间地带”明显；二是推动中亚地缘政治嬗变的主要外在动力是大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程度，内在动力是在中亚各国存在不同程度自主性缺失的状况下，不断努力增强国力和调整对外政策，对于主动塑造有利于本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意愿增强，其实际效果也趋向积极；三是大国在中亚的力量平衡与否，对中亚地缘政治变化有重要影响，当这种力量出现失衡，如2001年反恐战争、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2022年俄乌冲突，导致美俄在中亚力量发生消长，中亚“中间地带”特征便会凸显；四是中亚域内问题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如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分离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冲突等，会成为域外力量介入地区内事务的契机，令地缘形势更加复杂，并且受其影响中亚“中间地带”特征同样会凸显。（二）中亚地缘政治与中亚稳定的相互作用“边缘地带”地缘政治特征是中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独立30余年来，中亚地缘政治基本上呈现“边缘地带”形态，地区各国保持了基本稳定，并未成为大国争夺的真正焦点，外交自主性较强，政局基本可控，安全领域以单一而非复合安全为主要特点。中亚保持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管理体制相对稳定，中亚国家基本上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没有进行激进的改革；稳定优先的政策，中亚五国领导人为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大国，政治制度改革和权力架构的构建高度谨慎，对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具有关键作用：多年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逐步健全政治制度及司法基础、平衡部族政治力量、缩小地区差异、缓和族际矛盾，逐渐形成了具有中亚特色的政治生态，搭建起利益交织、平衡往复的权力架构。此外，中亚各国领导人尊重历史传统与人文生态，重视民族问题、传统社会；适当开放，学习国际先进制度与管理经验；积极进行经济改革，积极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其次，外部大国对中亚稳定有一定的默契共识。长期以来，中亚并不是大国博弈的焦点，也不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关键地区，中俄美欧对中亚稳定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默契共识。同时，中亚是中国与俄罗斯的重要周边地区，中俄重视中亚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积极向中亚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推动与中亚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为中亚国家保持长期稳定与持续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有力支撑。最后，塔吉克斯坦内战（1993～1997年）的教训与阿富汗长期战乱带来的安全挑战，令中亚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有高度共识。中亚各国对地区安全合作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中亚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塔吉克斯坦内战是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次复合型危机，包含了政治危机、安全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民族矛盾，对中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深远的，为中亚国家如何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带来深刻思考。阿富汗的战乱给中亚各国构成长期、严重、直接的外部安全挑战。中亚国家进一步强化共同体意识，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达成共识，在维护国家稳定、反恐去极端化方面一致。中亚国家共同打击恐怖组织，在数年间把主要的恐怖势力肃清，为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在上述保持地区稳定的因素中，可以辨析中亚稳定的重要内外部因素之一，即中亚长期处于基本稳定的、未在大国博弈中心的“边缘地带”地缘政治形态，中亚国家具有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同时，在独立后的30多年间，在保持基本稳定的过程中仍出现过政治动荡或安全危机，其国内因素是主要原因，但也往往与中亚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面临的国际博弈和地缘政治变化相关。地缘政治中的“中间地带”特征趋向明显。这进一步推动中亚进入世界冲突的漩涡，中亚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近年来，中亚政治与安全风险在上升，政治风险（权力交接）、国内问题（经济、民生、社会思潮）、地缘政治形势等构成影响中亚稳定的主要因素。其中，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增强——作为具有特殊地缘政治位置的中亚各国，其稳定受到外部的影响往往更加明显。未来不利于中亚稳定的问题可能是：首先，中亚国家的自主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从内部看，为平衡权力交接带来的动荡风险，核心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需要对内妥协；从外部看，在地缘政治对抗复杂而激烈的情况下，中亚国家外交选择被挤压，导致的后果往往会投射到其他重要领域，进而影响到中亚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安全危机。如哈萨克斯坦的“去俄化”问题和塔吉克斯坦的巴达赫尚分离问题，本来是中亚国家内部问题，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被外部势力利用，导致矛盾更加激化。其次，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与俄乌冲突形成时间契合，政治风险临近独立以来最高值，新冠疫情和对俄制裁令中亚国家经济步履维艰。最后，阿富汗安全风险外溢及大国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战争，为中亚国家带来双重挑战，难以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中亚成员国面临“选边站”的压力，同时也都希望能坚持住多边外交。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克尼亚佐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нязев)认为，俄乌冲突令苏联解体后的欧亚空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和欧洲认为现在加强在中亚影响的机会已经到来。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阿列克谢伊·马拉申科(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认为，未来世界地缘政治将呈现“两大极多小极”形态，其中中亚国家正在面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但总体上中亚国家仍将保持多边外交。中亚国家在外部压力中需要平衡和选择，这往往容易令本国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给中亚各国带来经济损失，增加了不稳定风险、内部矛盾（民生问题和民族主义是两大难题）。这种形势迫使中亚国家的外交向两个方向努力：坚持多元平衡外交、推动地区一体化。地区合作被赋予更多的反美或反俄色彩、地缘政治色彩，甚至成为双方“阵营”的工具，那么中亚国家将更加谋求多元化外交。“中间地带”特征持续时间长，对中亚稳定冲击强，不利于地区稳定与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巴赫季约尔·埃尔加舍夫认为，“中亚毗邻四个新兴的全球权力中心中的三个：俄罗斯、中国、印度，因此中亚将永远是第四个权力中心——美国的特殊利益区。美国目的很明确：在俄中边界创造一个问题空间，这本身就会产生问题，并因此成为这些大国经常头痛的问题。”中亚国家需要在新形势下形成新的外交思路。塑造“枢纽地带”有利于中亚稳定，但也具有较高地缘政治风险。中亚国家努力塑造“枢纽地带”，既说明中亚国家对选择发展道路的思考更加成熟，对自身地缘政治地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是中亚区域一体化的跨越式进步，总体有利于中亚稳定。利用域外大国加大对中亚关注和投入的机遇，积极与之互动，进而与多数大国的关系均有所深化，这说明它们主动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动性在增强，这对于中亚地区秩序的稳定或许是一种利好。但塑造“枢纽地带”的风险在于，中亚国家成为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绝非易事，需要多种因素的促成，大国力量在这一地区此消彼长过程中是形成积极推力，还是消极阻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中亚国家能否保持抱团合力，向“枢纽地带”的目标坚定行进，也充满着不确定性，中亚国家历史纠葛往往会古今相接、演变成程度不同的矛盾冲突。再有，土耳其、印度等地区大国在中亚想发挥更重要作用，其背后的大国意图不可忽视。这些地缘政治因素，都对“枢纽地带”构成复杂交织、或积极或消极、同时也可能受各种因素多变的影响。中亚国家要成为“枢纽地带”还需要许多条件，“枢纽地带”本身就容易具有地缘政治色彩。在当前复杂变局下，需要地区各国领导者的政治智慧、运筹好地缘政治因素，同时还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但无论如何，中亚国家能作出这样的有益尝试，即使是政治意义上的“枢纽地带”概念，也可能在地缘政治变局中博得关注和重视，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 作者：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办公室副主任）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3期 ...
王建勋：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欧美各国出现了以强调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身份和文化为特征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致力于捍卫边缘化群体独特的经历、语言、文化、宗教等，并谋求得到主流群体的承认，甚至要求与主流文化和宗教等具有平等地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支持者要求通过“纠偏行动”等制度化手段，对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优待或者进行补偿。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影响和冲击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对主流文化的消解，以及造成社会巴尔干化等。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甚至主要不是晚近的因素造成的，而是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以来的观念影响和社会变迁。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兴起，欧美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出现了一种突出和强调“群体身份”的现象，被学术界和政治家称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种现象与同时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思潮合流，在当代欧美国家的公共舆论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和强有力的影响，对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政治秩序形成有力的冲击。那么，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是如何兴起的? 它们有着怎样的愿望和诉求? 其主张和实践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它们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本文是探究这些问题的一个初步尝试，旨在对身份政治这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和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学理分析，考察其义涵和目标，辨析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有时笼统地讨论欧美或者西方民主国家，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在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最多元的西方民主国家，是分析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最佳样本之一。而且，随着特朗普当选，涉及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相关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造成的社会影响正在受到更多的关注。一、身份政治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诉求人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渴望自己的身份得到承认，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自身的尊严。在政治生活中，虽然一些身份会得到承认，比如，公民与外国人等。但在很多情况下，身份往往被“回避”甚至被故意“屏蔽”。这不仅是因为身份多种多样、五花八门，而且是因为公共生活以及政治共同体的维系，需要必要的共识、纽带和大范围的包容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关于身份的言论会不时地进入政治生活，但总体而言，关于身份的言论是比较隐性的，对政治生态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出现了身份意识迅猛觉醒的局面，各种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marginalized groups)都高举“身份”旗帜，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他们强调自己独特的经历、文化传统、语言文字或者风俗习惯等，尤其强调自己或者自身所在群体“受压迫”“受歧视”的历史。而且，他们认为，外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经历和感受，无法体会他们受到的伤害。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必须将每一个边缘化群体的独特身份纳入考量范围，甚至应该被特殊对待，否则，无法矫正历史上出现的“不正义”，无法补偿他们遭受的苦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份政治概念应运而生，并迅速波及社会的每一方面。应当指出，身份政治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准确的概念，或者说，它并没有明确的、公认的义涵。相反，它宽泛的义涵是指那些强调将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者政治化的行动或者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概念有点儿像大杂烩，或者说，它包罗万象，各种看似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都可以装进去。在美国，诉诸身份政治的群体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黑人(非洲裔美国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 － 双性恋 － 跨性别者(lgtb)、印第安人(原住民)、穆斯林、拉美裔移民以及亚裔移民等。1977 年，女权主义组织“康比河公社”(combahee ｒiver collective)发表了“康比河公社宣言”，这是最早的身份政治宣言之一。该宣言强调黑人女性的独特身份和经历的重要性，对身份政治的出现和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宣言”指出，“毋庸置疑，黑人女权主义的起源也有个人的原因，那就是来自黑人女性个体生活中貌似个人经历的政治承认。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我们与男孩不同，我们受到不同的对待，比如，当我们被同时告知保持安静———既为了像‘淑女’一样，也为了使我们在白人眼中更不令人反感———的时候”。“这种对我们自己所受压迫的集中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之中。我们相信，最深刻也可能是最激进的政治直接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身份，而非努力终结别人的压迫。就黑人女性而言，这是一个特别令人反感的、危险的、具有威胁性的并因此是革命性的概念，因为显而易见，看看历史上所有的政治运动，任何人都比我们自己更值得获得解放”。与早期的民权运动和承认政治相比，身份政治的不同在于，它强调其他群体(无论是主流群体还是非主流群体)必须尊重某个群体的独特性，而非要求某个群体融入主流群体或者得到主流群体的承认。正如一位女权主义者指出的那样，“使身份政治与早期的、前身份形式的承认政治根本不同的是，它恰恰要求在以前承认得到拒绝的理由基础之上的承认:它要求女性群体、黑人群体、同性恋群体本身得到承认。这种要求不是基于共同的人之特性融入‘普遍人类’之中，也不是‘不管’一个人的不同之尊重。相反，它要求的是对一个不同的人之尊重”。早期的民权运动只是要求在法律上被平等对待，并没有要求人们承认边缘化群体的独特性，没有拒绝主流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没有试图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但后来这些群体发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其理念和诉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强调，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身份，每一个群体都有独特的且常常是不幸的或者遭到歧视的经历，与主流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他们看来，主流群体无法理解其苦难经历，无法与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认为这种隔膜是永久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身份政治的出现是一种对社会多样性的回应方式和态度。在支持者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种族、性别、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多样性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多样性本身是一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价值，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必须给予考虑，甚至应当优先考虑这种根本价值。比如，在大学招生或者雇员招聘的过程中，对学生或者雇员群体多样性的考虑，应该优先于对成绩或者能力的考虑。这种政策诉求导致很多国家推行所谓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在大学录取或者雇员招聘过程中对少数族裔———在美国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进行优待，降低录取分数或者预留配额等。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就教育“纠偏行动”的合法性进行过几次判决，但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身份政治的一些支持者通常反对自然属性(nature)，拒绝承认人的自然属性。比如，他们认为，男女性别之间的婚姻等都不是自然的或者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social construction)，都是可以改变的。这也是为什么变性群体主张，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而非依赖于其天生的或者自然的属性。同样，同性恋群体也拒绝承认男性与女性的爱慕和结合是符合自然的，甚至认为这是人为制造的偏见，是长期实行传统婚姻制度的产物。但不无吊诡的是，在渴望得到特殊对待的情况下，身份政治的鼓吹者又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尤其是在涉及种族问题时。比如，他们认为，“不考虑肤色(种族)”(color-blindness)的公共政策是错误的，因为肤色或者种族不会消失，有色人种的生存状况不会改变。所以，不应当回避肤色或者种族问题，而是应当强化肤色(种族)意识(color-consciousness)，通过积极主动的政策改善有色人种的社会处境。多元文化主义几乎与身份政治同时登上历史舞台，其主张和诉求也大体一样，但前者更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强调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其支持者认为，每一个边缘化群体———非裔美国人、原住民群体、同性恋群体等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应该被主流文化吸收和同化，相反，它们应该与主流文化受到同样的对待，甚至得到特殊保护。因为长期以来，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的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压制，对这些群体的成员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手段矫正和弥补这些损失。由于语言常常是文化的载体，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主张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的语言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不应该被迫学习主流语言，学校的教育应该为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提供便利和支持。而且，这些群体的宗教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也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哪怕与主流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存在冲突。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大都关注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即使谈论到个人，也仅仅被视为是某个群体的成员而存在。在他们看来，个人的经历和感受，离不开作为某个群体成员的身份特征，正是群体的语言、文化、社会地位等造就了个人的独特经历。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差异，而是群体之间的不同。而且，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总是把边缘化群体视为“受害者”，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到伤害，是因为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不公造成的，与这些群体的特质和历史无关。他们甚至认为，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压迫和被压迫、歧视与被歧视的历史，即主流群体压迫和歧视边缘化群体的历史，主流文化压迫和歧视非主流文化的历史，应当反思甚至否定这样的历史。因此，在他们看来，必须改变现状，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从而才能改变这些群体的社会处境。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受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均等主义(egalitarianism)等思潮的影响很大。社群主义对群体而非个人的强调，使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关注对象落实在群体。均等主义强调对少数或者弱势群体均等对待甚至优待的主张，赋予了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均等化和补偿倾向的政治诉求。二、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影响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发展壮大，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但也令人担忧的影响。尽管它们的出现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提醒人们关注边缘化群体的处境和提供改善办法，但是，它们的消极影响更加值得关注，值得认真考察，因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正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挑战甚至摧毁美国秩序和自由社会的根基。自民权运动以来，关心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或者少数群体，就占据了意识形态、公共舆论的道德制高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披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畅通无阻，所向披靡。任何对边缘化群体的微词或者批评都会遭到“政治不正确”的抨击，哪怕这种批评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任何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政府官员，如果敢于公开指责边缘化群体，那么轻则需要赔礼道歉，重则可能断送政治前途。正是基于“政治正确”的观念，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主张，凡是具有歧视或者压迫边缘化群体意象的象征物都应该被销毁或者被取代。比如，在过去几年中，美国数十个地方和多所大学纷纷拆除了具有“政治不正确”意象的塑像或者象征物，尤其是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将领或者支持奴隶制的人物雕塑。2015 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拆除了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塑像。2017 年，又移除了罗伯特·李(ｒobert lee)将军和阿尔伯特·约翰斯顿(albert johnston)将军的雕塑。杜克大学和纽约布鲁克林等地也移除了李将军的塑像。同年，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市决定移除李将军的雕塑，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反抗议活动，并导致了暴力事件的发生。最终，雕塑被移除，以李将军命名的公园也改了名。同一时间，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市移除了矗立在州议会大厦前面的罗杰·坦尼(ｒoger taney)塑像，他曾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支持奴隶制。2017 年 8 月，包括时任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内的一些民主党议员，呼吁移除国会大厦中南方邦联领袖人物的雕塑，称他们“应受谴责”(reprehensible)。2017 年，耶鲁大学决定把卡尔霍恩学院(calhoun college)的名字改成格丽丝·霍普学院(grace hopper college)，理由是约翰·卡尔霍恩( john calhoun)是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奴隶制支持者。这位 19 世纪初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校友，曾经是 19 世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当过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参议员、众议员，甚至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之一。耶鲁大学校长称，由于卡尔霍恩支持奴隶制的主张与“耶鲁的使命和价值”存在根本冲突，必须移除其姓名，替代他的是一位女性计算机专家和海军军官。据报道，自 2015 至 2018 年的短短三年里，至少有 110 座纪念碑、雕塑和象征物被拆除或者销毁，这样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正是这种“政治正确”的心理和观念，使得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表现出强烈的反历史倾向。在他们看来，既然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压迫与被压迫的历史，就应当与过去一刀两断，就应当彻底否定历史上的所有“压迫者”。但问题在于，这种倾向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动摇社会基础，为乌托邦的出现铺平道路。当佩洛西等议员呼吁移除邦联领袖人物塑像时，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今天要移除) 罗伯特·李、‘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下一个是谁? 华盛顿? 杰斐逊? 愚蠢透顶!”尽管特朗普的用语有些粗糙，但是道理难以反驳。仅仅因为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曾经为捍卫奴隶制而战，就应当让他们从历史中消失? 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都曾经拥有过奴隶，是不是也应该被谴责甚至被从美国历史中排除? 参加1787 年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的55 位代表中，其中25 位拥有奴隶，而且不少还是决定性的人物，难道应该因此废除《美国宪法》? 众多缔造美国的领袖人物———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杰伊(john jay)等都是蓄奴者，难道因此应该推翻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下，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对言论自由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在过去几年中，频繁发生阻挠批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大都是保守主义学者———在大学演讲的事件。比如，2017 年 3 月 2 日，知名保守主义学者、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查尔斯·穆瑞(charles murray)，受学生团体的邀请在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发表演讲时，遭到大批学生的现场抗议和抵制，导致演讲不得不改在没有听众的房间里通过录像进行。演讲结束后，抗议的学生又武力阻挠其离开，导致该校的一名保护穆瑞的教授受伤。2017 年 4 月初，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研究员、保守派学者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donald)受邀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发表演讲时，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导致讲座不得不在警察的保护下、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草草举行。仅仅 20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发生过若干起演讲被迫取消的事件，几乎都是因为一些左翼学生和教授的抗议和抵制。面对大学校园里对言论自由压制的愈演愈烈的趋势，2017 年 8 月 29 日，28 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授联合发表了一份致大学新生的声明，呼吁学生“自己独立思考”(think for yourself)，不要盲从，不要屈服于群体思维(groupthink)。“声明”指出，在许多大学校园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公共舆论的暴政”(tyranny of public opinion)，不仅正在阻碍学生们对流行的看法说不，而且让他们认为主流的看法显然正确，只有极端分子或者古怪之徒才会质疑它们。“声明”发表后，又有数十位大学教授参与了联合声明。随着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不断扩大影响，大学招生和雇员招聘过程中的“纠偏行动”正被普遍推行。很多大学都表示在录取过程中会考虑多样性和种族因素，即使不是通过降低成绩或者预留配额的方式。一项大学招生的研究表明，在实行“纠偏行动”的情况下，黑人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高于白人学生五倍，高于亚裔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更大。一个 sat 考试分数为1250 分的黑人学生与一个 sat 考试分数为 1560 分的白人学生有同样的录取机会。而在同样情况下，一个亚裔学生则需要更高的考试分数。正由于此，2018 年，亚裔学生对哈佛大学提起了诉讼，诉称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资料显示，1995—2013 年间，哈佛大学对黑人学生的录取率13. 2%、白人学生是 11. 1%、拉美裔学生是 10. 6%，亚裔学生则是 8. 1%。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通过预留配额或者降低分数的大学招生做法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但并未禁止大学的多样性目标和种族因素考虑，因而，基于种族考虑的教育“纠偏行动”仍然普遍存在。而这种做法招致的最常见批评就是，它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反向歧视(逆向歧视)。在保护黑人和拉美裔学生等群体的同时，歧视了白人和亚裔学生等群体。“纠偏行动”的倡导者认为，实行这种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纠正有色人种以前遭受的歧视待遇，通过给予他们优待，给予他们补偿，改善他们的不利处境。但是，这种主张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逆向歧视”并不能改变歧视的本质，通过一种新的歧视来纠正先前的歧视造成的后果，并不能证明这种新歧视的合法性，并不能证明不违反宪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大学招生过程中对黑人的优待，就是对白人或者其他种族学生的歧视。二是尽管历史上黑人遭受了歧视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那是过去的白人对过去的黑人的歧视。至少就制度性歧视而言，现在的白人或者其他种族的学生并没有歧视现在的黑人学生，凭什么要让他们对历史上的歧视承担责任?或许有人会说，黑人现在依然在遭受歧视，因而应该给他们补偿。就观念、态度或者情感而言，黑人的确在很多情况下依然受到歧视，但这并非法律上或者制度上的歧视———诸如法律禁止黑人投票、上学或者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等，因而没有要求提供补偿的正当性。观念或者情感上的歧视可能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而且绝不限于种族或者族群之间，比如，一个白人可能看不起一个黑人，但是，一个黑人也可能看不起一个白人或者一个黄种人，一个富人可能看不起一个穷人(或者反过来)，一个都市里的人可能看不起一个乡村里的人(或者反过来)等。这种非制度性歧视是不能也不应当通过制度性歧视(反向歧视)提供补偿的，因为它不仅无法衡量给被歧视者造成的伤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歧视都是隐性的或者隐蔽的，外人———甚至包括受歧视者本人———根本无从知晓。如果非要补偿这种意义的歧视，则结果必然是更大的罪恶———推行制度性的反向歧视。改变这种非制度性歧视的办法，只能通过说服、教育和观念改变等办法进行。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人类可能永远无法根除社会中的非制度性歧视，因为这可能涉及人性问题。而且，实行“纠偏行动”的一个政治后果是，强化了种族意识和种族身份，让不同的种族或者族群之间相互敌视，甚至可能重新回到种族隔离时代。由于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主张不同的文化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同样的尊重，因此，这种主张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走向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ｒelativism)，而文化相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moral ｒelativism)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试问，如果某个群体实践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的文化，主流社会应否尊重并容忍这种文化? 如果某个群体流行包办婚姻的文化，应否尊重这种文化? 如果某个群体实践烧死丧偶妇女的文化，应否容忍这种文化? 如果某个群体流行弃婴文化，应否接受这种文化?如果文化之间是平等的，为何继受英国文化的北美与继受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南美之间差别如此之大? 就世界范围而言，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为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表现得如此不同?其实，文化之间并非平等，并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化常常与价值观念密不可分，不同的文化体现的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因而存在文明文化与野蛮文化之分，存在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别。先进的文化孕育了自由和繁荣，而落后的文化则导致了奴役和贫穷。多元文化主义的天然倾向是质疑和反对主流文化，反对白人基督教文化，认为那是一种压迫边缘化群体的文化。其支持者实际倡导的是文化分离主义(cultural separatism)，与主流文化产生切割和分离。一位学者对此这样评论:“在这个共和国(美国)，文化分离主义更像是一种时尚，而非一种严肃的建议。它不可能成功，但是，如果它成功了，对于那些它声称要帮助的人———年轻人、穷人和黑人———而言，它将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灾难。那不是一个‘赋权’的表现，而是一个阉割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讲，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一味地倡导文化的多元，忘记了自由民主社会需要共享的文化基础，忘记了自由民主生活需要一种共同公共空间(common public space)的构建，或者毋宁说，多元文化主义恰恰阻止这种共同空间的建设。毋庸置疑，如果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获得了主导地位，则 400 年的美国文化将会受到重创，一旦美国文化不复存在，美国将不再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在美国文化生活中不只是一个轻害”。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恐怕是社会的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者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由于它们倡导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在经历、语言、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强调主流群体与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离心倾向，甚至会造成它们之间的相互仇视。这种仇视不仅会导致边缘化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而且也会导致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冲突。比如，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白人女权主义者无法理解和体会他们的独特经历和感受，因而不能代表他们的心声。虽然都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黑人和白人，或者，“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鉴于此，与主流(白人)女权主义者相比，黑人女权主义者是一个更小的边缘化群体，他们是一群有着与主流女权主义者不同身份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诉求。同样，黑人同性恋者认为，他们与主流(白人)同性恋者存在根本区别。再比如，大学招生过程中的“纠偏行动”主要使黑人学生受益，但拉美裔、亚裔、阿拉伯裔学生以及女性、同性恋群体等均对此不满。他们提出的质疑是，凭什么优待黑人而非其他少数群体? 为什么不是各群体受到同样的对待?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部落化，正成为一些民主国家出现分裂倾向的原因，它是一种休眠了多年的病毒，如今正变成“国际政治的艾滋”。比如，加拿大是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化的移民国家，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自由、和平以及发达社会的典范，但随着魁北克人对身份政治的要求———主张为了保存其语言、文化和身份而获得主权和独立，正面临着社会撕裂和分离的巨大压力。而且，强调群体身份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不仅会造成社会分裂，而且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化和浪漫主义的历史叙事，因为一方面，它扭曲历史以满足社会激进分子和官僚的政治利益和诉求，另一方面，它对少数群体提供一种虚无缥缈的疗伤抚慰和精神鸦片。而这种精神鸦片正是乌托邦试验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泛滥的诱因，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无数悲剧和灾难。在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学术界和社会政治实践中越来越受到追捧的今天，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 )在近 30 年前提出的观点值得认真思考———“当族群起源不同、操持不同语言以及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地区并生活在同一个政治主权之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除非一种共同的目的使其联结在一起，部落敌视(tribalantagonisms)会使其四分五裂。在未来的黑暗世纪中，文明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什么能让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三、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根源:制度、观念与信仰短短几十年中，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几乎波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经济、教育、新闻、科技等领域俨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新主流”。它们的主张正在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正在有力地冲击美国秩序和西方文明。任何一个对此存有忧虑的人，都不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为什么会出现? 或者，换句话说，它们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哪些因素造就了这样的思潮和观念?毋庸置疑，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甚至不是过去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出现与西方民主社会在过去两到三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有关，涉及制度、观念以及宗教传统等诸多方面。首先，它们的出现与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诉求有关。众所周知，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逐步诞生的，其基本理念是承认和接受价值多元、宗教宽容以及语言文化多样性等。价值多元为不同价值观在自由民主社会的共存提供了基础;宗教宽容使不同的宗教或者教派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得以和平共处，而且这种宽容逐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则使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生活方式等共存在一个国家之中。这一切都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虽然在一两个世纪之前，人们很难想象或者预见到它们的出现。它们之所以在 20 世纪之前没有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自由民主社会中有一种主导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种主导性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竞争和挑战。而且，由于社会的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没有任何群体试图去挑战主流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即使有外来者，他们也都想方设法地融入主流文化，而非强调自己群体的独特性。但是，在 20 世纪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个群体借着民权运动和各种“解放运动”的东风，在多元、多样性和宽容信念的庇护下，开始挑战甚至否定主流文化，并强调自己群体的文化独特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就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正是自由民主制度及其赖以确立的理念本身。但是，反过来，它们又对自由民主制度及其赖以确立的理念发起了挑战。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悖论。当然，解决这一悖论的办法不应该是完全放弃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而是应反思其中的不足，改进其中的制度缺陷，用保守主义取代(现代)自由主义。其次，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是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19 世纪末出现的进步主义思潮认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有限政府等为原则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过时或者落后，应该用财产社会化、行政干预以及积极政府等来替代。这种思潮秉承进步史观，认为过去的历史是落后的甚至是压榨和剥削穷人与工人阶层的历史，因而主张通过大规模的甚至是激进的社会变革来推动历史的进步。尽管这种思潮引发的进步主义运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偃旗息鼓，但其影响至今都没有结束，今天的很多知识精英和民主党的众多政治家都带有深深的进步主义烙印。与进步主义思潮相呼应的是大众民主，认为过去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参与政治事务的主要是精英们，而大众则被排除在外。大众民主的倡导者主张改变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让大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发出他们的声音。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取消投票的资格限制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大众民主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参议员的选举太过精英化，因为他们是由各州议会间接选举的。1913 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七修正案，将参议员由间接选举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美国国父们在制定1787 年宪法的时候，为了让国会两院之间相互制衡以及过滤民众的激情，煞费苦心地设计了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制度，却因不够民主而被改变了。如今，大量的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呼吁废除总统选举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理由同样是不够民主。进步主义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方向和动力，而大众民主则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机会和手段。在进步主义的感召下，边缘化群体致力于为了改变自身“被压迫”的命运而斗争。在大众民主的帮助下，边缘化群体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在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人士普遍在为边缘化群体鼓与呼的情况下，因着“政治正确”的庇护，事实上，它们正从边缘变为主流，正从弱势走向强势。再次，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主义(绝对理性主义、唯理主义)和世俗化倾向也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欧陆启蒙运动主要发生在法国和德国，主张理性的无限性。理性至上主义者相信，凭借理性，人有着无限的认知和改造社会的能力，传统、习俗、道德、宗教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因而，要想获得解放，就需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摆脱这些桎梏的束缚。随着科学技术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理性至上主义者越发认为人类没有无法实现的目标，只要人们敢想，就一定能做到，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这种科学主义带来的自负使人们更加坚信理性无限，甚至认为依赖理性和科技发展能从根本上改造人和社会。正是受这种理性至上主义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任何约束，权利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从自由和权利的义涵中抛弃了传统、道德和宗教，使自由和权利等同于放任和恣意妄为。比如，他们认为，一个人有权利随意改变自己的性别，哪怕是反自然的，只要他(她)自己认同即可。他(她)甚至在第二天还有权利改回来。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他(她)就是什么性别，无关乎性别属性或者他人的看法。再比如，他们理解的婚姻自由，就是只要两个人(也许有一天不止两个人)同意，即可拥有结婚的自由，无关乎他们的性别，无关乎社会传统、道德和宗教。理性至上主义者天然地反对宗教，主张无神论。他们反对永恒的道德原则，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而这导致了社会不断走向世俗化，走向道德相对主义，为性解放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顺势兴起，并迅速波及各个领域。最后，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对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削弱，助长了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尽管民族国家使自由民主变成现实，但在全球化时代被认为是落后的制度安排，部分是因为它控制边境、限制公民身份等。全球化的出现使很 多 人 憧 憬 出 现 超 越 民 族 国 家 的 时 代，他 们 迷 恋 世 界 主 义(cosmopolitanism)，主张开放边境(open borders)。加上人道主义精神的助推，大规模移民不断出现，欧美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接收了大量的移民。但是，移民带来的国家认同问题正日益凸显。就美国而言，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欧洲，由于他们与美国人都信奉基督教和具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等，比较容易融入美国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移民则越来越多地来自亚非拉国家，他们不仅在语言上存在困难，而且在文化、传统、宗教等方面与美国人差异甚大，因而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并且，早期的移民大都主动地接受“大熔炉”(melting pot)观念，愿意被同化吸收，愿意抛弃原先的身份认同，最终成为“美国人”。其实，自殖民地时期以来，作为一个接收了大量移民的国家，美国长期被视为一个高效的“大熔炉”，并且，正是美国提供的这种融合、吸收和同化的过程，才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族群起源、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在同样的法律之下，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之中。18 世纪中期，移民美国的法国贵族约翰·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克尔(john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ur)的评论，生动地揭示了这个“熔化”的过程:“什么是美国人———这个新的人?他或者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是一个欧洲人的后裔———因而那种奇怪的混血儿，你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找到。我可以向你指出一个家庭———其祖父是一个英国人，其妻子是一个荷兰人，其儿子娶了一位法国女士，这个人的四个儿子又分别娶了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妻子。他是个美国人，将所有旧有的偏见和习俗都抛在了脑后，从其拥抱的新生活方式、遵守的新政府及其所属的新阶层中，获得了新的偏见和习俗。通过被我们伟大‘祖国’拥入怀抱，他变成了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族群，他的努力和子孙后代有一天将会引发世界的巨变。”这也是美国国父们的识见和理想，虽然在那个时候，黑人和印第安人问题还深深地困扰着他们。1787 年美国宪法序言中的“我们合众国人民”，正是这种政治理想的体现，尽管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种理想的实现。美国建国之后的国玺上的铭文是“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强调的是从多样性中找到一致性(共同性、统一性)，从而联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美国的立国理念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得一致性，只强调多样性的社会无法避免分崩离析，只强调一致性的社会无法避免集权和专制。既保持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又追求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以达到多样性和一致性之间的平衡，正是联邦主义的精髓，也正是美利坚合众国强大的密码。多样性使美国保持了活力，因为各地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一致性使美国能够达成社会共识，不会轻易分崩离析。从美国国父们对待移民的态度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对“大熔炉”做法的支持。一方面，他们大都持欢迎移民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了接纳大量移民的担忧，强调要同化这些移民才能维系美利坚合众国。比如，杰斐逊担心大量来自欧陆专制国家的移民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把其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气质带到美国，甚至会传给子孙后代。出于同样的担忧，汉密尔顿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安全根本上依赖于一种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common national sentiment)，依赖于统一的原则和习惯，依赖于免受域外偏见的影响，依赖于对总是与出生、教育和家庭密切相连之国家的热爱”。毋庸置疑，正是殖民地时代以来的这种“大熔炉”的理念和实践，使美国这个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最具多样性的移民国家得以维系和强大。但是，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正在挑战和背离这种“大熔炉”的理念和实践。身份政治的支持者要么否认“大熔炉”的存在，要么主张从“大熔炉”走向“文化马赛克”(cultural mosaic)或者“沙拉拼盘”(salad bowl)，他们意在保持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文化的多样性，反对同化和吸收。这种主张极大地强化了移民群体的部落主义(tribalism)。正如一位学者所揭示的———“所有的美国移民群体都从其本来的根———在西西里或者爱奥尼亚岛，在爱尔兰或者古巴，以及在非洲———那里获取文化身份和一种精神力量准则。在憧憬这个摇篮时，他们也对自己的来源地浪漫化和充满偏见。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部落本能，任何参加过波士顿劲爆爱尔兰人嘉年华活动的局外人都能证明。”美国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出现社会的分裂，是因为它比较成功地阻遏了部落主义的蔓延。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社会丰富性———对外国人而言如此明显，来自其部落的多样性。其凝聚能力———某种对应该做什么而达成一致的精神，源自那些部落拒绝将其文化差异升格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堡垒之意愿，而不是以牺牲其美国性———这种美国性给了他们一个广阔的共同基础———为代价，盲目迷恋使其与众不同的‘非洲性’或者‘意大利性’。”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是一件想象力的集体作品(collectiv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这种想象力的形成绝不会终止，并且，一旦那种集体意识和互相尊重被打碎，美国性(americanness)的可能性就会瓦解。如果说它们现在正在破损，那是因为过去20 年来的意识形态政治削弱了———在某些领域摧毁了———传统美国达成共识的能力，通过形成切实可行的妥协以满足社会需求而和谐共处。”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社会，接纳了大量的移民，但是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因为早期来北美并对美国的传统和文化起到决定作用的那群人并不是“移民”(immigrants)，而是“定居者”(settlers)，或者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者”(colonists)。这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定居者”指的是一群人离开一个社会，带着共同的目的，通过某种公约或者宪章，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共同体，而“移民”则只是从一个社会迁移到另一个社会，并不创建新的社会和新的政治共同体，他们的迁移行动通常是个人化的，并没有共同的目的。就时间上而言，先有“定居者”，才会有“移民”。美国国父们对于两者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到了近来人们才混淆不清。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文化的核心是那些创建美国社会的 17—18 世纪的定居者的文化，它包括基督教、新教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独特的工作伦理、英语以及英国的法律和有限政府的政治传统等。正是从这种文化中，生发出了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和制度。后来进入美国的移民大多被吸收同化到这种文化之中，并对这种文化的发扬光大和改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根本改变，因为正是这种文化及其生发的自由制度吸引他们移居美国。由于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旨在强调更小群体———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或者拉美移民等———的身份认同，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甚至摧毁对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是其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安格鲁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而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否认这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根本重要性，否认它优于其他任何宗教和文化传统，甚至认为它具有压迫性的特征。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即使没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也能够和平共处并存续下去，这是一种启蒙时代的古典国家观念。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样的国家难以长存，一个仅仅在地理上存在着共同性，而在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都不同的社会很容易分化瓦解，正如历史上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消亡一样。托克维尔的研究表明，使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民主与自由在那里得以共融的是其独特的民情，宗教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这种民情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英国，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传统。倘若没有这种独特的民情，北美殖民地恐怕与南美殖民地没有根本的区别，美国恐怕是另一个墨西哥或者巴西。四、结语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的成员强调自己身份和文化的独特性，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应运而生。过去几十年来，它们逐渐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从边缘走向主流，从“政治不正确”走向“政治正确”，对社会变迁、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以及社会精英受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迫于“政治正确”的压力，除了为数不多的保守主义学者之外，鲜有人对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提出公开质疑。然而，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威胁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政治正确”的庇护下，其支持者使用各种手段压制不同的声音，危及言论自由，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借用多样性的名义，大学招生和雇员招聘中的反向歧视愈来愈明显，美国宪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遭到曲解。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恐怕是社会的部落化或者巴尔干化，不同的群体热衷于捍卫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社会凝聚力下降，民族国家维系的文化基础受到削弱。虽然，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是晚近的事情，但是其产生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以来的制度、观念和信仰。自由民主制度提供的社会环境———一个平等的、宽容的、多元的社会，使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唯理主义和世俗化倾向使传统、习俗和宗教遭到藐视，人们通过理性改造社会的信心无限膨胀。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的出现，使人们对民族国家产生怀疑，社会有机体的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大熔炉”观念受到挑战，群体认同取代了国家认同。无论如何，在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对其缺陷和危害进行反思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及时走出观念误区和制度陷阱，美国秩序乃至西方文明的未来无疑将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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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及时纠偏对资本和资本家的污名，才能更好发展经济
当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亟需对“资本”、“资本家”等概念予以解释、澄清，为切实贯彻中央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要认识到“资本”的中性属性，承认其“逐利性”，才能更好地引导、鼓励其发挥健康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
基辛格等：安全与世界秩序
近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麻省理工学院苏世民学院院长丹尼尔·胡腾洛赫尔共同推出新著《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在本书中，基辛格指出，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极有可能颠覆性地重塑全球安全格局，并有可能加剧中美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对立。他呼吁技术领先国家对此加以重视，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就人工智能军事用途的限制积极展开对话。本文为本书第五章《安全与世界秩序》，转自观察者。数字时代的冲突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往往与其军事力量和战略能力大致匹配。所谓战略能力，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能力，即使仅仅施加隐性威胁，也会对其他社会造成破坏。然而，这种基于力量权衡的均势不是静态的，不能自我维持。相反，均势的维持首先依赖于各方就这一力量的构成要素及其使用的合法界限达成共识；其次，它需要体系内所有成员——尤其是对手——就各个国家的相对能力、意图和侵略的后果进行一致的评估；最后，它需要一个实际的、公认的平衡。当体系中某一方的力量不成比例地增长、打破平衡时，体系将组织对抗力量或适应新的现实，以设法做出调整。当均势的权衡变得不确定，或当各国对各自相对实力的权衡结果完全不同时，由误算引发冲突的风险就会达到最高。在当今时代，所谓“网络武器”的出现使上述权衡更具抽象性。网络武器涉及军用和民用两个领域，因此其作为武器的地位是模糊的。在某些情况下，网络武器之所以能行使和增强军事力量效用，主要是因为其使用者未披露其存在或未承认其全部能力。传统上，冲突各方都不难认识到发生了交战，或者认识到交战各方是谁，会计算对方的战力，并评估其部署武器的速度。可是，这些在传统战场上颠扑不破的道理却不能直接套用到网络领域。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存在于物理空间中，其部署可以被察觉，其能力可以被（至少粗略地）计算。相比之下，网络武器的效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不透明性；若被公之于众，其威力就会减损。网络武器利用不为人知的软件漏洞，在未经授权用户许可或知情的情况下，侵入网络或系统。在“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如对通信系统的攻击）的突发事件中，攻击者可能会使用大量看似有效的信息请求来压垮系统，使之无法正常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攻击的真实来源可能被掩盖，使人（至少在当时）难以或无法确定攻击者。即使是最著名的网络工业破坏事件之一—破坏了伊朗核项目中制造控制计算机的震网（stuxnet）病毒，也从未被任何政府正式承认。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可以相对精确地瞄准目标，根据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其瞄准对象只能是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而网络武器可以广泛影响计算和通信系统，往往可对民用系统造成有力打击。其他行为体也可基于其他目的，对网络武器进行吸纳、修改和重新部署。某种程度上，网络武器与生化武器类似，其影响能够以非预期的、未知的方式传播，往往不仅影响战场上的特定目标，且波及大范围的人类社会。因此，网络军备控制难以被概念化，从而进一步推行。核军备控制的谈判人员可以公开披露或描述一类核弹头，不必否认其功能。而（目前尚不存在的）网络军备控制谈判人员则需要面对以下悖论：一旦对网络武器的威力进行讨论，可能就会导致这种威力的丧失（允许对手修补漏洞）或扩散（对手得以复制代码或侵入方法）。关键网络术语和概念的模糊性使这些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的观察者将形式各异的网络入侵、在线宣传和信息战称为“网络战”、“网络攻击”或“战争行为”。但这些词汇不固定，甚至有歧义。例如，侵入网络以收集信息的活动，可能与传统的情报收集类似，尽管涉及范围有所不同；部分国家在社交媒体上干预选举的活动，则是一种数字化宣传、虚假信息传播和政治干预的结合，其范围和影响远超以往任何时代。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扩展，使依托其上的此类活动成为可能。此外，其他网络行动也可能造成与传统敌对状态类似的实际影响。网络行动的性质、范围及归属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看似基本无误的因素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冲突是否已经开始、与谁冲突、冲突涉及什么、冲突可能升级到何种程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大国正陷入一种网络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性质和范围尚无现成的定义。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面临一个核心悖论：一个社会的数字能力越强，就变得越脆弱。计算机、通信系统、金融市场、大学、医院、航空公司、公共交通系统甚至民主政治都依托于系统，而这些系统或多或少可被网络操纵或攻击。随着发达经济体将数字指挥和控制系统整合到发电厂和电网中、将政府项目转移到大型服务器和云系统中、将数据转誊到电子账簿中，它们在网络攻击面前也就变得倍加脆弱。这些行为提供了更丰富的目标集合，因此仅仅一次成功的攻击就可能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与此相对，面对数字破坏，低技术国家、恐怖组织甚至个人攻击者所承受的损失可能要小得多。网络能力和网络行动成本较低，且具有相对的可否认性，因此，一些国家可能会使用半自主行为体来执行该功能。与一战前夕遍布巴尔干半岛的准军事集团一样，这些半自主团体可能难以控制，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开展挑衅活动。网络领域中行为的快速和不可预测性、各种行为体间关的复杂性，以及可以极大削弱一国网络能力并搅乱国内政治格局（即使这些活动不会升级到传统的武装冲突水平）的泄密者和破坏者的存在，都可能诱使决策者“先发制人”，以防遭受致命打击。网络领域行为的速度和模糊性有利于进攻方，并鼓励以“积极防御”和“向前防御”寻求扰乱、排除攻击。网络威慑可能达到的程度，部分取决于防御者的目标及衡量成功的标准。最有效的攻击往往不会达到武装冲突的传统定义门槛（通常未得到立即承认或正式承认）。即便是为了威慑，也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网络行为体公开其全部的能力或活动，无论该行为体是政府的抑或非政府的。因此，尽管新的能力正在涌现，相关战略和理论仍处于隐蔽的阴影中，以不确定的方式演变。我们正处于全新的战略前沿，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探索，促进政府和工业界密切合作以确保有竞争力的安全能力，还需要大国之间在适当的保障措施下及时就网络军备限制进行讨论。人工智能与安全领域的动荡核武器的破坏性和网络武器的神秘性，正日益与一种更新的能力相结合，也就是前几章中所谓基于人工智能原理的能力。各国正在悄无声息地、有时是试探性地、但又确凿无疑地发展和部署人工智能，这将促进各种军事能力的战略行动，进而对安全政策产生革命性影响。将非人类逻辑引入军事系统和过程，会给战略带来改变。通过与人工智能共同培训或与之合作，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洞察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这既令人惊讶，也令人不安。军队与人工智能的伙伴关系，或将否定传统战略和战术的某些方面，而加强另一些方面。如果人工智能被赋予权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攻击性或防御性的）网络武器或飞机等物理武器，它可能会迅速执行人类难以执行的功能。例如，美国空军的人工智能artuμ已经在飞行测试中成功驾驶飞机并操作雷达系统。artuμ的研发初衷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做出“最后抉择”，其能力仅限于驾驶飞机和操作雷达系统，但其他国家和设计团队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限制了。人工智能的自主和独立逻辑能力不仅有可能推动变革，还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料性。大多数传统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都基于对人类对手的假设，即假设对手的行为和决策计算符合某种可识别的框架，或者可由经验和传统智慧界定。然而，当人工智能驾驶飞机或用雷达扫描目标，它遵循的是其自身的逻辑，难以被人类所理解，也不受传统信号和佯攻的影响，而且，其逻辑执行速度往往高于人类的思维速度。战争一向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但人工智能的进入将为其带来新的变数。人工智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事物，因此，即使是那些创造出人工智能并使其设计或操作的武器的强国，可能也无法确定其威力、无法预判其行动。人工智能可以感知到人类无法或无法快速感知的环境，甚至能以超越人类的思维速度与思维广度进行学习和改进，对于这样一种事物，我们怎么可能制定有针对性的进攻或防御战略呢？如果人工智能辅助武器的效果取决于人工智能在战斗中的感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那么，某些武器的战略效果是否只能在使用中得到证明？如果竞争对手在静默和保密的情况下训练其人工智能，那么在冲突尚未发生时，领导人能知道己方在军备竞赛中是领先还是落后吗？在传统的冲突中，对手的心理是战略行动瞄准的关键点。但算法只知道指令和目标，而不知士气或怀疑为何物。由于人工智能可以适应其所遇现象，当两个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彼此对抗时，交战双方都无法准确理解这一交互将产生何种结果、造成哪些附带影响，也就无法清晰地把握对方的能力、预测冲突的代价。对人工智能武器的工程师和构建者而言，由于受到这些限制，他们在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会更注重提高武器的速度、影响广度和持久度，从而使冲突更激烈、广泛、不可预测。同时，即使有人工智能辅助，强大的防御也是安全的先决条件。新技术的普遍性使人们无法单方面放弃它。然而，即便是在整兵备战时，各国政府也应该评估并尝试将人工智能逻辑加入人类战斗经验，以使战争变得更人道、更精确。新技术对外交和世界秩序的影响也需加以反思。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扩大现有武器的打击能力，进而改变行为者的战略和战术选择。人工智能不仅能提高常规武器的瞄准精度，还能改变瞄准方式，比如（至少在理论上）瞄准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物体，而非某个地点。通过研究大量信息，人工智能网络武器可以学习如何渗透防御，无需人类寻找可利用的软件漏洞。同样，人工智能也可用于防御，在漏洞被利用之前发现并修复它们。但是，由于攻击者可以选择目标而防御者不能，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进攻方即便不是战无不胜，也能占得先机。如果一个国家面对的对手已经训练人工智能来驾驶飞机、独立瞄准并决定开火，这将如何影响战术、战略或诉诸升级战争规模（甚至是核战）的意愿？人工智能开辟了信息空间能力，包括虚假信息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大量似是而非的虚假信息，包括伪造的人物、图片、视频和演讲等，以此为信息战和心理战推波助澜。理论上，人工智能可以合成看似真实的冲突照片和视频，让公众人物“发表”他们其实从未说过的言论，并将其以最有效地方式广泛转发给目标群体，迎合人们的偏见和期望。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合成形象被对手操纵，以制造不和或发布误导性指令，公众（甚至其他政府和官员）能够及时识破骗局吗？与核武器领域不同的是，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并不存在公认的禁令，也没有明确的威慑（或升级程度）概念。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打造人工智能辅助武器，包括实体武器和网络武器，据报道，其中一些已投入使用。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部署机器和系统，这些系统具有快速逻辑推理和不断演化的行为能力，可用于攻击、防御、监视、传播虚假信息，以及识别和破坏敌方的人工智能。随着变革性人工智能能力的不断发展和传播，在没有可验证的限制因素的情况下，世界主要国家会继续追求优势地位。它们会假定，新的、可用的人工智能一旦出现，就必定会扩散。由于具备军民双重用途、易于复制和传播，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关键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开的。即使对其加以监管，监管机制也很难做到无懈可击：监管方式可能随着技术进步而过时，也可能被窃取人工智能者发现漏洞。人工智能的新用户可能会调整基础算法，以实现迥然不同的目标，一个社会的商业创新可能会被另一个社会用于维护安全或信息战。政府时常会采纳尖端人工智能发展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方面，以满足其国家利益设想。平衡网络力量平衡、将人工智能威慑概念化的相关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对这些概念给出确切定义之前，对此类问题的规划是抽象的。比如，在冲突中，交战一方可能试图使用或威胁使用一种效果未知的武器，以此摧垮对方的意志。而最具颠覆性且不可预测的影响，可能发生在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遭遇之时。纵观历史，积极备战的国家对其对手的理论、战术和战略心理，即便不是洞若观火，至少也有大致了解。这使对抗性战略和战术得以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象征性话语（例如拦截靠近边境的飞机、通过争议水域等）。然而，当由人工智能来制订计划或锁定目标，甚至由人工智能在常规巡逻或冲突期间提供动态协助时，这些原本熟悉的概念和互动可能会变得陌生——人们需要与一种新型智能打交道，而该智能的运作方式和战术都是未知的。从根本上说，向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辅助武器及防御系统的转变，将导致对智能的依赖。这种智能的运作所基于的经验范式与人类有本质区别，且具备可观的分析潜力。在极端情况下，这种依赖甚至演变为一种授权，可能导致未知的风险。因此，人类操作者必须对具有潜在致命影响的人工智能加以监控，即便不能避免所有错误，至少要保障道德责任和问责能力。然而，最深层的挑战可能是哲学层面上的。如果战略的分析运作无法再为人类理性所理解，则其过程、范围和最终意义将变得不再透明。如果决策者认为，在揭示现实的最深层模式、了解（可能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的）对手的能力和意图并及时做出应对的过程中，人工智能的辅助已必不可少，那么，将关键决策权下放给机器可能成为必然趋势。各个社会可能会就“哪些决策权可以下放”、“何种风险和后果是可以接受的”等问题，给出各不相同的答案。主要大国应当未雨绸缪，提前就该演变的战略、学说和道德影响展开对话，否则将导致不可逆的影响。国际社会必须做出努力，以限制这些风险。管控人工智能在智能体系互相对抗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考量和理解。随着网络和人工智能能力被用于战略目的，战略竞赛的领域变得更为广阔，从而使这些问题变得迫在眉睫。某种程度上说，网络和人工智能使一切与数字网络相连的地方都成为“战场”。如今，数字程序控制着一个由众多实体系统构成的领域，该领域极为庞大，且仍在增长（某些情况下，甚至连门锁和冰箱都接入了网络）。这催生出一个极其复杂、广泛和脆弱的系统。对人工智能强国来说，追求某种形式的彼此理解和相互制约至关重要。由于相应系统和能力可以通过计算机代码的变化而轻易地悄然改变，各大政府可能倾向于认为，其对手在战略敏感的人工智能研究、开发和部署方面的步调会比其公开承认甚至私下承诺的更进一步。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让人工智能参与侦察、锁定目标或是展开致命性自主行动并不难，因此，一套相互制约和验证的体系的体系的构建显得既紧迫又困难。要寻求保障和制约，就必然与人工智能的动态本质相抗衡。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武器一旦问世，就可能在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上远超预期；武器的能力或将随之改变。如果武器能够以某种方式改变，且改变的范围或性质不同于预期，那么威慑和升级的设想可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无论是在初始设计抑或最终部署阶段，都需要调整人工智能的运行范围，以便人类对系统加以监视，在其偏离初始目标时将其关闭或重新定向。为了避免意外、潜在的灾难性后果，这种限制必须是相互的。无论是限制人工智能和网络能力，抑或遏制其扩散，都非常困难。主要大国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和网络的能力，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和流氓帮派手中。同样，那些没有核武器、常规武器军力也有限的小国，也可以通过投资尖端的人工智能和网络武器，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各国势必会把非连续、非致命的任务委托给人工智能算法（部分由私营实体操作），其中包括执行检测和防止网络空间入侵的防御功能。一个高度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社会“受攻击面”太大，人类操作者无法仅凭手动实现防御。随着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转移到网上，经济也持续数字化，一个流氓网络人工智能就可能破坏整个行业。国家、公司甚至个人都应该着手构建某种失效保护体系，以防患于未然。这种保护的最极端形式即切断网络连接。对国家而言，离线可能是终极的防御形式。如果排除这种极端措施，那么，能够执行某些重要网络防御功能的就只有人工智能了——网络空间浩瀚无垠，在此可采取的行动选项几乎无穷无尽，因此，除了少数几个国家，这一领域内最重要的防御能力可能是其他国家力所不及的。除了人工智能防御系统，还有一类最令人头疼的武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该系统一旦被激活，就可以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选择目标并实施打击。这类武器的关键问题是人类对其缺乏监督和干预的能力。一个自主系统“在其指令环路中”的某些行动需要人类授权，或需要一个人“在指令环路上”被动地监控其活动。除非受到可遵守和可证实的相互协议的限制，前者最终可能涵盖全部战略和目标（例如保卫边境或实现针对敌人的特定结果），且无需耗费大量人力。在这些领域，必须确保人类的判断能发挥作用，实现对武器的监督和指导。如果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接受这些限制，意义是有限的。先进国家的政府应探讨如何以可行的方式进行检查，进而在此前提下实现相互制约。人工智能的引入，使人们可能为抢占先机而将某种武器仓促投入使用，进而引发冲突。当一个国家担心其对手正在发展自动化军力时，可能会“先发制人”；而如果攻击“成功”了，担忧的合理性也就无法再得到证实或证伪。为防止冲突意外升级，大国应在一个可验证的限制框架内进行竞争。谈判不只包括缓和军备竞赛，还应该确保双方都大致了解对方动向。但双方都必须对一点有所预期（并据此进行筹划）：对方会对自己最具敏感性的秘密有所保留。正如冷战期间的核武器谈判所表明的，国家间永远不会有完全的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界定人工智能给战略带来的挑战。界定核时代的条约（以及随之而来的沟通、执行和核查机制）给我们带来了各方面的收益，但并非历史的必然产物，而是人类能动性的产物，是共同承担危机和责任的产物。对民用和军事技术的影响传统上，三个技术特性促成了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分野：技术差异、集中控制和影响规模。所谓技术差异，是指军用和民用技术的区别。所谓集中控制，是指部分技术易于被政府管控，与容易传播、规避政府控制的技术相反。所谓影响规模，则是指一项技术的破坏性潜力。纵观历史，许多技术都是军民两用的。至于其他技术，一些很容易广泛传播，另一些则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技术同时具备以下三种特性：军民两用、易于传播和潜在的巨大破坏性。运送货物到市场的铁路和运送士兵到战场的铁路是一样的，铁路不具有破坏性潜力。核技术通常是军民两用的，且破坏性巨大，但核设施很复杂，这使政府能够相对安全地控制核技术。猎枪可能被广泛使用，同时具有军民用途，但其有限的能力使持枪者无法在战略层面造成破坏。而人工智能打破了这种范式。很明显，人工智能可以军民两用；也很容易传播，只需几行代码，大多数算法（除了部分例外）可以在单个计算机或小型网络上运行，这意味着政府很难通过控制基础设施来控制这种技术；其应用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潜力。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组合，加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具有全新复杂性的战略挑战。人工智能赋能武器，使对手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数字攻击，并极大提高其利用数字漏洞的能力。这样一来，对于即将到来的攻击，一个国家可能还来不及评估就需立即响应，否则就可能被对方解除武装。如果一个国家有相应手段，就可以在对方完全展开攻击之前做出回应，构建一个人工智能系统来预警攻击并加以反击。这一系统的存在，及其毫无预警地实施行动的能力，可能会刺激另一方投入更多建设和规划，包括开发并行技术或基于不同算法的技术。如果人类也参与了这些决定，那么除非各方谨慎地发展出一个共同的限制理念，否则先发制人的冲动可能会压倒谋定后动的需要，就像20世纪初的情况一样。在股票市场，一些复杂的所谓量化公司认识到，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发现市场模式，并比最佳操盘手更快地做出反应。因此，这些公司已将其证券交易的部分控制权委托给算法。算法系统所赢得的利润通常远超人类操盘手。然而，它们偶尔会严重误判，误判程度远超最糟糕的人为错误。在金融领域，此类错误会毁掉投资，但不会致人死地。然而，在战略领域，一次类似“闪电崩盘”的算法故障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如果数字领域的战略防御需要战术上的进攻，那么当一方在此类计算或行动上出错时，就可能在不经意间使冲突升级。将这些新能力纳入一个明确的战略和国际均势概念的尝试非常复杂，因为技术优势所需的专业知识不再完全集中于政府方面。从传统的政府承包商到个人发明家、企业家、初创企业和私人研究实验室，各种各样的行为体和机构都参与到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的塑造过程中，而并非其中所有人都认为其使命应与联邦政府所界定的国家目标保持内在一致。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相互教育过程可以帮助弥合这一鸿沟，并确保各方在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内理解人工智能战略意义的关键原则。很少有哪个时代面临过如此局面：一方面，其遭遇的战略和技术挑战如此复杂；另一方面，对该挑战的性质乃至讨论其所需的词汇却鲜有共识。核时代尚未解决的挑战是：人类发展了一种技术，战略家们却找不到可行的军事行动理论。人工智能时代的困境与之不同：典型技术将被广泛获取、掌握和应用。无论是在理论概念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实现相互间的战略克制，甚至是实现对“克制”的共同定义，都将空前地困难。即使历经半个世纪的努力，如今对核武器的管控仍不尽完善。然而，评估核平衡其实相对简单：核弹头可以计数，其生产也是已知的。人工智能则不同：其能力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与核武器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很难被追查：一旦经过训练，它们可以被轻易复制，并在相对较小的机器上运行。以目前的技术，对其存在进行证实或证伪，将是极其困难甚至无法实现的。在这个时代，威慑可能来自一种复杂性——来自人工智能攻击能够借助载体的多样性，也来自潜在的人工智能反应速度。为了管控人工智能，战略家必须考虑如何将其纳入负责任的国际关系模式。在部署武器之前，战略家必须了解使用武器的迭代效应、这些武器导致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和谋求冲突降级的途径。负责任地使用策略，再辅以制约原则，将是必不可少的举措。决策者应致力于同时处理军备、防御技术和战略，以及军备控制问题，而不是将其视为在时间上前后不同、在功能上彼此对立的步骤。必须在技术付诸使用前就制定理论并做出决定。那么，这种制约的要求是什么呢？一个显见的出发点就是以传统强制方式对能力加以制约。在冷战期间，这种做法获得了一些进展，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如此。一些能力受到了限制（如弹头），另一些（如中程导弹）则被彻底禁止。但无论是限制人工智能的潜在能力，还是限制人工智能的数量，都不能完全符合这种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态势。我们必须研究新的限制因素，重点是人工智能的学习和目标锁定能力。在一项部分预见到这一挑战的决定中，美国对“人工智能赋能武器”和“人工智能武器”进行了划分，前者使人类指挥的战争更精确、更致命、更有效，后者则能脱离人类操作者自主做出致命的决定。美国已宣布其目标是将人工智能使用限制在前一种类别中，并谋求建立一个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不拥有后一种武器的世界。这种划分称得上明智。与此同时，技术的学习和演进能力也可能导致对某些特定能力的限制不足。对人工智能赋能武器的制约性质和制约方式进行界定，并确保约束是相互的，是关键所在。在19世纪和20世纪，各国逐渐对某些形式的战争进行了限制（例如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鉴于人工智能武器使大量新类别的军事活动成为可能，或使旧形式的军事活动重获新生，世界各国必须及时界定，何种军事行为有可能背离人性尊严和道德责任。要获得安全，我们就不能只是被动应对，而要未雨绸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武器技术带来了这样的困境：对国家而言，技术的持续研发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将失去商业竞争力和与世界的关联性；但新技术所固有的扩散天性使迄今一切以谈判促限制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连概念也未能形成。新世界中的古老追求各个主要的技术先进国家都需要明白，它们正处于战略转型的门槛上，这种转型与当年核武器的出现同等重要，但影响将更加多样化、分散化和不可预测。如果一个社会致力于扩展人工智能前沿，就应当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机构，来考量人工智能的防御和安全，并在各个相关部门之间建立桥梁。这个机构应被赋予两项职能：维持本国的竞争力，同时协调研究如何防止或至少限制不必要的冲突升级或危机。在此基础上，与盟友和对手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要对这一方向进行探索，那么世界两大人工智能强国——美国和中国——就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两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两国新一阶段的竞争将以何种形式展开，都应就“不打前沿技术战争”形成共识。双方政府可以委托某个团队或高级官员负责监督，并直接向领导人报告潜在的危险及规避方式。截至本书撰写时，这种努力与两国的公众情绪并不相符。然而，这两个大国互相对峙而拒不进行对话的时间越长，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发生意外，双方都会被其技术和部署预案所驱使，陷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危机，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规模的军事冲突。国际体系的矛盾之处在于，每个大国都被驱使采取行动，也必须采取行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为了避免危机接踵而来，每个国家都必须对维持普遍和平有一定的责任感。这个过程涉及对限制的认识。军事规划人员或安全官员会根据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考虑问题（这样做并没错），并优先寻求获取应对这些情况所需的能力。政治家（可能也就是上述这批人）则有义务考虑如何使用这些能力，以及使用之后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该对长期以来的战略逻辑进行调整。在灾难真正发生之前，我们需要克服，或者至少是遏制这种自动化的驱向。我们必须防止运行速度比人类决策者更快的人工智能做出一些具有战略后果的、不可挽回的行为。防御力量自动化的前提是不放弃人类控制。该领域固有的模糊性，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动态性、突出性及其传播的便利性，将使评估复杂化。在此前的时代，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或超级大国有责任限制自己的破坏性能力，以避免发生灾难。但不久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更多的行为体也必须承担类似的使命。当代领导人可以通过将常规能力、核能力、网络能力和人工智能能力广泛而动态地结合在一起，来实现控制武器装备的六大任务。第一，相互对抗或敌对的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定期对话，讨论双方都想避免的战争形式，就像美苏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为此，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围绕其共同的、固有的、不可侵犯的利益与价值观组织起来，这些利益和价值观包括在冷战结束后几代人的经验。必须对核战略的未解难题给予新的关注，并认识到其本质正是人类在战略、技术和道德方面遭遇的巨大挑战之一。几十年来，对广岛和长崎被核弹化为焦土的记忆迫使人们认识到核问题的不寻常性和严峻程度。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2018年对国会所说：“我担心人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恐惧感。”拥核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他们有责任共同努力，以防止灾难的发生。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大国应该努力界定其理论和限制（即使其所有方面均未被公开），并找出自身理论与竞争大国之间的关联点。如果我们的意图是威慑而非使用，是和平而非冲突，是有限冲突而非普遍冲突，就需要以反映网络和人工智能独特蕴含的措辞来重新理解和界定这些术语。拥核国家应承诺对其指挥控制系统和早期预警系统进行内部检查。这类失效保护检查应确定检查步骤，以加强对网络威胁和在未经授权、疏忽或意外情况下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行为的防范。这些检查还应包括选项，以排除对核指挥控制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相关设施的网络攻击。世界各国，特别是技术强国，应制定强有力和可接受的方法，在紧张局势加剧和极端情况下尽量延长决策时间。这应该成为竞争对手之间共同的概念性目标，将控制不稳定性和建立共同安全所需的步骤（既有当前的，也有长期的）联系起来。在危机中，人类必须对是否使用先进武器承担最终责任。竞争对手尤其应该努力就一种机制达成一致，以确保那些或许不可撤销的决定是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主要的人工智能大国应该考虑如何限制军事化人工智能的继续扩散，或者依靠外交手段与武力威胁，开展系统性的防扩散工作。那些野心勃勃地想要将技术用于不可接受的破坏性目的的技术收购者会是谁？有哪些特定的人工智能武器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谁来确保这条红线不被逾越？老牌的核大国探索过这种防核扩散概念，结果成败参半。如果一种具有颠覆性和潜在破坏性的新技术被用于武装世界上怀有最强烈敌意或道德上最不受约束政府的军队，那么战略均势可能难以实现，冲突也可能无法控制。由于大多数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特性，我们有责任在这场技术研发竞赛中保持领先。但这也同样迫使我们去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等到危机来临才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就为时已晚了。一旦在军事冲突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响应速度之快，几乎注定它将以比外交手段更快的速度产生结果。大国之间必须就网络和人工智能武器展开讨论，哪怕只是为了形成一套共同的战略概念话语，以及对彼此红线的感知。要在最具破坏性的能力上实现相互制约，绝不能等到悲剧发生再去亡羊补牢。当人类开始在创造新的、不断演化的、拥有智能的武器方面展开竞争时，设限的失败不会被历史原谅。在人工智能时代，对国家优势的持久追求，仍须以捍卫人类伦理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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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刘守英：论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本文从马恩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及其划分依据，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重大意义，论述了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明确了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阶段性目标与实现路径，讨论了新发展阶段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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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选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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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
张宇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关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治理
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 ...
赵小卓：亚太安全，两种理念、两个前景
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6月2日至4日召开，来自数十个国家的防务高官和专家学者将云集新加坡，就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阐释立场、交流对话。根据目前公布的会议日程，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等数十个国家的防务部门领导将出席会议。其中，李尚福部长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奥斯汀演讲的题目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奥斯汀演讲的内容，单看题目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那就是如何强化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近年来，香格里拉对话会逐渐成为美国防长阐释其地区安全战略的舞台。2012年帕内塔在香会上首次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2018年马蒂斯在香会上首次公开系统阐述“印太战略”，其他年份美国防长的演讲，都是在这两个战略下围绕如何拓展深化展开的。虽然每年的情况不一样，但基本套路是一样的，可概括为“三部曲”：第一，把矛头指向部分国家，渲染“安全威胁”，甚至“威胁”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为后面的展开做铺垫。第二，以美国为圆心、以与美国的远近亲疏为半径画圆，把地区国家分为三六九等。“盟国”是内圈，“伙伴国”是中圈，“其他国家”是外圈，重在拉拢盟友。第三，强调美国的军事举措，包括加强军事部署、投入军事资源、强化与盟友的联合演训等，确保盟友对美军的信心。近年来，亚太安全的一些苗头令人担忧，战略互信缺失，冷战思维抬头，大国关系紧张，阵营对抗加剧。地区和平发展势头受阻，与个别大国脱不了干系，强调军事联盟、保护主义、零和博弈，必然带来上述后果。军事联盟的实质是排他性，针对第三方相互提供安全保障，在维护小集团安全利益的同时，人为树敌，制造地区分裂甚至对抗冲突。“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是变相保护主义，在小集团内部搞内循环，冲击现行区域合作架构，阻碍自由贸易，开地区一体化的倒车。在安全热点上全场紧逼，更是公开制造对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给亚太繁荣发展背上沉重的安全包袱。美国虽声称其政策是为了地区和平稳定，但人们看到的正好相反，美国的政策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美国虽声称其政策是为了地区国家的利益，但人们看到的正好相反，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海外驻军和军事活动，为了“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说到底，美国维护的是其自身霸权利益，绝不是亚太国家普遍受益的和平与发展。如果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强调“战争”“分裂”“小圈子”，中国外交政策则强调“和平”“发展”“大家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到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强调的内容高度一致，那就是开放包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因应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诉求，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中国的理念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中。中国始终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持劝和促谈，强调标本兼治，为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不懈努力。仅今年以来的短短几个月，就有若干重大举措。在中方推动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为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与乌克兰总统通话，中国特使接连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等五国，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积极开展斡旋外交，为推动伊朗、朝鲜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作为。今年香会上，李尚福部长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到底有哪些新倡议，“新”在什么地方，人们充满了期待。观察中美在亚太安全中的作为，从理念、政策到行动，人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是对抗的力量，中国是和平的力量；美国是分裂的力量，中国是合作的力量。中美之争不仅是两种力量的博弈，也是亚太地区两个前景的较量。两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冷战已一再证明，对抗冲突带来的是巨大的浩劫、灾难和痛苦，人类文明已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悲剧。对于合作共赢的前景，人们翘首以盼，但它不会自动到来，而是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争取。当前亚太安全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维护各国普遍受益的地区和平，保持繁荣发展势头，还是鼓动对立对抗，重蹈冷战和热战的覆辙，相信地区国家会给出自己的判断，作出正确的选择。（作者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
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了新的正能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大计。为全球经济注入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有利于构建内外联动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实践证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驱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积极同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不断推进开放与合作。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对世界和区域经济增长发挥了稳定器作用。更好惠及沿线国家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的科学判断，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潮流，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经过多年发展，“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领域的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作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通互惠互联的有效载体，中欧班列已发展成为中欧之间国际物流陆路运输的重要选择，被誉为联通亚欧的“钢铁驼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基础上开展金融、贸易、投资等各方面广泛合作，既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发展，又能够增进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使各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多边主义、多边规则、多边机制受到挑战与冲击，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面对全球治理赤字加重问题，需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平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没有地缘政治目的，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不会关起门来搞小圈子，不是有人说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被写入联合国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共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开发机构和合作平台的设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破除零和博弈思维，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完善，为解决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合作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保等领域，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共享性与开放性，对促进国际合作非常有益。增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积淀深厚，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对抗、文明冲突，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文明之花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进步的纽带、维护世界和平的润滑剂。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等活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心相通项目，有效促进了文化交流。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遵循文明发展规律，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价值共通、文明成果共享，不仅有利于彰显中华文明的内涵和特色，也有利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强沿线各国应对能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面对日趋多元复杂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同沿线国家和地区一道，加强团结合作，科学研判风险挑战，共克时艰、共渡难关。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共建“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机制，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50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与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32个共建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能源米乐m6平台的合作伙伴关系；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帮助共建国家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增进民生福祉。面对疫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守望相助。中国广泛开展国际抗疫合作，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历经十年发展，“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为提振全球经济复苏信心、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刘国平：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
在收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专题报告后，深受启发。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应当研究的课题非常多，研究的任务非常重，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和美好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预示着强国争霸历史的终结和和平发展新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新的时代的开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反对压迫和剥削，反对霸权主义，为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和平发展，实现自由平等的共同劳动，实现共同享用劳动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幸福的美好、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魅力，在于它的人民性。正因为它着眼全人类的命运和幸福，所以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由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着全人类拥有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和共同前程，体现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质核。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成熟的标志，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容：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逢其时，对指引当今全球治理，指引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顺应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思想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复杂的联系和辩证关系，是对当今全球各种复杂联系和辩证关系的科学解释和高度概括，它既是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哲学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哲学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把人类美好理想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相结合而提出的创新理论，而且是切切实实可以动员全世界所有力量，共同奔向美好未来最好的行动方案，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提出的自由劳动联合体是相通的。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劳动、自由发展的联合体，正是共同体的本质。早在200多年前，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也曾提出过“伦理共同体”思想。在康德看来，现代社会的法治，的确有利于遏制人世间的邪恶。但单纯依靠法律并不能抵制这种邪恶。因为这种抵制，还是一种外在的抵制，不是来自主体自身的自我抵制。而且，由于人的社会性，人类本性中恶的禀赋最大化的被激发处理，破坏了人们之间的道德禀赋。虽然每个人身上都有善良的意志，可这种善良的意志，不足以抵制强大的恶的力量。所以，要从人的内心中防止这种恶的产生，要实现德性的共同完善、善性的共同完善，就需要建立一种德性的联合体，或善的联合体，或它们的综合“伦理共同体”，以在共同与恶进行斗争中，实现德性和善性的共同完善。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人，是充满对他人爱和尊敬的人。康德的友爱观，是一种以他人的幸福为目的的、公共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敬重。在康德看来，这种友爱是超越家庭、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善的联合体、德性的联合体、精神的联合体，这种友爱在伦理的共同体中获得实现。人类在这种“伦理共同体”内，都彼此行善，相互尊重，达到近似于道德的完善。显然，这种伦理共同体思想与我们当今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很多相通之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正是德性的共同完善，善性的共同完善。毋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最主要的关系，是利益关系，特别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这种关系的核心，是如何贡献他人。就国际社会讲，就是如何贡献他国、贡献世界、贡献整个人类。罗素在论述理想世界时，曾这样说过：“那些其生活对自己、对朋友、对世界都有益处的人，是为希望所激发、为快乐所支撑的人；他们通过想象，看见了可能的事物以及把它们变为现实的方法。在处理私人关系时，他们从不为可以失去别人的亲爱和尊重而索然挂怀。他们只顾付出爱和尊重，而回报自然会不招自来。工作时，他们不会受嫉妒心的驱使，而只关心什么事是必须做的。政治上，他们不会耗费时间和热情为本阶级或本国辩护，他们的目标在于让整个世界更幸福、更少些残忍、更少些利欲之事，让更多的人摆脱压迫，自由发展。”显而易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人类能在和平中发展，这当然是世界性的善举，是当今时代全球治理的大德之事。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毋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伟大的理念，也是伟大的信仰和价值观，而且是体现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环境中，国家安全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诸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这些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践行的诸多理念，如和平发展、平等合作、共赢共享、共商共治、包容兼爱等，都是人类德性的展现，是应对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体现的价值观，是新的全球性的价值观。它把共同发展、共同利益、共同富裕、共同幸福，放在首要位置。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一国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与别国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一种利益纽带，即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尊重别国利益的纽带。依靠这种纽带，各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和机制来维持、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维护共同发展、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光讲利益，更要讲责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世界各国之所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整体利益。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荣损与共、利益相连的连带效应。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道：“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共同利益、共同责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正由于世界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各国才需要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正因为有共同责任，才能够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和主张，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们充分展示了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统一观的核心。所谓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张，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别国利益关切的一种主张；就是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的一种共荣、共进的理念。因为命运共同体思想包括差异观和统一观，而从这两种观念中又能引申出一系列具体的内容，所以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和要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面对全球性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别人活得好。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共同利益也有了新的认识。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国公民同时也就是地球公民，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重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决议，3月，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同，中国智慧开始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主席菲利普·查沃斯说：从长远来看，世界各国和联合国都会从这一理念中受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人着眼于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许昌志：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塑造辉煌未来
中国—中亚峰会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此次峰会擘画发展新蓝图、开启合作新时代，将成为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提出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七大优先方向，致力于构建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的次区域合作格局。其中，交通、经贸、投资与产业、农业、能源、海关六个方向侧重经济领域，人文合作将担负起构建文化共兴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文化交流数千年绵亘不息中国和中亚国家同为拥有灿烂文明的古老国度，地缘相近使双方的命运紧密相连。高耸入云的阿尔泰山、天山和帕米尔高原紧紧联接着中国与中亚大地，蜿蜒流淌的额尔齐斯河、喀纳斯河、托什干河共同滋养着中国与中亚人民。考古证据显示，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至青铜时代早期。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中国的史料非常丰富，研究中亚历史特别是中亚古代史，离开汉文史料难以深入。中亚许多民族迁徙融合频繁，当下多个跨国民族毗邻而居，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文明因故步自封而丧失生机，因交流互鉴而充满活力。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与政治往来，更以中亚为桥梁沟通东西方文明。丝路古道逶迤万里、穿越千年，商贾往来、贯通东西，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通过中亚传到欧洲，欧洲、西亚和中亚的很多产品、艺术也传入中国。由此，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迎来物质文明、民族融合、人文艺术、思想信仰等领域的文化共兴。这种源远流长的情谊已经融入六国人民的血脉，成为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世代友好的基础。人文合作经历“黄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31年前，中国率先同中亚国家建交，开启双方友好交往与合作的新纪元。中国同中亚五国坚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特别是最近10年来，中亚五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各国之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显著加强。中国同中亚传承千年的丝路情谊在新形势下更加牢固，人文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地方、高校、智库、媒体、文艺团体等各界密切交流，科技、医疗、旅游等合作方兴未艾。截至2022年，中国—中亚友好省州市达到62对，未来5到10年有望增至100对。中国与中亚考古人员精诚合作、连创佳绩。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希瓦古城、萨扎干遗址、明铁佩古城遗址，哈萨克斯坦的伊赛克拉特古城拉哈特遗址，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西侧佛寺遗址，双方专家为全球视野下深入研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佐证，携手续写丝路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2014年6月，由中、哈、吉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一路网线路跨度近5000公里、总长达8700多公里，沿线包括33处各类遗迹，成为世界首个被列入名录的丝路遗产，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中国热”“汉语热”在中亚各国不断升温。自2004年以来，中国在中亚陆续开设13所孔子学院，下设24个孔子课堂，目前在院学员数量超过1.8万人。在中亚，有中国在海外开设的首批孔子学院之一的塔什干孔子学院，全球第一所颁发本科文凭的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国民众对中亚的关注度也不断攀升，多所中国高校开设中亚各国国语课程，成立中亚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留学生求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0年至2018年，中亚来华留学生人数从11930人增长到29885人，年均增长率12.33%。虽然近年受疫情影响，中亚五国在华留学生数量略有下降，但随着疫情阴霾散去，这一数量正在快速恢复，有望迎来新高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与中亚国家和衷共济、共克时艰。2020年初中国暴发疫情，中亚各国第一时间积极支持中国抗疫工作。此后疫情席卷中亚，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中亚各国援助大量抗疫物资、派出联合工作组，提供疫苗援助超5000万剂。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明交流互鉴今年3月15日，中国提出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核心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倡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寻求智慧、凝聚力量，推动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国和中亚国家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有责任促进文化文明间的相互尊重与包容，消除隔阂偏见，在世界人民心中播撒和平的种子，推动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多元互动大格局。中国与中亚国家将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从六国人民共同福祉出发，不断提升人文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教育、科学、文化、媒体、智库、体育、保护纪念设施等领域的联合项目，深化在音乐、戏剧、电影、广播电视和图书馆等领域合作，促进双方青年沟通对话，让六国人民像走亲戚一样你来我往，让世代友好理念永续传承。心合意同，谋无不成。回顾往昔，中华民族与中亚各民族曾携手创造古丝绸之路的盛世繁华，经历了由物质文明进步到精神相依、民心相通的文化共兴历程。展望未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必将共同书写“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新篇，进一步夯实人文合作基础，推动文化和合共生，最终建成文化共兴的命运共同体。（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副秘书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
李勇慧：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在西安举办的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擘画中国-中亚关系新蓝图，开启双方合作新时代。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正式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于当年问世。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产品，也是应对全球经济治理挑战、探索区域融合的新路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息息相关，成为备受中亚国家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中亚关系稳步发展中亚位于亚洲中部内陆地区，处于亚欧接合部，是连接亚欧的交通枢纽。中亚地区资源丰富，但由于内陆国家的特性，中亚国家发展经济需要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借力图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亚国家带来了崭新的机遇。中亚地区与中国相邻，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国家之一，并与中亚国家迅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遵循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基本原则，中亚国家奉行多边平衡的外交政策，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发展关系超越意识形态，以符合现实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中国与中亚五国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障了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保障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共赢。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约702亿美元，比建交时增长超100倍，同比增长40%，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双边贸易额目标。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超150亿美元，是五国重要的投资来源国，目前中方的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平稳，有效提升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积极发展交通、物流、能源资源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合作，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截至2022年6月累计对华输气超4000亿立方米；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建成，打开了中亚国家通向太平洋的大门；中吉乌公路正式通车后，将成为跨越高山、畅通无阻的国际运输大动脉。共建“一带一路”为中亚丝路古国带来发展新机遇两千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开启了中国和中亚地区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作为历史传承，中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示范区。从10年来的实践成果看，中亚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较好、迄今取得成果较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未来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亚各国积极响应，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战略合作文件，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哈萨克斯坦提出光明之路战略，吉尔吉斯斯坦制定《2018—2040年国家发展战略》，土库曼斯坦提出“复兴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塔吉克斯坦作为最早同中国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提出“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中塔双方还率先建立发展共同体。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丝路古国与中国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让古国焕发生机。10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农业等领域收获了累累硕果，中亚国家感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积极变化。双方人文合作也逐步加强，彼此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夯实了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中哈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涵盖多个领域，堪称合作典范。物流合作基地、铁路国际运输走廊等交通运输合作，为两国跨境货物和服务贸易提供了强大助力。中哈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哈萨克斯坦境内段长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和按计划稳定供应，双方继续深化石油、天然气、天然铀等能源合作，积极拓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中哈能源合作的实质内涵。两国的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和健康丝绸之路等数字合作不断深入，并向数字化、绿色科技和创新等领域持续推进。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吉共同实施了一系列合作项目。达特卡-克明输变电线项目、中吉乌公路、比什凯克第九十五中学、奥什医院、新北南公路等“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为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为吉民众生活带去诸多便利。中吉乌铁路项目是目前中吉最重要的合作项目之一，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中乌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在科技、文化、交通、医疗、物流、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同样蓬勃开展，在乌建设的鹏盛工业区为当地减贫和提升产能作出重要贡献，未来乌还将设立自由经济区，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中土“一带一路”合作以能源为重点，扩大至土陆上和水上运输，以及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中塔已完工的瓦亚铁路项目是中国在中亚建成的首条铁路。塔总统拉赫蒙评价道，“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没有出海口的塔吉克斯坦挖掘过境运输潜力，进入世界市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中国与中亚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经过10年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正焕发新活力，为中亚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未来，在国家元首引领下，中国和中亚国家加强战略对接，持续深化政策沟通协调，扎实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标准规则建设软联通，有效推动重点产业互利合作，创新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扩大和深化人文交流，将本地区打造成连接欧洲成熟经济区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跨大陆交通枢纽、能源管道的枢纽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共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责任共担、共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作者：李勇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
刘小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中国道路：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约束权力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是约束权力的两个维度。在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模式下，我国以权力监督作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式，并找到了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一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约束权力路径。 ...
秦刚：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尊敬的埃塞俄比亚副总理兼外长德梅克先生，尊敬的刚果（金）副总理兼外长卢通杜拉先生，尊敬的非洲驻华使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先生，尊敬的非盟驻华代表奥斯曼先生，尊敬的非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驻华大使毛拉纳先生，尊敬的各位使节，各位来宾，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出席今天的招待会，与非洲朋友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60周年。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向各位致以诚挚的问候！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中非友好合作作出的积极贡献。60年前的今天，非洲统一组织宣告成立，这是非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开启了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共同发展的新篇章。进入新世纪，非盟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带领非洲国家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非洲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力量。回首这60年，也是中非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60年。60年来，从争取民族解放到探索现代化道路，从抗击埃博拉到与新冠病毒作斗争，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同非洲站在一起，风雨同舟，从未缺席。特别是过去十年来，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引领下，中非关系发展按下了“加速键”，驶入了“快车道”，迈入构建更加紧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今天的中非关系，友好交往更加密切，双方领导人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过去十年，习近平主席曾四次访问非洲，中非合作论坛两次举办峰会。仅过去半年，就有四位非洲国家总统应邀对华国事访问。今年以来，非洲十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来访中国。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中非青年大联欢等活动相继举办，“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在中国和非洲的广袤大地上不断传承。今天的中非关系，互利合作更加深入，给双方老百姓带来越来越多的实惠。中国连续14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合作建设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还有一大批机场、码头、桥梁、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今年初，我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先生共同出席了中国援建非洲疾控中心竣工典礼，见证了中非惠民生、高质量务实合作的新地标。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为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中非关系，国际协作更加有力，已成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我们共同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方始终支持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在解决地区冲突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支持非洲人民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始终支持非洲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坚持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为非洲仗义执言，是第一个明确支持非盟加入g20的国家。各位朋友，当前，中国和非洲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迎来新的重要机遇。去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而随着14亿多人口以和平和发展的方式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中国必将为非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强劲动能和更广阔的机遇。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个别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不惜挑动分裂对抗，还编造了所谓“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民主对抗威权”等谎言和虚假叙事，对中非合作恶意中伤和阻挠破坏。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中非关系越紧密，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中非合作越成功，世界发展也就越有希望。为此，我们愿与非洲一道，坚定维护彼此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反对在非制造对抗与冲突，支持非方自主应对安全、发展和治理挑战，积极推动落实“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我们赞赏非方秉持公正立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非方在涉及彼此主权、发展和尊严的问题上进一步加强互相支持。我们愿与非洲一道，积极推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中方愿毫无保留地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支持非洲走独具特色、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推动“一带一路”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协同增效；将加快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成果落实，进一步调动地方和民间对非合作资源，为非洲加快工业化、本地化、经济多元化做出更大贡献。我们愿与非洲一道，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方愿同非方及时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坚定支持非洲正义主张，将中非共同诉求转化为共同行动，共同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将全力支持南非办好今年的金砖峰会，继续推动g20吸纳非盟作为平等一员参与其中，不断汇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振兴的磅礴力量。我们愿与非洲一道，努力实现共同安全。中方将继续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非洲和全球热点问题“降温”，推动国际社会协力应对粮食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传染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中方支持优化联合国在非维稳促和行动，增强非洲反恐维稳能力。我们愿与非洲一道，进一步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和非洲都拥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双方要继续推高人文交流热度，促进文化交融深度，拓展民心相通维度，支持双方智库、媒体、民间组织和青年、妇女等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在非洲加速落地，让中非文明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彩。各位朋友，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中非之间的兄弟情谊历经斗争的考验、岁月的淬炼，是任何力量都打不散、割不断的。新时代，中方愿与非洲朋友一道，继续心手相联，奋勇向前，全力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断开创中非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祝非洲朋友节日快乐！祝中非友谊万古长青！ ...
童之伟：从尊重传统到反映当代法律实践
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雏形,汉语实践法学采用绝对方法和在唯物史观指引下的本质主义方法构筑自己的范畴体系。法权概念的对应实体,是进入以宪法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权”。以法权为核心的7个基本范畴构成实践法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实践法学适应了当代中国对现代化的和本土的一般理论的需要,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明显的比较优势。 ...
黄玉顺：何谓“当代儒学”
“当代儒学”所说的“当代”，就是这个意义的“当下”。因此，我的理解是：《当代儒学》的“当代”并不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换言之，“当代”并不是一个与“古代”、“近代”和“现代”相对的概念，而是一个与“前现代”甚至某种“现代性”相对的概念。 ...
方宇军：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权力与权利的内在联系，不止在于权力因个人权利的普遍对立而起，还在于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依循权利自身的运行规律，想权利之所当想，行权利之所当行，遵循权利，规范权利，为权利保驾护航，让权利得以正当的行使和实现。而不是说权力可以对权利颐指气使，任意规定权利、限制权利，当然，更不能侵犯权利、践踏权利。 ...
董德刚：《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选粹（中）
《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是我的第4本正式出版的个人文集，东方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30万字。本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探索”、“出国考察报告及其他”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均系本人“耳顺之年”以后发表的作品，系长期思考的结晶，可谓“花甲十载结新果”。 ...
田飞龙：制裁国安法官是反法治的霸权冲动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早前发布涉港报告，提议对至少29名香港的国安法官施以制裁。美国的国家安全没有边界，却对中国香港地区的国安法司法程序实行非法干预和长臂管辖，打压履行法治核心责任的司法官员，这在本质上是反法治的。国际法没有任何授权规范支持美国这种长臂制裁，美国国内法更不能作为对他国司法程序和司法官员施以管辖的合法依据。美国长臂制裁所依靠的仅仅是非法律的强制力量，是一种在所谓美式民主与普适价值光环掩护下的丛林式攻击行为。由于缺乏任何符合法治原则的合法性基础，美国长臂制裁受到各国批判和否定，甚至其核心盟友如加拿大、法国、欧盟等都制定有针对美方的阻断法案。2021年中国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也有类似的涉外法治斗争的针对性。中国国家立法机关还在紧密推进制定《对外关系法》，目的在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涉外法治体系，提供更完整的法律工具箱用于反制美国、西方非法干预。cecc报告援引的是美国两部涉港立法：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2020年《香港自治法案》。前者是对香港黑暴势力提供的外部保护伞；后者是对《港区国安法》的干预性反制。早在1992年美国即制定《香港政策法》以干预香港事务，而上述两部法律在美国涉港立法体系中属于“干预增强法案”。这是两部基于美式帝国霸权的干预主义法案，干预理由是香港“人权”、“民主”、“自治”受到特区和中国政府的制度性打压，反对派人物遭到公权力镇压。这两部法律实施以来，美国已多次启动涉港制裁，类别包括出口管制、贸易制裁、人员制裁和部分金融制裁，特首和中央涉港部门首长均被纳入制裁序列。但美国一直没有宣布制裁法官，背后原因当然不是美国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而是忌惮对法官的制裁引起全世界对美国法治异化的质疑和反弹。美国从“服务型霸权”转向“压制型霸权”美国虽实际享有全球性的霸权，惟这种霸权毕竟缺乏国际法基础和各国人民的政治同意，从而只能是一种“事实霸权”——在其道德自律和良性运转时表现为“服务型霸权”；在其道德自亏和恶性发作时表现为“压制型霸权”。perryanderson教授在其《原霸：霸权的演变》一书中提及霸权的双重要素：强制力＋同意。从美式霸权的实际演变来看，其内在的“强制力”日益超限膨胀，而“同意”的比例与可得性日渐衰竭。从历史规律来看，愈是霸权衰落之际，霸权主体对平等挑战者的存在性和发展趋势就愈是敏感、焦虑，从而引发霸权主体的非理性攻击冲动。指向中美关系新冷战对立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霸权思维的典型体现。美式霸权正在经历从“服务型霸权”向“压制型霸权”的历史和政治转型。在美式霸权转入“下半场”的特殊阶段，美国本身将构成全球和平发展的主要障碍——它不再是全球正义和制度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而日益成为纯粹自私性的霸权利益的顽固维护者。若霸权利益需要，美国不惜跟国际法及人类根本利益为敌。美国背叛美国、背弃初心、屈从私欲和私利，这种帝国自反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鲜见。美提议制裁港法官具四重违法性美方提议的制裁香港国安法官具多重违法性：其一，法源上的违法性，即授权美国执法部门实施制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香港自治法案》，不具国际法基础和合格管辖权，是一种丛林式自我授权，是美国自诩的“世界警察权”自我装扮，本质是一种国际法上的不法行为，可引发被制裁对象的正当报复和反制，而反制行为反而是有国际法基础和合法性；其二，制裁法官对法治原则的违反，即制裁香港国安法官，是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冒犯及攻击，可视为对人类社会法治原则的规范性否定，是美国霸权对普遍法治价值的凌驾和损害；其三，制裁行为的决策者和实施者构成对制裁对象的非法侵权，不仅可能引发正当反制，还可以就制裁侵权的具体危害后果发起独立诉讼，以法治方式追究美国非法制裁者的责任；其四，美国制裁提议鼓动了一种反法治的激进主义和分离主义，这种鼓动及其破坏法律秩序的后果，会对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的法治信仰和制度安全造成“反噬”效应。这一提议对法治原则、中美关系、港美关系及香港法治与司法独立，均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是一个显然带有敌意和攻击性的冷战式进程。这一提议毫无意外地遭到中国和特区政府坚决反对，若其后续实施造成对中国或香港利益的具体损害，必然引发反制。港法院可承担司法反制责任cecc主席及其主要成员有可能因其极端反华及破坏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原因，在适当条件下遭受中国的反制性质制裁。正是在美国不断加码的对华非法制裁和长臂管辖刺激下，中国法治体系建设开始聚焦反干预、反制裁、反长臂管辖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体系建设。一国两制范畴的涉外法律规范是中国涉外法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反外国制裁法》在2021年因多重原因未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但并不意味中国政府不可以依据该法展开涉港涉外法律斗争，也不意味在美国非法制裁进一步升级的条件下不会重启法律纳入的议程。从特区法律层面来说，在美国涉港制裁的危害性不断深化的条件下，特区政府需深入研究、检讨本港阻断法案的现状和立法完善的制度空间，甚至香港法院也可以承担起司法反制的保护责任。一国两制范畴的涉外法律斗争，需中央和特区政府的高度互信及协调行动。该报告显然是针对今年香港国安法司法程序中的大案要案而来，即“黎智英案”和“非法初选47人案”。前者涉及港区国安法第29（4）条规定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具体条文描述的正是对香港特区或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而黎智英作为西方扶植反中乱港势力的总代理人，曾多次公开请求外国制裁中国或中国香港，cecc的制裁提议恰恰回应了黎智英的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而后者涉及国安法第22条规定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大多数人是香港反对派政治骨干，他们的涉嫌串谋行动威胁到香港特区的制度安全和管治权安全，是香港民主运动异化和走向“颜色革命”深渊的重要标志。但这些颠覆性的行动，在美国势力眼中却属于“亮丽的风景线”。在上述案件依法审理过程中，美国报告的制裁提议是美国、西方干预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无非是要威胁香港国安法官，捆绑他们的海外利益或家族利益，迫使法官不敢或怠于行使国安法授予的司法职责，甚至背弃他们的司法誓言和法治信仰。可敬的是，香港法官没有被外部势力吓倒，不可能屈从于非法的制裁恐吓，最近有关黎智英案代理权后续事宜的司法裁决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在外部势力的司法干预和制裁威胁面前，香港法官表现得愈专业、独立，愈忠于司法职守和法治信仰，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国际地位及声誉就愈高。相反，美国的非法制裁愈频繁、拙劣，愈有恐吓性，美国法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就愈差，其霸权的规范性根基就愈松动。美方制裁威胁推动中央更好地护港总之，美国试图通过制裁威胁干预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压制法官的自由心证和司法操守，进而破坏港区国安法实施及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规范运行。这种反法治的霸权冲动既毫无法理基础，也不会给美国带来霸权利益的增进，不过是夕阳式“压制型霸权”的又一次非理性冲动而已。回看香港在国安法下的民主法治体系新秩序和新篇章，及香港在融合发展和全球化发展双向进程中“由治及兴”的二次启航与进步，一国两制长期坚持的国家保护力量和制度杠杆活力，足以刺破美国所谓报告及其制裁提议的一切虚妄叙事和威胁阴霾。美国制裁威胁只会推动中央更好地从法律制度上保护香港，也会推动香港国安法官对国家宪法及国家安全的更忠诚理解和守护，更会推动一国两制范畴涉外法治体系的规范塑造和效力显现。 ...
林少阳：章太炎的学术史著述及其与章学诚的关联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最为系统的学术史著作。该书中卷承接《汉书·艺文志》”目录学学术史谱系，章太炎有选择地将此谱系应用于与今文学派的论辩、对西学的迎拒和“文”、“史”概念探讨，可以为“径取旧学，间法西学”提供借鉴，对反思人文学科强分畛域的学院制度，亦不无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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