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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排行

陈兴良：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

轻罪入刑意味着司法权一定程度的扩充和行政权一定范围的限制。轻罪入刑的同时应当畅通出罪机制、完善前科制度、规范附随后果。在我国历史形成的重刑结构下，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扩张轻罪范围、限缩重罪范围，扩大和完善非监禁刑、缓刑、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从而限制重刑的适用。 ...

贾康：及时纠偏对资本和资本家的污名，才能更好发展经济

当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亟需对“资本”、“资本家”等概念予以解释、澄清，为切实贯彻中央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要认识到“资本”的中性属性，承认其“逐利性”，才能更好地引导、鼓励其发挥健康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

刘伟刘守英：论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本文从马恩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及其划分依据，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重大意义，论述了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明确了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阶段性目标与实现路径，讨论了新发展阶段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 ...

郑佳明：汤鹏与嘉道经世思潮

汤鹏是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重要人物，研究他，对于我们了解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嘉道经世思潮很有意义，对于了解湖湘文化的特点和湖南人的个性也很有意思。我谈三个问题：嘉道危机与经世思想，就是汤鹏所处的时代背景；汤鹏与嘉道经世派，汤鹏和他的群体的关系；汤鹏经世思想的特点。 ...

刘兆佳：美国会不会以和平方式衰落？

我们也殷切期待，美国最终因为明白到为了保持霸权而遏制中国不但会失败反而会引火烧身后而幡然改图，从而改为选择找寻与中国和平共存之道。然而，即便如此，美国、中国、美国的盟友和世界也会因为美国的不和平衰落而要受到极其巨大和难以弥补的伤害。 ...

董德刚：《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选粹（下）

《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是我的第4本正式出版的个人文集，东方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30万字。本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探索”、“出国考察报告及其他”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均系本人“耳顺之年”以后发表的作品，系长期思考的结晶，可谓“花甲十载结新果”。 ...

常修泽：蓝色产业、蓝碳交易与搞活海域使用权

这里，我想结合当前发展蓝色经济面临的新形势和海南实际，就蓝色经济进行新的探讨。重点探讨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蓝色经济的“十环”到底在哪里？二是海洋碳汇（即蓝碳）这个市场怎么建？三是怎么搞活海南乃至我国的“海域使用权”？ ...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战略部署。“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日益参与到国际重大事务的进程中，国际社会也日益聚焦中国。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起着重要作用。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历史的文明。在当代世界政治格局中，中华文明的新发展兼具社会主义社会、东方文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并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传播力与影响力虽有差异，但共同指向让世界接受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这一目标。有人认为，中华文明具有先进性、丰富性和开放性，具有传播的天然优势，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化。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先进阶段，也有落后阶段，既有开放时期，也有封闭时期。中华文明发展到新时代，日益呈现出更加文明、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面貌；新时代中国人民对更加和谐、富裕、幸福、健康的人类社会道路的探寻，对于世界其他区域文明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这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价值所在。第一，增强中华文明在全世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全球史进程看，大国崛起必然伴随其文明向世界传播。希腊城邦鼎盛时代，希腊文化向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等区域传播，在环地中海形成了希腊化的时代；罗马帝国崛起，使罗马文明迅速取代希腊文明成为大半个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强盛文明，形成罗马帝国话语体系，影响深远；中国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治理，迅速崛起，其文明影响到长江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西域，远至印度、中亚、波斯、北非、东南亚、东北亚等广袤地区；大唐帝国更是在汉代版图基础上，扩大到东亚、南亚、中亚和欧洲各地，一时间“舶交于海中，不知其数”，汉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无疑达到了同期世界文明顶峰。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出现过四次高潮，即汉、唐、北宋、明代，实际上真正称得上高潮的，具备国力强盛、开放自信特征的只有汉唐两个朝代。衡量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标志，一是“四面开花”，一是“八方来朝”。“四面开花”指中华文明“走出去”，传播影响到世界各国；“八方来朝”指世界各国涌入中国，学习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明。汉唐都具有这一特征。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大革命时代的法国、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这些大国的崛起均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学习借鉴，不同程度具备“四面开花”和“八方来朝”的特征。中华文明必然伴随中国道路、制度、经济、军事等的发展，成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形象的有力组成部分，必须认真研究这一规律。第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必须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一是中华文明的传播要与现阶段的国家定位相匹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的确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差异，既有达到世界前沿的发达城市和区域，也有欠发达或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区域。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现阶段面貌，就必须与中国的国家定位高度一致，传播与宣传不可有失偏颇。二是传播、宣传中华文明要体现真实性、全面性。解决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问题，核心是让世界接受中国，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因此，一个真实的中国是传播的核心，也是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关键。“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整体面貌，才具有影响力。辩证处理古代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共性与差异的关系，展示全方位进步和发展的中国，方能让世界各国人民觉得可信、可爱、可敬。三是中华文明的传播、宣传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丰富遗产，从中华文明起源到新时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既产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存在着落后的愚昧的文化。要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场上予以取舍。第三，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也体现出软实力建设的一般规律。一是大力推出体现中华文明在制度、价值观、文化、政策等领域成就的软实力文化产品，特别是艺术作品。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文化、艺术是形象和直观的艺术，比单纯的思想观念宣传更有实效。二是处理好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辩证关系。三是软实力更注重程序性，在间接和隐喻中存在。四是软实力战略有相对性。对西方国家有效的软实力战略，对亚洲、非洲国家并非一定有效。第四，要尊重传播的艺术规律。传播既有自身的艺术规律，也有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传播是艺术，艺术规律的核心在于生动可感，是直观的和形象的；思想、概念在传播中要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形象才具有传播力。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文化软实力传播主要依赖英语媒介，“坚船利炮先进生产力产品基督教”模式在英语的媒介作用下，成为世界性时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300年。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17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文明的代表。20世纪美国崛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以大众文化为标志，建立在好莱坞电影工业、电视产业、消费娱乐、现代艺术和体育产业的基础上，借助无线电和摄影摄像技术以及数字技术，使声音、形象等媒介取代了语言的地位，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约瑟夫·奈承认，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公司和迈克尔·乔丹等制造的。在里根—克林顿任期（20世纪80—90年代）内，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发展到今天，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传播手段，独领风骚。当下文化传播宣传的高地是网络融媒体。简而言之，英语文明依赖的是媒介，电影电视代表着视听复合媒介，而数字技术代表着多元技术，是融媒体互动媒介。融媒体互动媒介融合了迄今为止所有媒介的可能性，具有无可辩驳的技术优势。在新时代，占领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地，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必由之路。第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特别重视民间文化和民间力量。重视民间力量即借助非政府机构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重视民间文艺的特殊价值。民间文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土壤，在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先天优势。首先，民间文艺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生动体现。与基于文字和观念的“文化”相比较，民间文艺包含民间手艺、民间信仰、民歌、习俗和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类别，例如，通过展览展示陶瓷、刺绣、雕刻、围棋、民间歌舞、茶艺、民族服饰、饮食等民间文化形式，传授制作技艺，展现中华文明可信、可爱、可敬形象，更能够反映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特征和深厚内涵。其次，民间文艺具有天然传播优势。民间文艺具有亲和力，它的内容和形式为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再次，民间文艺是各国认可并实施的传播自身文化的通用手段。大多数国家的文化传播战略都建立在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和文明特征基础上，例如，印度、埃及、希腊等国家，展示给世界的都是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符号，如印度民间信仰、服饰和舞蹈，埃及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希腊奥林匹克仪式；而像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样的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文明国家，则突出其近代国家和民族文化特色；像美国这样的后起国家，则倾向展示其现代文化成果。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自己的文化符号，在国家民族层面上，已经成功推出了像长城、青铜器、黄河等文化符号，若以更为贴近民间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样式予以丰富，则更便于世界各国民众所接受。第六，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汉语与世界各主要语言文字的互译水平。首先要运用人工智能先进技术手段突破语言障碍，这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环节。学习汉语较之于学习英法德西俄等西方语言有先天障碍，需要一个便捷的工具来消除这些障碍。提升汉语与世界主要语言之间互译的水平，使之广泛应用在电脑、手机、公共服务平台上，将大大提高中华文明在全球的传播力影响力。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在新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世界各区域文明互鉴不可阻挡。古老的传统文明要凭借当代社会建设的成就来说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最强劲基础。（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

韩文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

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是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必须从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意义，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

张宇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关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治理

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 ...

刘小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中国道路：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约束权力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是约束权力的两个维度。在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模式下，我国以权力监督作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式，并找到了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一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约束权力路径。 ...

童之伟：从尊重传统到反映当代法律实践

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雏形,汉语实践法学采用绝对方法和在唯物史观指引下的本质主义方法构筑自己的范畴体系。法权概念的对应实体,是进入以宪法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权”。以法权为核心的7个基本范畴构成实践法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实践法学适应了当代中国对现代化的和本土的一般理论的需要,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明显的比较优势。 ...

黄玉顺：何谓“当代儒学”

“当代儒学”所说的“当代”，就是这个意义的“当下”。因此，我的理解是：《当代儒学》的“当代”并不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换言之，“当代”并不是一个与“古代”、“近代”和“现代”相对的概念，而是一个与“前现代”甚至某种“现代性”相对的概念。 ...

方宇军：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权力与权利的内在联系，不止在于权力因个人权利的普遍对立而起，还在于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依循权利自身的运行规律，想权利之所当想，行权利之所当行，遵循权利，规范权利，为权利保驾护航，让权利得以正当的行使和实现。而不是说权力可以对权利颐指气使，任意规定权利、限制权利，当然，更不能侵犯权利、践踏权利。 ...

董德刚：《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选粹（中）

林少阳：章太炎的学术史著述及其与章学诚的关联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最为系统的学术史著作。该书中卷承接《汉书·艺文志》”目录学学术史谱系，章太炎有选择地将此谱系应用于与今文学派的论辩、对西学的迎拒和“文”、“史”概念探讨，可以为“径取旧学，间法西学”提供借鉴，对反思人文学科强分畛域的学院制度，亦不无裨益。 ...

欧阳哲生：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真实角色

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论述带有某种超越党派的性质，他不仅超越了自身党派属性，而且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正像他在五四运动中比较纯正的历史表现一样，他对五四运动的阐释也表现出一个单纯教育家的品性，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之处。 ...

沈卫荣：陈寅恪与语文学

他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准确地表达了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科学和理性的语文学态度和立场。他所追求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是一种打破古今、中西的崇高的学术观念和理想，是他对自己的学术实践和方法做出的一个总结。陈寅恪今天依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楷模。 ...

张西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一、“现代化”的中国形象需要相应的国家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当代中国正阔步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上，以中国实践创造了独特而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现代化的中国模式等日益引发全球关注，迫切呼唤用自成体系的中国话语、中国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及其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大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总结和阐发，在政策方向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实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二、打破“现代化”西方叙事的话语霸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为全人类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可是，在国际话语权依然“西强我弱”的背景下，更好地构建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对于“现代化”话语的垄断，还将会时时处处遭遇来自西方叙事话语霸权的打压和围堵。一是美西方凭借依然超强的经济、科技、军事和金融等实力，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设置议题、操控媒体进而左右舆论、影响人心，实现对“秩序”“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等国际话语权的掌控，妄图长期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长期以来，美西方构建出一整套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精巧的“元叙事”框架。善恶两极、非此即彼的结果就是，西方成了“文明世界”和“进步力量”的天选之子，而非西方世界无形中被打上了“野蛮”“落后”的烙印。如此“叙事”，目的就是使非西方国家陷入要么无条件地加入所谓“民主世界”而甘做西方的附庸、要么在话语霸权之下被妖魔化的两难境地。二是受制于自身悖论，“西式现代化”话语霸权已成颓势。“自我中心主义”的西式现代化叙事唯我独尊、非此即彼，有违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事实。实际上，在全球史叙事的视野中，欧洲中心论所谓的现代化规律，本质上是特定时空条件下西方历史叙事模式，不能藉“客观”名义把它看作唯一的、终极的现代化发展规律。一方面，从共时性来看，亚洲、非洲乃至15世纪以后美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对西欧的现代进程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从历时性角度看，欧美在世界经济的版图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只是近两百年左右的事情，频发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早已说明它的不可持续性，必将为新的社会形态和文明样式替代，所以不能把地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人为固化下来，主观地认为这就是终极真理和历史终结，而简单地将发展成就归之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就更不可取。多年来，美西方出于一己之利把仅是特例的西式现代化当作普适性的模式到处推销，带给世界的并非福音，而是深重无比的灾难。从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到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等，从“新干涉主义”到“基于规则的秩序”等，对内对外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之下，暴露的正是西式现代化模式在哲学世界观上“二元对立”的深刻悖论。对于这个无解症结，从西方到东方的有识之士均给予了深刻揭示。这其实也说明，植根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式现代化及其话语霸权正在走向反面。面对深陷危机的西方工业文明，汤因比将出路寄望于中国，他说，“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为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和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三、提炼“现代化”中国叙事的“现代性”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开启众多全新的可能性，也将为世界提供新理念、新思维和新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不论是本质规定、路径选择、实践基础还是发展过程、根本追求等，都与西式现代化存在质的差别，酝酿和创造的是一种完全崭新的“现代化”范式。这就要求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以及中国知识体系。话语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在对待“普世价值”这个典型的西式政治话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在国际政治的角力场上，基于各自利益和价值观立场的话语权之争，早已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较量的新场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内，我们不乏诸多精彩的中国故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面前，在年轻一代开始“平视”世界的今天，从政治、学术和民间等层面打造属于中国的自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必然。知识的真理性。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基础上的。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作为一项涵盖广泛、关乎全局的系统工程，涉及基础知识、叙事文本、话语生成、传播体系、战略策略以及队伍建设等各层面，实际上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全领域全方位面临的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走进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日益完善和壮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正在向纵深拓展。价值的包容性。国际话语权之争，反映着道德制高点特别是根本价值取向之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前行极大推动塑造可信、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价值体系包容性的话语和叙事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事实上，这些极具包容性的重要理念，连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创造性提出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文明交流互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一起，在根本上体现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集中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样式。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过程中，立足总结丰富而鲜活的中国实践经验，深入梳理、提炼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所承载的价值观念的“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展现其所蕴含的人类现代化追求的“共同特征”，是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以及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

俞可平：权力意志批判——尼采政治思想评析

尼采公然主张人类是野兽、民众是“群畜”、道德是骗术、民主是劣治、平等是谎言、历史无正义、强权即公理、不要工作要斗争、不要和平要战争。尼采政治思想的实质，是企图借“权力意志”，彻底摧毁基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之上的现代政治价值。 ...

王利明：论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近几年来，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妥当言论。民营经济“工具论”“退场论”“阶段合理论”等论调开始出现，导致一些企业家心存忧虑。一些歧视民营企业和漠视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侵害民营企业财产权利的现象也屡禁不止。本文拟就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

董德刚：《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选粹（上）

张耀铭：挑战与进路：数字时代的同行评议

20世纪90年代，同行评议被大量应用于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评价的实践。同行评议引入中国之后，也出现了行政主导、人情渗透、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定量评价强势介入等异化现象。“破五唯”后如何“立新标”？如何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同行评议的新范式？ ...

柯华庆：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法学发展

本文宏观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学理论、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改革开放前对苏联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接受、改革开放后对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接受，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面临的挑战等五个主题，回应了“何谓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核心问题。 ...

李希光：我的喜马拉雅山叙事写作

我在清华大学开设的《跨喜马拉雅山文化廊道初探》是夏季小学期课程。这门课被牛津大学的miles young 教授称之为“思想的大篷车”。我们在路上像古代喜马拉雅山的苦行僧，学生根据每天在西喜马拉雅山旅途中的采访观察写一篇六百字的日记。每天晚上在沿途客栈睡觉前，学生报告当天的日记。在路上，我在西藏给学生每日写作的训练就是两个简单的问题：“what’s the story？” （今天的故事是啥？） “so what？”（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这门课不仅让学生写出西藏的故事来，还要写出故事的意义来。我不仅教学生的写作技巧，提高学生在西藏旅行中的好奇心，更要提高学生的宏观叙事的能力。历史上，西喜马拉雅山的山口廊道一直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孔道，是华夏文明、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遇的地方，如今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我和学生们沿着西喜马拉雅山边地调研写作，力求对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有一个独特和全面的理解。当前世界体系正在发生大变局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一剧烈变化视为环喜马拉雅诸国知识分子开展喜马拉雅新的知识生产和新的叙事的契机。喜马拉雅区域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亚洲区域进行殖民统治最早、最深入的地区。从英国帝国主义到今天的美国霸权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有关喜马拉雅地区的宣传和破坏。在全球舆论新环境里，表面上看到的是涉藏假象，其本质是一场严峻的东西方思想战争。2022年6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外交事务》说，“我们能做的和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改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环喜马拉雅诸国知识分子要勇于突破西方学界和媒体的思想禁锢，开展自主的跨喜马拉雅山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写作，形成由中国学者和喜马拉雅周边诸国学者为写作主体的喜马拉雅新叙事。喜马拉雅新叙事的目的就是要用环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大团结叙事取代西方二元对立的喜马拉雅叙事。当前环喜马拉雅诸国学界和媒体严重缺乏自主的喜马拉雅知识生产，严重依赖北大西洋国家的喜马拉雅知识生产。其结果是，一些国家的学界和媒体受制于西方话语，内心有恐惧，缩手缩脚，不敢自主地开展喜马拉雅的叙事写作。随着美国从中国周边入手，不断挑衅和威胁中国，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和跨喜马拉雅的民心沟通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环喜马拉雅诸国知识分子和写作者要勇于在这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下，开展环喜马拉雅写作，通过我们自己的写作，让环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积极开展相互阅读，这是建立环喜马拉雅经济体的知识条件。去年秋天，在我主持的《跨喜马拉雅山文化廊道初探》大篷车课上，清华大学日语系学生朱益孝说，通过在喜马拉雅山里上课，我最深刻的认识是，西方迄今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环喜马拉雅国家仍然坚持其陈旧的东方主义。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中国都是被西方所定义的他者，是西方人构建和定义的“东方”。由于很多人缺乏对西藏的实地考察，仅凭借西方媒体为国际社会营造出的一种对西藏的陈旧刻板的套路去认知。这与西方殖民者在过去两百多年里对整个“东方”世界的话语建构和叙事是一样的。在今天这个后殖民时代，环喜马拉雅山诸国知识分子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用自主和独立的叙事，冲破或超越西方殖民主义者有关我们的东方主义叙事。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王皓旭说，我试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西藏的发展产生那么大的偏见，或许是因为其获取外界知识的渠道过于单一——只是通过西方生产的涉藏信息获得其对西藏的认知。但是，仅靠西方生产的信息、并不能对西藏做出正确的判断。外界应该更多地以来当地人生产的知识去认知西藏。中华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体意识的方法论，中华文化的“化”源自儒家的“近者悦，远者来”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通过与南亚和西亚诸国开展环喜马拉雅山旅游和旅游设施建设，中国西藏也可向外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展示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恢复外喜马拉雅周边多家和地区对华夏文明的向心力。选自《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论文选编》 ...

许倬云：儒家思想如何分野和演变？

儒、道、佛三家思想合一，使得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中国的王朝起起伏伏，不断改朝换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发生很大的变化，然而，儒家和与它相应的佛家、道家却长期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 ...

眭纪刚：科技机构改革与新型举国体制建设

当前，国内外环境变化对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管理体制，以及国家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理顺科技管理体制，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我国在新时代的迫切要求。 ...

谢科范：新安全格局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几点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供了指引。新安全格局是针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工业革命趋势和社会治理要求而提出的。从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实践视角来看，新安全格局理念有以下要点：一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二是将安全管理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提升到主动安全层面，强调安全风险的预警预控和关口前移，重视安全管理由事后处理型向事前预防型的转型；三是强调系统本身的风险韧性和风险治理，强调人人都是安全风险防控的第一责任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呈现新的特点在互联网时代，有一类非传统安全意义下的安全风险事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发的安全风险。近年来，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些突发事件，如城市暴雨、森林火灾、人身伤害、治安案件、人员失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往往在互联网上成为关注和议论的热点，有些甚至成为霸屏头条，从而引发网络舆情，如恶性演化就可能酿成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社会稳定风险。近些年，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在内容上、形式上、特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前的附和性、共情性、议论性为主的发帖式网络舆情转变为带有质疑性、意见性、沉浸性的互动式网络舆情。具体表现为：一是关于突发事件的评论信息通过自媒体的关注、微信群的转发而快速传播，形成信息爆炸效应；二是部分网民涌入突发事件发生现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产生打卡效应；三是网民已不局限于对突发事件的路过式评论，而是热衷于结论预设、持续关注、全程跟踪，而网络运营商的智能推送则为这种持续关注提供了便利，同时部分网民还发挥专业技能优势，运用大数据进行突发事件的信息搜索、深度报道、回溯复盘和趋势揣测，民间线上侦探也大行其道，从而产生剧场效应；四是网络主播以牟利为目的在事件现场安营扎寨，渲染演绎，推波助澜，产生引流效应。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属于非纯粹风险，其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积极的一面。例如，郑州暴雨灾害中一份腾讯文档的网络传播救助了三千多人；重庆山火灾害时民众通过自媒体召集大量的民间志愿者参与救援。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可以产生以下的正面效应：一是民众可以通过网络为突发事件或灾害的应对提供线索和建议；二是民众的线上线下应援可以鼓舞受救者、施救者的信心；三是正向的网络舆情有利于动员民间救援力量和社会资源参与救助；四是通过网络的监督可以鞭策相关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勤勉尽责、透明公正。同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一是网络的信息爆炸以及民众的现场介入可能会干扰突发事件的正常施救处置；二是网络谣言会引发公众误会，激发网民负面情绪而导致网络危情；三是少数网民不正当的、扩大化的人肉搜索会损害当事人利益；四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次生性群体突发事件，也容易被海外敌对势力作为渲染抹黑的素材底料。可见，在新形势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相较以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新安全格局下，在处置突发事件的同时，要关注其伴发的网络舆情，做好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预案、预警和预控工作。建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协同治理的“四治”机制在新安全格局下，关键是要建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协同治理的“四治”机制，包括法治、文治、智治、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法治，是指要加强针对网络舆情的立法和司法，特别是有关造谣传谣、诽谤谩骂、人肉搜索、网络暴力、隐私发布等方面的法制建设。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但都是针对互联网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目前特别需要对网民、主播等进行互联网信息行为规范的法律法规。文治，是指要建设网络文明，包括构建和推行互联网文明规范，倡导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不轻易传播他人信息的行为准则等。智治，是指充分发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作用，开发应用面向特定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和谣言识别追溯系统。共治，是指政府、专家、民众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中实现协同治理，包括当事机构辟谣释疑、权威单位出证背书、信管部门监测预警、主流媒体正面报道、意见领袖正确引导等。实施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处置的“三真三快”策略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过程和效果直接关系到网络舆情的发展，因此，防范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应当重视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本身。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中，要做到以真为本、以快为要，以真来化解网络的各种疑惑与猜疑，以快来缩减网络舆情的发酵时间。具体可归纳为“三真三快”策略。“三真”：一是政府工作人员在突发事件处置中要真心为公，在涉及民众利益方面要真心为民、公平公正；在涉及国家利益方面要真心为国，尽责尽力。二是真行实动，即突发事件涉事部门、责任部门、处置部门要勇于担责，全力投入资源，切实展开有效的处置和救援行动。三是真实的信息披露，即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真实信息，及时解答疑问，回应关切，消除误会。“三快”：一是快速响应，即快速启动预案，人员和救援设施快速到位，快速发布可公开的突发事件概况信息以及应对计划；二是快速处置，包括快速进入处置过程，快速采取救援行动，领导及时到现场督办以及多方案并行推进等；三是快速善后，即突发事件解决完成以后应快速发布结果，快速完成定责、处罚、表彰、补偿、安置等工作。（作者系武汉理工大学二级教授、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

潘岳：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两者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它们都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从中华民族数千年璀璨文明中汲取精华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深刻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代之问。 ...